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南平、夏菁：俄罗斯经济：结构现状及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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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球价值链与新型国际关系构建研究”（项目编号：20ZDA099）的阶段性成果。在本文修改期间，新冠疫情在全球暴发危及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和经济稳定，全球原油价格也在市场供给主体博弈中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跌，不仅破坏了俄罗斯的财政平衡，同时对俄罗斯的汇率稳定也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复苏承受巨大压力，全球贸易和投资下降势必影响全球原油价格走势，也使得后疫情时代俄罗斯经济面临新的复杂的外部环境，值得持续充分关注。本文在修改过程中听取了诸多专家学者的意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内容提要】全球价值链是一个国家融入全球与区域经济的结构性能力的体现。本文以全球价值链为分析框架和实证研究工具，在分析俄罗斯遭受西方制裁后的经济现状和结构性特征的基础上，对当下俄罗斯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和地位进行全方位的实证考察。通过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俄罗斯全球价值链的能力提升存在着悖论，其突出经济主权安全、过度强调产品本土化、国内产业链不完整、长期远离全球价值链中心等等因素，直接影响了俄罗斯全球性和区域性经济竞争能力的塑造，就俄罗斯目前的总体经济结构现状而言，其产业链集中于全球价值链体系的上游端，不仅对俄罗斯的世界权力性大国构成明显产业链短板，同时其价值链与世界的联系也具有相当的外部性和脆弱性。
【关键词】俄罗斯 全球价值链 经济结构 产业链
【作者简介】余南平，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夏菁，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俄罗斯在不同时期的经济表现，一直是国内外学界持续关注研究的主题。特别是2014年乌克兰危机以来，俄罗斯遭受西方制裁以后，究竟应该如何客观地评估其整体宏观经济表现，如何判断在全球视野下俄罗斯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与角色，包括如何看待其倡导的欧亚经济联盟的经济可行性和可扩展性？对这些问题需要进行客观分析并给予回答。本文综合各种相关的实证数据，在给出较为清晰的“俄罗斯经济画像”和全球价值链角色地位分析基础上，对俄罗斯经济未来发展的空间和其全球价值链特征给出新的解释和分析。
一 俄罗斯经济现状与结构性特征分析
2014年的克里米亚事件使俄罗斯遭受了西方持续五年多的经济与政治层面的制裁，而这期间俄罗斯也相应地进行了“反制裁”，实行国产化替代战略，进行必要的经济结构调整，从总体来看，目前俄罗斯整体经济已经基本适应了外围环境的巨变，并开始进入平稳的结构调整期，其中的若干变化值得关注。
（一）俄罗斯整体宏观经济表现
2014年西方制裁后的俄罗斯宏观经济表现，无论从政治角度还是经济角度都是值得特别关注的问题，一是通过研究可以检验俄罗斯政治治理对冲外部压力的能力，二是可以检验俄罗斯经济自身的抗压性。根据经合组织（OECD）数据库资料统计，由于西方制裁的后发性影响，俄罗斯经济总产出从2014年的近1.4万亿美元，下滑到2015年谷底阶段的1.36万亿美元，影响规模为400亿美元左右（图1），但是由于俄罗斯及时和大胆的政策应对及随后国际油价稳定回升，俄罗斯经济总产出在2015年见底后开始稳定回升，连续保持了5年的微弱增长。基于这个阶段的数据分析和发展趋势，可以认为，在国际油价不出现大幅下跌的情况下，俄罗斯已经基本渡过“制裁高峰压力期阶段”，并进行了必要的结构调整。
