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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保护】边境线上的雪豹保护(1/6)

2017-08-15 Michael Lewis 雪豹保护计划

本文经“PlateauWild”授权转载,如需转载请联系。


图1. 印度边境警察部队。图片来自网络


2009年,印度边境警察部队(ITBP)的一队士兵在靠近中印边境的斯皮蒂峡谷训练时,发现隐藏的相机在拍摄他们的活动。士兵们取回相机,确信它们是间谍刺探印军的工具。相机送到ITBP区域司令部,司令部马上启动调查。

 

这些相机其实是一名印度研究生设置的。他当时在斯皮蒂峡谷研究雪豹种群,沿兽径布设了一系列红外相机。从相机前经过的人和动物会自动触发相机。幸运的是,这名学生有布设红外相机的许可,并且提前告知了当地驻军和村中长老。在斯皮蒂林业官员和当地警察的帮助下,这件棘手的事件很快得到解决——但损失的科学数据就没那么容易恢复了。

 

研究雪豹充满挑战,首先是研究地点就很特殊。实验室科学只要有合适的设备,就可以重复实验和观察;而野外科学需要到特定的地点观察其中的动植物。要研究喜马拉雅的生态学,你必须到野外收集数据。各种技术,比如红外相机和生态系统模型,也必须应用到实地。雪豹生活在全球海拔最高、最陡峭的山地,研究雪豹的科学家也必须如此。

 

雪豹科学家的研究地点还是全球政治争议最剧烈的边境地带。任何展示雪豹完整分布区的地图,都有中国、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国界线,部分国界线标注着“实际控制线”。其他雪豹分布国的国界始于1991年苏联解体。许多地方都发现有雪豹,但由于政治原因,没有或很少有科学家获准开展调查。

 

图2. 雪豹分布区与国界线。注:国界线按实际控制区域来划界。

 

除了国界,各国内部还有正式和非正式的边界,文化的、民族的、语言的或宗教的边界。雪豹让我们认识到国内国际的“边界”,以及认识和理解世界的不同方法。因为雪豹,保护人士和科学家正在挑战边界的障碍——如果不是因为要研究和保护雪豹,他们可能都不会意识到边界的存在。

 

雪豹科学是多种认识论互动的结果:西方、印度和中国的科学家、国内和国际环保机构、佛教僧人,以及青藏高原的原住民。早期的雪豹科学深受美国科学家的影响,接受美国环保机构的资助。直到1990年代,才出现第一位印度科学家,而后中国科学家加入进来。他们的研究和保护实践越来越依赖与当地村民的合作,以及在跨国交流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概念框架。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雪豹的保护科学体现了保护生物学的大趋势:重新构建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保护的最新理念,纳入景观保护方法,综合考虑当地居民的意愿和需求。

 

从今天起,我们将连载六天,介绍四十年多年来雪豹研究和保护的历史:


1. 最初的调查和研究

2. 老虎和熊猫时代的雪豹科学

3. 从博物学家到科学家

4. 国际雪豹基金会的跨境保护项目

5. 寺庙与雪豹

6. 边境保护与保护边境

 

 

1.  最初的调查和研究

 

只要人居住在雪豹栖息地,人们肯定会意识到雪豹的存在。喜马拉雅周边的低地文明稍晚才认识到雪豹。一千年来,中国的观察者广泛汇总各区域动植物的名录。古文献提到几种动物,尽管难以断定其现代学名,不过跟雪豹有共同之处。秦代的《尔雅》提到,“貔”是类似虎豹的大型猫科动物,有时候被认为是“白豹”。有些中国学者认为,最早提到雪豹的古代文献是公元前三世纪的《山海经》:书中的“孟极”就是雪豹。

 

图3.“又北二百八十里,曰石者之山,有兽焉,其状如豹,而文题白身,名曰孟极,是善伏,其鸣自呼。”(《山海经》)。图片来自网络。  

 

本质上,这些记录本质并不是科学观察,不过也说明,人类很早就认识到雪豹的存在和基本特征。直到二十世纪,中国才确定“雪豹”的命名。雪豹其实是“snow leopard”的直译,最早出现在1920年代的中文词典中,这也反映了当时西方术语和分类学研究的影响。

