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方喜 | 能量·信息·动因：人工智能生产工艺学批判
刘方喜
作者简介：刘方喜，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
摘要：从马克思生产工艺学批判的劳动资料动因理论和维纳事物存在三种形式理论看，物质生产是改变“物质”形式的活动，传统手工生产以个体人的体力、智力器官及其产生的“能量”“信息”为动因，劳动资料或生产工具只“传导”人的能量和信息（智能），而现代自动机器则“代替”人的能量、信息（智能）：第一次机器革命使机器（蒸汽机等）自行产生的能量代替人的体力而成为生产主导性的动因和动力器官；而当今人工智能等正在引发的第二次机器革命，使机器（计算机等）自行产生的信息（智能）代替人的智力而成为生产新的动因和信息（智能）器官，社会人的生产器官开始全面发育，并将对人类社会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当今人工智能时代重构马克思生产工艺学批判具有多方面重大意义。
关键词：人工智能；动因；能量；信息；生产工艺学批判
原文目录
一、事物存在的三种形式、生产三要素、两种动因与劳动能力两要素
二、“传导”还是“代替”：同为生产动因的劳动资料与人的关系
三、“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发育及其对个体人生产器官的代替
四、现代机器器官的二次发育与二次革命
极速发展的人工智能正在对人类社会产生越来越重大而深刻的影响，不同学科正在从不同角度、层面展开相关探讨。笔者系列论文立足马克思“生产工艺学批判”（Critique of Production Technology），探讨了人工智能对人类生产工艺方式及社会整体的影响，本文拟从“信息（智能）”作为生产的“动因”角度，对此做进一步的具体探讨。
马克思指出：“批判的工艺史”研究“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即每一个特殊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的形成史”，“工艺学会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甚至所有抽掉这个物质基础的宗教史，都是非批判的”——这就是马克思“批判的工艺史”或“生产工艺学批判”的基本思路。
现代化的“社会人的生产器官”就是机器：马克思所考察的第一次机器革命引发的动能自动化，标志着“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体力器官已发育成熟，而当今以人工智能等为标志的第二次机器革命正在推动机器智能自动化的发展，标志着“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智力器官也开始发育，进而“社会人的生产器官”正趋于全面成熟。把马克思“批判的工艺史”或“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纳入分析框架，有助于揭示当今人工智能革命的重大意义。
在以往研究成果基础上，笔者结合控制论专家维纳提出的事物存在的三种形式即“物质-能量-信息”的理论，进一步探讨马克思的劳动资料“动因”理论，以推进生产工艺学批判的当代重构。
继马克思所考察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第二次工业革命出现的电话、无线电报等使信息技术进一步发展，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信息化，因而也被称作信息革命，信息业成为支柱产业，布满地球的电报网之后又出现了连通全球的互联网或万维网，标志着现代信息流通机器体系又一次划时代的革命性飞跃。
“交通运输业是逐渐地靠内河轮船、铁路、远洋轮船和电报的体系而适应了大工业的生产方式”——由内河轮船、铁路、远洋轮船和电报所构成的体系即流通机器体系，包括实体流通机器体系与信息流通机器体系：前者所改变的是物质或物品的空间、位置，所生产的产品是“空间”，后者所生产的产品是“信息”。
在第一次机器革命时代，电报及其生产的信息产品还只是大工业的辅助材料，并且主要是直接在流通领域发挥作用，而当今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则使信息产品开始在生产或实体制造领域直接发挥作用，标志着信息流通机器体系开始与实体制造机器体系融合——借助维纳“物质-能量-信息”三分法和马克思的劳动资料“动因”论，可以清晰理解这种融合趋势。
