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献给王彩玲
利维坦按：此文有大量影片剧透，没有看过电影《立春》的，请酌情考虑是否继续阅读。
文/德伊扎克
“这样的风一吹过来，我就可想哭了。我知道，我是自己被自己给感动了。”
——王彩玲
自幼身处中国一线城市的人，想必不是特别能够了解一个长在农村、工作在三四线城市的人对于大城市的热切向往和渴望。我一直觉得大城市像一个庞大的寄生生物，通过可见和不可见的道路，如吸血一般吸榨着周边的一切，密布在它周围的县城、乡镇、农村都是它的养分来源，用“灯下黑”来形容也再贴切不过了。
无数的“外省青年”，如同19世纪法国现实主义小说中所描写的那样，纷纷涌向他们心目中的巴黎——北京也好比巴黎，一个绝对的中心，一个所有不甘庸庸碌碌老死在小城的梦想青年向往的所在，这座庞然大物的城市浑身遍布触角和幽暗的荧光，向周边地区持续发出着暧昧的信号。过去常说“农村包围城市”，但按照崔健的歌词则是一种场域资源乃至身份的不对等，“你们有什么了不起的/要不是我们/你们到哪儿吃东西呀……你们的前几代也是农村儿的/现在你们一转脸儿变成贵族了。”
破败的鹤阳师范学校：王彩玲就住在学校分的宿舍中，过着单身的生活。
这些前身农民的“贵族”既抽象，又很具体。在顾长卫执导的电影《立春》（2007）中，鹤阳师范学校（根据影片口音，这个虚构的城市应该在河南，估计是合取了鹤壁和安阳两个城市的名字）的音乐教师王彩玲（蒋雯丽 饰）就是一个把大城市北京具体到了可以以身相许程度的人。
王彩玲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初。她相貌平平，甚至可以说是丑陋，但因曾在北京进修过，后为了扎根北京，不惜花费数万元打算买一个北京户口，她的目标是到中央歌剧院上班，终极目标则是一定要唱到巴黎歌剧院。当王彩玲对她的女邻居说出“中央歌剧院正调我呢，他们请我去看《托斯卡》”时，她周围的人都觉得她肯定在“北京有关系”，调到北京是迟早的事。至于鹤阳这个小地方，那只是她的暂时居所。
正因为如此，炼钢厂工人周瑜（吴国华 饰）听到广播里播放王彩玲的歌声后心动不已，打算拜后者为师，顺便帮同在炼钢厂的朋友黄四宝（李光洁 饰）托王彩玲在北京的关系，看是否能上个美院之类的。可实际情况是，王彩玲在北京没有任何关系，只认识一个所谓能办北京户口的大爷，中央歌剧院请她去看《托斯卡》更是子虚乌有。但王彩玲完全瞧不起身边那些自甘平庸的人，她认为上帝给了她一副好嗓子，自有其冥冥中的人生使命，以至于为了这个崇高的目标，她甚至不会在鹤阳这个小城市中跟任何人发生爱情。
有人会说，这不就是自我欺骗吗？我不这么认为，起码，一开始并非如此。首先，王彩玲认为自己的北京户口一定可以办成（当然，影片中一看那位大爷就是个骗子），有了户口，她便有了合法而正当的身份，自然可以在北京扎下根；其次，凭借着自认为不错的歌喉，在中央歌剧院上班也不是没有可能。
朗诵普希金诗句的周瑜（右）并未向往过北京的生活。
而对于考美院考了五年都没考上的黄四宝来说，北京也是他实现人生的目的地。正因如此，王彩玲看到了黄四宝与周瑜的不同——后者除了当年操着河南口音朗诵过普希金的诗句之外，现实生活中似乎并没有什么远大的抱负，而在黄四宝身上，王彩玲找到了自己的映射，概括起来其实就是两个字：北京。这让她也对黄四宝渐渐产生了好感。
王彩玲借给黄四宝梵高的传记，以鼓励他为了去北京应该加倍努力奋斗。
王彩玲告诉黄四宝，她不想在这个城市里发生爱情。
为此，她将梵高传借给黄四宝看，甚至为了黄四宝画画，做了一回人体模特。由此有了以下的对话：
王彩玲：你看过契科夫的《三姊妹》没？
黄四宝：没。听说过。
王彩玲：那姊妹三个住在远离莫斯科的一个小地方，老想去莫斯科就是去不了，我忘了是姊妹三个里的哪个了，她懂六国外语，她说，住在这种小地方，一个人懂六国语言，就跟六指儿一样是个累赘。你明白吧？就像咱俩。
