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妓女的浮世人生
利维坦按：日本“艺伎”的祖先原本被称为“游女”、“神妻”，顾名思义，所谓“游行女妇的艺能人”是也。日本的民族史诗《万叶集》将此时代（6～8世纪）的“游行妇”分为“宇加礼女”（淫荡女）和“阿曾比女”（嬉游女）两种，如今一些日本学者的考证显示，这些都是妓女的代名词。日本《和名抄》一书下定义云：白昼游行谓之“游女”；待夜而发，其淫奔谓之“夜发”。
明治时期吉原的游女
说起吉原花街（又名吉原游廓，“游廓”专指当时官方认可的妓院），可谓江户时代男性最大的社交场所。当时的游女分为很多等级，上级的游女被称为太夫（之后被称为花魁）。嫖客若要见到花魁，需要经历重重考验（首先要通过“引手茶屋”求见，在这里设宴招待游女，然后由茶屋引荐，这一路途叫“花魁道中”。三次见面后，花魁才会决定是否要和客人共度良宵）。明治时期以后，吉原游廓规模缩小，到1957年4月1日的《卖春防止法》施行为止，吉原已经营业了340年。
文/Lisa Hix
译/宋玮婕、王梦锜
校对/石炜
原文/www.collectorsweekly.com/articles/the-tragic-life-of-the-courtesan-in-japans-floating-world/
挂轴画《宽文美人图》（约创于1660年-1680年），妓女捧着芍药。芍药被视为女性情欲的象征。
很难想象，若没有男性施以浪漫色彩的描绘，我们将如何认识江户时期日本妓女的世界？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的画展——“魅惑：日本浮世”——展览的画作都出自男性之手，画师们是江户城郊外（现东京）吉原花街（Yoshiwara）的客人。吉原的每处细节——装饰风格，茶屋茶点，才貌双全的花魁——都不过是为了满足武士一时的兴致。
时光流逝，留给我们的是横幅手卷，出自诸如菱川师宣（Hishikawa Moronobu），葛饰北斋（Katsukawa Shunshō）的画师之手，描绘接客为生的美人；还有市井画匠创作的木版刻画，为引诱常客再度光临吉原。画作大多色彩鲜艳饱满，从形形色色的美人到变幻莫测的表情，从图案繁复的层层衣帛，到意蕴丰富的俳句诗文，渗满了情欲气息。展览中令人驻足的还当是菱川师宣那幅近58英尺的手卷——《吉原游兴画卷》（A Visit to the Yoshiwara），画卷让观者得以一览花街的风情，从沿街的小贩，到花魁游街之时呈给花魁的食物，再到在茶屋遮阴处偎依的一对男女。
“从女性视角来看，她们在吉原妓院（Yoshiwara）的生活定是度日如年。”
吉原花街并不是日本人所说的“浮世”（ukiyo）的全部，江户歌舞伎剧场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起初，“浮世”这一佛教用语，意指因欲而起的忧伤与痛楚，被视作顿悟的阻碍。
上图是菱川师宣所作的《吉原游兴画卷》的局部，全图58英尺长，作于17世纪80年代。图中右上角的一对儿，盖着一床和服形状的被子。（选自《约翰·C·韦伯精选》，图片来源：约翰·比奇洛·泰勒）
