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幻的催眠术神经科学
利维坦按：的确，对于很多没有经历过催眠体验的人来说，催眠术似乎总是和伪科学、神秘学联系在一起，这自然或多或少和我们耳濡目染的媒体报道有关系。正如文中所言，在很多人看来，“催眠术要么毫无用处，要么极其危险”——也不能怪公众得出这种普遍认知，谁让当年的确太多江湖骗子了呢。
不过，看完这篇文章，真的很想试试被催眠是什么经历和感受（万一我是个很难被催眠的人咋办）……
文/Erik Vance
译/Charlene
校对/Charlene
原文/aeon.co/essays/look-into-my-eyes-how-hypnosis-works-is-a-partnership
很惊讶于“第一次”竟是如此让人紧张、倍感压力。数月以来，我一直在寻找一本有关催眠的权威书籍。但所有关于催眠术的研究都不完整，除非我亲自尝试。于是，我内心忐忑地来到了摄影师朋友梅根·达利瓦家门前。在几天前一个晚餐聚会上，我提到过准备学催眠术。当时梅根立马脱口而出：“噢！我想被催眠！你能催眠我吗？”
一位催眠研究者指点我看一份记录——或者叫做催眠指南——说我得读后才能对梅根施行催眠术，但此前我一次都没见别人被催眠过，更甭说现在要成为催眠别人的当事人了。
以前我所了解的有关催眠的种种都来自影视，知道有些人靠注视或跟别人交谈就能使对方陷入精神恍惚状态。有时他们在催眠过程中还会用到怀表。在影片《惊天魔盗团》中，舞台上一个魔术师给观众席某人实施催眠，让他自己抢劫了自己的银行；在《谍网迷魂》中，一男子被施以精妙的催眠术去谋杀总统。有些影视中的催眠师有着深不可测的眼神，那些卡通蛇更是灵活敏捷。但一旦搞砸——就像在《上班一条虫》中那样——被催眠者或许会遭到永久性地改变或伤害。
我并不知道那时候我既低估又高估了催眠术的力量，长久以来它都和疯狂、奇迹以及玄学秘密息息相关。虽然催眠术原来并非精神控制的关键，也不能通过其与死者取得联系，但它仍是能治愈某些疾病、缓解抑郁、攻克痛苦的有效方法。它算不上是种魔力巫术，但却是我们这个时代被忽略的、伟大的人脑现象之一。
有人追溯世界上最早的催眠师，认为其出现在4000多年前埃及祭司英霍蒂普（Imhotep）所在的梦寺（the sleep temple）中；还有人认为是在古希腊。我们今日熟知的催眠导入法，其源头可能是1000年前罗马人或吉普赛人在将催眠术从印度带到欧洲时传入的。
18世纪的德国牧师兼驱魔人约翰·约瑟夫·卡萨纳
现代催眠术的起源可追溯到18世纪的德国牧师兼驱魔人约翰·约瑟夫·卡萨纳（Johann Joseph Gassner），他相信自己可以通过声音传递上帝的语言。据说，他用一种镇定、命令式的口气和患者讲话，这样使驱除他们身上各种各样的邪恶——即我们今日所说的癫痫或叫做肌肉痉挛。他曾让一个患者一只手臂脉跳减速，而另一只却在加速。
卡萨纳的神圣工作却因绅士弗朗兹·梅斯梅尔（Franz Mesmer）而有所贬损，这位德国科学家推理说磁场控制潮汐、行星运动甚至是人体健康，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他穿着有丝绸衬里的真丝外套以防止自己的磁力流失，还常随身带一根铁棒在人们头顶上挥舞，或用小磁铁给病人诊治。
梅斯梅尔见到卡萨纳时，“一盏灯突然灭了”。因为这位牧师并没有传播上帝的话语，所传播的是弥漫于整个宇宙的电磁流——梅斯梅尔认为卡萨纳的金属十字架比起他的声音要更能与整个宇宙取得联系。