马克思在分析劳动过程时提出了劳动资料作为生产的“动因”理论，劳动过程包括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劳动资料三要素。第一，劳动对象（原料）是在生产过程中有待被改变形式的“物质”。第二，“劳动能力同可变资本的交换”之后，在实际生产过程中“活劳动”作为“动因”被并入资本；“劳动只是资本的‘动因’”——人的“劳动能力”“活劳动”是生产过程的“动因”。第三，作为“劳动资料”的固定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只是作为手段被使用，并且它本身只是作为使原料变为产品的‘动因’而存在”——劳动资料也是生产过程即使原料变为产品的“动因”——进一步看，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包括体力与智力两要素，与此对应的同为生产过程“动因”的劳动资料也包括体力与智力两要素——这两要素对应于维纳所说的“能量”与“信息”。
马克思还揭示了同为生产“动因”的劳动能力与劳动资料之间的两种不同关系：一方面，劳动资料或生产工具只是“传导”人的劳动能力——这是一切手工生产劳动中存在的情况；另一方面，劳动资料或生产工具“代替”人的劳动能力——这是现代自动化机器生产劳动中存在的情况。
动能自动化机器代替的是人的体力（能量），或者说机器的能量器官代替人的体力器官——这是第一次机器革命；而智能自动化机器“代替”的是人“智力（信息等）”，或者说机器的智能器官“代替”人的智力器官——这是当今的第二次机器革命。由此，可将第二次机器革命纳入与手工生产工具、第一次机器革命的历史联系和区别中加以考察，如此才能揭示其划时代意义。
维纳指出：
一个巨大的计算机，无论机械装置形式的或电装置形式的，还是大脑本身，都要浪费掉大量功率，所有这些功率都被废弃掉了，并且都逸散为热。从大脑中流出的血液，要比进入大脑的血液温度高几分之几度。没有任何一种计算机的能量消耗接近大脑这样经济的程度了……但是，机器每个操作能量消耗还是小得几乎可以不计，甚至不能成为机器运转的有效度量。
机械大脑不能象初期唯物论者所主张的“如同肝脏分泌胆汁”那样分泌出思想来，也不能认为它像肌肉发出动作那样能以能量的形式发出思想来。信息就是信息，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不承认这一点的唯物论，在今天就不能存在下去。
信息是物质、能量以外的事物存在的第三种形式，某种事物中非物质性（非实体性）、非能量性的存在要素皆可视作广义的信息，如维纳提到的“思想”，现在常用的智能、大数据以及计算机软件等，皆属于广义信息范畴。
维纳还以此分析了第一次机器革命中能量因素的状况：“在十九世纪，自动机就是那著名的热机，燃烧着易燃的燃料以代替人的肌肉中的糖元”。马克思有极相近的描述：机器“代替工人而具有技能和力量，它本身就是能工巧匠，它通过在自身中发生作用的力学规律而具有自己的灵魂，它为了自身不断运转而消费煤炭、机油等等（辅助材料），就象工人消费食物一样”，而“直到瓦特发明第二种蒸汽机，即所谓双向蒸汽机后，才找到了一种原动机，它消耗煤和水而自行产生动力”。
工人通过消费、消耗食物形成肌肉中的糖元，通过消耗这种糖元就能产生并输出体能、体力，而蒸汽机通过消耗、消费煤等燃料而自行产生并输出动力或动能、能量——理解这两种“能量”要素之间的关系，就需要参照马克思对生产过程的分析。
马克思指出，“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而“劳动力的使用就是劳动本身”，“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劳动的内容及其方式和方法越是不能吸引劳动者，劳动者越是不能把劳动当作他自己体力和智力的活动来享受，就越需要这种意志”，“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
结合维纳的三要素看，第一，劳动对象是在生产过程中要被劳动改变形式的自然“物质”。第二，作为生产过程的“动因”，劳动活动本身又包括劳动者的体力及其器官如臂、腿和手等——这是生产过程的能量要素；智力——这是生产过程的广义的信息要素（有目的的意志也当属于广义的信息范畴，这里撇开不论），对应的人的器官是大脑。第三，同为生产过程“动因”的劳动资料也包括这两要素或两种器官。
在劳动过程中，“劳动者直接掌握的东西，不是劳动对象，而是劳动资料（这里不谈采集果实之类的现成的生活资料，在这种场合，劳动者身上的器官是唯一的劳动资料）。这样，自然物本身就成为他的活动的器官，他把这种器官加到他身体的器官上，不顾圣经的训诫，延长了他的自然的肢体”——劳动资料是人的劳动的器官，其中又包括作为“劳动者身上的器官”的劳动资料和作为“他的自然的肢体”延长因而外在于他的肢体的“自然物”的劳动资料两种不同形式。
