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 New York Times
利维坦按：
毋庸置疑，移情能力是每个心理治疗师所需要具备的一项重要技能。有人能够倾听、感受其心理困境、并给出合理建议，这对于患者来说通常都会是件好事。但是对于心理治疗师来说，与患者的每次接触都像是武侠小说里的"用嘴吸毒"，因此则又必须具备足够的"反移情"能力来保护自己与患者。一味的感同身受，对双方来讲都是危险的。
不过说起日本自杀的作家，似乎已经成为某种默认而内化的传统：除了本文中提及的三岛由纪夫，北村透谷、芥川龙之介、太宰治、川端康成也均死于自杀。“自杀而无遗书，是最好不过的了。无言的死，就是无限的活。”想必川端康成的这句话很多人都非常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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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人根本一彻（Ittetsu Nemoto）会不时地召集一些有自杀倾向的人，和他们一起前往那些著名的自杀圣地。在日本，这种“圣地”数量庞大，最为人所熟知的一处为位于富士山脚下的青木原森林（Aokigahara forest），又名树海。上个世纪60年代，作家松本清张（Seicho Matsumoto）出版了两部小说，把这片树海和自杀联系到了一起；随后，鹤见济（Wataru Tsurumi）的《完全自杀手册》（完全自杀マニュアル）于1993年面世，作者在书中号称青木原森林为最完美的自杀之地，让本就阴郁的林海笼罩上更沉重的自杀氛围。青木原森林中的树木遮天蔽日，林中密不透风。外加几乎没有任何动物的活动痕迹，包括鸟类在内，整个森林安静得让人窒息。这片树海占地之广，面积达14平方英里（约36.3平方公里，译者注），死者的尸体可在林中隐藏数月都无人发现，游客通常会拍到尸体和遗物的残骸。另一“备受欢迎”的自杀去处为可俯瞰日本海的东寻坊（Tojinbo cliff）。真正去到这样的地方和单纯在脑海中想象完全不一样，毕竟从断崖上俯瞰大海令人顿然生畏。
僧人根本一彻。© Pari Dukovic
作为一名佛教徒，根本一彻抽出时间在庙里组织了一个“死亡研讨会”。他让那些前来参加的人想象自己被诊断为绝症、存活时间仅剩寥寥数月；引导着他们先把“生命最后3个月”里想做的事情写下来，然后把“存活时间”缩短到一个月、一周，到最后仅剩10分钟。大部分人在这个想象过程中泣不成声，一彻也是其中一员。
一位参加研讨会的男子数年来一直告诉一彻：他想死。这位男子38岁，时不时会被精神病院收容救治。在列出自己“遗愿清单”的过程中，他只是坐在那里徒然地哭泣。当一彻走到跟前确定他的状态时，这位男子的“清单”一片空白，他说他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些事情，不知如何回应。他仅仅是想死而已，至于活着的时候想干些什么，他一点都没想过。但如果一个人从未真正活过，那又怎么会渴求死亡呢？这一想法反而让他从对死的追求中解脱了出来。他回到工厂重操旧业，干起之前机械师的工作。这名男子此前极其反感和人相处，以致只能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工作；但现在他愿意和人讲话，工作上也得到了提拔。
在研讨会的进行过程中，一彻会假装举行葬礼，并按照日本下葬的传统，让参加者们用一块白布盖住自己“尸体”的脸。随后每人手持一支蜡烛登上寺庙的后山，想象自己进入了死后的世界。这个过程中伴随的似乎不是眼泪，而是一种奇妙的兴奋感，好像他们体验到了重生，这让一彻也无法理解。
富士山脚下的青木原森林。© Mental Floss
