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除了身体,神像和灵魂也在搬家
( 文末有互动话题 )
城市是一个始终处于流动状态的空间,这种流动的状态时常伴随着年轻人迁徙的身影。除去少部分依靠家人或者自身努力而得以置业的以外,大部分年轻人都处于一种租房寄居的状态,因为谋生、感情关系或者其他因素,搬家成为了他们生活的常态。
有关搬家的故事琐碎而繁杂,很多人也有着各自的搬家故事,下面的三个搬家故事也许并不奇特,但由故事生发出来的一些观念,似乎更加值得我们去注意和琢磨。
趣浪子 80后 文字工作者
“一间房子可能不方便携带,拿不走的他都不会买”
趣浪子是我们编辑部的同事,在他编辑的文章里尤以喜欢高频次地使用“浪”字而著称,因此经常会招来各方的嘲笑和讥讽,有人甚至认为此人精虫上脑,尽管如此,他依旧不改其作风,横眉冷对地“浪”下去。如果他最终落得一个悲惨的结局,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毕竟他的“浪”是谁也拦不住的。
作为一个从小镇外出闯荡的青年,趣浪子免不了要寄居在他人的房屋里。早年在西安念书,他和四个同学在西北大学附近的丰庆路合租了一套两室一厅,一次需交半年租金。趣浪子和板蓝根住一间,隔壁房间是阿东和阿兰,阿兰是个富二代,整天打游戏打得昏天暗地,阿东是他的同道,两个人到外面住纯粹是为了方便打游戏。
阿兰的女朋友来看他的时候,阿东就到隔壁房间蹭睡。晚上,阿兰在房间的单人床上颠鸾倒凤,隔壁的三个单身狗心里波浪翻滚,整夜不得安宁。
隔三岔五的,阿兰就会在房子里组织一次聚会,大家凑钱买啤酒、买熟菜,拉上几个女生一起大吃大喝,男生拼命说笑话,亢奋地猜拳比酒量,女生开初都很矜持,几杯酒下肚,原形毕露,有开怀畅饮者,有笑得花枝乱颤者,乱发飞舞,红霞满面。那些日子,他们过得糜烂而疯狂。
趣浪子说,那时候他冷冷地看着他们,并没有加入,大概因为心里还保持着一种紧张的状态,那时他脑子里经常想着,在和自己同一个年纪的时候,余华已经写出了什么作品。
那一年的春节,趣浪子是独自一人在西安过的,他只记得那年冬天,雪像盐一样铺在地上,夜里从窗户望出去,很多房子的屋顶白茫茫一片,整个城市很安静,在六楼的窗口,甚至可以听到行人走过雪地的声音。
冬天过后,房租到期,众人星散。趣浪子搬去了城市南边的西八里村,八里村的东边不远处是大雁塔广场,而往北走四站路,则是陕西省图书馆,图书馆旁边是陕西省体育场,当时西安还有一只顶级联赛球队——陕西浐灞队,每逢比赛日,体育场里都会回荡着山呼海啸般的“贼你妈”三字经。
阿东和阿兰则不知所终。半年后,阿兰再次出现在大家面前,他从西宁回来,西装革履的,言必称做事业买宝马,游说大家跟他一起做。一个原来如此颓唐的人来了一次大变身,大家都感觉不太对劲。后来,板蓝根跟大家说,阿兰现在搞传销,脑子坏掉了。
板蓝根则放弃了学业,回到南方毗邻国境的一座小城,几年后和趣浪子再相见时,他已经结婚生子,他说,他习惯了小城的生活,来到省城,觉得整个城市太大了,非常地不习惯。
趣浪子则继续住在西八里的出租屋里,每天晚上在街巷四处游荡,白天除了到图书馆疯狂看书就是回到出租屋疯狂地写作,心里充满了郁郁不得志的愤怒。后来,他在大中午的遭遇了一次来自隔壁邻居的抢劫,还因此成为记者采写的新闻对象,上了当地的《华商报》。
现在,几经辗转之后的他旅居在厦门一间青年公寓,从事着一份和文字有关的工作,他说他已经习惯了旅居的生活,他很羡慕陈奕迅歌里的“阿怪”,“阿怪在酒店长驻,永远都在准备云游四海;一间房子可能不方便携带,拿不走的他都不会买”。他心里还保持着随时可以上路的理想,还有那种随时离开自己已拥有的东西的勇气,每次搬家转身离开,随身拉着两三个皮箱就足矣。