“劳动者身上的器官”即“个体人的器官”：“就劳动过程是纯粹个人的劳动过程来说，同一劳动者是把后来彼此分离开来的一切职能结合在一起的”，“单个人如果不在自己的头脑的支配下使自己的肌肉活动起来，就不能对自然发生作用。正如在自然机体中头和手组成一体一样，劳动过程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在一起了。”而驱动这种劳动过程的“动因”就包括脑力与体力两种，两者是由个体人的头（大脑神经元系统）和手（骨骼系统和肌肉系统）产生并输出的，因而头和手也就是“个体人的生产器官”的“智力器官和体力器官”。
作为劳动者个人活动的器官的延长的外界自然物，尤其用自然物加工而成的生产工具，则是这两种器官所输出的智力和体力的“传导体”——这主要是对手工生产、个体劳动的描述，这是一种以“人”为器官或者说以人的体力、智力为动因的生产机构或范式。
概言之，物质生产就是以能量和信息为驱动因素或“动因”而改变物质的形式的活动，其中，“改变物质形式”是一切物质生产皆具有的共性，人类物质生产方式的历史发展，主要体现在作为“动因”的能量、信息要素的发展变化上。
那么，作为生产动因的劳动资料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什么作用？“劳动资料是劳动者置于自己和劳动对象之间、用来把自己的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综合体”。
“广义地说，除了那些把劳动的作用‘传达’到劳动对象、因而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充当活动的‘传导体’的物以外，劳动过程的进行所需要的一切物质条件都算作劳动过程的资料”；而狭义的“劳动资料”就是指“把劳动的作用传达到劳动对象”的“传导体”，这种传导体又包括“机械性的劳动资料（其总和可称为生产的骨骼系统和肌肉系统）”和“只是充当劳动对象的容器的劳动资料（如管、桶、篮、罐等，其总和一般可称为生产的脉管系统）”两种。
作为“容器”的劳动资料传导的是物质（原料），总体来说并不“使自然物（原料）发生形式变化”，因而不是生产过程直接的“动因”；而作为“生产的骨骼系统和肌肉系统”的“机械性的劳动资料”所传导或传达的，则是劳动者“体力”器官所产生的能量、“智力”器官所产生的信息（智能），并“使自然物（原料）发生形式变化”，因而生产过程就是使原料成为产品的“动因”。
马克思对劳动资料在生产过程中的基本功能定位是：它是使原料变为产品的“动因”——而“加入资本的生产过程以后，劳动资料经历了各种不同的形态变化，它的最后的形态是机器，或者更确切些说，是自动的机器体系（即机器体系，自动的机器体系不过是最完善、最适当的机器体系形式，只有它才使机器成为体系），它是由自动机，由一种自行运转的动力推动的”——第一次机器革命所带来的自动化的基本特征也就是：动力由机器自行产生。
正是这种动力或动能自动化代替了传统手工劳动中劳动者的体力，机器自行产生的动力就成为驱动机器本身自动化运转的能量，并成为现代机器劳动主导性的“动因”，并且，“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动因’的力量，而这种‘动因’自身——它们的巨大效率——又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成比例，相反地却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
这种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以及和它有关的其他一切科学的发展，又和物质生产的发展相适应。”“资本主义生产越是发展”，“过去劳动的结果越是作为‘动因’进入生产”，“劳动的生产率也就越高”。
总之，第一次机器革命锻造的生产工艺范式基本特点就是：以机器自行产生的能量为主导性“动因”。工人消费食物并消耗自身肌肉中的“糖元”所产生的生物性的能量（体力），乃是传统手工生产的主导性“动因”，蒸汽发动机消耗、消费煤等而自行产生的能量（动力）则是现代自动化机器生产的主导性“动因”，并代替了人的生物性能量——从生产工具与人的关系角度看，传统手工业生产工具只是传导人的体力，而动能自动化机器则代替人的体力。
与以机器自行产生的能量为主导性“动因”相比，当今第二次机器革命正在锻造的物联网+人工智能生产工艺范式的特点就是：以机器（计算机等）自行产生的信息为主导性“动因”；而传统手工生产工艺范式的特点是：以人（劳动者）本身的能量（体能、体力）和信息（人脑智能）为“动因”。区分和联系这三种生产范式的关键是劳动资料与人的体力和智力器官及其产生的能量和信息的关系。
