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巍葳：俄罗斯的记忆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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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记忆政治在任何国家都不可或缺。在国家记忆政治中，政权主体通常运用存在于民族意识中的文化历史要素，有针对性地作用于与过去密切相关的认知和象征等。在俄罗斯，国家利用东正教传统价值观和世界观，形成针对重要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等的特殊诠释。东正教会作为继国家之后的第二大记忆政治行为体，在本国的记忆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在教育体系和军队中与国家展开密切合作，通过倡议影响记忆政治决策等。俄罗斯国家与东正教会通过相互作用，共同完成对历史形象和价值观的传递：第一，将主流政治文化和思想传递给公民，令公民形成相应的政治价值观、爱国主义情感、对祖国的忠诚和责任感，并对国家政治环境作出相应反应，即政治社会化；第二，基于公民对过去、对政治价值观和政治制度的统一认知，实现民族—国家认同和公民认同，凝聚社会，维护社会稳定。
【关键词】俄罗斯 记忆政治 东正教 政治社会化 认同
【作者简介】胡巍葳，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引言：记忆政治及相关概念
卫国战争是20世纪俄罗斯的重要事件，在俄罗斯人的历史记忆中具有特殊意义。从个人层面看，战争在每个家庭的记忆中都留下了痕迹；从集体记忆层面看，战争不仅出现在官方的历史公开画面或历史研究中，还深入记忆的基本文化并以各种回忆形式呈现。
2020年，历史记忆问题是俄罗斯社会的热点之一。根据2019年俄联邦总统令，2020年被定为“纪念与荣誉年”和“保留历史记忆和庆祝1941~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胜利75周年”。在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的典型庆祝方式是“不朽军团”运动，即在反法西斯胜利日（5月9日）各大城市举行全民“爱国主义社会大游行活动”。“不朽军团”首创者的本意为，通过民间自发群众游行的方式保存有关伟大卫国战争的个人记忆。2000年后“不朽军团”由与战争相关的社会倡议转变为国家重视的政治活动。对内，“不朽军团”活动不仅是对俄罗斯先辈英雄的追思，更是对民族团结和大无畏精神的传承；对外，通过彰显凝聚力和民族自豪感锻造大国软实力，借助国际文化传播活动，改善国际形象。可见，“纪念与荣誉年”和“不朽军团”运动获得了象征性外化，被国家转化为具有政治意义的资源。
针对历史记忆问题，俄罗斯学术研究和政治话语中常使用这几种概念：“记忆政治”（политика памяти）、“历史政治”（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历史记忆”（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память）、“过去的政治赋予”（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присвоение прошлого）和“纪念政治”（мемориальная политика）等。这些概念的含义彼此类似，却又不完全相同。