梅斯梅尔在为患者实施催眠术
不久，梅斯梅尔也做起了催眠术。他在巴黎有一处接待室，他每次在那儿给人们施以长达数小时的“催眠术”，但之后他们既没得到治愈，也没出现阵阵口吐白沫的症状。客户大多数都是女士。后来的科学家将梅斯梅尔的影响力归因于这些女士性格中的顺从性，但更大的可能是因为18世纪的欧洲女性生活极其乏味枯燥。
梅斯梅尔最有名的客人当属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她的丈夫即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起初，路易十六对梅斯梅尔前来巴黎表示十分欢迎，但后来他开始怀疑起来，并召集国内著名科学家组成一个座谈小组——其中有现代化学之父安托万·拉瓦锡（Antoine Lavoisier），还有美国建国者之一的本杰明·富兰克林——来评估梅斯梅尔的导入法。结果得出了一篇非常有趣的科学论述，使得梅斯梅尔的磁力说颜面扫地，同时也拉开了安慰剂对照试验的序幕。但评估小组还另给国王送去了一份备忘录，其中提到受催眠的人会很容易对他人实施性侵犯。
法利亚神甫的雕像
不久后，梅斯梅尔的名声被彻底败坏了。然而，虽然梅斯梅尔本人渐渐销声匿迹，他的导入法却依然火爆，经久不息。19世纪初，印度果阿的法利亚神甫（Abbé Faria）又从梅斯梅尔的一个学生那儿学到了催眠导入法。法利亚神甫一生都致力于颠覆两大政府及推翻伊芙城堡（译者注：Château d’If，位于法国马赛港海域伊芙岛上的著名监狱）。除了政治活动外，他还提到催眠术，认为磁场与被催眠人的心智两者中，催眠与后者关联更大。
19世纪40年代，苏格兰外科医生詹姆斯·伊士戴尔（James Esdaile）偶然发现了催眠术，并声称将催眠术用做麻醉法已给300位患者做了外科手术。他所专长的外科手术中，要在病人阴囊周围积聚液体，这常令患者痛苦难忍，所以催眠术必不可少。此外截肢手术中也会用到催眠术。
一男子被催眠者指使抢劫银行后就真去抢劫了银行，这引起人们的关注。有关文件却并没有提到一个关键事实：他未受催眠术时就已有很长一段银行抢劫史。
19世纪最伟大的催眠师或许是让·马丁·夏尔科（Jean-Martin Charcot），常被人称为神经学创始人。在他看来，神经学中有两大因素极为重要。其一是癔病。现在我们往往将其理解为一种狂乱、无端恐惧的状态。但在那时癔病却是一种笼统术语，用来指各种无法归类的疾病，例如那些精神状态对身体产生直接影响的病症。夏尔科注意到，某些患麻痹、瘫痪症的人可以通过催眠活动肢体，而其他行动正常的人也可以被催眠产生麻痹感。这些例子让他不禁想可被催眠性是否就是疾病本身的一部分。
萨尔贝蒂耶医院（Salpêtrière），皮埃尔·阿里斯蒂德·安德烈·布鲁伊莱（Pierre Aristide André Brouillet，1857-1914）正在上一堂演示夏尔科理论的临床课。
另一让夏尔科极感兴趣的事是催眠和犯罪。维多利亚人很多时候都担心他们可能会遭某个被催眠之人抢劫、强暴或谋杀。这种担心以致在早期心理学领域形成两大阵营：一派认为这种担忧极有可能发生，另一派则认为不可能发生这种事。夏尔科满心笃定，要对人施以催眠术做违背他/她意愿的事或逼迫其做不想做的事绝非可能。他的逻辑是，催眠术可以对人产生一种暗示影响作用，但不能令人精神变态。
