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严肃：生孩子比杀人更残忍？
利维坦按：声明，第一，这篇文章很长，非常不适合朋友圈分享（我个人建议也完全没必要分享——除非你恰巧认同了作者的观点，并且乐于自曝内心——即触及到了你内心中非常隐秘的部分）；第二，必须承认，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看到如此威慑内心的文章了。
起码，此刻是凌晨两点，我正喝着啤酒，试图写这篇编者按。我很难说这是一个充满愉悦的过程：一方面，我自认为自己是一个严谨的乐观主义者，但几乎无法抗拒地被这篇文章的阴郁论调所强烈吸引；另一方面，它触及到（甚至就是我内心深处的所想）我似乎潜意识里不愿面对的对于这个世界的基本认识，即混乱和绝望（某种意义上是赫尔佐格的老生常谈）才是我们这个星球的日常基调。
回到文章主题。我会试图问几个相对有效用的问题：一、生命/物种的存在是有意义的吗？（我现阶段的观点是，或许并没有任何意义）二、进化是有目的的吗？（我目前的观点是，进化没有任何目的）三、放弃前述问题——因为我很有可能此生也是一个S.Crisp式的不可知论者。
就此打住。
深深感谢顾灵女士的优雅译文，这也是利维坦目前投稿中最为优秀的一篇。在此致以深深的谢意（从初步接洽，到译文经原作者确认、完整落实，已经过了大概很久）。
另外，我打算重看一遍HBO的《真探》。
文/Quentin S.Crisp
译/顾灵
版权申明：
本文原载于由James Hedges和Rebecca Bligh合编的独立刊物《Living in the future》第二期“末日－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时间尽头”。文章版权归作者Quentin S.Crisp所有。
我在计划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意识到了两个可能相互冲突的动机之间必然矛盾的形式，而这也将会影响我探索与讨论的方向，因而我相信，在此向读者特别指出这两个动机是必要的。其一，有点苦涩、有些愤慨（我不想说出这种情绪所指涉的对象）；其二，是对广泛和平、和谐的向往，对揭露事物直至其最宽广的开放性的向往。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娱乐与真实性之间的周旋与扭斗。丑话讲完了，让我们开始。
我自小就意识到自己与其他人很不一样，我这样以为已经有很多年了，然而有一个不同点，在我十八九岁还是二十出头时，变得格外突出，且时至今日我仍坚信不疑。而这一我所逐渐坚信的东西、（我觉得）把我从某种程度上孤立开来的东西，是无法对外言说的，我坚信，生孩子比杀人更残忍。谋杀将他人的性命缩短，而生孩子则是造出了一桩本无必要的死亡。[1]
当时我无法向任何人透露这一秘密的信仰，我将之认作一种个人绝望的凝结；我生活在被隔离的非现实之中，而这一信仰将我同这非现实调和在一起。我不知如何命名这种信仰，而就我所知，没有人与我共享这一信仰（可能唯一的例外是菲利普·拉金，我从他的诗歌认识了他）。当然那时互联网尚未普及。如果我是一名素食主义者，我可以宣告天下；但对这无名的信仰，我却不知如何宣告，唯有简单、不带辩解地宣称：我永远也不会要孩子。
诗人菲利普·拉金
我怕忘事，所以先让我把话讲清楚。我的第一篇公开发表的短篇小说《导灵人》（2000）中有一段写到对死亡之恐惧，其中这几句话最为尖锐：
死亡邀请我们玩一场必输的游戏，而且输得很快，我们被迫站起来反抗，戏弄我们无用的勇气。为了反抗死亡，一个人唯一所能做的，就是不再繁衍，从而不再向其献祭。毋庸讳言，这是一种非常消极的胜利。
书写恐惧的作家之一，托马斯·利戈蒂，读了我写的这个故事，并允许我引用他的一段话。如今重读这段印在小说首版封底的引言，我仍然深感骄傲，仿佛历史之墨对我生命所做的标记；或许在这篇文章所探讨的更广泛的语境中，这样的感觉会稍嫌奇怪。
恰是通过托马斯·利戈蒂，我得知了那无名信仰之名：反出生主义。
托马斯·利戈蒂，书写恐惧的作家
在互联网兴盛之初，通过阅读利戈蒂的著作，我开始与他的其他读者建立联系，由此，我不仅知道了这一信仰的名字，也开始将之视作超逾个人的存在、一种哲学，甚至一种运动。