在此之前，一彻致力于组织一些户外活动，主要目的是帮助那些数年来足不出户的蛰居族（Hikikomori）们走出房门。在日本有成千上百的蛰居族，主要群体为一些青年男子，他们沉迷于游戏和网络的世界，仅依靠父母获得食物来源。而一彻为帮助他们，组织过露营旅行和KTV之夜，也举办过煲汤专场，甚至彻夜对谈。但所有活动的总体效果不尽如人意。蛰居族们的心理是社恐的，有自杀倾向的人的内心是紊乱的，没有办法指望他们主动出现参加活动。
一彻笃信直面死亡能带来改变，坚定认为需要培养人们对机体的功能性和脆弱性的集中觉知（concentrated awareness），同时也认同遭受苦难的重要性，相信经受苦难的过程才能反映人最真实的一面。然而，当被问及是否认为快乐的人比痛苦的人肤浅时，一彻起先回答认为不存在快乐的人，随即他又想了想说，他的妻子就是快乐的。"她平和的本性让她不够深刻吗？可能是吧。”一彻说道。
写给根本一彻先生：
日期：2009年10月8日
因为一直交不起话费，我的手机明天就要停机了。所以希望您能尽快回复我。我们是一对夫妻，现在住在自己的车里，生活在H区。但自从我们来到H区，就一直没找到工作。我们一边捡空罐头一边找工作，但因为不是本地人，我们的申请都被拒了。慢慢地我们感觉不太想活下去了。但当我们试着用皮带勒死自己的时候，还是会因为感到疼而松手。我们也试过一次性吃很多感冒药，但过会儿还是醒了。我们居然求死都不得。话虽如此，但我们不是真的想死，我们还是想找到工作。现在我们犹豫不绝，没有办法靠自己找到出路。
作家三岛由纪夫，1970年。©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日本的自杀文化广为人知，其“名气”可部分归功于二战时期悲壮赴死的神风特工队，以及于1970年采取了违背时代精神的可怕方式——切腹——实现自尽的作家三岛由纪夫（Yukio Mishima）。切腹自尽是一种通过使用短刀剖开腹部的自杀形式，具有独特的日式风格。三道由纪夫切腹自尽的表面原因是企图发动军事政变但以失败告终，不过在此之前，他早已对生命的终点幻想良久。“只有死亡能最终拯救肉体于荒诞，”他写道，“斗牛士的表演若完全从与死亡的联结中剥离，他的欢愉与优雅又显得多么滑稽。”
高自杀率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国家存在根本性社会问题的标志。当抑郁导致自杀不断，这就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心理疾病，而是人类学讨论的范畴。日本到底怎么了？日本本土没有反对自杀的宗教禁令，这一点和西方社会截然不同。在西方，夺取他人生命是拒绝神赐恩典的表现，或是去拥有神的专属力量的僭越。但在日本，自杀可以抵偿债孽，同时恢复荣誉、表明忠心。“该隐的罪行（《圣经》中记载的人物，即杀亲者，是世界上所有恶人的祖先，译者注）永远逃不出上帝的眼睛，在另一个世界中更是如此。” 莫里斯·彭盖（Maurice Pinguet）在他的研究中写道，“但在日本，死亡可以是你的藏身之处，过去犯下的错误和你的生命一起随之消散。”自杀在日本可以代表道义、自由，甚至是一种“美”的存在。作家江藤淳（Eto Jun）于1999年自杀，死后获得了多位学者的高度赞誉，称赞他的自杀行为为“一流的美学”。2007年，一位内阁大臣因财务不端接受调查而自杀，东京的行政官员把他称为捍卫荣誉的真正武士。人类学家北中淳子（Junko Kitanaka）在过去10年里研究日本的抑郁症，这个过程中数名心理治疗师告诉她，他们认为一个没有心理疾病的人有权自行选择死亡，而他们无权干预这一沉重又私密的决定。
作家江藤淳。© 维基
日本的自杀率将近是美国的两倍。从1998年到2011年间，每年的自杀事件超过3万起，约15分钟内就有一人自杀。日本的确经历了一段经济困难时期，但反观经济形势更糟糕的希腊，其自杀率只有日本的六分之一。很多人选择跳进东京地铁轨道自杀，以至于当地铁在两站之间突然停下来时，乘客们就会认为又有人跳轨自杀了。另有不少路人被跳楼的人砸死。自杀的父母会先了却自己的孩子们，以防他们变成被遗弃的孤儿。如果一位母亲自杀时没有把自己的孩子一并带走，从传统意义上来看，她会被认定为极其恶毒的人。