2000~2009年，“记忆政治”与“历史政治”概念在政治学中获得广泛运用，用于描述东欧后共产主义国家的政治进程和政治方法。与此同时，伴随着两种概念在学术研究中的高频出现，其应用界限日益模糊，引发激烈讨论。第一种观点认为，这两个概念是同义词，可互相代替。第二种观点认为，“历史政治”比“记忆政治”内容宽泛，不仅包括为后人保存“记忆地点”，而且涵盖对世界完整历史画面的设计构建。第三种观点认为，“记忆政治”具有更加广泛的社会基础，依靠的是社会的“过去的形象”，而“历史政治”是针对历史的官方观点。第四种观点认为，“记忆政治”是对过去形象的“软”塑造，“历史政治”作为“侵略性”的政治技术，是国家“改写”历史和将自身对过去的评价附加给社会的一种企图。“历史政治”为提出政治或经济要求而寻找依据，因此虚构事实、遮掩事实和故意歪曲对历史事件的解释；“历史政治更帖近现实政治，与记忆政治相比更加短暂迅速”。也有学者认为，不应将“历史政治”单一理解成为政治现实而对历史的改写，要以更加开阔的视角和系统的观点来对待。而“记忆政治”有别于“历史政治”，涉及的不仅是具体历史事实及其评价，还有对过去的总体态度，可以说是“过去”本身在民族自觉结构中的地位。因此，“记忆政治”的关键在于，通过被赋予情感色彩的历史认识累加形成过去的整体性形象，在此基础上产生民族—国家认同。
本文运用“记忆政治”这一表述展开分析，它包括有关过去的公众战略的所有领域，即观念领域、纪念实践和历史教育。“记忆政治是体现特定过去形象的有明确目的的活动，这种形象为政治背景所急需，通过各种语言（政客的话语和历史课本）和视觉（纪念像、国家象征）实践来完成”；“记忆政治是一种手段和方法，当局借助于这些手段和方法，运用国家的行政和财政资源对历史事件给予特定的和主导性的诠释。”此外，上述相似概念中的“历史记忆”一般被理解为大众对过去的认知支点，对过去关键事件和人物形象最基本的记忆，这些形象存在于积极记忆中（无需刻意铭记）；“过去的政治赋予”和“纪念政治”在多数研究者视域下，或类似于“记忆政治”，或类似于“历史政治”。
当前俄罗斯的记忆政治研究通常关注国家及与国家相关联的制度在记忆政治形成及实施战略中的作用。国家、国家首脑、负责执行记忆政策的国家机构和代表机构等，是俄罗斯记忆政治实施的主要行为体。目前，俄罗斯没有国家拨款的专门机构（一些国家有类似的机构，如乌克兰、波兰、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等）来直接负责国家记忆政治的形成与实施，主要在俄联邦文化和教育部在文化和教育政策框架下，开展国家记忆政治相关活动。同时，2012年根据俄总统令创建的由时任文化部长В.Р.梅津斯基担任主席、下设数百个志愿爱国团体的军史协会（Воен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负责“协助俄罗斯国家机构制定和实施军史活动领域的国家政策”。
此外，在实施记忆政治时，国家制度往往动用非政治行为体的资源，用来协助记忆政治部分战略和项目的完成。因此，俄罗斯当局将目光投向了宗教组织资源。作为东正教制度化组织的俄罗斯东正教会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经常充当国家关于宗教组织相关规定的制定者。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东正教会的主要活动围绕教堂的恢复、宗教节日的组织和宗教生活方式的普及等而展开；进入21世纪后，俄罗斯东正教会在社会进程中的作用加强，明显体现在作为记忆政治行为体的突出地位上。目前，东正教会是除国家外在规模和影响上居第二位的记忆政治行为体。