从某种角度看，H.P.洛夫科拉夫特（利维坦注：美国奇幻小说作家）在其恐怖宇宙中欲言又止的东西被体现在利戈蒂的小说中。前者展示的是广袤宇宙蔑视人的思考，而后者根本不在乎宇宙的规模，因为“邪恶的无用”（引自《反人类的阴谋》）：一元论的噩梦直插入人的精神本身。傀儡是对身处此类宇宙中的人类的最佳比喻；他们各自独立，却归功于不可见之力的仁慈。在利戈蒂的小说中，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同现代的基因决定论相遇，形成某种哥特佛教，使超自然中的离奇之物变得同唯物主义中的离奇之物一模一样。
H.P.洛夫科拉夫特
简单且坚定不移的哲学论点永远不会远离利戈蒂笔下的故事，对那些未能把握这一哲学论点的人而言，利戈蒂在他的一些访谈中把话讲得很清楚，在他看来，“有机生命在这座或其他任何一座星球上存在都是极为可耻的。”[2]
在这一运动中——从我个人的“我希望自己从未出生”到全球意义上的“人类应该从未降生”及至更广泛的讨论——我相信有些论调的出现是相当及时的。我们为这个时代扣上了各色各样的帽子：人口过剩、气候变化、核污染、激增的社会不平等、无所不在的监控等等——其中，最糟糕且最后才会到来的，恰是转人类化（transhumanism）。在《人类反击大众社会》一书中，加布里埃尔·马塞尔的观点并不会令我们感到惊讶，正如尼采早就指出的那样，紧随着死神到来的还有人类的泯灭。如果说“致死的疾病”——也就是克尔凯郭尔所说的绝望——多是限于个体的话（不管数量多少），那么“反出生主义”一词看来应该风靡互联网，因为在上面那张世界灾难的列表中，漏掉的恰是绝望本身。还有少数几部文学作品揭示了类似利戈蒂著作中高度浓缩的对“致死的疾病”的宣言。[3]
在《人类反击大众社会》一书中，加布里埃尔·马塞尔的观点并不会令我们感到惊讶，正如尼采早就指出的那样，紧随着死神到来的还有人类的泯灭。
写到这里，我应该试着给予反出生主义更清晰的定义，尽管它的要旨已不言自明。首先，即便这在当下看来显得及时，真正的支持者会坚定地指出，反出生主义与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无关。有人会因为世界人口过剩或环境破坏而认为养育后代是错误的：有些关心的是人类福祉，有些关心的是非人类的自然，有些两者都关心，但对真正的反出生主义者而言，这些问题都不是最关键的。他们坚信，人类存在之恶将永远、且不证自明地超逾其善。想象天堂：这片乐土仍不需枉费一颗心脏的跳动。没有天堂，事情还会变得更糟糕。或许除却那些转人类主义者计划逃脱这片衰亡的宇宙、转而寻找其他永恒，死亡是注定的结局；痛苦几乎同是，而快乐则是难以捉摸的。此外，为感知物种所付出的一切努力于此注定的结局而言，均无明确、或可想象的目的。
或许除却那些转人类主义者计划逃脱这片衰亡的宇宙、转而寻找其他永恒，死亡是注定的结局；痛苦几乎同是，而快乐则是难以捉摸的。（图为哈勃下的鹰状星云）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哲学简单明了，一说即懂，但真正坚信这种哲学的人，则少之又少，甚至根本不存在；或有人“渴望”成为其信众。
让我用音乐剧《Q街》中的“只是一时”（For Now）这首歌来诠释反出生主义的基本观点。歌中的主角无法找到生命的目的，然而不少人都建议他用“只是一时”来自我安慰，从而排解这种不满。如果你无法消化一种终极意义的知识，你所能做的唯有如歌中建议的那样，及时行乐，忍受苦难直至它们自行退散。这首歌的倒数第二句写道：
生命很可怕
但只是一时
如果消除了意义的可能性，这或许是最感慰的一种结论。在世俗主义的西方，人们可能就是这样生活的，至少他们是这样认为的。
但是这种结论有待商榷。它将我们作为一种终极的无意义的敌对的命运的受害者来对待——我们唯有向这唯一的选择投降。然而，如果生命的存在只是为了被承受，那么得出此种结论的人中，为什么没有一个意识到：生活仍有一项可选的选择、即不再繁衍？当这首歌毋庸置疑的前提假设——我们必须繁衍并延续我们只能向之投降的生命——变得清晰，所有最重要的哲学问题突然就像基因一样浮现出来，因为我们不再将生命视作给定的必须。这些哲学问题中的一个，也是少被问及却同样重要的一个，即反出生主义。对我们这些既已拥有生命的人而言，试图回避这临时的、无意义的、可怖的生活为时已晚，但我们可以代表他人来回避它，将精子的繁衍之术喊停。之于“只为一时”歌中所表达的那种不可化解的困惑，终结是存在的；或者说，终结“会”存在的，如果全世界都采取这一统一行动。