包括现代机器在内的生产工具乃是“社会人的生产器官”——它与“个体人的生产器官”有所不同。与现代机器生产取代传统手工生产相伴随的，是现代“总体劳动”“结合劳动”取代传统分散的“个体劳动”：“机器本身（完全像化学过程等一样）首先只是头和手的劳动结合的可感觉的产物，但在使用机器的过程中，机器导致结合劳动的使用，并且只是作为在工人的劳动能力和工人结合的更高水平上进行剥削的手段来创造剩余价值。”
这种劳动的主体不再是个体人、个体工人而是社会人、总体工人：“我们已经说过总体工人——社会结合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共同使用生产资料而造成的节约”；而“作为整体来看的总体工人”与“总体工人中的每一单个成员（个体工人）”不尽相同：作为生产工具的“自动的机器体系”不是由个体工人而是总体工人使用的，因而也就不再是个体人而是社会人的生产器官。
“自动的机器体系”可谓一种发育成熟的“社会人的生产器官”，其发育成熟的重要标志是由其自行产生的动力、能量取代了个体人体力器官所输出的能量，成为驱动物质生产的主导性“动因”——这标志着作为“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机器的“能量”器官的发育成熟。
一个时代的生产会形成一种“有机体制”，而“这种有机体制本身作为一个总体有自己的各种前提，而它向总体的发展过程就在于：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有机体制在历史上就是这样向总体发展的。它变成这种总体是它的过程即它的发展的一个要素”。
现代大工业生产工艺范式的有机体制就是“机器体系”：它既需要“体力”器官的发育，也需要“智力”器官的发育；正像个体人的体力和智力器官的成熟需要一个逐步的发育过程，社会人的体力和智力器官的成熟也需要一个逐步的发育过程；也正像个体人的体力器官发育在前、智力器官随之发育一样，社会人的体力器官也发育在前、智力器官也随之发育：并且两种器官都发育成熟并充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或者说只有经历二次发育，人类生产机体“总体器官”才会全面发育成熟——当今人工智能就标志着这种“总体器官”的二次发育即智力器官的发育进而“总体器官”全面发育的开始。
第一次机器革命创造出电报机这种信息机器表明机器信息或智能器官已经开始孕育，而当今第二次机器革命使其进入发育期；但是，第一次机器革命还只是用人的智能（信息）来生产机器，而当今第二次机器革命正在实现用机器（计算机等）自动生产智能（信息）——这也正是作为“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机器的智能器官开始发育的重要标志。
马克思对现代机器的经典描述之一是：
自然界没有制造出任何机器，没有制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类劳动的产物，是变成了人类意志驾驭自然的器官或人类在自然界活动的器官的自然物质。它们是人类的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头脑的器官，是物化的知识力量。
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它表明，社会生产力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不仅以知识的形式，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
大工业是一种“在机器上实现了的科学”的生产方式——现代机器是知识、科学、社会智力或智能的物化，“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的“人类的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头脑的器官”，现代动能自动化机器已经是“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智力器官——但是在第一次机器革命中这种智力器官尚未发育成熟。
马克思实际上是在与个体人的生产器官的关系中，考察作为“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机器的发展或发育程度：机器作为社会人的生产的体力器官发育成熟的重要标志，是动力（动能）能够在机器体系中自行生成、自动运转从而可以代替“个体人”体力——第一次机器革命锻造的动能自动化机器体系就实现了这种“代替”；同样，机器作为社会人的生产的“智力”器官发育成熟的重要标志，也应是智力（智能）能够在机器体系中自行生成、自动运转从而能够代替个体人的智力——当今第二次机器革命正在锻造的智能自动化机器体系就有望实现这种“代替”，因而标志着机器“智力”器官也开始发育。