 

进入现代,中国最早将雪豹列为保护物种。1962年,雪豹就进了中国的保护物种名录;而直到1973年,印度和美国才将雪豹列为濒危动物。不过当时中国官员只将雪豹列为二级保护物种,1988年才升为一级。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组织了一系列动物基础调查。而雪豹成为国家级保护动物,并不是广泛调查或者专项调查的结果,而是出于雪豹比较稀少的总体感觉。

 

官方文件没有详述每种动物入选的原因。总体上,一级保护动物是“珍贵、稀有而特殊的”,共十九种。大熊猫位居榜首,此外还有金丝猴、藏羚羊等中国特有物种,以及东北虎和黑颈鹤。二级保护动物共8种,是“具有特殊经济价值、数量稀少或中国独有的”动物。尽管也有雪豹的骨头和毛皮买卖,但很难见到活体,因此人们很少把雪豹看作猎物。雪豹还是跨境活动的动物,不是中国特有的。因此,雪豹被列为保护动物,很可能只是因为人们感觉它很稀少。

 

制定这份名录后不久,中国就陷入文化大革命(1966-1976)之中。在那个年代,只有特定类型的科研工作能够继续,比如攀登珠峰和调查大熊猫。调查非中国特有的二级保护动物,显然不是中国当时优先的工作。文革期间,为巩固领土主张,中国在边境地带开展了综合性动物调查,其中也包括了雪豹。

 

几千年来,当地居民和城镇精英已经了解雪豹的存在,但中国对雪豹的科学研究,直到1980年代才开始。美国著名生物学家乔治·夏勒(George Schaller)的参与和推动,功不可没。不过,在讨论中国的雪豹研究之前,我们先看看印度,最早发表雪豹科学论文的国度。

 

图4. 乔治·夏勒。拍摄/Kay Schaller

 

第一篇雪豹论文,是印度登山者和中学教师哈利·党(Hari Dang)写的。1967年,他在印度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订阅量不大的杂志《cheetal》上发表了《雪豹及其猎物》一文。这是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科学论文,而不是单纯报道某个区域中有没有雪豹。

 

喜马拉雅山脚下德拉敦(Dehra Dun)精英预科学校有一群野生动物爱好者,哈利是其中一员。他们1964年就启动了喜马拉雅野生动物研究项目,持续了四十多年。在哈利2003年的文章中,他回忆起早年的激情,深受观察危机中的生态系统的诱惑。毫无疑问,喜马拉雅当时的地缘政治对野生动物来说很糟糕。

 

图5. 哈利·党,1967年发表第一篇关于雪豹的科学论文。图片来自网络。

 

哈利以及其同事都是业余科学家。他们收集了大量自然历史的数据,但没有充分参与国际学术交流。但是他们也不完全孤立:他们奉印度林务官、老牌保护主义者如E. P. Gee,以及印度和美国的生物学家为技术指导。其中最突出的是乔治·夏勒。

 

夏勒被公认为二十世纪下半叶最有成就的野外生物学家。1963年,夏勒刚出版关于山地大猩猩的畅销书,来到印度开展研究。他对印度老虎的研究是开创性的,研究结果于1967年出版,《鹿与虎(Deer and the Tiger)》。在印度期间,夏勒与十多位科学家和林务官会面,哈利及其同事就是夏勒会面并指导的人群之一。夏勒后来将哈利1967年的文章视为雪豹的第一篇科学论文,尽管绝大多数非印度科学家都看不到。

 

1967年之后,哈利没有继续雪豹研究的工作。不过,夏勒在完成老虎研究后,决定去调查喜马拉雅的野生动物。但彼时印度政府收紧对科学家(特别是美国科学家)的限制,尽管印度当时正极力加重对保护的投资。印度限制美国科学家进入它的荒野和森林。在印度与巴基斯坦、中国之间敏感而紧张的边境地带开展研究,更加不可能被批准。哈利回忆道:“印度北部的喜马拉雅边境超级敏感,外国人很难进入。印度和西方在政治态度上的差异,使得外国基金会(比如IUCN/WWF)也资助不了喜马拉雅的野生动物研究项目。”