可见，自杀在日本仿佛是一种“文化理念“。但在过去的几百年里，大多数时候日本的自杀率都和西方国家相近。近年研究显示，格陵兰岛（为丹麦属地，译者注）是全球自杀率最高的地区，并且以高出3倍的自杀数据远远超过紧随其后的立陶宛和韩国。日本位列第九，排在圭亚那、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中国和斯洛文尼亚之后，和匈牙利并列。瑞典尽管有着臭名昭著的漫长寒冬和压抑氛围，却只排在30名，和美国并列。不过，各地的自杀率会随时间发生显著变化，在战争时期下降，战后时期回升。20世纪50年代日本的自杀率达到巅峰，但之后又呈下降趋势；90年代由于日本经济萧条，自杀率又重新上升。有人因为过度工作劳累而死，还有人因为没有工作自我了断。
过去数十年里，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但生与死的距离却可以取决于“下午两点到四点” 间的变化，取决于基础设施的细微调整，至是环境中任何可察觉的微小改动。一个企图跳桥自杀的人若发现桥上设有防护网，通常会放弃自杀回家，而不是再去找另一座桥。一些东京的地铁站设有蓝色荧光阻碍企图自杀的人，效果显著。几年前一个名为Lifelink的预防自杀组织对日本的自杀进行了细致的分析，确定有必要制定更加精确的预防措施，应具体了解自杀的对象、地点、建筑、方法和时间，这些因素应充足到仿佛可以直接干预某次自杀的发生。最常见的自杀场所是家，其次是高楼和水域。绝大部分的自杀发生在周一，其次发生在周日和周四的早上四点到六点之间。女性更倾向于选择正午到下午两点间自杀，较少选择下午两点到四点之间。
写给根本一彻先生：
日期：2008年7月5日
请原谅我冒昧给您发邮件。我叫T，在网上看到了您的博客，因此想写邮件给您，希望能收到您的一些建议帮我摆脱现在的困境。大学毕业以来，为了成为一名律师，我一直努力准备律师考试，这期间是父母在资助我。但到现在我已经考了6次，依旧无法通过考试。因为压力太大，工作辛苦，我被诊断患有抑郁症，我不得不把手中所做的一切都停下。现在的我除了背负的一笔学生贷款，其他一无所有。
我感觉自己能力有限，决定放弃成为律师的梦想，并开始找工作。但我已三十好几，之前只做过一些兼职，现在很难找到工作。我迷失了自己，完全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也不知道自己该朝着哪个方向前进。我成了蛰居族的一员，整天宅在家中闭门不出。除了每周见一次心理治疗师，其他时间里我无法出门。我知道这种无法挽回的境况是我自己一手造成的，我应该亲自解决这个问题。但我是个软弱无能的人，一直依靠他人生活，父母供我活到了30岁，我实在没有能力依靠自己摆脱这样的困境。前段时间我开始考虑自杀，但最近对死亡的恐惧又非常强烈，连自杀的勇气都没有。如果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我怕我总有一天会失控，最终杀了自己。
我的情况就是这样了。很抱歉向您毫无头绪地絮叨这么多。我感觉自己走向了死路，已经没有什么能做的了。希望您有空时可以给我点建议。很抱歉在您繁忙的时候打扰您，但希望您能帮帮我。
在一彻小的时候，一位关系很亲的舅舅自杀了；在18岁末的高中时期，中学时期的一位女性朋友也选择了自杀。去参加朋友的葬礼时，他看到了那具躺在棺材中的冰冷尸体。因为是上吊而死，朋友的舌头过分伸长，她的嘴不得不被缝起来，避免那可怕的舌头被大家看到。数年后他又听说高中时期同一个乐队的女性朋友也自杀了。当他再次参加葬礼时，发现这次比上一位的葬礼更令人胆寒——虽然也是上吊而死，这位姑娘生前没有进食，企图饿死自己，因此她的尸体消瘦得几乎不成人形。