反过来看，作为知识或智能物化的动能自动化机器，已经显露出智能自动化的征兆，但尚未“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从与物质生产的关系看，动能自动化机器只是为物质生产直接提供动力（能量）并成为驱动物质生产的“动因”，其本身并未“自行产生”而只是“传导”“人”的智能（信息），因此，对于动能自动化机器生产来说，其作为“动因”的智能（信息）还主要是来自人而非机器本身。
总之，从生产工具与人的关系看，传统手工业生产工具、现代动能自动化机器作为人的智力物化的产物，只是“传导”人的智力，而当今智能自动化机器则将“代替”人的智力——关于这种“代替”及其社会影响尤其对智力劳动者（白领工人等）的影响，笔者系列论文已有分析，兹不赘论。
“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并“从来不把某一生产过程的现存形式看成和当作最后的形式”。这种革命性使现代工业不可能把十九世纪工艺革命所形成的“自动机器体系”看成和当作“最后的形式”而停顿下来，现代工业尚缺乏真正发育成熟而可以自动化运转的“智力”器官，而其技术基础的革命性，又使其必然要“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当今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日趋融合，就正在创造着十九世纪尚缺乏的机器体系的自动化的“智力”器官，引发现代机器二次革命，使现代机器的“智力”器官也开始发育。
马克思固然没有预测到当今第二次机器革命以机器自行产生的信息或智能为指导性“动因”的生产范式，但是由他关于“把以脑力劳动为主或者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各种劳动分离开来”然后又结合起来的“总体劳动”及其发展趋势的分析，我们今天又可以推导出这种生产范式生成的历史必然性：“随着劳动过程本身的协作性质的发展，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扩大”，这种扩大意味着间接地作用于劳动对象即物品加工的活动和它的承担者人数的增加；像个体劳动一样，资本主义总体劳动也是由体力与智力两要素构成的：“机器的生产率是由它代替人类劳动力的程度来衡量的。”
随着生产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尤其动能自动化机器生产率的提高，人类劳动力尤其体力被代替的就必然越来越多，这种总体劳动的智力与体力所占比例的差距必然随之增大，“总体工人”中支出智力的人与支出体力的人所占比例的差距也必然随之增大——这对于工厂内的加工生产来说是如此，对于社会生产总过程来说也是如此，而后来的第三产业或服务业转型，正是这两种差距增加所导致的重要结果，以机器自行产生的“信息”或“智能”为主导性“动因”的生产范式，正是在作为第三产业一部分的“信息产业”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应于马克思的三大机器体系看，又是在电报等信息流通机器、自动印刷机等信息生产机器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物质生产就是改变物质形式的活动，而其“动因”包括信息与能量两种——以此来看，在传统“以‘人’为器官”的手工生产中，劳动者既支出体能，也支出智能，但相对于作为精神生产的艺术品手工制作而言，作为物质生产的手工劳动者支出的主要是体能：比如按固定格式制造桌椅的木匠主要支出的就是体能这种“能量”，而木雕艺术家不按固定格式而要创造形式，因而就要支出更多的“智能”：大致说来，精神生产是以智能或广义的信息为主导性“动因”驱动的生产，而物质生产则是以能量为主导性“动因”驱动的生产。
在传统手工性的物质生产中，这种“能量”主要来自人（劳动者）的体能（体力），生产工具所发挥的作用主要是“传导”人的体力，因而总体上就是一种以“人”的“能量”为主导性“动因”驱动的生产方式；而在物质生产的自动机器体系中，驱动机器（工作机）运转的能量则主要来自机器（发动机）本身，因而成为一种以机器的能量为主导性“动因”驱动的生产方式。