现在他的房间里除了公寓标配的床、沙发、电脑桌、冰箱和洗衣机,出现得最多的东西是各种书籍,在书桌上,在床头,在沙发角落里都是。他的厨房一件厨具都没有,在这个房间里,除了因为迫在眉睫的截稿期而焦虑难寐,他大量的时间瘫在沙发上阅读和看球赛。
有时候,他还是会出街站在喧嚣的人群里,一脸漠然地观察着往来穿梭的陌生人,就像当初他冷冷地看着他那些寻欢作乐的室友。
Anna 80后 自由职业者
“只有在你使用的时候,房子才有它的价值”
在散文集《撒哈拉的故事》的《白手成家》一文里,三毛描写了自己捡棺材板回家做家具,把处于坟场区的沙哈拉威出租屋布置得像画报里美丽房子的故事。作为一个三毛铁杆粉丝,Anna因此也喜欢上了捡旧东西,她大批量地阅读各种家装杂志,对于杂志里那些改造房子的故事,她心醉不已,梦想着有一天自己也可以这么做。
Anna是湖南人,大学在广州学外语,毕业后她攒到了一些钱,和朋友在越秀区的五羊新城合伙开了一家咖啡吧,这家店铺成为她实践改造房子梦想的第一个空间。广州的生活节奏很快,让生性浪漫的她逐渐心生厌倦,两三年后,Anna从咖啡吧的经营里脱身出来,她拉着拉杆箱,背着包,与她同行的还有一个四十多公分高的白色玻璃复古灯罩,那个灯罩是姐姐送的,快递公司拒绝推运,她抱在怀里,一路向北来到厦门。
Anna和厦门的缘分开始于2010年的冬天,那时她到厦门玩,在鼓浪屿和厦门岛到处转。当时的鼓浪屿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挤满了天南地北的游客,略带闲散的节奏和遍布海岛的艺术气息让Anna很是喜欢。
2012年来到厦门后,Anna先是住在鼓浪屿的一栋别墅里,那是一个设计师朋友租住的,别墅面朝大海,有五六个房间,Anna住在其中一间,朋友只是象征性地收了她一些房费。总有一些好玩有趣的朋友在别墅里来来往往,有摄影师,有艺术家,也有浪迹天涯的背包客,在和朋友们的交往中,Anna的日子过得散漫而快乐。
在朋友那里住了两三个月后,她搬到笔架山上的一栋半山别墅里,租了其中的一房一厅,和一位摄影师毗邻而居。来到厦门后的半年时间里,Anna都没什么活干,她开始自己研究做果茶,用原来在广州开店存下的积蓄在鼓浪屿开了一家果茶店,鼓浪屿的游客越来越多,果茶店的生意越来越好,不久就有了分店,她成了管理两家小店的小老板。
逐渐增加的游客带来了更好的生意,而更多的嘈杂也随之而来,Anna再次心生厌倦,2013年她搬到了沙坡尾的一栋高层公寓里。与此同时,一个青年团队开始进入沙坡尾,将原先的破败工厂逐渐改造成为了一个青年文创园区——艺术西区,并引入各种不同的商业业态。Anna也进入艺术西区,在现在胖胖马酒吧的对面开了一家果茶店。
在西区的店里,Anna将她从各处收集来的旧家具经过稍微改造,做成了店铺陈设的一部分,这样既节约成本又让店铺独具风格。与此同时,Anna也在践行她自己内心的流浪梦想,一年里有两三个月,她把店门关了,全国各地到处玩耍,也因此导致花光了钱经常欠租的窘境。在店铺两年的合约到期之后,Anna选择成为了一名自由职业者,这在期间,她的居所从拥有180度落地窗户的高层公寓换到了位于市仔街35号的一栋二层瓦房里。
开咖啡吧、做果茶店,给Anna带来了基本的生活保障,而改造房子才是她真正的兴趣所在,除了自己开的店铺之外,每租住到一个新地方她就想办法进行改造。在准备确定租下房子之前,Anna一般都会带着房主在屋子里转,让屋主看裸露发霉的墙壁,老化漏风的窗户等等需要保养维护的地方,同时她提出可以自己掏钱进行改造,并且向房主描绘了改造之后房子的漂亮样子。房主一般都会一边暗自高兴,一边假装淡定地答应。