从更长时间段的对比分析来看，在过去20年间，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俄罗斯实际GDP增长率一直高于新兴市场国家，这表明俄罗斯本身是金融危机前一个阶段全球化过程的最大实际受益者之一，虽然在这个过程中还是有相当多的俄罗斯学者对全球化持怀疑态度。如戈里察（Gritsai）等认为俄罗斯未来发展取决于改革的速度以及政治和经济形势的稳定。多布连科夫（Dobrenkov）则直言全球化将使俄罗斯成为全球经济的原材料附属国，未来应当拒绝亲美和亲西方的政策，拒绝自由主义的潮流。舍甫琴科（Shevchenko）等认为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将世界整合在一起，反而加剧了地区和国家的经济不平等；在不断加剧的全球多层次竞争的背景下，最重要的是国家主权，这是基于俄罗斯国家利益的政治基础。但也有俄罗斯学者如科赫（Koxeh）指出，俄罗斯的生产商和代理商如果不改变路径依赖，不积极地与世界其他经济体建立联系并融合，那么几十年后俄罗斯在全球范围内的边缘化是不可避免的。
俄罗斯经济增长的两个低谷分别对应着2008年金融危机和2014年的西方制裁，但不同的是，自2009年俄罗斯经济出现明显的V型反弹后，其实际经济增长率已经开始落后于新兴市场国家，说明作为新兴市场和经济转型国家中的一员，俄罗斯自身的经济增长出现偏离世界经济增长轨道的明显特征（图2）。
从经济转型而产生的市场效果来看，自2012年俄罗斯人均收入按美元计价到达峰值后出现了缓慢下跌，同期OECD国家和中国却呈现持续增长态势，目前俄罗斯人均收入与OECD国家比值在58%左右（图3）。如果长期保持这个差距的话，那么俄罗斯的经济转型，无论是西方式的还是俄罗斯式的，从结果角度看，事实上并没有得到持续性改善，当然也更谈不上经济转型的全面成功。
（二）俄罗斯对外贸易与结构特征
对外商品贸易是俄罗斯获得国际“硬通货”的最重要来源，也是俄罗斯主要的经济支柱。即使在冷战期间，苏联也是一直依赖国际市场出口而获得国际收入，美国虽然在冷战期间频繁采用了各种遏制战略，但从来没有采用过“石油禁运”手段封锁俄罗斯的出口，而2014年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也同样没有影响俄罗斯出口贸易。
从俄罗斯进出口总量变化来看，其进出口峰值分别出现在2012年和2013年，就是乌克兰危机爆发前一两年，这个阶段既是俄罗斯人均收入最高的时刻，也是国际油价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反弹的尾声阶段。而是否是因为这个阶段俄罗斯良好的进出口表现与大量的贸易盈余，促成了俄罗斯对克里米亚采取了大胆行动?只能由历史学家去猜测和解释。但无论如何，俄罗斯过去近十年间的外贸一直保持了良好的顺差，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后的西方制裁，使得俄罗斯出口在2016年跌到了谷底，其较2011~2013年的高峰阶段相比下降了1 500亿美元（表1），但是俄罗斯还是依然保持了近千亿美元的外贸顺差，显示出其在全球能源市场的不可或缺的供给角色。
巨额贸易顺差对俄罗斯究竟意味着什么？难道仅是靠外汇“硬通货”支持国家财政和社会福利？答案并非如此。从俄罗斯GDP增长率的实际拉动效应角度看，出口不仅意味着外贸顺差，其实还关乎国内经济产值与就业。根据IMF的研究，从2013~2019年及对2020年的预测分析看，出口对俄罗斯实际GDP的贡献一直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虽然由于年份不同会出现某些权重的变化，但是在俄罗斯，出口不像进口、投资、消费要素那样会随周期呈现较大的波动（图4）。因此，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出口对俄罗斯GDP影响巨大，从这个角度说，俄罗斯既不像美国与欧盟那样的主要依靠内需消费拉动经济的成熟经济体，也不像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投资在经济增长中扮演重要角色（中国目前已经开始逐步转向消费驱动型），俄罗斯作为“资源出口”驱动的经济形态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
除进出口贸易总规模与顺差外，在对外贸易领域一个有趣的分析是观察一个国家的进出口产品结构，这个观察不仅对了解这个国家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的角色特别重要，同时还可按行业分析一个国家的产业在国际领域的竞争力。目前在俄罗斯总进口中，制成品与机械运输设备进口占比为56%（表2）。