其中，人（蓝领工人）也支出一定体力，但这种体力相对于机器（发动机）的能量是相对次要的，作为机器自动运转过程的“看管者”的人的头脑作为信息器官还发挥一定作用，或者说人还是信息方面的“动因”，但已不是能量方面的“动因”——这在机器生产流水线上有突出体现。
因此，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第一次机器革命的结果就是：使机器自行产生的能量或动力成为机器运转、物质生产或实体制造主导性的动因，而与之相比，传统以人为器官的手工生产则以人的能量即体力为“动因”；而当今以计算机为代表的第二次机器革命正在产生的影响是：使机器自行产生的信息成为机器运转、物质生产或实体制造的新的“动因”。
计算机本身就是一种典型的由信息驱动运转的机器：它由硬件与软件（程序）两部分构成，软件（程序）在既非物质、也非能量的意义上属于广义信息范畴，“驱动程序”是计算机的有效运转的必要前提，它使计算机操作系统软件（程序）与硬件结合起来，只有在此基础上，各类应用软件（程序）才能成为信息处理、加工的有效工具。
在现代机器体系发展史上，电报机、印刷机也具有对信息进行处理、加工的功能：在电报机的运转中，文字与摩斯密码之间的相互转换（转译）就涉及信息的处理，但总体来说电报机是信息的一种流通、传播工具，而非信息的加工、生产工具；印刷机更接近信息的生产工具，但主要是对已生产出来的信息产品的一种“复制”，在此意义上可将其视作信息的“二级生产工具”，其中的“一级生产工具”是文字符号和各类视觉符号。
因此，总体来说，印刷机也主要是在信息流通、传播方面发挥作用——与之相比，当今计算机则主要是在信息的生产、加工方面发挥作用。往前追溯，与文字符号对应的“二级生产工具”曾经是刀、笔、金石、纸张等，而现代自动印刷机则标志着人类信息生产“二级工具”的机械化、现代化，而电报机则标志着信息“传播”工具的机械化、现代化——可以说两者开启了人类信息生产、传播方式机械化、现代化进程。
再往前追溯，在文字出现之前，人类语言主要以口语形式存在，口语当然也是信息的生产、传播工具；更进一步看，人类信息生产的最基本工具是人类大脑或其神经元系统——从与人的身体的关系来看，大脑神经元系统、口语离不开人的身体，而文字系统则相对可以离开人的身体而存在——因此，文字的发明在人类信息或文化的发展史上是划时代的，标志着人在自身的身体之外创造出一种信息生产工具。
计算机的发明堪比文字的发明：维纳把作为“机械系统”的计算机称作“机械大脑”，我们也可以把语言的“文字符号系统”称作“符号大脑”，两者皆建立在人的“生物大脑”基础上而又相对外在于人的身体，或者说是人的身体之外的信息生产工具。
计算机首先是一种由信息驱动并生产信息产品的机器，在其发展进程中就出现了与实体制造机器的融合体，如数控机床、3D打印机等：
几十年前，机器制造业开始在这些机器上添加数字显示装置，好让机械师无须频繁地使用机械测量装置……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一些研究的推动下，我们得以见证了计算机数控(CNC)机器的发展。这种机器能够读出数字代码，而且在人类干预最小化的情况下直接控制工具。
这的确是一个令人赞叹的进步，促成了被称为“制造业之光”的出现。当然计算机数控工具并不需要光来照明。它只按电脑指令行事，一点也不多，一点也不少。在这里我略过了很多其他的进步，但实际情况是，现在你可以调配十几台机器，一周7天，一天24小时连轴转地工作，以最少的劳动力投入生产出千种物品……计算数控机械手不仅深刻地改变了生产的本质，也带来了成本的大幅下降和使用便捷性上的巨大改进……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软件将包办一切。
计算机数控机器制造、创客的3D打印机制造，也可称作“数字制造”或宽泛意义上的“信息化制造”，其突出特征是：软件或广义的信息成为驱动物质生产或实体制造的直接动因。“软件将包办一切”，对于这种新的实体制造模式来说，软件的发展至关重要，这种软件或信息产品最终的成熟形态就是人工智能，而人工智能产品的最终成熟的生产方式将是用软件生产软件或用算法生产算法等，总之是由计算机这种机器直接“自行产生智力（智能）”——正如由蒸汽机自行产生动力与“用机器生产机器”那样。蒸汽机通过消耗煤等而自行产生动力，而计算机则需要通过消耗广义的信息而“自行产生智力（智能）”。
马克思强调：“在使用机器生产商品达到一定的规模以后，利用机器生产机器本身的需要才变得明显起来，这是很自然的。”这其中的“商品”指实体产品，对于信息机器来说同样如此：“用信息生产信息”的需要，也是随着使用机器（计算机）生产“信息产品”达到一定的规模后才会产生的——而规模化生产的信息产品即大数据，当今人工智能主要是由大数据驱动的机器智能，因此大数据发展是前提条件之一。