改造房子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和金钱,如果搬家,很多东西都是拿不走的,特别是硬装,比如说重新改造的厨房,重新刷白的墙壁以及镶嵌到各种空间里的家具,但是Anna从来没有觉得自己这样做吃亏了,改造房子对她来说并不是一种负担,而是她生活的快乐所在。Anna说,在自己改造的房子里,享受了居住这几年的价值,享受到改造的乐趣,如果自己老是想着改造房子便宜了房东,那就永远过不好自己的生活,做这个事情是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了别人,只有这么想你才会投入地去做,要享受这个过程。
Anna从来没有买房子的概念,对于她来说,真正的房子只有在使用的过程中才能产生价值,即使改造完了没有住进去,房子空置在那里,还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如果房子只是为了赚差价买了又卖了,就只是一桩买卖,跟其他任何的一门生意一样,那根本不是家。
那么,家的真正涵义是什么呢?Anna说,是人住进去,有你的情感,有你的温度,这才叫家,如果想要一个家庭,那么更重要的是经营你和你爱的人之间的关系,你们在哪,哪里就是家。去除掉这些东西,一个房子,四面墙,只是砖砖瓦瓦,它没有任何的概念和意义。
人的生命长度是很有限的,每过一段,生命就会流失掉一些,你要享受你的每一个当下,你不应该没有钱买房或者因为租房子就觉得很苦,那个房子就应该是你的家,你有三千块,你可以用一千块去改造,一千块钱也能改造得很温馨漂亮了。即使是一个住单身公寓的单身狗,公寓里只有一张床,一面白墙,那也是没有关系的,可以改床单被套,可以改窗帘,给桌子换个好看的桌布,换个好看的桌子,灯可以换一个漂亮的有造型的,买两盆绿植,如此一来,房间立马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感觉。
相对于定居,Anna更向往的是旅居生活,她喜欢在一个空间待一段时间,然后再换到另一个空间,每年有两三个月的时间去到别的国家或者城市,深入地感受当地的文化,然后在厦门能有一个固定的事业,可以稳固发展保证有经济来源,她有想过到每个城市改造一套房子,比如说夏天厦门太热了,就可以找一个地方避暑,在避暑的地方如果有自己改造的房子,住进其中安静地待一整个夏天就很棒了。
郭国柱 80后 自由摄影师
除了身体,神像和灵魂也在搬家
从开始摄影职业生涯以来,郭国柱就开始围绕着空间和社会关系来展开叙述,他有一组拍摄期延续至今的照片凝视了在卧室里睡觉的人们。
从2008年起,郭国柱开始考虑尝试用摄影记录时间的流动,他想起了用长时间曝光拍摄相对静止的“睡觉”这个事;同一时期,他也正好在玩古董收藏的朋友身上感觉到“较之物品,人生易逝”,因为文物千百年流传下来,收藏者顶多也只是该物件在历史潮流内短暂的代管者,而不是拥有者。由此,他开始了《洗洗睡吧》系列照片的创作,一直延续至今。
郭国柱利用大画幅相机拍摄人们在卧床休息时呈现的状态,由于拍摄的曝光时间持续6至10小时,居室内相对于相机静止的陈设在底片上形成清晰的影像,而被摄者在房间里面走动则不会留下痕迹,但是上床就寝以后,因为夜里翻身,在最终的照片上幻化成流云一样的影像。
第一幅照片,郭国柱拍的是自己睡觉的情形。郭国柱说:“生命体在这个实际的时间与空间里显得十分抽象和飘忽,不论是谁,做大事业或是只谋生活的,都被被子盖住,被时间冲散;那或高大或渺小的姿态,只剩下床上那一团云一样的影像。”
除了观察卧室里睡觉的人们,郭国柱在各处行走工作的旅途中,还对散布在闽南大地上的各种神灵进行了观察。
福建多山又近海,自然灾害特别严重,因而人们对神灵的寄托之心强烈,一直以来宗教信仰十分盛行,寺庙林立、神灵众多。除了一般所供奉的佛菩萨,还有一些地方信仰,例如拜猴神、蛇神,或者一些过往的善人。这些地方信仰多因某些现实的需求而产生,成为当地人精神与心灵的慰藉。