一彻年少时成天喝酒，和外校的学生打架斗殴。高中时期每天都读尼采的作品，他喜欢尼采文字中蕴含的力量。毕业后他修了哲学相关的大学函授课程，日常工作则在船上，评估东京湾的污染情况。他对污染没有什么兴趣，只是喜欢船而已。他曾在冲绳岛做过一段时间的海上导游。当时的一彻只是做一些看上去有意思的事情，并没有什么长期打算。随即到了24岁，他遭遇了一场严重车祸，昏迷了整整6个小时，住院3个月。他终于意识到生命的可贵，而过去的自己却一直在荒废时间。他不再从书中探寻生命的意义，他要亲自体验生命的乐趣。
某日，一彻的母亲看到一则僧侣招募广告，就把这则广告当作笑话指给他看，但却一彻却对其燃起了好奇心。他在高中毕业后学过空手道，懂得一些基本的修行（如站在冰瀑下诵经一小时），因此对禅学有所了解。朋友们都觉得去当和尚是相当荒谬的一件事，连他自己对和尚也没有多高的评价，但他还是回应了那则广告的“邀请“。最开始的工作内容是入门级别的，面向没有接受过训练的新人，主要是举行宠物葬礼一类的工作。做了一段时间之后，一彻觉得现有的工作对他来说过于简单，他想学的远不止于此。那时他已经快三十了，和妻子由纪子（Yukiko）住在一起，由纪子是一名培训护士，是一彻在住院期间认识的。虽然已成家，但他还是决定去寺院工作。
© Anghami
一彻在岐阜县的临济（Rinzai，りんざい）禅寺完成了修行，该庙地处东京西侧200英里（约322公里，译者注）外，隐秘在幽深的山林之中。顺着山中长长的石阶拾级而上，便可到达寺庙入口的山门，门梁上覆盖着瓦片。穿过山门即到院内，地面上铺着耙制的沙砾，随处点缀着石组和矮松，传统建筑飞檐覆瓦，分布其中。为了表明自己遁入佛门的决心，申请修行的人应俯伏在院外，声明自己在面对生死大事之时会竭尽所能。通常，寺内住持都会怒目而视，令其退下；但申请人若再坚持俯伏2到3日，即可被带入院内，开始修行。
见习“僧”们的待遇很糟，和殖民地种植园的奴隶们不相上下。他们必须严格按照要求行事，不得拒绝；几乎不能睡觉，早上四点必须起床。绝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只吃一点米饭，偶尔再加一点腌菜，新鲜的肉菜是吃不到的。寺里没有供暖，即使在山上非常冷的时候，僧侣们依旧穿着木屐和棉袍。级别低的僧侣没有资格读书。
每人一天之内必须完成的任务非常多，包括做饭、打扫、砍树、劈材和做笤帚，这些事情琐碎枯燥，允许的完成时限也很短。如果做得不够快，则会受到资历深的僧人的责骂。人和人之间几乎没有交谈，为数不多的交流方式只有摇铃（指示活动变化）以及责骂。在这里，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有唯一正确的方式，并且必须严格遵照。摇铃一响，他们必须迅速响应，在4分钟内完成以下活动：整理被褥，打开窗户，冲向厕所，盐水漱口，清水洗脸，穿上棉袍，最后奔向冥想堂。起初要在4分钟内完成这么多事情非常困难，慢慢地便可以自己想出了一些提升速度的小技巧。但即使有了这些被动技能“加持”在身，依旧很难完全做到，他们必须对所有要做的事情都非常明了、不得分心。
见习“僧“们的行动总是被认为不够快，随时处于战战兢兢的状态，同时也被人时刻监督着。冬天的时候僧侣们都很冷，但若被发现表现出了“感到很冷”的样子，也会受到责骂。修行的过程中没有片刻安宁：不休的责骂，反复的奔走，以及随之而来的慢性疲劳，让人进入了一种低水平的恐慌状态，也是高度集中的状态。原本具有怀疑、批判和理解的思维能力停止了运转，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服务于机体运转的思维机制。这种机制更简单，需要摈弃自我，寻求真我。据说一位受训良好的僧人可以活得像“已死”一般，即毫无牵绊，毫无顾虑，毫无困顿，意志和行动之间切换自如。