“然而，如果生命的存在只是为了被承受，那么得出此种结论的人中，为什么没有一个意识到：生活仍有一项可选的选择、即不再繁衍？”
顺便说一句，有些反出生主义者特别看不惯那些有孩子的无神论者（我相信会有人认同我的这一观察）。有孩子的无神论者是那些高歌“只是一时”的人，但却从未意识到其实还有不要孩子这种选择。托尔斯泰在《忏悔录》中回忆道：生活在深度的绝望之中，他是如何意识到，在绝望中，自己也同时拒绝承认绝望，因为“有生命的地方就有信念”。有孩子的无神论者拒绝承认他们对生活所怀抱的信念。知名无神论者克里斯托弗·希钦斯曾扬言“你被从你母亲的子宫里驱逐出来，就像炮弹被从大炮里喷射出来一样，你被扔向一面布满了指甲锉和锈铁钩的大门。”大概他在生养自己的三个孩子的时候，脑子里也是这么想的。
无神论者克里斯托弗·希钦斯：“你被从你母亲的子宫里驱逐出来，就像炮弹被从大炮里喷射出来一样，你被扔向一面布满了指甲锉和锈铁钩的大门。”
读到这里，读者可能已经发现前后文有不调谐之处，作者的立场亦不甚清晰。让我在继续落笔之前做一番简要申明：我从来没把自己认作是一名反出生主义者，尽管我认同其哲思，因为于我而言，这种标签是从一个结论开始的，而非通过推论来试图达到一种结论。同样的，我也不是一名无神论者，尽管曾经一度自认为如此，不过我可以说，我是一名不可知论者；这不是因为我只是一名不愿自我承认的无神论者，而是因为我在厌恶无神论的同时仍对生命可能是有意义的这件事持有怀疑。而我对这种怀疑的态度，比无神论者对他们的确定不疑要严肃得多：我从他们对后代的繁衍中推论出这一观点。
S.Crisp：“我是一名不可知论者；这不是因为我只是一名不愿自我承认的无神论者，而是因为我在厌恶无神论的同时仍对生命可能是有意义的这件事持有怀疑。”
（我说了写这篇文章和我个人很有关系。）
事实是，直到千禧年前后，我才开始熟悉利戈蒂的著作，我也不太确定我是何时知道“反出生主义”一词的。然而这一隐藏在利戈蒂写作背后的哲学动机越发清晰起来，直到2007年，当他的长篇论著《反人类的阴谋》出版。在恐怖小说的外表下，这本书其实是在致力于论述人类自愿停止繁衍后代的观点。也就在那个时候，我开始了解到有些反出生主义者的线上社群，而围绕着这部著作的问世，其他同一主题的著作也陆陆续续地进入了视野：《从没有过比已然存在更好：成为存在之恶》（2006），《一名反出生主义者的忏悔》（2010），《每个摇篮都是一个坟头：重新思考出生与自杀的道德》（2014）。
这些书中，我只读了《反人类的阴谋》，不读其他著作的原因很简单：其一，我永远也不会要孩子；其二，我对反出生主义的论调已经有了彻底了解，并且我自己也能提出几条观点；其三，不需要其他有识之士的帮助，我也完全可以陷入抑郁与绝望。
但是，可能确实有些人在这些方面需要一些协助？
前文提到的全球绝望的征兆也同样是否认的病症。同样的绝望，我坚信，同希钦斯所例证的否认是一样的：否认生命是有意义的，却仍要生下孩子让他们承受同样的痛苦。当我说我们需要意识到，除了不惜一切代价地保卫物种生存，我们其实还有别的选择时，我也是在认同一个自发的折衷主义团体的有趣想法。人类——正如克尔凯郭尔将毫不犹豫地认同这一说法——已经处于绝望之中；我们只需将否认挪去。
这么说来，反出生主义或许可以自证为一帖苦口却必需的良药。
我希望整个人类都能扪心自问：物种是否应该延续下去；在扪心自问的同时，反观自身。
谁知道呢？或许这样的时代已经到来了。当全体人类都在思考这一问题的时候，或许会有很多益处随之而来。我们或许会发现让我们的存在焦虑永远释怀的一个理由。从纯粹的个人角度出发，我大概会觉得不再如此孤单寂寞，一再形影相吊于这些问题，却无人与我分享同这些问题的独特关系。并且，最糟糕的情形是，或者，有些人可能会将之称作最好的情形，人类可能一下子就从这片茫茫幻境中幡然醒悟过来，一切都将就此终结。
在此背景前，一切都显得荒唐、鲜活、微小；隐秘地、兴奋地搅在一起，闪烁着光芒。比如，利戈蒂的幻影世界与反出生主义进入了新闻的视野。据悉，由尼克·皮佐拉托编剧的HBO全新电视连续剧《真探》即是部分基于托马斯·利戈蒂的小说与哲学。这是可能的——千万不要？！也有人会这样惊呼，但我们确实生活在奇怪的时代——反出生主义即将成为主流。