在郭国柱出生的那个小镇,宋代的时候有一位外乡来的打铁匠,因为生前为人和善,常常设身处地帮助别人,在他过世之后,乡亲就给他立了个庙,在当地,这个打铁匠就是最重要的神。每年农历二月廿七日,这位打铁匠的生日,家乡的百姓就要搭戏台唱戏,通常延绵超过一个月时间而不绝,但凡有条件返乡的外出乡亲都会在这期间涌回家乡。在那个小镇里面,还同时供奉着“寒婆夫人”,很多当地的小孩会拜寒婆夫人为干妈,郭国柱也是,每年中秋除了和家人团聚,也要带着供品去拜寒婆夫人。
有一次在南普陀寺后山行走,郭国柱的面前出现一种令他深为震撼的景象:他看到数量庞大的神像集中出现在几块大石头之间缝隙里,有的密密麻麻地站立着挤成一堆,有的或许因为被风吹雨打像泥石流一样从石头缝里一股脑地倾泻而下,有的已然破损得极为严重,在荒草中被厚厚的蜘蛛网所覆盖。
这些神像因为自身破损老化,或由于供奉者的信仰发生改变,而被供奉者移至野外的?或者是由于现在的造佛业非常地发达,有很多新的工艺,还有各种给神像加持的无边法力,人们觉得自家神像的神力不够,需要更新换代,好把新的佛像迎接回来?这些都不得而知,当郭国柱透过大画幅相机的取景器,观看这些逍遥在自然环境之中的神像时,发觉他们虽饱经风吹雨打,须眉之间仍然留有供奉者所赋予的烟火痕迹。以这个题材,郭国柱在2012年创作了《不在家的神像》这个系列作品。
不管是观察一个封闭空间里的人,还是在观察神像从民众的家这个空间移到野外石头下的空间,郭国柱对于时间、空间的解读和思考始终没有停止。
他一直在思考的是空间对人的塑造,以及时间对人的改变。郭国柱认为,每个建筑和空间其实大都是屋主对这个地方的映射,屋主需要这样的一个位置关系或者这样的摆设,或这样的一个空间功能,然后这个空间又在加强影响屋主本人以及他想要教育的人,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到了一个很雅致的空间,你就很自觉地收敛一点点,因为在一起聊天的大多是有素质的人,人就会提醒自己不要那么痞里痞气,比如跷二郎腿,或者把脚翘到沙发上等等;与此同时,空间也会映射居住者的想法,体现他的知识水平和文化素养,也在另外一方面在规范他的日常生活,在日常生活当中,屋主的信念得以传达和推广,他的这种信念变成一种习惯,久了就由习惯形成了文化。人们身处时空之中,时间与空间在不断改变着人们的身体、灵魂乃至信仰,人们在这期间不断地被塑造的同时,也在逐渐地被消解着。
在《洗洗睡吧》的照片里,身体虽然在房子里,可是好像要消失一样,即使是短暂的居所,那个房子和居住者之间也在互相塑造。而神像作为神灵的化身,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它所处的空间让它的功用产生了变化,而大量神像的聚集又让本来荒芜的野地显现出了一种神秘的色彩。
房子是人的暂居之地,神像的居所尚且时时有变化,假设人真的有灵魂,那么人的身体又何尝不是灵魂搬去下一个地方之前的暂居之地呢?
本周互动话题
年轻人还有买房子的必要吗?
都说现在年轻人居不易,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往往需要倾全家之力才能购置一套属于自己的房产,而还贷的压力又让很多人处于焦虑之中。
那么,在这种房价畸高的形势下,年轻人真的还有买房的必要吗?对于这个问题,你是怎么认为的呢?请赐高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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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编辑 | 板 邪
图片来自趣浪子、Anna和郭国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