【此时，隔壁隐隐传来女性的呻吟声，黄四宝为掩饰尴尬，打开录音机，录音机里传出了马斯卡尼的《乡村骑士间奏曲》（在姜文《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也多处出现了《乡村骑士间奏曲》的片段，而掌镜摄影师就是顾长卫）】
黄四宝：你不是很快就调到北京了？
王彩玲：快了。
黄四宝：你一走我会很失落的。
王彩玲：我对你有那么重要啦？
黄四宝：这么多年，好不容易碰到一个可以交流的人，你一走，我真成孤岛了。
王彩玲：你要是让我留下，我可以放弃北京户口。
黄四宝：放弃干啥呢！能逃一个是一个！你说过你要唱到巴黎歌剧院的。
王彩玲：要是我走了，你以后永远不可能碰上像我这么懂你的女人了。
黄四宝：我迟早也会离开这儿。我一看见有人提着包离开这个城市，别管他去哪儿，我都很羡慕。
王彩玲说的《三姊妹》中那个懂六国语言的叫玛莎，而且她记错了，玛莎的原台词是这样的：“在这个城里学会三种语言是一种不必要的奢侈。甚至还不能算是奢侈，而是一种不必要的累赘，好比第六个手指头一样。我们学会了许多多余的东西。”当然，三国语言还是六国语言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王彩玲记住了六指儿这个比喻。一句“你明白吧？就像咱俩”，道出了两个同病相怜的人。
王彩玲热爱的歌剧和美声，黄四宝的“野兽派”，他们所学习的这些艺术技能都属鹤阳这座小城的“不必要”，是一种冗余和累赘。但为了爱情，王彩玲说可以放弃北京户口，这和她告诉黄四宝她不想在这个城市里发生爱情本身似乎是矛盾的，黄四宝陷入沉默。之后，这场对话被忽如其来的校治安联防队的敲门声打断了。黄四宝认定，这种举报肯定是周瑜干的。于是二人决定一起动身前往北京。
黄四宝在王彩玲宿舍画人体画，治安联防人员上门查访。
这种仓促的决定往往带有某种悲剧性，正如同王彩玲说的“六指儿是累赘”一样，在一个小城市，不愿融入庸常生活价值观的人都是“多余的人”。只不过，王彩玲只看到了能唱意大利美声的她是这个城市的累赘，她是否也是黄四宝的累赘呢？换句话说，黄四宝从未想过和王彩玲能够产生爱情，他只是很敬重王彩玲，把她当哥们儿一样看待，在黄四宝看来，他们只是同病相怜的人，而这并不代表一定就是爱情。
这一次的北京之行，黄四宝再次名落孙山，而王彩玲也再次碰钉，歌剧院长期靠国家拨款养着，根本就没有进人的指标。二人又再次落魄地回到了小城鹤阳。酒醉后的黄四宝稀里糊涂地和王彩玲发生了关系，待醒后，他感到了莫大的愤怒和委屈，认为是王彩玲强奸了他，粗暴地将王彩玲推倒在了学校的操场上。彻底丧失了希望的王彩玲登塔打算自杀了事，却未死成，而黄四宝就此离开鹤阳，去了深圳。
失去了爱情和北京，王彩玲决定自杀，但兴许是宽大的裙摆救了她的命。
影片至此，我们可以大致梳理出一层分裂中的关系了：同病相怜者之间的分离。我们先来看看黄四宝和周瑜的关系。表面上，同为炼钢厂的职工，二人看起来是非常不错的朋友，不过，按照黄四宝的话来说，“他（周瑜）是最不想让我考上的，要是我考上了，他会嫉妒死，要是我考不上，对他倒是个安慰”，而周瑜自黄四宝去了深圳后也对王彩玲说过：“就他（黄四宝）那两把刷子，注定这辈子都志大才疏……说句心里话，他考不上，我就是挺高兴的！”周瑜的嫉妒好理解，“去北京”和“艺术才华”都是周瑜所没有的，某种意义上，周瑜只是不想失去那一点点圈子氛围而已，但黄四宝至少还在抗争，起码在去深圳之前，并不想因理想而与现实生活和解。
再来看王彩玲和周瑜的关系。周瑜一直对王彩玲爱慕有加，可王彩玲看不上周瑜的碌碌无为，虽然身在鹤阳，但王彩玲每天都在通过录音机学意大利语——“我是宁吃鲜桃一口，也不要烂杏一筐”，骨子里王彩玲就认为自己绝对不能和周瑜这样的人划上等号。在王彩玲看来，老老实实嫁个男人在这个小地方过日子简直就是自甘堕落的表现。于是，两人就此不欢而散。
值得一提的是，王彩玲自杀未遂后对周瑜说过：“你知道不，我为他（黄四宝）放弃了进北京的机会。他一直追我，我被他的勇敢给打动了，我想留下来接受他。等我把决定告诉他的时候，他反过来说他不爱我。”这种明显并非事实的话，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王彩玲至此都没有放弃她高高在上的尊严，哪怕那只是她的一种自我安慰。