据悉，尼克·皮佐拉托编剧的HBO全新电视连续剧《真探》即是部分基于托马斯·利戈蒂的小说与哲学（题外话：这部美剧是利维坦目前为止最喜欢的一部）
随着反出生主义濒临主流的阈限，我想也是时候让我来讲一些它的问题，既有哲学的问题，也有道德的问题。当然还有操作层面上的问题，不过篇幅所限可能无法提及。
让我从道德问题开始讲。
任何笃信反出生主义作为一项道德运动、而非个人喜好的人，都必须面对反人类的指控。他们会主张种族灭绝是为了人类好；反出生主义者是心怀慈悲之人。然而我想说的是，任何假定的同情都必须参照乔治·艾略特的这句格言加以检视：“我们的道德进步是根据我们对个体苦难与个体愉悦的同情程度来衡量的。”对反出生主义者而言，如果要做到道德正确，快乐无法超逾苦难。于是对那些希望保持道德正确的人而言，否定快乐、减少快乐则是显见的自然趋势，如果这一趋势走向极端，甚至要根除快乐。
然而这会真的发生吗？
让我以我信仰中的一项微小例证来说明这是一个真实的趋势，不论所言轻微又或郑重其事。
2013年2月14日，我从Goodreads收到了一封邮件，署名“古德曼（Goodman，姓氏，意为好人）”；人如其名（或许透出一丝可辨的不和谐），写信的人想必是位自以为是的清教徒。以我当时与反出生主义圈子的交集判断，这不是随机发来的信，写信人对我是有一定了解的；信里的内容是说我们再也不需要书了，因为我们有了真相，真相就是基因决定论。这封邮件以这样一句宣言结尾：“你要么是节育者，要么就是一个白痴。”并留了一个题为“节育者或白痴”的YouTube视频链接。
值得一提的是，节育主义的英文efilism——是将“life”生命一词倒过来拼写而成的——比标准的反出生主义更为激进。有人告诉我，这种信念意味着，如果有个红色按钮能够立即消除一切众生——人类，动物及其他——那么道德的选择即二话不说地立刻按下这个按钮。[4]
为什么节育主义者要专门提出我们不再需要书了？撇开我没有孩子也不会要孩子这一事实、因而他可在找到他的红色按钮前不用理我之外，“好人”显然是怕我从书中找到某些乐趣或意义，而对节育主义者来说，这是万万不行的。我想到了H.L.门肯对清教主义的定义：“幽魂不散的恐惧：某处，某人，是快乐的。”[5]门肯还指出：“为了拯救全人类的迫切愿望往往只是为了统治全人类的假面伪装罢了。”[6]
（我希望这些相信存在本身即是无情无理的人中，没有人会指责我为了一封煞有介事的恶意匿名邮件而大惊小怪。）
不过由于这个例子太过个人，而且牵涉到了反出生主义的一种形式，可能不具有代表性，让我们另举一例。
作家萨拉·佩里和她的《每个摇篮都是一个坟头》
比如，让我们来看看萨拉·佩里的著作《每个摇篮都是一个坟头》的呈现方式。在它尚未面世、作者尚未完稿之时，书的封面和广告就已经登在“九带图书”（Nine-Banded Books）的网站上了。网站的首页上放了一张灰暗的黑白照片，照片中，一头名为玛丽（Mary）的马戏团大象被吊车吊起，施行绞刑。而网站的简介页这样写道：“我们的书存在于灰暗的边界之地，可被接受的讨论的边缘，在此没有教条是安全的，没有牛是神圣的，那些比你更明智的人亦不会涉足此处。”所以，他们已经在宣称他们所出版的书是在“不可接受的边缘”上。尊重并同情人类的主张同这本书联系在一起，然而当我们看这本书本来的封面时，我们看到的却是一张粗粝的骷髅肖像，下颌与头骨脱离。在此，网站的《谋杀电影院》（Snuff-Movie，一部重口味恐怖电影——译者注）审美得以完成。这是一连串说服的企图吗？还是我们应该像看了一部恐怖片那样感到恶心而虚无的震惊和快感？最起码，我认为，正是因为这种呈现方式，也就难怪读者群小众了。在我看来，如果我们将反出生主义视作一种公正无私的理论，那么将其与恐怖小说联系在一起，并不是打动人的最佳方案。
一头名为玛丽（Mary）的马戏团大象被吊车吊起，施行绞刑。（利维坦注：很难分辨此照片的真假，有关这头大象的故事，详见www.odditycentral.com/animals/the-town-that-hanged-an-elephant-the-chilling-story-of-murderous-mary.html）