因此，本文针对俄罗斯记忆政治实施研究的着力点有二：一是2000年后俄罗斯东正教会与教育及军队之间相互作用日益增强，东正教会成为国家政治社会化进程中越来越重要的行为体。在上述领域政教密切合作，共同直接完成俄罗斯记忆政治任务。二是俄罗斯国家对东正教象征性资源的运用，具体体现在国家象征、国家节日与纪念日以及纪念像等融入东正教元素。此时，俄罗斯东正教会或是被动接纳，或是积极倡导参与。下文从俄罗斯的教育体系、军队和象征空间三个方面展开具体分析。
一 教育体系和军队建设中的东正教元素
(一)国家教育体系中的政教合作
俄罗斯国家将宗教价值观运用于教育体系，同时构建与宗教组织之间的合作机制，包括国家记忆政治实施的相关层面。为避免宗教课程关于历史的解释只基于宗教价值观容易引发社会不满，俄罗斯国家教育体系将宗教教育与文化课程进行了融合。2006~2009年，俄罗斯地方中学普遍开设“东正教文化基础”“东正教伦理”“东正教艺术”课程和“伊斯兰教文化基础”“佛教文化基础”“犹太教文化基础”及对应的宗教传统伦理或艺术课程。2009年，俄罗斯实行中学教育改革，取消了上述课程，将其融入综合课程“宗教文化与世俗伦理基础”，以6个具体课程的形式呈现，其中包括“东正教文化”。
上述课程内容围绕国家重视的历史主题，这些主题往往与宗教传统相关，或强调宗教和宗教活动者在历史事件中的积极作用，例如，战争中的基督徒，俄罗斯的各民族和各宗教人民的爱国主义等。涉及东正教文化的课程内容主要围绕俄罗斯东正教会与国家相互作用问题的历史解释，东正教主教在俄罗斯国家历史事件转折点的作用等。例如，“东正教文化”教科书中出现的历史人物多为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圣者形象：弗拉基米尔大公、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伊里亚·穆罗梅茨和费奥多尔·乌沙科夫海军上将等。因此，这些课程可以不通过宗教教义的形式，而是以历史、伦理和美学相关理念传授的方式，将自身关于俄罗斯历史相关主题的宗教倾向诠释给学生，即通过教育来传达东正教价值观。
此外，统一历史教科书也是俄罗斯国家和东正教会关注的焦点。2013年2月，普京提出必须要制定统一的历史教科书。自此，统一历史教科书问题成为俄罗斯有关记忆政治的社会讨论的中心。对此，俄罗斯东正教会大牧首基里尔认为，缺乏统一的历史教科书不利于公民意识的形成和爱国主义情感的增强，因此，东正教会积极参与了统一教科书的编订。历史教科书成为俄罗斯东正教会传达宗教价值观的又一途径。
需要强调的是，俄罗斯东正教会针对“国家”“人权”“爱国主义”等现实问题，往往拥有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因此，受教育者获得的不仅有强调东正教在俄罗斯文化和国家形成中的人文价值观，还有俄罗斯东正教会自身的政治价值观，且这些价值观为国家所认可。受教育者利用上述价值观来审视俄罗斯国家历史、社会政治和文化主题，从而影响个人的政治文化观和国家向心世界观的形成。这也正是俄罗斯国家与东正教会通过教育合作所期待达成的记忆政治目标。此外，国家教育体系与宗教组织在宗教大学的国家鉴定认证、神学纳入专业目录等方面也存在相互作用，但与记忆政治关联得相对间接。
(二)军队中的政教合作
军队是俄罗斯国家与东正教会联合进行政治社会化的另一个方向。俄国防部最先开展与东正教会间的相互合作，于1994年通过了军队和教会合作原则联合声明，之后创建了相互合作协调委员会，同年设立与宗教组织联络的专门军官职位。1996年，国防部与东正教会签署合作协议，规定双方在俄军队东正教传统事务复兴工作中的任务，神职人员可参加针对国家历史和军队纪念日而进行的军事庆典和仪式。2003年，俄空降兵部队与东正教会签署协议，联合组织军人和神职人员参加军队的圣化仪式：战旗、武器的圣化，在演习前进行祷告，参加军事荣誉日庆典，组织隆重的欢送仪式和在征兵点进行祷告礼拜。俄罗斯其他军种兵也与东正教会签署了类似协议，共同组织军事历史和文化等与记忆政治主题密切相关的活动。2009年，时任总统梅德韦杰夫的总统令使东正教会神职人员在军队中的活动合法化，随军神职人员设置被恢复。