每年中他们需要去化缘好几次，每次需要花8天的时间走到很远的地方去化缘（为佛教用语，区别于“乞食”。佛教认为，能布施斋僧的人，即与佛门有缘，僧人以募化乞食广结善缘，故称化缘，译者注），冬天他们则穿着木屐走过雪地。这个过程中，僧侣们戴斗笠遮住脸，不和任何人交谈，即使有人问起，也不会道出自己的名字。如果有人施舍了食物，不管给了什么他们都必须吃光。这种被迫的过量进食可以算是整个修行过程中生理上最痛苦的环节。
每天见习“僧“们需要拜谒各自的老师，汇报自己关于心印的思考。这种拜谒最多只花几分钟，有时候只需要几十秒。老师们偶尔会给出评述，但通常情况下都不会说什么。与生理修行相对应，心印是心灵的痛苦修行。这个过程令人排斥、沮丧，他们根本无法吸收理解，这么做意在对他们的心灵产生震慑，以至于在思考某些深奥的问题时可以茅塞顿开。
一月时，僧侣们会进行为期一周的闭关，这期间不可以躺下或睡觉。某一年的一月，一彻轮值为厨师，需要为闭关准备特定的腌菜，寺内住持催得很紧，以致闭关开始前的一整周他都没有合过眼。到了闭关的第三天，他累得几乎站不住，但必须坚持抱着一大罐米。他一边抱着米罐一边想：“我抱不住了，我要死了。”但就在他快要倒下的瞬间，一股力量席卷全身，仿佛周围的一切都开始吟唱，而他变得无所不能。他意识到，在倒下前的那一刻，或再之前的人生里，他都不是真正的自己。当晚他谒见老师汇报心印的思考，他第一次得到了老师的肯定。这样的经历让他相信，只有苦难才会带来顿悟，尤其当苦难快要突破承受范围的临界点时，转变才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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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日本几乎没有僧侣了。一彻所在的寺庙，其修行极其严酷，所剩僧侣仅7人。每年都会有新的见习僧侣前来修行，但很多人都坚持不住中途放弃。今年前来修行的僧侣有5位，最后只有1位坚持了下来。一彻所学的临济宗（禅宗南宗五个主要流派之一，译者注）的核心要义为个人觉悟。当有僧侣离开佛家，想要重新入世工作，禅师则会感到失望。多年前，一位名为R的女性通过一彻的网站联系了他，他们也在线下见过几次。
日期：2008年01月17日
其实我昨天差点就死了哈哈哈（原文为LOL，是英文”laugh out loud”的缩写，英文语境中的网络用语，表示“大笑”，译者注）。我想起来很久之前第一次吃安眠药自杀的经历。但不管吃多少次我就是死不了，而且洗胃超级超级痛苦，尤其当人处于清醒状态的时候。如果我能一直吃药直到失去意识，应该就会有点效果，但一次性吞几百片也超级难啊哈哈哈。如果我能轻易地去死，我肯定早就死了！现在的我有了一位可以依赖的朋友，我在他面前哭了两个小时并且平静了下来，对于对方来说也挺难熬的，对吧？我对他感到同情，会想“总有一天你会厌倦我的“。我有时候更想死了，有时候又不想，真纠结哈哈哈。但我的结论是，生存很难。好了我去洗澡了。
R和丈夫离了婚，搬去和男友同居。男友在其父亲自杀后成了蛰居族的一员。R给一彻发了一篇男友写的文章，男友认为蛰居族和受训的僧人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在很早以前，成为一名修行的僧人是一种生存方式，我相信其中的很多人都是为了避开尘世生活的纷扰才做了这样的选择，这些人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有些“抑郁“或者”神经质“。成为僧侣最基本的操作就是离开家人朋友，切断和尘世的所有联系。在旧社会，这样的角色尽管被认为毫无用处，但他们不仅会被大众接受，还会受到尊重、获得帮助与支持。只有极少数的情况下，那些具有所谓”觉悟“或者向大众传播教义的僧人们可以拯救那些陷入现实困境的人。换句话说，在某些情况下，修行的僧侣们具有社会作用，这也是他们可以获得大众支持的原因。我认为蛰居族和他们非常相似：第一，两者都无法融入社会，僧侣们隐居山林，蛰居族们隔绝在家；第二，他们都需要独自面对自身问题的根源。但社会不再认同这种生存方式，因此蛰居族们只能躲在家里，但他们依旧是很重要的社会组成。有问题的不是蛰居族们，是社会本身，有可能只有蛰居族们才能解决这些问题。