就这点而言，让我来评价一下“哲学的恐怖”这一说法。这是我在读马克·Z·丹尼莱沃斯基的《叶之屋》及其他文章的介绍时接触到的一个说法。而“哲学的恐怖”是不存在的，最起码它作为一种预设的类别是不存在的。为什么？因为哲学暗示了问询、反思与开放的思想，而恐怖小说是既有预设的某种结论的。但是或许，反出生主义与恐怖的联系恰处于开放的状态，我们仍然记得利戈蒂的格言：“文学要么是娱乐、要么什么都不是。”
小结一下，我害怕的是：任何一名深陷痛苦的悲观主义者或许会发现，反出生主义并非是一把魔法钥匙，它并不能发挥一根魔法撬杆的功用，可藉此将她自己的不幸转嫁给他人。你和她同样不幸才是道德的，不育子女孤独终老才是道德的。拿她自己的悲观主义做文章，她希望能够藉此获得一类观众，而这类观众是永远不会认同个人抱怨的（而且我认为在一个理想世界，任何人的绝望都不应该被忽略，并且，它绝不应该在欺骗中被检视）。
但是，如果不幸成了一种道德的必要条件，它将我们带向反出生主义的哲学问题。那么在一个无意义的宇宙中，道德又怎么会存在呢？
在利戈蒂的小说《我的活儿还没干完》中，一名压抑的公司职员被卷入了一场车祸，这让他获得了一些秘密知识：宇宙是黑暗魔鬼（书中称其为“大黑猪”）的单一实体的事实。这一哲学观引发了相当程度的认知失调。比如，在一个场景中，主角上了年纪的房东太太莉莉安老道地同两名警察周旋，把他们的注意力从主角身上转移到他处。很显然，我们应该感到对她的倾慕。然而我们的倾慕是否只应被理解为是终极魔鬼的一小部分对另一小部分的倾慕？大概并非如此。还有，如果这一假设成立，那么反出生主义的观点同样也是终极魔鬼的一小部分而已。这是真正的同情肯定无法接受的逻辑主张，因为当存在仅剩下两种事物时（其实这两种事物就是一回事），真正的同情是无法存在的；而这两种事物就是：魔鬼与幻觉。
利戈蒂的小说《我的活儿还没干完》
切斯特顿一百年前就此说过这样一段话：
但是新的反叛是可疑的，它不会完全信任任何事物。而且事实上，在他想要指责任何事物时，他怀疑干预这一过程的一切。所有指责都暗示着某种道德的教条；而现代革命者怀疑的不仅是他指责的机制，还有他指责时所仰赖的教条本身……[7]
或者，就悲观厌世类的反出生主义者而言，他必须参与到关涉道德问题的立场永久转换之中，从而避开对其朝三暮四的指责。正如Brandon H. Bell所指出的：“这不断的规避徒增疲倦。”[8]
为了进一步指明反出生主义的自相矛盾，我们也许还会提出以下问题：认为只灭绝一部分人口是坏事、而灭全全人类则是好事的观点，究竟是基于何种标准、后者不可避免地会包含前者？鉴于有些反出生主义者反对强制手段、主张采取说服的方式，我们也可以换个问法：认为一部分人类毫无价值是坏的、而认为全人类毫无价值则是好的，这样的观点究竟是基于何种标准？
可以说，按照上述推论，反出生主义除开其无筛选性外，与优生学实则存有共通之处。演员Nabil Shaban（因出演《神秘博士》中的Sil一角而有名）出生时就患有成骨不全，曾就自己的残疾状况抱怨说：“在专业医疗和基因工程科学领域存在追求优生学的倾向。”[9]显然，即便他天生残障，他并不后悔自己生而为人。或许我们可以问他这样一个问题：你是否认为你从未降生会是一项更能接受的选择？因为科学家们已然试图灭除基因缺陷，又或者是因为反出生主义者已然成功说服所有人不再生育。
“你是否认为你从未降生会是一项更能接受的选择？因为科学家们已然试图灭除基因缺陷，又或者是因为反出生主义者已然成功说服所有人不再生育。”
就这一联系，我认为例如PETA那些持有更险恶道德观念的动物权益运动者会更关心消泯痛苦、而非灭绝某一种族（部分而非全部人口控制论者信奉消极功利主义）。对此类积极分子来说，绝育是预防他们所相信的那种流浪动物痛苦的可怖生活的首要工作。从致命的皮下注射里冒出来的、软心肠的自由派幽灵吟诵道：“这都是为了你们自己好。”
如果反出生主义者通过价值的文化投射达成了其他人不应该存在的结论，这也就令人不安地意味着“白人的累赘”这一说法。我想起了约瑟夫·康拉德的著作《黑暗之心》中的一个细节[10]：象牙贩库尔茨一直在与同他一起生活的“土著人”的各种问题角力，并在一本小册子里事无巨细地记录下他每日的心得点滴。而书中的讲述者马洛读着这本小册子并转述道：
没有实际的提示来干扰这语词的魔幻激流，除非在尾页的底部作上标注，并在之后，由一只颤动的手刻意将之擦去并留下痕迹，唯有这样才有可能被视为一种方法的膨胀。事情很简单，在这运动的申诉终点，所有无私利他的情感都像刀锋一样批向你，闪着吓人的光芒，正如宁静夜空中的一道闪电：“灭除一切畜生！”[11]