近年来，俄罗斯军队与东正教会在记忆政治框架下开展合作的重要成果是俄罗斯军队主教堂的落成及开放。2020年6月14日，纪念卫国战争、包含众多与卫国战争关联的数字元素的俄罗斯军队主教堂接受俄东正教会大牧首基里尔圣化并正式开放。俄罗斯军队主教堂位于莫斯科州库宾卡市军事爱国主义文化休闲公园 ——“爱国者”公园。早在2018年9月19日，基里尔在普京和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的陪同下为教堂奠基进行了圣化。俄军队主教堂高75米，作为卫国战争胜利75周年的象征。教堂中央穹顶的底面尺寸为19.45米（1945——卫国战争胜利年），小穹顶的高度为14.18米（卫国战争持续天数1 418天）。而教堂选址为莫斯科州奥金佐沃区也绝非偶然——1941年11月莫斯科保卫战正是在此进行。此外，在教堂综合体内还开放了陈列博物馆“纪念之路”，长1 418步(卫国战争的天数)，陈列着3 300万战争参与者的资料及照片。
绍伊古在军队主教堂的圣化典礼上表示，为纪念伟大卫国战争胜利75周年而对教堂进行圣化，对于俄罗斯军队和整个俄罗斯而言，都具有重要意义：“我完全相信，所有即将前来的人都会回忆起过往的功勋，并准备好未来。”需要指出的是，在俄罗斯类似活动已有先例：1812年12月25日，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下令修建莫斯科救世主大教堂，用来庆祝1812年俄法战争胜利，感谢救世主基督“将俄罗斯从失败中拯救出来”，并纪念在战争中牺牲的俄罗斯人民。
俄罗斯东正教堂能与纪念卫国战争胜利紧密相关，离不开东正教会对战争的宗教阐释：第一，战争如同善恶交锋。基里尔认为，伟大卫国战争是与邪恶的战争，邪恶入侵人类生活，侵占人们的思想和心灵，导致了牺牲和悲剧。而东正教圣徒格奥尔吉是人类历史中邪恶的战胜者，因此人们为圣徒格奥尔吉进行祷告，便是对善的期盼，是爱国行为的一种体现。甚至苏联军队的近卫军奖章带，都源自圣徒格奥尔吉。可见，爱国主义与东正教信仰等量齐观，被俄民众普遍接纳。第二，战争如同造作罪孽的结果。这种表述包含明显的反苏潜台词，体现于东正教会修士大司祭基里尔的话语中：“这场伟大的恐怖的卫国战争当然是上帝准许的结果——因我们对上帝的违背，因我们对上帝律法的道德违背，因俄罗斯试图消灭宗教、信仰和教会。”此时的战争不仅是对信仰的考验，也是一种福祉，因为只有这样的考验才能够鼓励人们去复兴信仰。第三，战争如同上帝奇迹的显现。这种解释将战争与俄罗斯人民特殊使命的认知相结合。基里尔称：“上帝创造了拯救莫斯科的奇迹，上帝创造了拯救我们的祖国和整个欧洲的奇迹。按照教会儒略历，圣格奥尔吉节那天结束了军事行为，便是这一奇迹的征兆。这也说明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在这场伟大神圣胜利中发挥了特殊作用。”
俄罗斯国家与东正教会在军队中开展密切合作，除了满足军人的宗教信仰需求和帮助入伍军人进行心理调适外，重要的目标和任务还在于，通过彰显东正教会在俄罗斯历史中的积极作用，对军人开展军事历史和精神道德教育；运用历史所传达的特定价值观和世界观，培养和增强军人的爱国主义情感；通过“在军队中复原世代确认的效力祖国的东正教传统”，形成军人的公民意识、对国家的忠诚，提高兵役制度在社会中的威望，为军队的行动提供道德伦理依据。
二 象征空间中的东正教元素