经过4年修行后，一彻渴望重新入世，但又不确定自己想干什么。他搬回了东京，在一家快餐店工作。吃了4年的米饭和腌菜，他对煎牛肉堡产生了浓厚兴趣。的确，这比4年的修行简单太多，他随时随地地感到快乐。人们向他问好，告诉他干得很棒，询问他回到世俗生活后是否一切都好？是否觉得太热？需不需要喝水？这一切实在愉悦得令人难以置信！随后他愉悦的情绪状态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没人可以理解他为何能够如此快乐地做一份枯燥的工作；在餐厅中一起工作的其他人都很痛苦。人们向一彻询问快乐的秘诀，他向他们讲述了在寺庙修行的经历。随后他们开始和一彻谈论自己的困境，其中一些人和他提到了自杀的想法。这让他逐渐意识到，自己有帮助他人化解痛苦的本领。
不久，临济寺里一位老师的儿子联系到他，先是询问他在餐厅的工作，随后便提到他们需要一位寺院住持。寺院位于岐阜县关市，若找不到住持，寺院就得被迫关门。一彻同意了这一邀请，随后搬了过去。
关市是一座小镇。城内随处可见低矮的水泥公寓和传统的双层斜顶凹瓦民宅，四周环绕着竹林葱郁的连绵丘陵。一彻所在的寺院坐落在城外，寺院为传统风格的建筑，四周都是稻田，一侧有一块墓地。院内是冥想堂，放着教徒们的牌位，每个牌位里都放着一个卷轴，卷轴上列着其家族祖先们的名字，有的名字可以追溯到17世纪。寺院房间的外侧是装有木板和纸屏风的推拉门，屋内的地板上铺着榻榻米。一彻本以为在一个小镇上当一名寺院住持可以很清闲，但实际上事情却多到完全没有时间停歇。他需要为所有教徒的家庭主持葬礼，举行2周、3周甚至4周的悼念仪式，并完成之后所有的流程。他在院内种了稻米，收成以后会分一些给当地的教徒们。
虽然忙碌，但不再需要苦行修禅。一旦见习的僧人离开寺院后，寺内生活的种种限制也随之消失，他们可以抽烟喝酒，甚至娶妻生子。日本净土宗的一个分支教派做得更加“过火“——他们不剃头，并自认为这是表现谦卑的一种方式——净土宗的僧人们认为他们都和普通人一样愚钝。这让一些来自宗教传统更为严格的国家的佛教徒们，对日本僧人的生活习惯感到震惊，但一彻相信不同的习惯不会让自己和其他的佛教徒们产生隔阂。主持葬礼时，一彻会穿着僧袍，穿着传统服饰可以为长辈们带来更多慰藉感。但不在寺内时，一彻的穿着全凭自己喜好。他会穿宽松的牛仔裤，老式的靴子，甚至会为自己的光头绑上头巾。这其实不仅仅是减少庄重感，同时也是避免公众的忌惮——在日本，佛教和葬礼被特定地联系在了一起，因此穿僧袍的人被很多人当作“死“的使者。
日期：2010年4月22日
尊敬的大善寺住持，
近来我的生活没有什么改观，因为我的丈夫自杀了，但我还是在努力地活下去。接下来我要开始长篇大论了，如果比较啰嗦还请您谅解。我的母亲非常虔诚，每个清晨和夜晚都不忘在佛坛前双手合十、诚心诵经。父亲喜欢喝酒，自我记事起他一直行事粗暴。成长过程中，我亲眼见证了母亲受苦数十年，但她却从不抱怨。她努力工作，一心为家人祈福，全心照顾父亲直到他离世。我实在无法理解。我一直很恨父亲，而母亲所做的一切十分了不起。
父亲死后，母亲的健康状态也每况愈下。她终于从父亲带来的麻烦里解脱了出来，但我又开始给她制造新的麻烦。我的婚姻失败，生活中没什么顺心的事情，年纪越大越觉得没有活着没有意义。我想去死，心情狂躁，对母亲恶语相向。然后她患肺炎去世了。我感到绝望。沉重的悔恨之情吞噬了我。我无法原谅自己，实在痛苦得无法承受，我开始试着自杀。
