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二本生，投800份简历找不到工作。”
近日，《我的二本学生》一书作者黄灯在谈话节目中，谈到了一个人数众多的“隐形”群体，即“二本生”。
她认为，这群和“一线城市、高知父母、国际视野”的配置几乎毫不相干的二本学生，是中国最普通的年轻人，反映了普通青年的人生际遇，是中国最基本的底色。
“二本”的全称叫做本科第二录取批次。通常来说，985高校、211高校和一些地方重点建设本科院校放在第一批次；一般公办本科高校放在第二批次，即二本；民办本科院校和独立院校放在第三批次；高职高专放在最后批次录取。
2021年高考招生数据显示，有15个省份的一本上线率不超过20%，囊括了几个高考大省如河南、河北、山东、浙江、江西等。其中河南省的一本率为11.18%，为全国最低。全国一本上线率最高的为北京42.75%，其次为江苏省30.10%，其余省市都低于30%。
再看一组更直观的数据，2020年高考人数约为1071万人，“一本”院校共录取195万人，“二本”和专科类院校共录取771万人。
也就是说，在高考这座独木桥上，能通往一本院校读书的始终都是少数人，更多人会进入二本和专科学校学习。当然，也还有一部分人高考结束就直接工作了。
而更尴尬的现实是，人数众多的二本生，却是就业最难的群体，一定时间的就业落实率，比不上双一流大学和重点高校，甚至也比不上高职高专。某种程度上说，解决了二本学生的就业难题，就等于解决了大学生就业难。
据教育部最新调查数据，2021年普通本科高校的就业落实率为71.6%，低于一流大学建设高校（82.2%），也低于高职高专（81.4%）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81.0%），只比民办高校/独立学院（70.8%）略高一点点。
用黄灯在书里的话讲，这些二本学生的去向，在严酷的择业竞争中，确实有着触目可及的天花板。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按批次录取的规则模式在2014年发生了扭转。当年，国务院发布文件，提出要逐步取消高校招生录取批次。目前，有27个省市已经取消了本科第三批次。此外，已有10个省市合并本科一批、二批。也就是说跟三本一样，二本在将来可能也会成为历史。
我们找了几位“二本生”，他们聊了聊自己的喜怒哀乐和困惑。他们无法代表所有二本生，但他们跟所有的年轻人一样，为了拥有光明的前途还一直在努力。
一个二本生在北京找工作会面临什么？26岁的张晓明觉得自己能聊聊这个问题。
张晓明大学学的计算机，毕业后他在老家找了份工作。这份工作优点缺点都很明显，优点是工资不错，一个月6000，在一个十八线小城来说已是难得，而且离家近，通勤时间走路5分钟；缺点是公司不交五险一金，以及单休。干了一年，张晓明就厌倦了这份工作，辞职后他决定离开家乡，去大城市闯一闯。
“北京是互联网的中心，工作机会多”，2018年年底，怀着这样的希望，张晓明来了北京。
然而，想象有多么丰满，现实就有多骨感。躺在短租的小房间里，张晓明每天都在刷招聘软件，北京的公司真的多，一屏屏刷不到底，但就是没有属于他的那一个。
一个月里，张晓明投递了200份简历出去，然而联系他去面试的只有两家，一家在望京的共享办公区租了五个工位，另一家是个做农业的家族企业想要搞人工智能孵化鸡蛋，当时这个项目的员工数还是零。
总之主动找他的都是“奇怪”的公司。他去面了那家在共享办公上班的公司，一见面HR拿着他那张单薄的简历，发出了三连问：“你这个学校是本科吗？是统招全日制吧？学信网可查吧？” 张晓明一一肯定，没聊两句，HR告诉他回家等消息，然后就没再接到消息。