如果再加汽车、运输设备和电子、电信等几大项进口，俄罗斯的总进口中超过75%可以归类为工业制成品（2017年进口在2 000亿美元左右），这不仅意味着“制成品能力弱和依赖进口”是目前俄罗斯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结构性短板”，同时也说明，随着苏联解体，建立在中东欧和乌克兰产业链上的区域价值链被彻底肢解，造成当下俄罗斯工业体系产业链完整性出现了问题。特别是俄罗斯自身制造技术进步提升缓慢，包括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总体能力偏弱，已经使得俄罗斯除军工、航天、原子能等领域保持高端制造外，在苏联时代形成的“工业制造强国”地位已经明显下降。
出口与进口的对比是最有价值的分析工作。就俄罗斯出口结构来看，目前在其总出口中60%依然是能源和原材料，制成品出口在10%左右，且有一定规模的化学品和半成品，而这主要是俄罗斯作为欧洲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将粗加工的化学品和半成品供给德国的产业链所致。因此俄罗斯作为“资源出口国”的定位并没有任何改变（表3）。
一个令人时常感兴趣的问题是，俄罗斯作为军工强国，其武器出口规模究竟如何，是否在俄罗斯出口中扮演了关键作用？根据俄罗斯国防出口公司统计数据，自2015年以来，俄罗斯武器出口稳步增长，2015年武器与军事技术出口额为127亿美元，2016年为130亿美元，2017年为134亿美元，2018年达到137亿美元。上述数据与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给出的俄罗斯武器装备出口数据是有一定出入的，按后者给出的数据，俄罗斯2018年出口武器64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居全球第二位，产生差异的原因是俄罗斯统计口径里包括了军事技术项，而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仅统计了武器装备出口。2018年俄罗斯武器出口与制造品出口的总额比值为7.2%，占总出口额的1.5%，这个比例对俄罗斯外汇收入和进出口总量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俄罗斯主战武器出口大部分流向了印度、越南、中国。其武器出口与制造品出口的较大的比值份额，虽然充分反映了俄罗斯作为传统军事强国的地位，但全球武器出口总量与全球制成品十万亿美元的产值规模相比，确实还是微不足道的。
同样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是，2014年以来西方对俄制裁，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俄罗斯与西方主要贸易伙伴的进出口？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的数据，截至2018年，俄罗斯对欧盟的出口从2012~2013年峰值期2 450亿美元下降到2015~2016年的1 300亿左右，而主要影响因素是国际能源价格，应该注意的是，2014年9月布伦特石油价格从100美元/桶高位开始持续下跌，一直到2016年1月才在30美元/桶左右到国际石油价格底部。因此，这个阶段俄罗斯出口总体都是下降的，与西方制裁没有直接线性关联，且俄罗斯出口欧盟的超过70%的产品是石油和沥青油等初级产品。在俄罗斯的进口方面，俄罗斯从欧盟进口居于前五位的是药品、车辆零配件、汽车整车、飞机等及用于石油钻探的其他机械。数据显示，俄罗斯从欧盟进口总额从2013年峰值1 470亿美元，滑落到2015~2016年的760亿美元。之所以出现如此巨大的降幅，一方面是因为俄罗斯汇率阶段性急剧贬值影响了进口，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西方对俄罗斯特定行业制裁发生的作用和影响。同样，用数据检验俄罗斯与其第二大贸易伙伴德国、第三大贸易伙伴荷兰的数据，我们也可以看到，俄罗斯从德国的进口从2013年的436亿美元峰值下降到2015~2016年的220亿美元，而从荷兰进口总量波幅不大，说明对进口端的影响也是结构性的。比较有意思的是俄罗斯与美国的贸易数据，作为制裁主导国的美国虽然在政治上竭力压制俄罗斯，但俄美双边贸易还是保持了一定的体量，双边贸易在峰值期2008年和2011年分别达到过242亿和258亿美元，而2018年依然维持在218亿美元上下。在进口方面，俄罗斯从美国进口居于前五位的是飞机航天器相关设备、机动车辆、车辆零部件、测量分析控制装置、土木工程设备。这个数据从2013的130亿美元滑落到2016年的79亿美元左右，但2017~2018年略有回升。因此，仅从贸易链的角度看，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并不是全面“断供”式的，没有切断俄罗斯向西方输送能源的管道，同时欧盟、美国与俄罗斯2018年还保持了3 200亿美元的双边贸易规模，占俄罗斯对外贸易总量的46%。从这个角度而言，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依然是沿用了冷战时期的“软遏制”战略，即主要以削弱俄罗斯在国际市场的融资能力并限制其长期发展能力为战略手段。