画展的发起人，亚洲艺术博物馆日本艺术策展人劳拉·W·艾伦解释道，“在佛学语境中，‘ukiyo’一词带有 ‘苦难世界’ 的意味，即欲望带来困苦，是世间一切问题的根源。在17世纪，这一用语意思有所转变，被赋予新的内涵——‘浮世’。该词无视困苦，而这些问题在于规范严格的社会中，带有放纵自我，及时行乐的内涵。随后，‘浮世’便与江户城的特殊场所联系起来了。一是歌舞伎町，另一个则是吉原花街。描绘浮世的画作‘ukiyo-e’，即‘浮世绘’，通常取材以上述两地。”
理所当然，这种浮世情结专属于男性。艾伦认为，我们作为观赏者，对画作中的妓女不要想入非非，相反，要设身处地体会她们的真实处境。不幸的是，江户时期妓女的个体经历和话语并未得以留存，这背后当然有着充分的理由。那时若是大力宣扬花街的阴暗面，显然于生意无益。
“欣赏画作不能止于表面，”艾伦说道，“这么说当然容易，‘哦，画里是美人，衣服华美’。”但这绝不是摄影，而是画师受市民经济所驱的艺术创作，用以推广这个特殊的存在。逐利的商人敦促画匠大量创作，进一步推动了吉原的风靡。
身着拼布和服的妓女神神秘秘，也许在读情人的来信？图为月岗雪鼎（Tsukioka Settei）所作的挂轴画《灯下读信》局部，约创于1776年-1786年。（选自《约翰·C·韦伯精选》，图片来源：约翰·比奇洛·泰勒）
“画作是经过极度美化和理想化的，” 艾伦继续说，“我不可能了解17世纪日本的真实情况，而女性也没有留下文字记述，所以我们并没有第一手材料。以女性角度来看，她们的日子肯定非常难熬。虽然当代有些学者提出妓女掌握一定经济权，日子可能没那么难过。但我仍认为，她们在吉原的现实处境并不美好。”
一方面，大多数妓女对这一行当别无选择。她们出身困苦的农村或渔村，从七八岁就被走投无路的父母卖到妓院。而这一传统做法却被儒家理念所包容，即子女要有义务为父母排忧解难。父母往往与妓院老板签订长达10年的契约，女儿为此卖身抵债。幼女要在妓院做日常琐事，照顾“姊姊”（注：地位较高的妓女），帮她们处理传递信件。在那些早年时光，她们了解这个行当的门道，怎么巧妙说话，如何书写“情书”，还学会用藏在领子中的明矾挤出眼泪。
豊原国周浮世绘中，花魁的“伊达兵库”头饰
在她们十一二岁时，具有资质的好苗子会被选出来当做花魁培训。她们跟师傅学习礼仪和琴棋书画，包括绘画，书法，歌唱，舞蹈，茶道，吹笛，演奏三味线（一种三弦乐器），书写俳句诗，以及学习诸如双陆棋或是踢球的游戏。为让谈话风趣，她们还要饱读诗书。这些训练趣味横生，就此获得的一身才艺也值得引以为豪。但寻求自我实现这种念头并不被提倡，只是教导她们如何更加魅惑，吸引男性。
“她们被教导诗书礼仪，形式与贵族女人无异，” 艾伦解释道，“就才艺方面而言，她们与大名（封建领主）或武士的妻子不相上下。那时的花魁要如贵族小姐一样端庄贤淑，而这样的素养决定了她们在妓院的地位，比如房间的大小和服饰的华美程度。这种等级制度是经过精心设计的。”
上图的夏季和服以水为主题，图案是鹈鹕捕鱼，过去认为这样的设计能带来清凉感。（选自《约翰·C·韦伯精选》，图片来源：约翰·比奇洛·泰勒）
“她们很难逃离这里，除非有男人愿意为她们赎身。”
被选拔进入花魁训练之际，她们的初夜被客人以重金买去。妙龄妓女的任务是取悦客人，与此同时努力达到花魁的要求。等级越高，妓女对青楼的负债只增不减。因其服饰华丽贵重，几无重复，而和服往往需要穿四五层。此外连侍者的赏钱也要妓女承担。即使生病或者月事，她们也要超负接客。吉原妓院的妓女每日都有任务指标，达不到要被罚款，在一些所谓的节日，指标还会翻倍。
“要赎回卖身契其实很难，因为欠债与日俱增，要支付五花八门的开销，”艾伦说道，“她们很难逃离这里，除非有男人愿意为她们赎身，解救她们。”