但大众和新闻媒体却提出异议。一个被广泛宣传的例子是，某男子杀害恋人后准备自杀，并指责是受催眠指使。但事实上很可能这名男子就只是精神错乱而已。另一男子因被施以催眠术去抢劫了银行而引起广泛关注。但文件记载中漏掉的是该男子未受催眠术时就有很长一段银行抢劫史。
在19世纪大半时期，催眠术都是随着“心理研究”相关领域的发展而繁盛的，后者主要检验超自然现象。人们认为通灵、鬼影及超感官知觉是心理学家十分重要的研究领域，其运用的主要工具即催眠术。与此同时，舞台催眠在整个欧美传播，魔术师表演时、还有一些骗子们行骗时，会运用到心智控制。
最终，伪科学的污浊空气以及人们对精神控制的恐惧给催眠术研究带来了灭顶之灾。在匈牙利一场催眠术表演中，一位医生（据说留着老式的拉斯普京胡须，有双极具穿透力的眼睛）诱导艾拉·萨拉蒙（Ella Salamon）使其意识游离到一个遥远城市。但这位年轻贵妇却出现痉挛，之后竟莫名其妙的去世了。没人清楚具体情形，但这却给催眠术最后一击——此后它就被认作一项危险活动，属于禁忌。
贝拉·卢戈西在电影中穿上披风饰演会使用催眠术的吸血鬼
德库拉的故事（译者注：Dracula，《德库拉》为爱尔兰作家布拉姆斯托克1897年所写的哥特式鬼怪小说）就是催眠术失宠的经典例子。故事中的英雄人物用催眠术追捕吸血鬼。但到1931年贝拉·卢戈西（Bela Lugosi）在电影中穿上披风饰演会使用催眠术的吸血鬼，这一传统一直沿袭到今日，现今诸如《真爱如血》（True Blood, 2008-2014）、《吸血鬼日记》（The Vampire Diaries, 2009-）等电视节目中仍有这些情节。上世纪大部分时间，英国甚至出台了电视节目中出现催眠术属于非法的规定，因为担心观众会受影响而作出违背自身意愿的行为。
梅根和她当摄影师的男友多米尼克·布拉科（Dominic Bracco）站在门口向我打招呼。我认识多米尼克已经很多年了，而且在世界各地和他工作上合作较多。我不禁注意到他表情举止上略显尴尬。
“噢，嗨！见到你真好。”
“嗯——把我女友带去卧室，催眠让她进入恍惚状态。”
有那么一两秒，我突然明白路易十六为何会觉得妻子私下和梅斯梅尔在一起了。
我带的是一份简单的汇编记录，这是专为害怕去牙医诊所躺在椅子上接受治疗的牙科患者设计的。理论上来讲，在被催眠后，通常经过僵化演练的人会乐意地耐着性子做完牙根管手术。早些时候，我曾仔细通读过这个记录，并删掉了所有牙科方面的参考内容。
梅根在床上坐下，闭上眼睛，然后我就开始读手稿进行催眠诱导。我开始描述她要慢慢往下走20阶楼梯的情形：一步……两步……三步……呼吸，每换一步就放松……四步……五步……你觉得自己正一点一点越来越放松……六步……七步下楼梯……不错很好，你会感到宁静且舒适的巨大放松感传递开来，从你的肩部慢慢到你的胳膊，再到你的······
大概到了十五步左右的时候，梅根确实看上去处于恍惚出神的状态。到了十八步，有那么一瞬间她好像正在某个更深层次的放松边缘，就像正在一个深渊边缘摇摇欲坠一样。
然后我把她带到楼梯末端，给她一些实际性的建议。我在读手稿的时候，文章的写作风格吸引住了我的眼球。并非像电影里那种野蛮强制性的催眠术——例如诱导对方说“你正昏昏欲睡”或是“我一打响指，你就会变成一只鸭子”——文本所说更多是种被动攻击性的催眠术：“我想知道你乐不乐意······或者已经准备好让全身心变得沉重、疲乏。”
催眠师不能违背病人意愿对其实施催眠术，也不能驱使他们做违背其道德原则的事。