张晓明要求不高，只希望自己能进一家交五险一金，员工数在50人以上的正规公司。
张晓明不会知道两年半后，2021年的夏天他会拒绝了字节、滴滴和阿里的面试邀约。
这是后话了，到了2019年3月，张晓明已经在北京待了四个月，投递简历已经超过了800份，这个从小没有离开过南方的年轻人人熬过了出生二十多年来最冷的冬天，等到了春天。但他还是没有找到一份工作。
除了时间成本，钱也在一点点花完。每个月2800的房租，动辄20元以上一餐的外卖。日复一日的等待里，张晓明整个人也随着自己的钱包一起瘪了下去，那时，他产生了离开的念头。
“很绝望。我上大学的时候我跟班里同学说过，毕业好好找工作我们都能年薪10万，当时我班同学没一个人相信我，都觉得我是吹牛，大家觉得你一个二本的，怎么那么狂呢？”
张晓明的大学位于江西省，是一所普通的二本学校。大学期间，张晓明就发现自己跟身边的同学不太一样。很多同学都在忙着谈恋爱、通宵打游戏，而张晓明总是自己一个人，他最大的爱好是买书、读书，每个月1000元的生活费，他把大半都花在了书上。在课堂上他也常常一个人承担起小组的课题作业，“因为其他同学什么都不会”。
现在，张晓明想，或许自己真的过于自信了，一个二本生在满是名校生的北京，是很难被人看到的。
在放弃边缘，在深圳工作的初中同学刚好联系了他。老同学也在当码农，他看了张晓明的简历，告诉他简历写得太简单了，先改改，看看面经背背题，再试试。
张晓明听进去了，在左思右想下他跟母亲打了个电话，问她借了1万元。他说，如果这1万花完，他还没找到工作他就回家，再也不出来了。
当张晓明在北京为找到份工作而抓耳挠腮时，刘平正在工厂车间里过着大小周、拿着1小时16元的加班费。
刘平考入了一所本省的工科学校，学的是电汽自动化。当年报考时，他对这个专业了解并不多。凭借着从小喜欢捣鼓小电器、拆表的爱好，刘平觉得自己适合学这个。而父母也觉得学电汽，说不定毕了业能去国家电网上班，不愁找工作的。
等到毕业时，刘平和家里人才真正意识到，这个专业的同学很大一部分都进了厂，不是互联网那个“厂”，而是真正的工厂。而当时工厂已经成为大众心里的“夕阳产业”，它既不像进了国企、事业单位那样有面，也不像互联网行业那么有钱。
刘平的同学里有人去了家电厂，有人去了著名的代工厂，也有人去了汽车制造厂。他们并不是去做流水线的工人，有人做电汽工程师，有人做销售。
刘平去的是家喻户晓的某家电厂。在那个厂里，刘平是项目管理，平时主要负责项目规划、购买项目需要的电器元件、汇报项目进度，厂里的自动化项目也在他的工作范畴里。
除了文字工作，他也常常待在生产线上熟悉工厂日常工作。不像电子厂那么干净明亮，刘平所在的产线生产电暖气，因为反季生产制造，夏天时要冒着热汗测试机器，而车间连风扇都没有。
他还要随时响应各个技术人员的“差遣”，比如他常常夜里接到产线的电话，跟他说自动化设备坏了需要立马检查维修，刘平就得立即穿上衣服，打电话找相应的技工师傅回岗。
收入也算不上高。与互联网大厂动辄时薪超百元的加班费不能比，刘平一小时的加班费甚至不够点一顿外卖。跟工人的加班费标准一致，刘平工作日加班1小时大概在16元，周末双倍则是32元，而厂里会对加班时长的顶额做限制。
像刘平这样工作两年的大学生，在该家电厂的底薪为3500元，算上一个月几十个小时的加班费，刘平每个月到手五千多。
代价是，刘平几乎没有了自己的生活。在这家厂待了两年多，刘平觉得自己的生活已经被完全锁在了厂区里。对于刘平这样的“管理岗”，厂里实行的是大小周，这也几乎是所有制造业的现状。