“争客人，抢地位，升头衔，各种竞争在‘姊姊’中尤为激烈。为此她们彼此冷眼相待，还要承受某些客人的凌辱。被出生家庭抛弃后，她们在‘新家’里也被苛待。”即便如此，在某种程度上，妓女们的日子要比回到农村好些，这样说也不无道理——她们能按时吃饭，衣饰齐整，接受教育，还可能扬名。
年轻的情侣偎依在一瓶芍药旁，而芍药暗示着性关系。藤川春章（Katsukawa Shunshō）《春宫密戏图卷》局部，创于18世纪70年代晚期。（选自《约翰·C·韦伯精选》，图片来源：约翰·比奇洛·泰勒）
“18世纪的朝鲜使臣在日记中，对日本男人如此迷恋春宫图感到不可思议。”
在日本中世纪时期，佛学传统允许性放纵和乱交，在下层阶级尤其如此。甚至在日本创世传说中，也不乏两神性交的内容，而这成了卖女为娼被接受的文化因素。性交取乐往往还包括男性之间的交合，在当时颇为正常。
江户时期（1603年-1868年），武家统治即德川幕府（Tokugawa shogunate）向百姓推行儒家道德理念，要求平民对家庭和社会都承担义务。但是性交取乐的风俗仍根深蒂固，妓院因此获利不菲。有精明的妓院老板，想独揽性产业，提出如果幕府批给他一块儿江户城近郊的土地，政府就此可以管控妓院，征税攫取利润。1617年，律令限制妓院只能设置在花街——包括江户的吉原，京都的岛原（Shimabara），大阪的新町（Shinmachi）——这些地方迅速兴旺，歌楼舞馆，灯红酒绿，暮乐朝欢。1642年，在吉原就大约有987名妓女。
《魅惑》目录里，收录了斯坦福大学教授梅拉达·竹内（Melinda Takeuchi）的论文，她写道，“一位18世纪早期来自朝鲜的使臣在日记中记述，江户时期日本男人毫不避讳服用春药，迷恋春宫图，对此他感到不可思议。显然儒学礼仪文化占据主导的朝鲜上层社会，认为私事不应宣扬。”
图为歌川丰国（Utagawa Toyokuni）所作《闺房中的艺伎》挂轴画局部，一番云雨后，女人整理仪容。（选自《约翰·C·韦伯精选》，图片来源:约翰·比奇洛·泰勒）
德川幕府的统治阶层当时由约200名封建领主大名组成，他们要求在江户城居住。守护领地、效忠领主的武士，成为军事权贵阶层，从而变成江户城的贵族和管理者。1700年，城市人口猛增至100万，男性人数是女性的两倍，商人阶层也开始崛起。为服务军事权贵和新兴富商，新一代妓女即花魁出现了，为这个行业带来了诗风雅礼，贵族气息。
1657年明历大火，崭新的吉原建在江户城外两英里处，规模更大，附近有条护城河。1657年后，客人到吉原或步行，或是乘船，若是富甲一方，也可乘坐华辇。对于占据江户城一大部分的武士，招妓并不被提倡。他们视浮世为桃源，逃避管控严格的沉闷生活。因而他们头戴莎草斗笠，掩面潜到吉原。
江户新兴的町人阶层，着迷风靡时尚和猎艳淫书，对描绘吉原花街和歌舞伎表演的木版画毫无抵抗力。1800年，吉原人口稠密，超过4000名妓女居住于此，此外还有厨工、女仆和其他服务人员。最大的一家妓院有多达50名妓女。浮世绘研究著名学者浅野守护（Asano Shūgō）估计, 若按现时美元计算，那时的吉原妓院日均收入约达877,200美元。
18世纪的和服上有柳树的图案，还有中国汉字。（选自《约翰·C·韦伯精选》，图片来源：约翰·比奇洛·泰勒）
“你真的很想和她们寻欢作乐，但又需小心谨慎，这就让一切变得更加刺激。”
日本虽然性观念开放，但女性并没有从中获益。大名和高级武士的妻子，受儒家思想影响，需要穿着得体，侍奉丈夫；而丈夫却找妓女寻欢作乐。客人总是愿意相信妓女与自己两情相悦，为此慷慨一付。但妓女并未流露自己的性欲望，性自主也与她们无缘。