按这种方法来实施催眠术有其好处。真正的催眠术并不是梅斯梅尔所想、或是好莱坞影片中描述的那种精神控制。它是催眠师和病人双方之间的合作沟通。假如病人想拒绝诱导，那么整个过程就无法再进行下去。催眠师不能违背病人意愿对其实施催眠术，也不能驱使他们做违背其道德原则的事。因此，经验丰富的催眠师都知道对于催眠对象的诱导不是命令而是建议，所以才会采用一种被动语气。
我所提供的建议谈不上狡猾曲折，就只是想办法能让她无论何时在被我或是多米尼克触摸到右肩膀时能感到一种放松感（就好比牙医会试着去平静惊慌失措的病人一般）。这部分结束后，我又引导梅根的意识重回到楼梯顶端，并叫她睁开双眼。她微微一笑。
“好酷！多谢！”
我有没有成功催眠她呢？“没，不算是吧，”她说。“我一直在听并试着要放松。”然后紧接着——显然是想让我好受点儿——又补充说，“我之前头有点儿痛，现在全好了。”
几个世纪以来，科学家们一直对奇迹疗法和放松运动之间的二元一体困惑不解。
对很多人而言，催眠术无非就是种放松冥想，有点像瑜伽里所有人都躺下并凝神呼吸那一段；就是那种人们很熟悉的体验：一开始水滴从水龙头滴答落到池子里，直到后来一切都消失不见。
但对另一些人而言可能不仅仅只是这些。有些被催眠的人在手术中被刀割却感觉不到疼痛。几个世纪以来，很多实例都使科学家们对这种奇迹疗法和放松运动之间二元一体的现象困惑不解。
这也是困扰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一大难题。他起初是个怀着满腔热情的催眠师，但却渴望建立一种更通用的精神疗法理论。心理学最初的概念在被疯子和庸医利用之后退居其次，取而代之的是弗洛伊德谈话疗法的新概念，人们常认为这种方法能更有效清理精神疾病。
但总有少数偶像破坏者拿着催眠术修修补补。1951年，英国内科医生阿尔伯特·A·梅森（Albert A Mason）用催眠术治疗一个患罕见的先天性鱼鳞癣样红皮病（ichthyosiform erythroderma）的16岁男孩。这种病症当时在《英国医学周刊》上的描述是覆盖全身的“密集型黑色角状层”。患这种可怕疾病的人样子看起来十分吓人，散发刺鼻气味，且几乎会疼痛不止。每次医生从身体某个健康部位取下一块儿皮肤移植到患病部位，那健康表皮也会病变成黑色角质层。所以梅森就尝试用催眠术疗法。他先从这个男孩的左臂开始，在他意念中植入建议，告诉他他的手臂会自动清除掉疼痛的病变增生。不到一个周，男孩手臂上的鳞屑就开始剥落，露出下面一层健康的皮肤。接着开始治疗右臂，然后是腿部，再之后就是躯干部位。他腿部50%到70%的病变皮肤都已脱落，背部则达到90%，而手臂及双手几乎痊愈。
患者腿部催眠前后的对比：左图为催眠前，右图为催眠4周后。可以看到，腿部的鳞屑已经脱落，露出了健康的皮肤
然后就出现了心理学家欧内斯特·希尔加德（Ernest Hilgard）和埃米莉·奥恩（Emily Orne），他们分别创建了斯坦福催眠感受性量表和哈佛量表来测量人的可催眠性，这一测量值随着时间推移并未发生多大变化。然而遗憾的是，数年来的多次研究并没发掘出与可催眠性有确切关联的成果。量值对易上当受骗性、智力程度、性、种族、年龄以及任何人格特质的寻迹追踪效果并不佳。哈佛和斯坦福量表甚至彼此间都无法进行追踪搜索。事实上，如果要说催眠是大脑内部某种状态转换，或只是人在精神高度投入时的形态，那科学家肯定无法表示认同。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都是理论而已。要想被催眠，就必须得自己麻醉自己。为此，我和大卫·帕特森（David Patterson）见了面，他是西雅图一位医学研究者，笃信并积极倡导催眠术对疼痛的治疗作用。“我之所以相信，主要原因在于人们并没真正将催眠术用作疼痛治疗，”他双臂交叉举起像在抵抗吸血鬼的攻击。他并没开玩笑：他也经常碰到一些视催眠术为恶魔的病人。