我那酒鬼父亲折磨了母亲数十年之久，在她本已解脱的时候我却又成了她最后的煎熬。母亲终其一生没有得到任何回报。为什么如此虔心的她，献出自己的身心，却最终落得如此痛苦的人生？我知道我给她的只有折磨。我错了，但我控制不了我自己。所以每当我想起母亲，我感到愤怒不已，这世上到底有没有上帝佛祖？！到底为什么会好人没有好报？！如果善良地活着都感受不到快乐，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母亲在离世前短暂恢复意识时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很感激”。
我一个人活着。我知道这很可悲，再过几年我就五十岁了。我现在干着临时工的工作，能维持生计，但不知道未来面临着什么。我完全不知道该如何活下去，极度焦虑。我每天和母亲的遗像说话。在每个醒来的清晨，我都会对自己又一次失望，因为我还没死成。我想我死后去不了母亲所在的那个世界。但是，尽管我如此想死，却又同时在想办法活下去。年初我重新开始找工作，但因为现阶段只能做一些室内工作，我的申请都被拒绝了。这挺正常的。所以到最后我想逃离这一切。我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到底是想死还是想活。我可能是在通过找一份工作来隐藏自己想死的念头。每到夜里我想起自己未卜的未来和离世的母亲，就会忍不住哭起来。
谈论自杀并不容易。这个念头会令人恐慌，以至于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办法解决。如果你拨打自杀干预热线，连线的对象可以帮助你，但对方依旧是对你一无所知的陌生人。在日本，话疗并不常见。如果去看精神科医生，他们往往聊上几分钟就直接开药。一彻想让有自杀念头的人们没有顾虑地相互交流，因此成立了一个相关的网站，原名叫“为了不想继续活着的人们”。但随后他想到这个网站可能会变成他们寻找自杀“搭档”的“好地方”——这在日本非常常见——因此他将其更名为“为了想要继续活着的人们”，有自杀想法的人们在网站上相互交流，同时也会给一彻写信。
© Rafu Shimpo
一彻会回复每一位来信或留言的人。每当他回复后，对方又会立刻发回新的消息，他只能周而复始地回复下去。他也会接听他们的来电，很多来电都在夜里。想自杀的人们想要和他交流，但不知道该说什么，该如何描述自己的境况，该如何讲述自己的遭遇。那些长达数小时的来电里充斥着模糊不清又深不见底的绝望，并在通话结束后紧紧地裹挟着他，挥之不去。
他试着用于他所笃信的禅学法则去倾听，即让所有的文字和情绪贯穿全部身心，占据所有思维，这样可以避免触发自身反应。一彻发现，要帮助这些人，就必须感同身受，必须意识到他并不是他们的人生导师，而是他们中的一员，必须像他们一样试图寻找生命的意义。求助者们的不安成为了他的不安，一彻的身心受到了严重影响。他曾尝试通过冥想来净化身心、清除这些负面情绪，但从来做不到全身而退。他整天都想着这群想要自杀的人。自己该怎么做？该怎么帮助他们？他的睡眠严重不足，备受折磨。但想到先前在临济寺的修行也曾如此煎熬，一彻相信他现在所做之事就是院内修行在现实生活中的延续。
坚持了3年，一彻濒临崩溃，他开始寻求照顾自己的方式。他重拾空手道，增加冥想和诵经的频率。但总有新的人向他寻求帮助，之前帮助过的人不断地继续联系他，几乎没有谁的生死问题得到了真正的解决。他感觉自己对越来越多的人负有责任，这些人想从他身上获取的东西也越来越多。
2009年的秋天，一彻感到胸闷气短，脖子僵硬。几个月后这一情况进一步恶化，他不得不去了医院，并被诊断为不稳定型心绞痛，有5条动脉阻塞。医生告诉他随时都有心梗而死的风险。接下来的两年里一彻接受了4次血管修复术，这期间他的父亲有了自杀倾向。10年前父亲由于中风而偏瘫在床，在一彻住院期间他失去了生的意志，几个月后便心衰而死。
在这期间，一彻依旧不断地收到求助者们的来电和来信，但他的身体状态实在虚弱，没有办法回复他们。起初，他没有提及自己为何会悄无声息地消失；但随着时间不断的流逝，他意识到应该做出解释。治疗期间，一彻在医院给求助者们回信，告诉他们自己病了。但当他前去查看那些求助者们的反应时，他震惊了：竟然没有任何人在乎他生病这件事，他们说自己也是有病之人、自己也很痛苦，而一彻就应该帮助他们。