这一时期，挂轴美人图常常描绘妓女苦思情人的画面，但有的作品提醒世人蛇蝎美人假意逢迎，辜负一片赤心。1660年集艺术与诗歌为一体的《吉原镜像》（Mirror of the Yoshiwara），假借与妓女相会，揭露她们如何假装性高潮、怎样逢场作戏，但这些都是虚构的——又一次，透过男性视角来解读妓女。
“这就是男性看待女性赖以的方式，认为这些蛇蝎美人会让你深陷其中，无法自拔，”艾伦说道，“她们假装爱着你，但其实都是假的。《吉原镜像》塑造了极为魅惑的女性形象，在这点上十分出色。你真的很想和她们寻欢作乐，但又需小心谨慎，这就让一切变得更加刺激。但这类故事不断重复，被当成一手资料流传了数个世纪。如果加以深究，发现其实并不然。这些只是对花街似是而非的世俗认知罢了。”
胜川春章（Katsukawa Shunshō）的《仕女读信图》局部，约创于1783年-1784年，画中妓女正读情人来信，红色内衣隐约可见，略带撩拨。（选自《约翰·C·韦伯精选》，图片来源：约翰·比奇洛·泰勒）
“江户城真源寺葬有21,056具无依无靠的妓女遗体，很多才二十几岁，没人为她们出资举办葬礼。”
实际上，妓女无论等级高低，都患有性病，还得抚养意外得子。她们用含铅的化妆品，涂白面部、脖颈和手脚。因而许多妓女年仅二十岁就去世了。
“江户城真源寺（Jōganji）葬有21,056具无依无靠的妓女遗体，很多才二十几岁，没人为她们出资举办葬礼，”竹内在《魅惑》目录中解释道。“（画展指南之1672年中的）插画《吉原裸女》（The Yoshiwara Stripped Bare），描绘了一位哭泣的妓女向住持塞钱，大概为了悼念两个‘姊姊’。”
妓院老板将妓女按照严格的等级加以划分，最底层的妓女身价低微，被边缘化。而花魁等级最高，名扬吉原，过着妓女中最舒适的生活——华丽的服饰，奢华的寝具，羡煞旁人的教育。但大多数吉原妓女并非如此幸运。1642年，吉原妓院处于较高等级的有106名妓女，处于较低等级的却有881名。
菱川师宣58英尺长的手卷——《吉原游兴画卷》，卷中妓女们隔着格子，像坐在动物园的笼子里般，任由客人挑选。（选自《约翰·C·韦伯精选》，图片来源：约翰·比奇洛·泰勒）
1761年之前，等级最低、人数最多的妓女为“桥姬”（hashi）或普通妓女。她们极力显得光鲜照人，实际入不敷出，在吉原最外围的妓院接客。她们比“御局”（tsubone）妓女低一级，后者能坐在如笼子般的栅栏里聚谈，弹奏三味线。再高一级为茶馆侍者，叫“煎茶”（sancha）或“抹茶女”，据说她们从不拒绝付费的客人。再高一级是“格子”妓女，她们也可以隔着栅栏向客人卖弄风情，但她们化着白妆，身着华丽和服，更为美艳贵态。她们在陈设讲究的格子里窃窃私语，卖弄风骚，男人则看得如痴如醉，评头论足。
最高等级的妓女叫做太夫（tayū），作为时尚风向和吉原名人，备受倾慕。太夫住在精致的“扬屋”（ageya）里，内部装潢与与江户城贵族居所相似。墙上挂轴画，架子上摆着珍稀古玩，还有凹室以供学习，雅致花园以供散心。太夫不是轻易可以接近的。相反，客人需要通过中间者，与太夫会面几次，款待太夫及其随从。
第一次会面，太夫对有钱人不屑一顾，拒绝任何食物。第二次见面仍是如此，但可能会坐得离客人更近一些。但到了第三次见面，她才愿意与之对话，品尝美食。云雨之前，有个品尝清酒的仪式，双方从三个不同的杯子里各抿三口，共九口。妓院老板主持这些会面，记下食物、酒水、性服务的费用，常常不是小数目：高达13000美元，但妓女只能得到十分之一用以还债。