假如人们对你的研究工作表示害怕或蔑视，这就没任何意思了。帕特森说他偶尔会想到要放弃。但之后总会发生一些事，再次冲击他的想法并把他又吸引回去。比如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的一件事。当时帕特森在田纳西州范德堡大学做了一场有关催眠术及其对身体烧伤部位疼痛控制作用的演讲。医生们都十分怀疑他的演说，在他做演示的时候，提议让他在一个全身烧伤面积达到50%以上的年轻人身上做实验，而且态度属于——按帕特森的话来说——“对整个世界都感到愤怒”。
身体大部分都遭遇严重烧伤的痛苦几乎无法描述。医生认为这是人所能经历的最为剧烈的疼痛。所以，每次护士要给这个年轻人拆绷带清洗伤口时，即便他早已喝了大量强效止痛药，但还是会疼得大声嘶叫，在床上翻滚。这个年轻病人嘲笑帕特森，说他不可能被催眠。不过最终，他同意试试，但似乎是抱着要唱反调的决心。所以，在催眠过程中，帕特森暗示这个年轻人会越来越紧绷、专注，但恰恰这时他却走反路，变得异常放松。几分钟之内，他便陷入了一种深层、安宁的恍惚状态，这时护士拆掉他身上的绷带，用海绵擦拭他身上红肿的褥疮。
还有一次是在1996年，帕特森碰到一名正被送往急救室的病人，他脖子上还插着一把生锈的斧头。医生救活了他，但因为在手术过程中他患上脑膜炎，所以必须定期做极痛的脊椎穿刺手术，但同样也是靠催眠术缓解了手术过程中的痛苦。现在，帕特森是华盛顿大学附属医院的一名催眠师，奔波于治疗病患。他能迅速投入到工作当中。
研究者将可催眠性视为一种“天赋”。如果催眠是催眠师和被催眠者之间的伙伴合作关系，那么成功催眠则依赖于参与者双方均具备技能。
“他在大喊、尖叫，”帕特森跟我说。“准确来说我只有五分钟时间。所以我说，‘护士摸到你肩膀要把你转个身子的时候，你会出神，陷入精神恍惚状态。’”对大多数人而言，闪电式的导入再加上一条暗示通常起不了作用。但帕特森却很幸运。这位病人的可催眠性竟然极高。后来，一个护士碰到他时，他一改先前疼痛难忍不停嘶叫的状态，突然变得浑身瘫软、任人摆弄了。“他们把他翻了个身，而他则浑身松弛，什么都感觉不到，”帕特森说。
魔术师Byrne Perkins（左）1952年对受试者Herbert Easley进行催眠。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在催眠状态下，大脑的某些部分的功能与往日有所不同。
这就是催眠术所面临的挑战。一方面，有些催眠师确实缺乏天赋；另一方面，可能被催眠的对象也没有可被催眠的天赋。这正是像帕特森一类的研究者因何将可催眠性视为一种——天资。如果催眠是催眠师和被催眠者之间的伙伴合作关系，那么一场成功的催眠则依赖于参与者双方均具备技能。
在平常对话中，帕特森常说话磕巴，含混不清，也像很多科学家一样容易分心。但一旦在他进行催眠诱导时，立马像变了个人——声音变得沉着镇定、充满自信、丝滑流利。帕特森从测试我的回应性开始——让我举起双臂，想象是胳膊被拴在一个气球上，然后是在一个砝码上。从那儿开始，他开始一场长达30分钟的循环独白。他提到各种不同话题，从我手臂的酸痛到我漂浮在宇宙空间的画面，这其中是种自由感、安宁感，还有将我满是疑惑的思绪同放松情绪分隔开来的需要。他的话语似乎没有任何逻辑可言，但却在持续向前，以本身为中心旋转，不断重复讲过的概念而又没有任何特定方向地运动不止。我难以跟上节奏，很快开始放松下来。但我却在努力尝试进入一种催眠昏迷状态。我想象自己正漂浮在太空，四周没有星星，但却有红黄相间的星云从我身旁飘过。感觉很棒，但每隔几秒我就会开始想自己是不是被催眠了，这就会让我短暂地从迷离状态中抽离出来，于是我又得重新开始。