“说是大小周，实际上是几乎都是单休，我已经想不起上次双休是什么时候了。” 厂里安排了住宿，以便随时能加班。
刘平还发现，在厂里无论自己多么努力，都很难在升职和收入上超过那些985、211和一本生。“几乎所有福利都与学历挂钩”，包括但不限于基本工资、人才补助、申请人才公寓等。比如刘平的同事毕业于一所985高校，他的人才补助是每月一千元，而二本的刘平是一年两千出头。
这也容易理解。近几年来制造业陷入招人困境，工人不好招，管理层同样吸引力平平，年轻人不愿去工厂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与此同时，制造业又都到了产业升级、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时刻，分层次实行的人才补助也不过是企业希望能激励更多高端人才投身制造业。
同工同酬当然是理想状态，但现实不是一个真空世界。面对复杂的人才供需和社会背景，按学历高低分层次激励员工，这也是大多数企业的共同选择。
而刘平也能感觉出上级对好学校的人更重视，“同一个东西我俩都不会，领导就天然觉得学校好的人会学得更快。”
虽然刘平发现，工作的能力跟学历并不必然相关，与他同批的应届生里，寥寥几个985的学生进入工厂与他一样都是从零学起，论工作成果，也并未有什么差距。即使如此，刘平也接受了这种在待遇和福利上的参差，他觉得这也是应该的，“毕竟人家学校好”。
让找不到工作的张晓明看到希望的，是他那位奋斗在深圳的同学小方。
除了一些学习方法，更重要的是，他告诉张晓明说：“互联网算是不看学历的行业了，你还有机会。”小方告诉张晓明，自己公司之前有一个三本学校的实习生，后来这个实习生还拿到了腾讯的实习offer，并且成功留下，成为腾讯的一个正式员工。
这个实习生的故事如今看来可以说“颇为传奇”。但顺着互联网的发家历史稍微往前翻一翻，会发现在零几年的时候，互联网对于人才的渴求非常大，学历门槛设得非常低。
那个时候高中学历的人有技术也能进谷歌和亚马逊，而在阿里巴巴遇到大专学历的也并不稀奇。只是这样的时光已经渐渐远去，随着更多高学历的人涌入，短短几年大厂里也出现了学历通胀，二本生和大专生在大厂里成了稀有物种。
张晓明想起自己大学时也考虑过参加大厂的校招，但最后却什么都没做。“当时就觉得我一个二本的人，大厂怎么会看得上我呢？”如今想来，张晓明觉得这种想法耽误了自己。
实际上，现如今仍有技术实力强，表现优异的二本生通过校招进入大厂。但大部分二本的孩子跟张晓明一样，觉得“自己不敢妄想大厂，只配得上平均工资的工作”。
有了腾讯实习生故事的鼓励，张晓明在四个月找工作无果后，投入到了更规律的学习中。他一边着手改简历，刷着LeetCode（专门刷算法题的网站），总结面试的必考题，还同时继续筹备以前做着的个人项目。
一个月后，他遵循海投的理念，终于进入了一家公司，尽管是个小公司，但却是正儿八经的互联网公司。
入职的公司创始人和元老一水儿北大毕业，还有北京理工、北京航空航天这样的985高校。尽管人才汇聚，这家公司的发展并不顺利，上一轮融资已经是几年前，老板选择降低人力成本，降低了招人的学历门槛。
第一天中午吃饭时，餐桌上同事的话题就没有从学校的话题挪开过。他们问张晓明毕业于哪，他直接回“老家的一个二本”，说笑着的众人突然就安静了好几秒。
“就好像大家也觉得戳到我痛处了一样，这种不好意思我觉得也没必要吧。”那顿饭，张晓明吃得心不在焉，后来同事们在聊什么他已经听不见了。
而在日常的工作中，不知道是自己敏感还是什么，张晓明总能感觉到同事对他“低看一眼”。比如大家一起写个什么，“如果我卡住了，别人就会觉得‘这个你都不会’，好像我智商有问题，难怪只能考上二本；而如果北航的同事也不会，大家就会觉得‘不会也正常，给你时间熟悉下就好了’。”