图为葛饰北谷（Katsushika Hokuun）的挂轴画《漫步樱花下》（Courtesan Promenading Under Cherry Blossom），大约创作于1815年至1819年间，画中花魁正穿着厚底木屐扭动身姿，炫耀着华丽多层的和服，侍童伴其左右。（选自《约翰·C·韦伯精选》，图片来源：约翰·比奇洛·泰勒）
如果太夫受到富人的青睐，每年赏给她四次最时髦的服饰，包括用真丝缎、锦缎、天鹅绒、稀松苎麻等上等织品做成的和服。纹样主要是花鸟风月，流水美景，或染或绣，一般用丝线和金线。太夫每日在吉原游街，穿着高跟木屐，缓慢得走着八字步。脸上化着白妆，头发雕饰成最流行的样式。她们炫耀着昂贵的服饰，而这些则显示了她们的地位和客人的财力。
除了服饰，富裕的客人也会赠送蒲团和奢华的床罩，以宣称他与太夫关系独一无二。只有在他来访时，才会使用这些寝具。江户初期，亚麻制品一般包括和服状的床罩，叫做“夜着”（yogi），类似于丝绸或棉花制成的大睡袋，填絮可以随时拿走。
“太夫会在扬屋里陈列夜着，炫耀客人的财力，又诱使其他客人效仿，”艾伦说道。“对于妓院老板来说，这可以刺激客人，带来潜在收益。”
夜着，指和服状床罩，上图绘以凤凰纹样。（选自《约翰·C·韦伯精选》，图片来源：约翰·比奇洛·泰勒）
最后一位太夫于18世纪中叶逝世，随之也带走了她们的传统。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高级妓女：花魁（oiran）。当年轻妓女成为花魁后，她将得到一个红漆木箱、镜台和化妆盒——这与贵族妇女结婚时购置的物件相同。这时候，妓女是时尚的风向标，上层社会的夫人也开始到访吉原，只为了看花魁游街。
最受人倾慕的妓女，年轻时形象完美，在一定程度上，和今天的明星文化形成对照。黑痣或斑点不会出现在身体上，纤细苗条是理想的身段（尽管竹内指出，“圆润丰腴的身材”在18世纪80年代被视为绝美的艺术品）。另外，男性对完美妓女有许多具体要求，小到耳朵形状都有规定。对好莱坞来说可能会有些奇怪：在现代美国，女性会注射胶原蛋白丰唇；而江户时期的男性则爱慕小嘴。今天，我们欣赏瘦削的脸型；日本则偏爱圆润细嫩的脸蛋。我们拔眉毛，让眉毛成为一条细线；而他们则描黑、加粗眉毛。大胸和乳沟在这些日本艺术作品中并不色情——相反，裸露的小脚，或是露出一点红色内衣更引人遐想。妓女的皮肤涂得发白，与终日在日光下劳作的农妇有很大区别。
图为江户时期由紫藤花纹的镜台，多半为贵妇所有。妓女有类似的镜台，但一般为纯黑色。（选自《约翰·C·韦伯精选》，图片来源：约翰·比奇洛·泰勒）
层次繁复的和服如同宽松长袍，既可掩藏又可显露女性的身材；而宽腰带（obi）则如同紧身外套，凸显纤细的腰肢。起初，女性在前面系上宽腰带，是提供性服务的一种暗示。但当妓女成为时尚风向时，贵妇也在身前系上宽腰带。男人对妓女的渴求大多源于平常看不到，关上门来才能看到的东西。游街的妓女显摆着层次繁复的和服，露出一截小腿吸引着潜在的客人。
在江户时代，确有画师绘制春宫图，裸体的武士与妓女交合姿势千奇百怪。许多挂轴画中妓女穿戴齐整，仅有些对其职业的零星暗示。“露出脖颈后部、伸手或探脚，这种撩人的暗示在贵妇画中并不会见到——这也不被允许，”艾伦说道。
图为久保春满（Kubo Shunman）挂轴画《漫步盛开樱花下》，创于1781年-1789年。两个体态丰腴的妓女梳着灯笼鬓贝髷，由侍女陪同，正在游街。（选自《约翰·C·韦伯精选》，图片来源：约翰·比奇洛·泰勒）