除了教育体系和军队之外，俄罗斯记忆政治针对过去实施公众战略的另一个方向为，国家运用东正教元素塑造象征空间，这些东正教元素包括东正教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历史日期等。在这一公众战略实施过程中，或是国家主动直接利用东正教元素，或是东正教会倡议并积极参与，与国家共同完成记忆政治任务。“在对历史事件的纪念作为政治进程来审视时，政治进程的结果由记忆行为体们的彼此作用来决定，包括东正教会在内的这些行为体追求象征资源和有选择性地利用象征资源共同能发挥的作用。”
1.国家象征与东正教元素
民族—国家象征通常能促进公民形成对国家的归属感。苏联解体后，公民对俄罗斯国家的归属感有待加强，新的国家象征形成问题凸显。拒绝苏联时期的象征，接纳革命前的象征，同时尝试寻找新的国家象征，致使折中的、结合多种元素的俄罗斯国家象征体系出现（最典型的例子为俄罗斯国歌），其中引入东正教（或基督教）元素是当今俄罗斯国家象征体系的一个特点。
东正教元素出现在这些俄罗斯国家象征中：国徽、俄联邦6个主体的徽章及旗帜、俄罗斯国家勋章（例如圣格奥尔吉勋章和圣安德烈勋章）、纸币（俄罗斯9种流通纸币中，4种印有与东正教相关的图像）、纪念币和邮票等。在俄罗斯的国徽上，皇冠和金球的上方刻有十字架以及龙被骑士用矛击败而仰面朝上的图案，符合圣格奥尔吉常胜将军东正教肖像画的基本元素。俄罗斯国家徽章象征体系中复原东正教历史元素，是俄罗斯官方对帝国历史主题和东正教在国家发展中作用的特定诠释。俄罗斯东正教会未对国家象征体系的形成施加过影响，也未关注过国家象征的东正教成分。因此，在俄罗斯国家徽章象征体系中，国家单方面利用宗教传统的象征潜力，以此形成自身的象征体系。这是国家在尝试创建新的政治象征，即伊斯兰教部分代表所认为的“此时的宗教象征失去自身宗教成分，完全成为国家象征”。
当然，俄罗斯东正教会也曾尝试将东正教元素应用于国家象征，例如，2006年8月时任俄东正教会大牧首阿列克谢二世转交给总统普京圣伊里亚·穆罗梅茨的“象征性”宝剑，寄希望于被奉为东正教圣器的宝剑可帮助总统“确认俄罗斯的复兴、帮助圣罗斯的精神复兴的同时，统治我们的国家”。
2.国家节日与东正教节日、纪念日
(1)人民团结日与喀山圣母像教会节。《俄罗斯联邦劳动法》规定的8个国家法定节日中，有2个节日与东正教直接相关：人民团结日（День народного единства）和圣诞节。从2005年开始，每年11月4日被定为俄罗斯国家节日——人民团结日，而这一天也是喀山圣母像东正教会节日。1612年，即俄罗斯“混乱时期”末期，波兰—立陶宛军队从莫斯科被驱逐，在俄罗斯东正教会媒体的作用下，抵抗外敌入侵成功归结于喀山圣母像的庇护，进而，喀山圣母形象被塑造为解放莫斯科于外国入侵的象征。因此，喀山圣母像教会节具有象征性含义，代表“混乱时期”的结束，俄罗斯国家复兴的开启。将这一节日升级为国家节日的倡导者是俄罗斯宗教间委员会（Межрелигиозный совет России），但实际上最积极的助推者则是俄罗斯东正教会。俄东正教会认为，人民团结日的意义在于“保留俄罗斯人民的历史记忆和团结俄罗斯社会”。同时，从“遗忘政治”（политика забвения）视角来看，人民团结日的设立也别有用意。苏联解体后，十月革命胜利纪念日（11月7日）被取消。在两个相邻并具有不同象征的日子中，在两种价值观体系的矛盾主题中，俄罗斯公开而明确地选择了与东正教传统紧密相关的节日作为国家节日。