作为一次运动（而非一种选择），反出生主义的目标是没有人会再养育后代。那么，我们能派什么样的大使前往巴西亚马逊的皮拉罕族，去说服他们停止繁衍后代？最起码，依据丹尼尔·埃弗雷特教授的说法，皮拉罕族人是不知道后悔、消沉或自杀的。[12]难道为了安抚一批第一世界中愁眉苦脸的知识分子，我们就要去启蒙他们？皮拉罕人代表着这样一类人：“致死的疾病”并不适用，而这可能会是反出生主义大厦上渐趋扩大的一条裂痕。
简而言之，这些都是反出生主义的问题。让我再强调一下，我所选用的简便说法都是为了避免赘述。我倾向于使用归谬法，而这种方法倾向于讨论绝对。我所谈论的反出生主义者可能并非以上述绝对情况而存在，但毋庸置疑的是，实际上有多种多样的反出生主义者，绝不仅限于我所谈及的这几类。其中有些人的情况可能与我类似，却仍乐于戴上反出生主义者的帽子。并且，即便我们假设上述提到的部分或所有反出生主义者的类型全然符合反出生主义的信奉者，仍不排除其所代表的仅针对这些信奉者本人、而非反出生主义的理论观点——而观点必须、且终将依照其自身的优劣得以评判。
所以说，如果我写到现在是失败的，我觉得我最大的失败在于我对反出生主义者所持的尊重，对他们作为个体的人的尊重。我相信（不论我如何失去对这一观点的信仰），我们必须从一种假设开始，即所有人都是值得尊重的个体，即便他们所携带的头衔并不值得尊重。多年以来，我一直秉持这一观点，因而我发现自己无法原谅尤利乌斯·斑申的哲学判断，也即《反人类的阴谋》开篇所写道的“人是有自主意识的虚无。”我相信这种观点既是不道德的，从逻辑上看也是自相矛盾的；还有，这种观点也在为这样一种社会铺平道路：我们正被我们自己的创造物所奴役。我很好奇那些公开承认自己信奉此类观点的人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待人接物的。我很怀疑这些人能比他们的信仰好到哪儿去。身体力行如此不人道的观点想必并不容易。
所以，我对反出生主义得出了怎样的结论呢？有一点我是确信的，即我很感激它帮我厘清了：对任何具有自我意识、且希望永久繁衍生息的物种而言，唯物主义的无神论肯定站不住脚。
如果无神论首先是作为一种信仰，就像文首的歌中所唱道的那样，所有一切只是“一时的”，那么养育后代是一种基于错误判断的行为，因为众所周知“孩子是我们的未来”。我同样反对人类是没有价值的这一观点。
在认为生命有或没有本质意义这两种主张之间，有股神秘的力量将两者一刀两断。如果你上网在一个留言页面看到相关的争论，你可能会发现一件古怪的事：反出生主义者声称，生命是被强加给了这些潜在的人类；而多生育主义者则认为，潜在的人类被剥夺了应有的生命。反出生主义者声称，既然孩子从未出世，也就谈不上被剥夺生命；而多生育主义者辩解道，未降生的孩子并未被赋予生命，从而整个反出生主义只会发生在新的人类降生之后。我个人认为，此类对话中，反出生主义者的逻辑更严密有力。
事实上，即便我相信，假设人类有灵魂这件事至少是道德的，我仍然发现自己站在一种个人哲学化的反出生主义立场，无从理解养育后代的主观决定。如果我是一个孩子存在于世的负责人，而他或她问我为什么自己存在于世上，人死后会发生什么，我能否担保他或她不会遭受类似于古田顺子在1988/1989年所遭受的那种厄运（由于本文篇幅所限，请自行查阅这起案件），我能怎么说？对我来说，我无法回答这些问题的事实，以及我不愿臆测、逃避或仰赖教条来回答这些问题，都寓示着养育孩子是自私而残忍的行径。
那么，我们又如何能够获得对上述问题的确切回答呢？
或许我们永远也不会得到答案。但让我们像道格拉斯·亚当斯小说里写道的那样来作一番假设：地球就是一套计算机程序，被设计出来破解生命意义的迷窦。如果是这么一回事，反出生主义者对整套机制就是至关重要的。他们拒绝被近似论打发。他们是这套程序中最逼近终极检测的答案的部分。他们在这套紧急且顽固的自毁系统中一而再、再而三地说道：“错误答案。错误答案。”我们只能希望，如果有正确答案这种存在、而当它曾经或将要出现时，反出生主义者能辨认出它来。
在我的笔记本里，我曾这些写道：
任何并非百分百自愿的反出生主义都是优生学的一种形式。比如，期许穷人不再养育后代，是出于对孩子所遭受的磨难之考虑，与此同时，也是在取消（不论是撇开或赞同这种期许）穷人参与探讨人类存在的权利与能力。这就是部分——既非普遍、亦非全然自愿的——反出生主义所导致的结果。[13]