随后的一周里，一彻躺在病床上痛哭不止。他花了7年时间，牺牲自己的时间精力、甚至把自己逼向死亡的极限，来帮助这些人，但这些人对他却毫不在意。做着一切的意义何在？他知道想自杀的人无暇顾及他人的痛苦，但他们的毫不关心依旧让他心灰意冷。其中有些人一彻已经花了数年的时间来沟通，而现在，当自己濒死时，却无人在意。
根据一彻的经历拍摄的纪录片《死亡的体验》（The Departure，2017）。© Candescent Films/Drifting Cloud Productions
很长一段时间里，一彻的思想情绪都困在黑暗和愤怒中无处遁形，但慢慢地他从黑暗中走了出来，并非常强烈地意识到不管怎样他都想继续帮助那些想要自杀的人们，尽管他们对他毫无感念，但他们身上有一彻需要的东西。每当成功地分析了他人的问题，一彻便能感受到智识的乐趣。他想要寻求普通人所不能企及的真理，这种痛苦的煎熬仿佛就是他寻找真理的过程。还有那种难以言喻的精神刺激，每每袭来都仿佛是灵魂的碰撞。如果这些才是一彻的真的追求，那么帮助他人就不必作为自己的义务并被赋予其重大意义，反而应该像吃饭一样，仅仅成为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想通之后，一彻回到网站，并发现了一些支持他的留言，这些留言因为他先前的“震惊”被忽略了。这让他感到宽慰，但他依旧需要做出改变。很显然之前的做法出了问题。他回想之前所有的来电和来信，以及进行了好几年却效果甚微的聊天；回想起被那些素未谋面的人神不知鬼不觉地拖入情绪的深渊。他决定，进行实际见面前不再和求助者们联系，如果他们想要寻求他的指导，就需要亲自来到他的寺里。这对于很多人都十分困难。一彻通过网络和来自日本各处想要自杀的人建立了联系，而他所在的寺院却地处偏远，离最近的城市甚至当地的火车站都有一段距离。如果他们想找到他，需要花不少钱。但如果他们没那么想花这笔钱、没那么想去寺里真正地见到一彻，那其实不管一彻怎么努力，都无法真正帮到他们。
这一举措减少了向一彻寻求帮助的人，同时也改变了那些亲自来到他面前以求指点的人。他不确定具体是因为什么引起了改变的发生，也许是因为面对面交流的真实感，也许是更长更专注的交流时间。但能确定的是，结束面谈后，一彻可以和对方共同达成某种解决方法。这也就意味着，他不必一直处于焦虑状态，不必再担心那些与他交流的人会随时自杀。随着时间推移，一彻掌握了其他的辅助技巧：在交流时做笔记，以便与对方的绝望感保持距离；同时也可以用于提醒对方一些已经谈过的内容，帮助他们回忆曾经的快乐，引导他们有逻辑顺序地叙述出完整的故事，而不是原地打转反复呻吟，帮助他们从更远的角度审视自己的苦难。
曾经有一名男子花了5个小时走到了一彻的寺院。这段“徒步旅行”让男子感到极其惶恐，因为他作为蛰居族的一员已多年未跨出家门，如此突然地暴露在太阳光下、身体一边移动一边流汗，让他非常不安。在他来的路上，男子思索着他要说的话。他太久没和人交流过，现在却马上就要把自己最私密的情绪展现给一个陌生人。他边走边想，汗流浃背。但当他花了5个小时来到一彻的面前时，他突然想通了，他发现自己不再需要他的帮助了。随后便转身，沿着来时的路，走回了家。文/Larissa MacFarquhar
译/沁月
校对/沁月、兔子的凌波微步
原文/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3/06/24/last-call-3
本文基于创作共同协议（BY-NC），由沁月在利维坦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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