王彩玲继续活在鹤阳小城，梦想着自己歌唱时观众如痴如醉的眼神，以及如雷鸣般的掌声。这是她尊严的全部。在影片的一开头，是王彩玲的一段画外独白：“立春一过，实际上城市里还没啥春天的迹象，但是风真的就不一样了，风好像在一夜间就变得温润潮湿起来了，这样的风一吹过来，我就可想哭了，我知道，我是自己被自己给感动了。”王彩玲清楚，日常的生活没有任何改变，可一股春风吹来，她总觉得有什么已经发生了变化，期盼这那种有尊严的生活终归会来到她的面前。
但她知道，她只是自己把自己感动了。影片中，当那位酒吧服务生被王彩玲的歌声打动，想要跟随她去那个她构想出的北京之时，王彩玲只是给了一个充满绝望的回答：“你以为北京那么好去了？在这儿好好工作吧！”
在鹤阳被视为异类的群艺馆舞蹈老师胡金泉
同病相怜者之间的分离也体现在了影片中后来出现的胡金泉（焦刚 饰）和王彩玲的关系中。胡金泉是市群艺馆舞蹈老师，因为痴迷于舞蹈，跳了几十年的芭蕾，被周围的人长期视为异类。印染厂工会主席不自觉地拿胡金泉的舞蹈和泰国人妖相比，而胡金泉早已习惯了这种无形当中的伤害。又一次，王彩玲在胡金泉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影子。
王彩玲：我一看见你，就觉得可亲近了。你真像个赤子似的。
胡金泉：你高看我了。你不知道，我是这个城市的一桩丑闻。
王彩玲：那是因为你比一般人勇敢。
胡金泉：我这么不正常的人，还这么死皮赖脸地活着……
王彩玲：你挺正常的！
胡金泉：正常？我是很多人心坎里的一个悬案……我一直以为，时间长了这个城市会习惯我，但是我发现，我一直像根鱼刺一样，扎在很多人的嗓子里，我真是个怪物，像六指儿一样。
胡金泉在公园遇到学舞蹈的女学生，她丈夫对胡老师充满着恶意。
彼此之间充满同情：但对于王彩玲来说，胡老师的出现可能更是坚定她继续在小城市生活下去的动力。
这段对话里，再次出现了六指儿。和王彩玲不同，作为这个城市里“多余的人”，胡金泉在意周围人看他的眼神，他自己也认定自己“不正常”。为了摆脱这种世俗舆论压力，胡老师打算请求王彩玲和自己假结婚，这样，外面有关他们俩的谣言也就消散了。但在王彩玲看来，胡老师和世俗生活水火不容，她认为自己不是，她只是“不甘平庸”，况且当炮灰的是她，因为她“毕竟是个女人”。
在我看来，“与世俗水火不容”和“不甘平庸”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或许，王彩玲不愿意假结婚的真实理由只是觉得这种行为是向世俗自愿妥协和认错，而她认为自己并没有做错任何事。对假结婚的拒绝，使得胡金泉走上了极端之路：为了拔掉他这根别人嗓子里的鱼刺，胡老师故意猥亵了跟他学跳舞的女学生，就此锒铛入狱。
请求和王彩玲假结婚的胡金泉遭拒后，在大雪夜推着自行车走在空无一人的街道。
王彩玲探视狱中的胡金泉，胡金泉说：“我这根鱼刺，终于从那些人嗓子里拔出来了，我踏实了，大家也踏实了。”
《立春》中还有第二层的分离。那就是理想者与世俗者的分离。影片中，压根儿不知道什么是《托斯卡》的女邻居（董璇 饰）有一个事业单位编制的丈夫（好像是工商局的？），世俗生活看似过得和和美美，她给王彩玲带来治脸上黑斑和疙瘩的土方子，给王彩玲胃药，甚至还买了震动棒以解决大龄女青年的生理需求问题，可谓十分热心肠。自从胡金泉入狱后，王彩玲的日常生活也由于这位女邻居的照顾显得好转了很多。
不过，这一切从女邻居的丈夫卷款潜逃而发生了变化。女邻居找王彩玲来哭诉，无意当中的一句“以后我连你都不如了”，却点醒了王彩玲，于是，她冷冷地回应道：“你能把我当朋友，是因为我比你更不幸，我没你好看，没你年轻，又没有家庭，有我这种人在你身边垫底儿，你会安慰的，对吧？不管是谁，他不幸的时候就会跟我同病相怜，我要是比你幸福，你还会跟我说啦？”