（三）俄罗斯的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的重要性不仅是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问题，通过数据的结构性变化也看出一个国家经济变化的特征。2012~2018年俄罗斯的产业结构没有太多的变化和调整，其第一产业占GDP的百分比维持在约4%；第二产业占GDP百分比维持在45%左右，2018年有所上升，为47.3%；第三产业占GDP百分比长期稳定在约50%（图5）。因此从产业结构角度看，由于服务业没有达到经济学中公认的60~65%的“黄金比例”，俄罗斯依然还是一个以制造业为主的国家。但令人费解的是，虽然俄罗斯有庞大的制造业，但是还是需要进口大量的制成品，那么俄罗斯制造业究竟是什么样的结构特征？数据分析显示，仅冶金行业就占俄罗斯GDP的5%，占工业生产总值的18%。因此，俄罗斯的制造业依然以传统的资源开采、冶炼、粗化工行业为主，而高附加值的深加工的制成品产出依然占比很低。
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变化是，虽然俄罗斯的农业产出比重与西方发达国家比较接近，但是根据美国农业部的研究，这些年俄罗斯农业出现了令人吃惊的变化。首先是产出，自1998年以来农业净出口持续高速增长，截至2013年农业总产出增长50%，2011~2014年俄罗斯贡献了全球7%的谷物出口和12%的小麦出口，同时由于国内畜类生产存量的提升，俄罗斯从国外进口肉类产品的比重大幅下降。其次是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数据显示，从农业全要素劳动生产率角度看，从1994年到2013年总投入与总产出，俄罗斯农业全要素劳动生产率平均提升了3.5%，对于农业这种缺乏颠覆性技术的行业而言，这显然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数据。它显示随着长期的市场化改革和新的信息技术的应用，俄罗斯已经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农业生产国之一，而其农业的自给自足且有规模性的出口，不仅可以作为俄罗斯对抗西方制裁的基础力量，同时也可帮助俄罗斯获得部分贸易顺差。
（四）俄罗斯金融市场结构性变化和改革
由于俄罗斯采用了开放型浮动汇率制度，因此其汇率波动受各种因素影响较大，这也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从总体来看，俄罗斯的实际有效汇率一直与国际油价正相关，这也反映了俄罗斯经济本身非常依赖油价（图6）。
从图表数据对比中可以清楚看到，从2000年开始，俄罗斯的实际汇率一直在升值，并与国际油价呈现正相关，即使在金融危机期间的油价巨幅下跌中，俄罗斯的汇率也没有完全追随油价的波动，这里体现了市场信心等因素的存在。但是自2014年起，在油价和制裁的双重冲击下，特别是2014年11月俄罗斯实行卢布浮动汇率之后，其实际有效汇率（REER）在2014年年中至2016年2月期间贬值了35%以上。过度的贬值随油价反弹在2017年得到部分修复，但到2018年4月，实际有效汇率相对于2017年平均水平又贬值了8.5%。其中部分原因是美国实施新的制裁及市场信心的下降，从这个角度看，美国联合欧洲制裁俄罗斯透过外汇市场的放大效应是不可轻视的。
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升级可能会压低企业信心，提高避险情绪，降低信贷需求，同时西方的制裁也限制了俄罗斯企业进入国际金融市场的机会，并减少了外国直接投资。为应对汇率市场的压力，自2017年2月1日起，俄罗斯财政部实施了一种新的外汇买卖机制，以增强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并力图减少全球能源市场价格波动对俄罗斯经济和公共财政的影响。这种机制是：交易量将取决于联邦预算中的石油和天然气收入，只要乌拉尔原油的实际价格超过每桶40美元（以实际价值计算），俄罗斯财政部就将以增加的石油和天然气收入购买外汇；如果实际价格跌破该水平，财政部则将以所产生的石油和天然气收入短缺额出售外汇，且每月初公布外汇购买计划，不受汇率水平波动影响。这种宏观调控的好处是可避免宏观经济波动过大。根据俄罗斯《外汇调节监管法》的规定，卢布为自由兑换货币，外国人可以在指定银行自由开立外汇账户，账户内的资金可不受限制地汇出境外，包括投资收益和分红。这种制度安排的好处是对外展示了俄罗斯的金融市场化信心和全球大国梦想，并在未来有使卢布成为国际货币的机会，而俄罗斯金融市场化的开放程度在新兴市场国家中并不多见。