（2）斯拉夫文字和文化日与圣基里尔和圣梅福季日。斯拉夫文字和文化日（День славянской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и культуры，5月24日），同时也是为纪念斯拉夫文字创始人圣基里尔和梅福季兄弟而设立的东正教节日——圣基里尔和圣梅福季日。根据传说，公元9世纪中期希腊传教士基里尔和梅福季兄弟曾在东欧传教。为了斯拉夫民族地区传教活动的顺利开展，二人以希腊字母为原形创建了斯拉夫教会字母表，成为现代俄语和斯拉夫各国文字的基础。此外，基里尔与梅福季还将《圣经》等基督教文献译成斯拉夫文。1986年，作为宗教节日的圣基里尔和圣梅福季日被恢复，1991年被正式定为国家节日——斯拉夫文字和文化日。俄罗斯及其他使用斯拉夫语言的国家、俄罗斯东正教会通过大量文化和教育项目来庆祝这一节日，包括举办展览、研讨会、音乐会等文化和宗教活动。俄罗斯国家电视台对开幕式进行直播。普京认为，基里尔和梅福季创立的基里尔文字对于斯拉夫各民族和整个世界文明来讲都是无比珍贵的，对欧亚各民族文化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庆祝斯拉夫文字和文化日目的在于，在青年人群中强化俄语和俄罗斯文化的地位。
（3）罗斯受洗日。2008年6月，俄罗斯东正教会主教会议向俄总统梅德韦杰夫提出建议:在国内设立纪念弗拉基米尔大公（公元988年接受东正教）的国家节日，将7月28日“罗斯受洗日”列为全国性节日。俄总统对东正教会的这一倡议予以支持，于2010年6月1日签署命令，将7月28日定为全国性节日。2014年，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联邦，罗斯受洗日被赋予了新的内容。根据东正教会传说，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在赫尔松（现在的克森尼索，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塞瓦斯托波尔郊区的城市）受洗，因此，该城市成为罗斯受洗日组织和庆祝活动的主要平台，以强调弗拉基米尔在此受洗对俄罗斯国家发展的意义。对此，普京在俄联邦总统致联邦会议的年度咨文中表示，赫尔松对于俄罗斯具有“巨大的文明意义和神圣意义”。
从俄罗斯国家的角度看，上述东正教节日、纪念日背后的历史事件对构建公民认同具有特殊作用。因此，这些东正教节日、纪念日列为国家节日后，可以成为俄国家政治社会化的重要元素。从俄罗斯东正教会的角度，倡议国家将东正教节日、纪念日列为新的国家节日，是东正教会向社会注入与东正教传统有关的价值观及立场的途径，由此形成与国家记忆政治相关的建议，通过俄罗斯宗教间委员会、俄罗斯人民大会（Русский народный собор，是东正教会、社会和国家之间的交往平台）和大牧首文化委员会（Патриарший совет по культуре）等“发声制度”来表达，之后由国家具体贯彻到生活中去。
当然，也不是所有俄罗斯的宗教节日或与宗教相关的节日、纪念日都具有记忆政治意义，例如，复活节和圣诞节。复活节虽不是俄罗斯国家节日，但俄中央频道每年对复活节礼拜同圣诞节一样进行直播，并且该节日的庆祝活动通常有国家政治精英代表参加。这一宗教节日对于俄罗斯国家的象征意义接近圣诞节，是俄罗斯国家宗教空间和文化空间的重要构成。但是，对复活节和圣诞节的庆祝未必算是俄罗斯实施记忆政治的途径。此外，与东正教传统有关的国家纪念日塔季扬娜日（大学生的节日）,用于纪念早期基督教殉教者塔季扬娜，也暂未体现出作为记忆政治工具的动员潜力。
3.公共纪念像与东正教历史人物
在俄罗斯，根据俄罗斯东正教会、社会组织（军史协会、斯拉夫文字和文化基金会等）和个人的倡议，可以为俄东正教会大牧首、圣者和苦行者修建纪念像。例如，根据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倡议，2013年5月25日于莫斯科揭幕第二任东正教会大牧首、教会社会活动家格尔莫根（Гермоген，1530~1612年)纪念像。格尔莫根于17世纪初俄国“混乱时期”号召俄全民起义反对波兰干涉，而被视作俄罗斯国家和东正教信仰的捍卫者。