人与人之间的阶段性关系或情谊，往往是建立在一种奇怪的参照基础上的：初见王彩玲，周瑜对黄四宝说：“（王彩玲）看那样还挺牛逼的啊。”黄四宝则回应道：“牛逼个什么呢，她根本不是音乐学院的正式生，是进修的。”周瑜也对王彩玲说过：“你也别以为我没有才华，现在电视那些播音员算个啥东西！就是比我命好罢了。当年报考省电台，我朗诵的诗歌……在场的考官没有一个不哭的！”
《立春》中的人物，多处都体现了一种“这方面我不如你，但另一方面我绝对比你牛逼”的心理优越感，阴暗吗？或许。但同病相怜即便只是一种短暂的联盟，那也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性——它使得两个在暗夜中前行的人可以彼此帮衬搀扶，渡过难关，可一旦情势发生变化，比如一方失去了自认为对方无法拥有的强项，这种关系也是瞬间失衡了。
女邻居为王彩玲买回了震动棒。
在女邻居眼中，金钱、稳定的家庭生活、一个疼她爱她的好老公，这或许是她对人生幸福的全部定义，至于王彩玲的北京之梦，她从来也没考虑过，不，严格来说，是完全没有这种渴求。某种意义上，王彩玲就是这位女邻居的安慰剂，安慰又是一种麻醉，虽然女邻居并不这样认为——起码，所谓庸众苟且的生活那只是王彩玲认为的。因此，不管是谁心理阴暗，当女邻居忽然一夜之间丧失了她幸福的一切衡量标准的时候，她只能认为自己连王彩玲都不如了——毕竟，王彩玲还有《托斯卡》，还有北京梦，以及巴黎歌剧院。
当然，说王彩玲是理想者也属大而无当的称呼，她有她的日常，也有她的家庭关系，这在王彩玲春节回农村老家看望父母中就有体现。只不过，瘫痪多年的父亲无法正常语言交流，而老母亲问女儿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今年是不是能把婚结了？你这闲话总是传到妈的耳朵里，咱这小地方不比大城市，你总得入乡随俗吧？”
是啊，小地方。王彩玲仍旧生活在小地方，哪怕工作的所在地是一个市。和所有北方的小城市一样，它了无生气，绝望而且压抑。芭蕾和歌剧，对于广场舞和秧歌队来说，在这座城市显得太过刺眼和格格不入——王彩玲一直试图逃离这个城市，但影片里那列黑夜中行驶在华北平原的绿皮火车，一次次地载着王彩玲前往北京，又一次次地将她送回鹤阳。
摆在眼前的残酷事实是，王彩玲并没有她自认为那么卓然出众的歌喉，又没有任何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底层的她只有依靠自己的努力来为未来的生活赌命一搏，而在资源高度集中和倾斜的场域内，她的努力注定是一个悖论：北京拥有着那些外省青年们梦寐以求的文化资源，而王彩玲却由于户口和“平庸的才能”无法进入到那个她梦寐以求的体制中。如果说户口是一种客观条件限制，那么，“平庸的才能”就是王彩玲自身的局限了：小地方的出类拔萃，到了大城市，那可能就只是平平。
导致“平庸才能”的因素有很多，可能是天赋不够，也可能是自幼身边的配套资源不足。王彩玲身边或许不乏仰慕者（比如周瑜），但没有能够指导她歌唱艺术精进的人；黄四宝习画多年，但也充其量就是二手画册上的拙劣模仿，既无缘得见大师原作，又没有像样的艺术博物馆可以观摩。小城市极为匮乏的艺术资源无法供给他们足够的养分，好比一个先天营养不良的孩子，即便有着极高的视野，但奈何在起跑线上就已经落后了。“孤芳自赏”往往会陷入自怨自怜，而“怀才不遇”、“虎落平阳”的消极挫败感又会进一步加剧心态上的失衡。
我当然从不否认黄四宝当年追求绘画的真切，王彩玲胡金泉对于歌剧和芭蕾的纯粹热爱，但拼命奋斗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出众才能”的获得。努力从来都不必然带来成功，更多的时候，这种较劲斗狠的意志力会使他们的追求过程变得盲目而狂热，以至于内心中形成现实与理想的绝对敌意，最终梦想成为一剂毒品，可以沉醉其中，却也带来致命的伤害。