当然，金融市场化与卢布汇兑自由化并不是没有代价的，俄罗斯突出且一直存在的问题就是资本外逃问题。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2008~2015年俄罗斯出现了私人资本大幅流出的情况（图7）。
2008年俄罗斯私人资本流出是由于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油价大幅下跌，经济急速下滑，但自2014年以来俄罗斯私人资本外流，则是由于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西方对俄罗斯发起多轮经济制裁，导致俄罗斯国内经济形势恶化，卢布贬值和信心下降双重影响导致资本外逃情况加剧。从数据分析中我们同样也可看到，自2017年以来，俄罗斯私人资本净流出虽然在继续，但规模明显低于2014~2015年，因为俄罗斯顶住了西方制裁的压力，使得国内市场总体信心明显恢复，且从国际大环境变化的角度而言，许多俄罗斯私人企业家认为，国际环境对俄罗斯并没有那么糟糕，且最坏的时刻已经过去。
当然，西方对俄制裁并不是没有产生重大负面影响的，其突出地表现在俄罗斯债务结构的变化上。西方制裁导致俄罗斯企业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机会几乎完全关闭，这样就要求私营部门在债务到期前被迫进行外部去杠杆化。从数据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乌克兰危机前，俄罗斯银行对外短期负债高达600亿美元，而企业负债也在250亿美元左右（图8），2015年在进行快速“外部债务去杠杆”后，俄罗斯短期外债水平，无论是银行还是企业均下降一半，这个过程对国家经济而言非常痛苦，也是2015年俄罗斯经济急速下滑的金融层面解释，因此，油价下跌不是俄罗斯经济下滑的全部解释，金融的“负溢出”效应在俄罗斯经济中同样作用明显。
快速的外部债务去杠杆过程本身虽然痛苦，但却有助于优化和改善一个国家的债务结构，从2014年以来俄罗斯债务结构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到，在2014年初峰值期的5 500亿美元负债中，其中外部资本借贷比例大概在45%，而经历了4年的结构调整后，目前俄罗斯负债总规模大概为3 500亿美元，下降了2 000亿左右，且外部借贷总规模则下降为不到全部负债的30%。因此，从总体上看，外部负债的好处可以是金融体系借贷的便利性、多样化和优惠的利率，但其巨大的风险则可能是本币快速贬值带来的名义债务暴增，进而引发全面金融危机，俄罗斯和中东欧国家在历史上都曾经面对过这样的危机，因此，西方对俄制裁不仅是又一次提醒外部债务的风险，同时也迫使俄罗斯进行必要的汇率机制的改革和债务的结构性调整。
（五）俄罗斯劳动力市场的转型和变化
从总体上看，俄罗斯劳动力市场这些年还是有相当积极的变化的。一个突出的转变就是随着劳动力市场法治化的确立和劳动力市场化的转型，从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转型初期就一直存在和困扰劳动力市场的“临时用工”问题得到了积极的解决，同时俄罗斯的失业率也得到了明显的控制。根据IMF专家的研究，2009年在广义非就业指标体系下，俄罗斯总计有超过1 500万的劳动力属于“准失业状态”，其中包括630万的“标准失业人口”和其余的“临时用工人口”。在“临时用工”中以雇主“动议”与雇员签订兼职就业合同的比例为2/3，而这些就业人口是得不到法律严格保护的。但这个“临时用工人口”指标到2018年有了明显的好转，其中总失业人口下降到360万，而其余的临时雇佣绝大部分均是“雇主与雇员双方协议”签订合同，而这对于俄罗斯劳动力市场的法治化而言是不小的进步。
客观地说，从总体指标衡量，俄罗斯目前的劳动力市场改革与进步还是相当明显的。从就业率、失业率、收入质量、工作场所安全性、工作压力和收入差距比等指标角度而言，俄罗斯劳动力市场的发展水平已经接近OECD国家平均发展水平，而且比OECD二三线国家绩效表现更为优异。这个细微的变化反映了俄罗斯劳动力市场的一些特殊做法。比如，通过改革尽可能将劳动力市场纳入法治化管理范畴，这样就避免了南欧国家普遍僵化的劳动力市场规则。虽然在俄罗斯，弱势群体如青年人、老年人和非本地人的就业平等机会较发达国家存在差距，但是俄罗斯女性就业延续了苏联时代的传统，远好于OECD国家总体平均水平。从总体表现而言，俄罗斯劳动力市场的改革和进步不可忽视（图9展示了俄罗斯劳动力市场横向比较仪表盘）。