我认为大多数反出生主义者，事实上，意识到了这一点，并感到绝望，比其他任何感受更甚，绝望地意识到反出生主义是不切实际的。
不过，万一…
现在我们来到了思考实验。
那么让我们想象，我们日常生活中，有什么是说也不用说就被认定是不可能的。让我们想象，人类能够同时从多方面的善意愿望、全体认同一件事，而这件事就是停止人类繁衍。这整个思考实验旨在前文所述的语境中展开想象——一方面，对验证生命意义的绝望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将人视作行走的虚无之道德逆论。以此类推。我相信对此种图景本身的想象，可以是人类付诸行动的一种实践，而这也恰是每一个至关重要的个体的想象。从而，在我把这一思考实验交给读者的时候，这篇文章也就快接近尾声了。
然而在收尾之前，我还想为读者的想象提供些许建议。首先，这么想：请勿将终局认定为一场失败，恰恰相反，那将会是终极的胜利。我们将彻底掀桌翻牌，颠换主场。我们将彻底罢工——向整个宇宙、命运、生活和上帝罢工。只要我们存在一日，未来就永远扣押着我们的希望作为人质；只要我们养育孩子，我们就给予了扣押以理由。通过这些抵押品，“良知没有把我们变成懦夫。”如果死亡是遗忘，我们的生活就充满恐惧、毫无意义；如果有来世，我们为着莫名的缘由辛勤耕耘劳作，却注定上天堂或下地狱。那么，就让我们停止向屠杀献祭。只要我们存在一日，我们便像被扔给上帝的角斗士，我们为了生存而斗争，却因此受到惩罚。那么，就让我们停止斗争吧，停手，朝着上帝的脸吐口水。如果上帝是善的，那就会原谅我们；如果上帝是恶的，那就永远不会向善。所以，这整个无从解释、令人伤心欲绝、负罪不止的迷窦将会终结。如果在天父看来我们永远都不够好，那就随它去吧。让我们齐声将那禁语说出口：我们从未要求出生。
天堂，地狱或遗忘：可能有其存在的意义，但那也只是一场生命与上帝的游戏，而我们现在就决定退出。这样一来我们就不会失败。不再玩这场生命的游戏，就连现实也将拿我们没办法。只要我们仍然存在，一如C.S.刘易斯笔下的Puddleglum扬言的那样，我们将会像纳尼亚人那样生活，即便那时已经没有纳尼亚人了。
即便没有干预也没有上帝，而这也就意味着，其实存在着一个上帝。普世的反出生主义等同于用英语发问：“如果没有英语会怎样？”简单直接地宣称“存在英语这种语言”同样缺乏效力。这类质问等同于回答的做法其实更有效。当然，意识清醒的存在是我们所知的上帝的唯一方言，而我们同样要用这一方言来提问。
天堂也是一样，天堂曾被未来扣押。如今，我们把它拿了回来握在手里，它是我们的了，因为我们没有未来。我们将偷取那超验的烛火，将它带入我们所身处的内在的闭口盒子之中。如叔本华所言，生命的马赛克（曾）是无效的特写。现在，曾今的遥远触手可及、功德圆满，距离之美近在咫尺。我们在心中的天堂、或纳尼亚、或我们最甜美的梦中死去，你可以把这称作疯狂，但这也远比我们所降生的这个世界更明智、更有爱。此种疯狂如今已是明智，因为我们再也不将自己孩子的性命、而是将我们自己的性命押作赌注，而我们的性命不会长久，当生命终结，随着人类生命消逝的一切，都将获得和平、爱与胜利。
（注意：随着丁克人群年龄的增长，有必要准备一种无痛的毒药，通过集体或个体自杀来预防因整体人群太老而无法照顾自己或相互照顾的情况。）
作者本尊，摄影：Sophie Winckel
Quentin S.Crisp，1972年生于英国北德文区。他的首部小说集《噩梦展览》由BJM Press出版于2001年。他的最新近作《败狗》由Eibonvale Press出版于2013年。他希望，随着时间调整写作，多些Annette Funicello，少些快感缺乏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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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顺带提一句，我希望读者可以原谅我的这种写作风格，它一方面是简练的，另一方面又是十九世纪的。我不想伪装出超然出世的客观姿态，我也有字数限制。我必须在这方狭隘的空间里找到一种方式来深度公开我的主体性。
[2]与托马斯·利戈蒂的访谈，Robert Bee：http://www.ligotti.net/tlo/bee.html