 

在印度,所有的雪豹栖息地都在敏感的边境地带。因此,整个70年代和80年代初,印度几乎没有开展雪豹研究。70年代期间,印度动物保护的资源几乎都投向了老虎。为应对国际压力,印度于1973年建立老虎项目。老虎项目的民族主义色彩浓厚,一开始只有政府林务官获准开展研究。

 

1969年,夏勒在印度开展工作的许可被拒,于是转向巴基斯坦。他当时在研究喜马拉雅山区的野生山羊和绵羊,幸运观察了一只雪豹和她的小仔一星期。他被喜马拉雅和雪豹深深吸引。结束1969-1970年的野外工作,夏勒给美国国家地理撰写了一篇关于雪豹的文章。文章发表了第一张野生雪豹的照片,强调雪豹的隐秘和稀少。

 

雪豹外形引人注目,迅速成为西方对喜马拉雅和中亚山地浪漫想象的象征,那是旅行者、登山者、西藏喇嘛和香格里拉之梦的土地。1972年,夏勒邀请著名作家彼得·马特森(Peter Mathiessen)一同前往尼泊尔西北的水晶寺探险。水晶寺的佛教喇嘛要求当地居民不要伤害岩羊。

 

图6. 彼得·马特森,作者,佛教徒,《雪豹》一书的作者。图片来自网络。

 

马特森写道:“雪豹,注定是最稀有、最美丽的大猫。(夏勒)知道,在过去二十五年间,只有两位西方人曾目睹喜马拉雅的雪豹,而他是其中之一。能在白雪覆盖的山地中,一睹这种神秘动物的芳踪,整个旅程就值了。”

 

在1973-1974年为期数月的野外旅行中,马特森只看到雪豹的痕迹,夏勒则在返回营地时瞥了一眼雪豹。1978年,马特森把他和夏勒的旅行记录结集出版,命名为《雪豹》。该书获得了当年美国非虚构作品的国家图书奖。实际上,这本书关于雪豹的内容不多,更多是关于佛教、山地,以及受到异域风景和文化的激发,人类追寻意义的冥想。确实,书中对佛教的讨论多于科学。

 

这本书巩固了西方对雪豹的兴趣,建构了西方读者与喜马拉雅山区动物保护之间的联系。有意思的是,这本书还显示,虔诚的佛教徒马特森将这次旅行视为朝圣,通过话题广泛的讨论,他有许多机会把佛教圣人和思想介绍给夏勒,包括米拉日巴尊者。后来,夏勒将米拉日巴关于动物的教导印在卡片上。从1991年起,夏勒在西藏工作期间,常常把这些卡片送给当地牧民。

 

图7. 米拉日巴尊者。图片来自网络。

 

70年代中后期,还有几位研究其它动物的野外生物学家,试图在工作中拍摄或观察雪豹,但通常不成功。罗德尼·杰克逊(Rodney Jackson),当时是生活在美国的南非年轻人,1976-1977年冬他在尼泊尔搜寻雪豹,试图估计水晶寺附近区域中雪豹的种群数量。他找到五只雪豹的证据,但一只也没有看到。

 

看到雪豹难上加难,于是合乎逻辑地,保护人士认为雪豹很稀少。1973年,美国和印度将雪豹列为濒危物种;1975年,CITES国际公约将雪豹列入附录1——都比中国将雪豹列为二级保护动物晚了十年。

 

需要指出的是,实际上当时没人知道到底有多少雪豹——这种状况到现在也没有改观。2015年,各个分布国有多少雪豹,科学家还是不清楚。总体上,在1970年代,国家层面的雪豹保护政策基本没有。

 

 

撰稿:

本文翻译自:Michael,L., & Elena, S. E. (2016). Studying the snow leopard: reconceptualizingconservation across the China-India border. Bjhs Themes, 1,169-198.

作者Michael Lewis是美国畅销书作家,E. Elena Songster是加州圣玛丽学院历史系的研究人员。

 

翻译:

刘大牛。


编者注:本文经“PlateauWild”授权转载,并对原文进行了适当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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