似乎我不是很容易被催眠。之后帕特森说我在斯坦福可被催眠量表中大概是第三量级（整个量表共有12量级）。这结果有点儿令人失望。就在几个月前，我还为自己自豪不已——就好像别人无法对我施行催眠术算是我的某种超能力一样。但现在既然我已经明白了催眠术的强大力量，就只感觉到这是种无能。
催眠术就其核心而言，是在讲故事——原始得就像两个围坐在篝火旁的洞穴人在谈话——只不过我太过依赖于催眠指南了。所以，几个月后，我再次站在梅根家门前，决定对她施行催眠术。这一次，我会用同样的催眠导入，但会略加修改以适应她的需要。
几周前，梅根打过一阵破伤风疫苗后发生不良反应，背部、脖子和肩膀阵阵剧痛。她的医生说只能等疼痛自己消失。这对我这个业余催眠师来说，无疑是个前去施援的绝佳机会。就像之前一样，我还是引导她想象下楼梯。我读着指南，带着她从第二十级阶梯下到第一级。但之后我就试着用自己的治疗法。我跟她说想象看见了自己的后背肌肉，咯吱作响，布满了蜘蛛网。我让她把这些想象得十分逼真，就像是历历在目，并仔细观察一分钟。
我在讲的时候意识到，在给病人即兴描述一幅图画的同时要保持适当节奏很有难度。于是我用自己最佳的催眠师语音来讲——流利、平缓、轻柔而又不至太过。我试着用视觉化、回忆唤醒式的字词，以便使其深刻在她的脑海中，让她想象自己的疼痛正在蒸发。要缓解她脖颈上的火热疼痛感，我就试着用一种凉爽意象。我说想象在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蜘蛛网正像冰一样在慢慢融化，然后她的背部露出完好的肌肉，能随意活动没有疼痛。我描述说她的背部肌肉活动得自如顺畅，就像一架运转良好的机器。然后我又领着她回到楼梯顶端。
和之前一样，她恢复清醒后有那么一会儿不怎么自在。我想知道帕特森是如何把自己催眠师的音调从如此般亲密一刻转换为正常对话的。梅根微微一笑。我问她是否把她催眠成功了。
“嗯，完全被催眠了，”然后又说，“不，也不算。”那还痛不痛呢？她耸耸肩。“好了一点点。”我叹了口气，把这当做一次小小胜利。
科学家们思索催眠术的运作机制已经有200多年了，最近的研究才终于开始有了新发现。长期与帕特森合作的马克·延森（Mark Jensen）已经使用电流模式（或者叫做电波）作用于人脑外部。假如你将人脑想象成一个足球场，一个脑细胞就是一名球迷，那么一阵脑波就好似足球场上所有球迷依次举起手臂形成的波浪（但在用这一类比时，要记住，实际上大脑约同于120万个足球场正在同时举行成千上万个不同比赛）。
延森发现人们尤为倾向两种波——α脑波和Θ脑波——在催眠过程中似乎占据了大脑大片脑波。两种脑波运动都很缓慢，一秒钟4到12次（更快的脑波流——比如在受惊吓或是心情激动时，速度要加快10倍），而且都和睡眠、冥想和深度休息密切相关。但人脑是个大场所，要进行很多工作。在任何一个特定时间，人脑某一部分可能会放松、慢下来，而另一部分却在卖命干活。
催眠师大卫·施皮格尔
要找出人脑哪些区域与催眠最为相关要花费昂贵代价，且需要大量时间，但即便如此，也没能止住斯坦福大学精神病学家、催眠师大卫·施皮格尔（David Spiegel）的步伐。在二战战场上由一名学催眠术来医治病人疼痛和焦虑的医生抚养长大，大卫一生都沉浸于催眠术的施行操练中。