也有同事以老大哥的心理劝张晓明，“还是得考个985的研究生，这样你以后才能进大厂。”老大哥本人就是最好的例证，他从一所普通一本毕业，后来读了北大的在职研究生，他告诉张晓明自己就是靠着这个才进入了这家初创企业。
张晓明还是愿意相信技术才是硬道理。他几乎每天下班回家都会看代码，做一些日常的个人项目，他还养成了英文检索的习惯，“因为那样会看到更多前沿的技术趋势”。
而这家初创公司在一年后，由于经营问题，在日活频频下跌的现实下，老板迫于投资人的压力，开始了裁员。第二波裁员裁到了张晓明头上。
“这家公司技术很好，审美也很好，我学到了很多。所以我觉得很可惜，一群这么聪明的人没有把APP做起来，我觉得很大程度是太坚持小众、太自我欣赏，可能这也是精英的局限吧。”张晓明说。
刘平最羡慕的还是考公成功的大学同学，“另一个同学跟他一起考的，没考上，命运开始从此不同”，他忍不住感慨。
刘平走了另一条道路。
“转码”是“二本生”常见的“自救”方式。2021年，刘平从工厂离职，成功“转码”——转做了码农。
码农当然不是当下唯一一种能够“改变命运”的职业选择。拜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年轻人们正处在一个充满选择的时代，各种新兴职业火速崛起。电商、直播、互联网运营、自媒体博主、脱口秀演员……这些职业几乎都不看学历背景。
码农的特殊性在于，不仅缺口大，而且有各个层次的需求，起薪在各个职业里算是“真香”，刘平觉得转码是一个更为稳妥的方式。
转码成功后，刘平找到了一份外包工作，一个月到手8千，虽然加班，但刘平却觉得自由多了。之后他计划这份工作做一年，再进入一家正经的互联网小公司磨炼。
而掉进名校圈的张晓明，凭借着这份工作经验以及日常项目积累，在被裁员一个月后，他就通过面试顺利进入了B厂，薪资涨幅接近百分之百，虽然跟当年大厂的应届生白菜价持平，但张晓明还是觉得自己是幸运的那一个。
在B厂一年后，2021年夏天张晓明主动离职。“其实我是有B厂情结的，上大学那会儿很向往B厂，但是真的进去后发现和想象不一样。”张晓明说，他所在的边缘部门非常“内卷”，需求多到每天加班到11点都做不完，大家的气色都不太好，而带他的mentor（导师）则在他刚入职，还没熟悉代码那会儿就疯狂给他派活，“真正感觉到自己是个纯粹的工具人”。
离职后，张晓明决定不再迷恋大厂情结，就像剔除二本带来的自卑感一样，他要之后的每一步不靠标签，靠实力。这也是那个夏天他为何拒绝了字节跳动、阿里、滴滴的面试邀约的原因，其中字节已经过了一面。
字节的HR在电话里一时没缓过来，回了一句：“我们可是字节跳动。”她希望这句话能浇醒这个无知的年轻人。而另一家大厂的 HR则苦口婆心劝他：“人要往上走，xx现在招人急不卡学历，其他大厂不这样的，你学校不好，错过以后可能就没机会了。”
实际能力和经验到了之后，张晓明知道HR的话并不完全属实。不过他想清楚了，“不冲着名去，如果部门和做的事不感兴趣就果断拒绝比较好。”
很幸运，他找到了。新工作薪资有一定涨幅，工作内容是自己喜欢的方向，不加班，包三餐，以及同事之间从不把时间花在讨论你毕业于哪里。
（应采访对象要求，张晓明、刘平为化名）
作者丨迟文
责任编辑丨周周&二水
排版编辑丨s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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