2016年11月4日人民团结日，根据俄罗斯军史协会和莫斯科市政府的倡议，圣弗拉基米尔大公纪念像于莫斯科揭幕。纪念像选址通过军史协会网站和“积极公民”网站投票产生。纪念像总价值约1.5亿卢布，建造款来自民众捐赠和军史协会的资金。俄总统普京在揭幕仪式上表示：“该纪念像的揭幕对于莫斯科市、对于全国、对于所有俄罗斯同胞都是重要事件。揭幕在人民团结日、在首都的中心、在古老的克里姆林墙边、在俄罗斯的心脏举行，具有象征意义。新的纪念像是对我们杰出先辈的敬重，是对圣者、国务活动家及军人、俄罗斯国家的精神创建者的敬重。”俄东正教会大牧首对纪念像进行圣化并发表讲话，俄所有大型宗教组织领袖参加了揭幕典礼。
除上述纪念像外，俄军史协会还倡议为小雅罗斯拉夫韦茨区的随军神职人员、利佩茨克州的修士阿丰斯基、梁赞的谢尔吉·拉多涅日斯基、坦波夫的圣者卢卡等纪念像揭幕。在记忆政治背景下，这些纪念像的揭幕具有全俄意义，通过特定的纪念实践宣传普及过去的形象，利用东正教象征资源积极构建有关过去的观点。
结语
综上所述，在非政治行为体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参与下，俄罗斯国家记忆政治的实施方式为：第一，国家与东正教会在教育体系和军队中开展密切合作；第二，国家运用东正教元素独立打造或结合东正教会的倡议及参与共同打造国家象征空间。俄罗斯国家希望通过与东正教会的相互作用，在社会中形成爱国主义、强国主义和传统主义等政治文化要素，从而促进当前俄罗斯国家记忆政治主要目标的实现：将国家主导政治文化和思想传递给公民，令公民形成相应的政治价值观、爱国主义情感、对祖国的忠诚和责任感，实现民族—国家认同和公民认同，凝聚社会、维护社会稳定。
而俄罗斯东正教会之所以具有记忆政治的参与权，按照教会自身的解释，主要根据在于：人与国家之间、教会与国家制度之间相互作用原则的根基都在于传统，具体而言，是教会诠释之下的传统，因为“俄罗斯绝大多数人是历史上源自国家宗教—文化传统的价值观的拥护者”。因此，俄罗斯东正教会有权“认同宗教世界观作为社会重要行为的合法性依据（包括国家行为）”。在上述活动中，俄罗斯东正教会向社会传递宗教价值观的同时，针对记忆政治内容，结合国家的政治社会化动因，通过积极传递与过去相关的官方和半官方的价值观来补充和丰富国家传达的内容，并构建能够影响国家政策的相应话语。
目前，俄罗斯记忆政治实施的现状是：国家借助东正教会的资源实现政治社会化，东正教会同时传达自身的价值观。但是，俄罗斯的政教关系规范化不足，政教利益平衡很容易因其中任意一方而被破坏，因此，目前形成的局面并不稳定。二者在俄罗斯记忆政治领域的合作能否顺利进行，既取决于国家领导者的政治意愿，也受东正教会社会参与愿望的影响。同时，《俄罗斯联邦宪法》第14条规定，“俄罗斯联邦是世俗国家。任何宗教不得被规定为国教或必须服从的宗教。宗教团体与国家分离并在法律面前平等”。那么，俄罗斯国家与作为非国家制度和非政治制度的俄罗斯东正教会之间，在国家政治社会化和有关过去的价值观宣传上如此深入地相互作用，如何不违背宪法原则？世俗性原则和政教分离原则等概念的法律不确定性和解释矛盾性，令国家在利用宗教组织的资源来解读历史、延续政治文化时，处于特定的“风险地带”，而此时国家却无法提供就类似活动有说服力的道德法律根据。因此，对待俄罗斯记忆政治无论是行为主体还是实施内容，都应以动态化的观点来审视，同时兼顾国际局势，基于过去，放眼未来。正如普京于2020年9月1日在全俄视频公开课《记得——即为知晓》中所说：“保存记忆，绝对是对国家具有重要意义的任务，依靠这种记忆和我们国家的英勇历史，勇敢地走向未来。我们不应当驻足于过去，应该在过去的基础上为自己创造前行的起点。全部意义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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