“长期以来有种观念认为，催眠术要么毫无用处，要么极其危险。”
“这是个家族遗传病，”他用一种冷淡的语调说。“晚餐桌上的对话特别有趣。”
施皮格尔在自己还是个年轻医生时就全身心陷入了催眠术，那时他遇到一个青少年患者，因得了哮喘病每年都有几个月要做催眠治疗。每次催眠期间，她的哮喘情况都能得到控制，不久，她就完全不用再去医院治疗了。不过后来一名护士投诉他用催眠术而非开处方用强效的类固醇治疗病人。这次经历不仅教会他催眠术使用的潜能，而且还有其后的危险：能缓解病人的痛苦，但同时也会危害一个人的声誉。
“长期以来有种观念认为，催眠术要么毫无用处，要么极其危险，”他说。“人们认为使用催眠术会失控——但这确实是可以控制的。你要教别人更好的管理自己的思想和身体。”
施皮格尔突然想到人们之所以担心害怕可能是因为对这方面知之甚少。所以，现在他正努力按照我们理解大脑的其他运转过程一样，去弄清催眠术在人脑中的运行机制。就在今年他刊发了一项研究，检测57名可催眠性极高人群的脑部扫描片，发现他们在被施以催眠术时大脑的反应方式发生了三大显著变化。一，他们的大脑背侧前扣带回——即眉毛后一英寸左右处的大脑区域，该区域决定人脑应该思考担心哪些问题，呈现出斜降态势。二，与自我反省和自我意识相关的神经网也呈斜降态势；三，其前额叶皮层，即我们思考任务执行的部分，与躯体功能代表区（直接与身体交接的部分）联系变得更加密切。
换句话说，他们大脑对自我的感知意识更弱，对后续结果的兴趣较少，而对很多我们想不到或不会想太多的身体功能敞开了道路。“这是种注意力/专注度高度集中的状态——就像正盯着照相机长焦镜头。只要是双眼所见，就不会遗漏掉任何细节。但却少了上下文，”他说。“你将通常会被意识到的东西置于意识之外。”与此同时，你又能接近通常在掌控之外的事物。
这些结论和2008年一项有关某些人在看到手机就会感知到电的研究极为相似。这种情况很难找到应对方法，因为它通常转瞬即逝，而且如果存在于大脑或者人体中就不甚清晰。但这种所谓电感知能力的影响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只是医生们也只能举手投降说，“全在他们脑袋里，能怎么办？”
是否有可能，某些身心疾病实际上只是一种自我催眠？万一只是他们自己控制了自己的躯干核心呢？彼得·哈里根（Peter Halligan）是英国卡迪夫大学一名心理学家，多年来他一直沿着这些思路苦苦探索。部分是受150年前夏尔科研究的启发，他在思考关于催眠所致瘫痪一类的情况。他发现，一个被催眠导致瘫痪的人的大脑，与假装瘫痪的人的大脑完全不同，但和那些看似瘫痪而原因不明的人的大脑状况却十分相似。
不像施皮格尔，哈里根自己并不施行催眠术，而且他走进催眠术也完全不是自发使然。
“我转向神经心理学，因为想避免被迫讨论催眠术的问题，我觉得那些其实都不大可靠，”他说。
（左）为正常人画出的图像；（右）为“视觉忽视症”者绘制的图像
但很快他就发现催眠术是临床医生包括可科学家们的一处宝地。他尤其感兴趣的是，用催眠术来仿制真实疾病，能更容易研究这些疾病。他成功仿制了“视觉忽视症”（visual neglect）——就是一些中风患者对周围世界50%的部分都视若未见——而且还有脸盲症（prosopagnosia）——即无法识别不同人脸。有趣的是，他根本无需向模仿替身描述这些情况，他们就能出上述种种症状。就好像他们身体中某一部分早有约定一样。