数据生产规模要足够大，就需要机器（计算机）能搜集到足够多的数据信息——而“物联网”技术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信息（软件等）与实体制造的融合来说，把物的信息带到互联网、计算机中的物联网也发挥重要作用。源源不断的大数据通过机器学习，才最终有望使计算机“自行产生智力（智能）”，也才有可能锻造出物联网+人工智能这种终极生产范式——而这将是第二次机器智能自动化革命的终极成果。
总之，马克思考察的主要是机器动能自动化或生产“动能”器官的发育，而当今机器“智能”自动化、生产“智能”器官发育，首先是建立在机器生产动能器官发育成熟基础上的，并且又是在马克思所考察的现代“信息流通机器体系”革命性、累积性发展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从“动因”或驱动因素来看，第一，传统手工生产以“人”的体能和智能为主动性动因，生产工具所发挥的只是对个人体力和智力的传导作用。第二，动能自动化意味着“机器（发动机）”生产的“动能”或“机器动能”代替人的生物性体能，成为现代机器生产或实体制造内在的、直接的主动性动因，如此就形成了一种以机器的“动能性动因”为驱动因素的生产方式——这标志着现代机器生产“体力”器官的发育成熟，但动能自动化机器在智能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依然只是传导人的智力。第三，当今智能自动化意味着机器（计算机等）正在自行产生智能，因而也就不再是传导人的生物性智能或智力，而是正在代替人的生物性智能或智力，并成为机器生产或实体制造内在的、直接的主动性动因，如此将形成一种以机器的“智能性动因”为驱动因素的新型生产方式——这表明现代机器生产的“智力”器官也开始发育成熟。
马克思对以机器“动能性动因”为驱动因素的生产方式的系统分析，对于我们今天探讨以机器的“智能性动因”为驱动因素的新型生产方式有重要启示：动能自动化是建立在巨量、高效的动能产品基础上的，当今人工智能也要建立在巨量、高效的智能产品基础上。马克思所讨论的电报网已开启了这种智能或信息产品的生产，计算机、互联网则使现代智能或信息产品的生产发生了划时代的革命性飞跃，建立其上的大数据产品就成为巨量而高效的智能产品，进而为作为机器智能自动化的人工智能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机器自行产生的动能（能量）、智能（信息）成为现代生产的“动因”——但这只是“工艺性动因”，而资本则是驱动现代生产的社会性动因：“归结为赚钱的流通形式，最明显不过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因’和起决定作用的精神。生产过程在这里只表现为赚钱的必要媒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动因’不是使用价值，而是致富本身，也就是说，不是单纯形成剩余价值，而是形成规模不断扩大的剩余价值”。
作为现代劳动资料“工艺形态/社会形态”的机器/资本二重性辩证历史运动，就体现为生产过程“工艺性动因/社会性动因”二重性辩证历史运动——这就是马克思“生产工艺学批判”揭示的重要主题。
在“资本”这种“社会性动因”的支配下，第一次机器革命的动能自动化造成体力劳动者（蓝领工人）的大量失业，并引发社会周期性的剧烈动荡；当今第二次机器革命的智能自动化正在造成智力劳动者（白领工人）的失业，随着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发展，失业人口必然会进一步增加：失去工作的绝大多数人也就失去收入，而垄断人工智能机器的极少数人的财富则会暴涨——由此造成的贫富两极分化必然威胁社会的稳定。
化解之道只能是消除极少数人对人工智能等先进机器的垄断，使其成为“联合的工人的财产”而让人人共享——这是从马克思生产工艺学批判所揭示的机器/资本二重性历史辩证运动中得出的基本结论，在当今人工智能时代重构马克思生产工艺学批判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
备注：为适应微信排版及手机阅读需要，原文中所有参考文献从略，请见谅。
原文出处:
刘方喜：《能量·信息·动因：人工智能生产工艺学批判》，《阅江学刊》，2021年第2期，第5-14页。
刘方喜.能量·信息·动因：人工智能生产工艺学批判[J].阅江学刊，2021(2)：5-14.
责任编辑：李海中
微信编辑：邱圣茹
校 对：沈丹、李海中
作者照片：刘方喜提供
文中插图：源自互联网
复 审：来向红
终 审：渠红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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