男性，尤其是来自歌舞伎剧场的男性，比女性更为理想。歌舞伎起源于江户初期的妓院，妓女为醉酒厌战的武士表演低俗歌舞，作为吸引客人的新手段。但幕府甚是困扰，反感歌舞伎将社会各阶级融为一体。熙来攘往的歌舞伎剧场里，女人调戏男人，男人玩弄女人。醉酒的武士动不动就打架, 诸如赌徒和皮条客的下层人民也在寻欢作乐。还有一种的歌舞伎型态是年轻男子反串女子，同时也提供性服务。
17世纪中叶，幕府对歌舞伎剧场严格管制，禁止女性及少年男子演出歌舞伎。自此，所有歌舞伎角色都由成年男子担当——但幕府并不能阻止他们从事卖淫活动。作为学徒的少年男子，也会在某类特殊的茶屋里提供性服务。男妓和妓女一样，存在等级差异，有的甚至比顶级的花魁还要贵。
江户城的町人阶层喜爱反串表演，爱听乔装假扮、神秘身份、秘密使命等题材的故事。讲述妓女的奇闻传说，往往含有妓女、恶魔、僧侣、神灵乔装打扮，双面人生的情节。因为当时认为女性比男性低人一等，浮世绘中女性脸庞模糊朦胧，而剧场里的男性，尤其那些男扮女装者，则配以独一无二、富有个人色彩的表情。“如果你看胜川春章的画，你会发现所有美人的长相多多少少有些类似”，艾伦说道。
图为胜川春章的挂轴画《三美人》，画中一名妓女衣衫不整，似乎刚接完客，另一名则对着歌本吟唱。艺伎梳着倾髻，衣着朴素，弹三味线伴奏。（选自《约翰·C·韦伯精选》，图片来源：约翰·比奇洛·泰勒）
18世纪初，妓女技艺精进，所以妓院向客人提供另一类艺人——艺伎——为等待花魁的客人歌舞奏乐。18世纪末，妓院开始雇佣训练有素的女性艺伎。她们不可卖身，避免与花魁竞争。相反，艺伎在其他方面比妓女技艺精进，包括文雅艺术、谈吐知性。同时，她们的服装和发型也没有花魁华丽，反而这种简化的装扮后世认为更加现代、更时髦。和受训的年轻妓女类似，舞妓或艺伎的初夜会被出价最高的客人买去，成为完整意义上的艺伎，但这并不被认作卖身。
19世纪，艺伎越来越流行，地位超过了花魁。这反映了日本人迷恋欲求不得而苦乐交织的伤感。艺伎的魅力很大程度在于她们只卖艺不卖身。农民和渔夫将女儿卖给妓院10年或更久，好苗子被选为艺伎；略逊一筹则降为妓女。同以前的妓女一样，艺伎也分三六九等。她们要购置华服，演习礼仪，提升谈吐，欣赏风雅艺术。通常由普通女性管理并打理艺伎的住所。
扇面画用黑墨、彩墨及金粉在丝绸上绘制而成，图中是扇谷（Ōgiya）妓院的妓女花荻（Hanaogi）。喜多川歌麿（Kitagawa Utamaro）绘于1794年至1795年。（选自《约翰·C·韦伯精选》，图片来源：约翰·比奇洛·泰勒）
总之，浮世绘在吉原风靡一时。竹内在《魅惑》目录中解释道，“19世纪末的吉原妓院，照片上看起来又小又脏，破旧不堪。窄巷摩肩接踵，雨天泥泞，晴日扬尘。护城河肯定很招蚊子。”但《魅惑》收录的手绘、板绘都将花街描绘成“遁世者的乐园，客人是‘一日君主’，‘狂欢之王’，在戏台上可以短暂充当主角。这里文人墨客、艺人名流齐聚，大名偶尔光顾。吉原挥霍无度，纸醉金迷，而这在原本为高度节制的社会所不容。”
男人遁入“浮世”，女人吃尽苦头。
“在我看来，这不过是精心设计的手法，推销一个感官享乐的世界。妓女的真实生活未必与描述相符，”艾伦说，“没有人敢为她们说话，浮世绘鲜少呈现画师眼里真实的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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