可如果身处小地方，却拥有着相对不俗的才能呢？影片中出现的高贝贝（张瑶 饰）或许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高贝贝假冒癌症患者，想拜王彩玲为师进京参赛。
高贝贝找到王彩玲时谎称自己得了癌症，时日无多，最大的心愿就是临终前能去北京参加一次歌手大赛。博取同情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高贝贝以为王彩玲在北京有关系，认识不少专家。王彩玲听了高贝贝的演唱后，断定其绝对不是一般的音乐爱好者，如果没有经过专业训练定然不会如此出色，高贝贝坚称自己的确没有经过正经的音乐训练。对此，王彩玲说，这孩子我教不了，让她直接去北京参赛得了。高贝贝苦苦哀求，最终王彩玲还是同意了。
试想，如果高贝贝不凭关系是否能够进入歌手大赛？影片未表。不过，这里实际上呈现出一个重要的信息——如果说高贝贝代表了小地方出来的优秀歌唱者，那么，“唱功+关系”却恰恰是很多底层小人物认定的生存智慧和逻辑。换句话说，和真本事相比，关系才是硬道理，真本事却只是加分项而已。
为了让高贝贝能去北京参加比赛，王彩玲甚至放弃了办理北京户口，将自己买户口剩余的一万两千多块钱给了高贝贝，看能否托关系进入比赛。王彩玲承认，她在北京没有任何关系，那都是她瞎编的。或许正是因为王彩玲的这种真诚，使得最后在中央电视台获奖的高贝贝向老师道出了实情，高贝贝没有得癌症，她也不是简单的音乐爱好者，已经学习了五年：
“王老师，我对不起你，我知道我会有报应的。可是，出名太难了……唱得好的人多了，咱们又是小地方出来的，没点儿特殊手段根本出不去……”
高贝贝获奖后向王彩玲道出了实情。
这又是一种分离。王彩玲面对下跪的高贝贝，选择了夺门而去，一方面有对被欺骗的反感和厌恶，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她对这种为了出名不择手段的不屑。谁又能知道，高贝贝的获奖，是否也掺杂了评委乃至观众的同情分？当王彩玲对高贝贝说出她在北京没有关系的那一刻，实际上也是王彩玲放下尊严和身段的开始。
最终，王彩玲在孤儿院里找到了某种世俗意义上的寄托，她领养了一个唇腭裂的孩子，并带孩子去医院做了手术。在医院，她偶遇了为人父的周瑜，也在大街上和已经成为欠债商人的黄四宝侧肩而过。
王彩玲和她领养的孩子
这似乎就是故事的全部了，但又不是。王彩玲是否默默接受了去不了北京的现实？她是否还打算唱到巴黎歌剧院去？领养了孩子，是否意味着她已经开始和生活和解了？和解是否就意味着向生活的妥协？
《立春》终究是一曲底层人物的挽歌，一点儿也不励志，没有心灵鸡汤可以喝。最终化为泡影的，不仅仅是王彩玲站在舞台中央享受雷鸣般掌声的梦想，那个王彩玲一手杜撰出来的“关系”，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土崩瓦解。这个“关系”神话关乎尊严和身段，曾让很多小地方的人围绕在王彩玲的身边，憧憬着那个遥不可及的大城市。殊不知，这对很多人的梦来说是一种慢性伤害。
上面的两张影片截屏分别代表了王彩玲身处的现实和梦境。这让我想起王彩玲在火车上说过的：
“每年的春天一来，实际上也不意味着什么，但我总觉得要有什么大事发生，我心里总是蠢蠢欲动，可等春天整个都过去了，根本什么也没发生。”
影片的最后，她放弃了北京，也放弃了唱歌，当上了屠户，卖着羊肉，专心养育她的孩子。她也没有让她的娃娃跟胡老师学习芭蕾，因为胡老师已经完全淡出了“正常”人群的视线。还有女邻居、周瑜、黄四宝，那些曾出现在她身边的人，都和她失去了联系。她仍旧活在这个星球的一个小地方，可能不是鹤阳，可能是内蒙的哪个小地方。
但是，《哈姆雷特》中的那句“即便把我关在果核之中，仍自以为无限空间之王”，是否还会在某一天忽然又照亮了王彩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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