[3]我相信利戈蒂会认可Morrissey的歌词：“我现在是你思想的中心，无论你是否在乎。”他的作品直指这个时代存在主义质疑的核心。对那些悲观主义者或悲观主义免疫者而言，对无畏的读者而言，我推荐从Teatro Grottesco读起。
[4]由于我尚未在维基百科上找到节育者的词条，我只好借用卡尔·怀特对这一指称的定义，他著有《存在的耻辱——欧洲文学中的反出生主义调查》。不过我改述了其原文，因而如有谬误，敬请指正。
[5]判决：公民与国家，p.624。
[6]少数派报告：H.L.Mencken笔记，首次出版于1956年。
[7]正统，G.K.Chesterton，1909。
[8]神秘之光：回应托马斯·利戈蒂的《反人类的阴谋》，Brandon H.Bell著：http://lovecraftzine.com/magazine/issues/2012-2/issue-13-april-2012/this-inscrutable-light-a-response-to-thomas-ligottis-the-conspiracy-against-the-human-race-by-brandon-h-bell/
[9]“残疾此时”（Disability Now）的“戏离”（Playing Apart）：http://www.disabilitynow.org.uk/article/playing-apart
[10]我的偏好同《反人类的阴谋》中的偏好之相似令人意外地感到有趣；这本书中也提到了《黑暗之心》。
[11]黑暗之心，约瑟夫·康拉德著：http://www.gutenberg.org/files/219/219-h/219-h.htm。
[12]语言，文化与生而为人，在伦敦经济学院的一场讲座：http://www.lse.ac.uk/publicEvents/events/2012/03/20120322t1830vOT.aspx。
[13]The case of China’sone-child policy and other questions complicate this statement. I will let it stand for now, and the reader may reflect on it themselves.
利维坦注：文中提及的古田顺子，即“绫濑水泥杀人案”，这是1988年11月至1989年1月发生在日本东京都足立区绫濑的绑票、禁锢、强奸、谋杀和尸体遗弃的严重罪案的通称。由于案件严重，加上涉案者当时均未成年，而且犯罪历时长，对当时的社会造成极大的打击。
凶手：
因犯案人受日本未成年犯罪保护法规定，未成年犯罪者不得公布姓名，故以代号代称。
少年A-横山裕史（旧姓＝宫野）：主犯，2008年出狱
少年B-神作 譲（旧姓＝小仓）：第二嫌犯,现居住在东京枥木市
少年C-凑伸治：拘禁住所提供者，现居住在千叶市
少年D-渡边泰史：目前成为闭居症患者
少年E-中村高次：曾在自己的网志以说笑的口吻回忆这件事，对此毫无反省
少年F-伊原：已结婚生子，目前为送报员
死者：
古田顺子-县立八潮南高中三年级学生，当时17岁
因为具体犯罪细节实在是残忍不堪，故想了解具体内容的详见维基：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5%B3%E5%AD%90%E9%AB%98%E4%B8%AD%E7%94%9F%E6%B0%B4%E6%B3%A5%E5%9F%8B%E5%B1%8D%E6%A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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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维坦”（微信号liweitan2014），也就是我本人吴淼（写诗的时候叫“二十月”）的订阅号，纯粹个人兴趣——神经基础研究、脑科学、诗歌、小说、哲学……乱七八糟的什么都有。反清新，反心灵鸡汤，反一般二逼文艺，反基础，反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