“我们意识清醒时体验到的所有事物都是无意识的产物。”
悉尼麦考瑞大学的一支团队尤其擅长此道，他们模拟了科塔尔综合症（Cotard delusion，患有此症状的人都觉得自己已经死了）、卡普格拉妄想症（Capgras delusion，病人认为自己的配偶是骗子）。在所选案例中，被催眠者在行为及大脑活动上完全就像是真正患病的病人，这给专家们创造各种机会以了解疾病。
“一旦使他们在素朴话题中产生反应，事后我们可以一个个询问，例如，‘是什么感觉？’”哈里根解释说。“但这在真正的病人那儿完全行不通。”
这成为理解心理疾病和大脑疾病的宝贵手段，和用实验鼠模仿患癌人类或用实验室试验模仿外天空化学反应是一样的道理。同时，哈里根还得出结论：我们的潜意识对我们意识所产生的影响比任何人所想的都要大。
“我们意识清醒时体验到的所有事物都是无意识的产物。”他说。
延森和施皮格尔还没研究到那一步，但他们都告诉我神经系统科学正在向人们证明催眠术为何能在今日医学中扮演一大重要角色。但仅就催眠术能缓解疼痛来讲，就能使美国少损失百亿美元，还能免去人们成瘾症所带来的可怕影响。尽管弗洛伊德说催眠术并不能使人上瘾，但我们现在的种种疼痛疗法却让人醉心其中。
“我们有大量证据可以证明催眠术是种特别有效的镇痛疗法。而现在我们却让成千上万的人对鸦片类药剂成瘾，”他说。
对催眠术越了解，我就越不懂为什么数数代代以来研究催眠术的人竟如此之少。施皮格尔说虽然可以看到周围同事对催眠术的兴趣有了绝对上升，但它依旧是心理学领域的罗德尼·丹泽菲尔德（译者注：Rodney Dangerfield，喜剧演员，电影中常说口头禅“我觉得自己没有得到尊重”）——但要说它不受尊重也是不可能的。
而我也不能说自己已经完全掌握了催眠术的要领——也曾经确实见过，即便是现在做了这么多工作之后。所以我又再一次站在梅根家门口。这一次，我并没一开始就直接进行催眠导入，而是先和她在房间坐着闲聊了几分钟。有时一种深深焦虑感会蔓延至她全身，这让她更担忧了。我们就用一些生动活泼的词汇讨论这个话题。
现在，我不是把催眠术看成一个要达到的目标，而是将其看成一个过程慢慢向它靠近。与其说上演一场魔术，不如说是一次健身锻炼。
我们开始时，我并没在朗读或拘泥于一份催眠指南，而是让自己自由前进。我让她想象正走上一段楼梯，然后开始在夜空中飞翔，很像是帕特森之前让我做过的那样。她飞过城市上方，飞过丹麦她喜欢的一个农场上方，然后飞向漆黑的太空中。当她漂浮在静寂、宁静的太空中时，我告诉她说她所有的烦恼都从身体里漏了出去，变成明亮、多彩的气泡，一溜烟从她身边逃跑了。然后我又将她待会楼梯间，领着她慢慢往下走。
她睁开眼睛。我有没有成功催眠她呢？
嗯，好像是。“就好像是呆在水底下但依旧能呼吸，”她说，接着又说气泡意象让她浑身起鸡皮疙瘩。
她说类似于我第一次对她施行催眠术时下到第十八级楼梯的感觉，只不过这次她并不感到害怕，觉得有了更多的掌控力。最鼓舞人心的是，在接近催眠阶段尾声时，她感觉到一种最深层次的放松，在我带她回到清醒世界时同样如此。我告诉自己说，用水下意象做试验，但要除掉气泡的意象。
我并不确定有没有帮上梅根。但当我们互相道别时，一致决定在接下来一周再试一次。毕竟，她得磨炼可被催眠性的技能，而我得磨炼我的催眠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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