图9全面概述了所选国家劳动力市场的优势和劣势，它的内涵远远超出了简单的就业和失业率的衡量标准。俄罗斯在就业数量指标上的表现相对较好，就业率高于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失业率低于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灵活的劳动力市场立法与规制的改进降低了失业率。当然，在劳动力供给结构性下降的背景下，俄罗斯还是有潜力进一步提高其劳动力的利用率。俄罗斯在工作质量指标上得分相对较差，收入质量接近经合组织国家的最低水平，部分原因是由于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更多的劳动力需要高工资，但高收入工作岗位少且无法满足这些需求。俄罗斯劳动力市场的不安全状况接近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虽然存在一定的工作压力，但却没有像希腊表现那样差。从就业角度而言，完全可以解释目前俄罗斯的政治支持的底层来源，即对于大多数的劳动者而言，他们有基本工作保障，且没有典型的工作焦虑和恐惧，因此底层劳动力的反政府诉求就不那么突出。所以，俄罗斯劳动力市场的进步既是经济体制转型的结果，同时也为当下俄罗斯政治稳定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支撑。
而从挑战来看，俄罗斯劳动力市场发展前景并非没有压力，这个压力主要来自于人口结构性变化与高水平劳动力的供给缺口。欧洲议会智库（EPRS）2018年6月的研究报告指出，俄罗斯劳动力市场未来的主要问题就是劳动力总量的结构性减少问题。根据该报告的数据，俄罗斯目前总人口规模处于下降状态下，劳动力总人口已经从2005年的9 000万下降到2018年的8 300万，而在过去的20年间，俄罗斯总劳动力人口则减少了1 000万。该报告的人口统计模型预测显示，即使俄罗斯采取最激进的鼓励生育政策，到2036年俄罗斯总劳动人口也不可能恢复到8 500万，而中性和低水平的人口刺激政策将使俄罗斯未来劳动力总规模降到7 500~7800万之间。另外，该报告还指出，目前俄罗斯教育发展滞后非常不利于高素质劳动力的培养。因此，从劳动力市场的规模与质量双重角度看，俄罗斯未来还面临巨大的挑战。
总结而言，基于强大统一的政治架构及积极主动的政策应对，俄罗斯总体上抗住了西方自2014年以来实施的经济制裁，并在经济上度过了压力高峰期，劳动力市场表现良好，农业增长恢复显著为俄罗斯经济稳定提供了基础，也为其进一步发展规划已久的创新经济提供了环境保障。同时，西方的经济制裁也使俄罗斯开始重视自身的产业链和价值链短板，并为其进一步的结构性改革，特别是推动俄罗斯经济向创新型的数字化经济转型提供了基础性保障。
二 俄罗斯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和位置
以上我们用相当篇幅讨论了俄罗斯经济自2014年受西方制裁后所受到的影响及所发生的结构性变化，而全面检验俄罗斯经济转型成功的标志之一则是这个国家在全球化时代产业基础的供应链组成是什么特征，它如何通过产品贸易与区域、全球贸易产生广泛的联系，包括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和位置特征？这些看似非常技术性的问题，其实在本质上更能够说明一个国家的国际经济地位和产业的全球影响力，包括相应的国际性经济权力。全球价值链作为全球生产和交换领域的客观现象，已经现实地嵌入在当下全球化过程中。而将“价值链”本身作为一种理论工具对企业活动进行结构性分析，则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波特率先提出“价值链”概念。随后经过几十年的理论提炼和发展及统计方法的改进，目前全球价值链已经是一套成熟的理论和相对比较完善的可测量工具，可以采用OECD数据库历史数据计算，评估一个国家在全球贸易体系里的结构特征。
（一）营商环境的改善有助于俄罗斯融入全球价值链
从进步的角度看，通过不断地改善行政和打击腐败，近年来俄罗斯在商业业务监管领域的经商便利度出现了明显的提高。在世界银行《2019年营商环境报告》中，俄罗斯的营商监管环境（该报告按照通行惯例做法，在每个国家选取两个城市，俄罗斯选取的样本是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在全球众多经济体中已经位于中上游位置。从具体的指标来看，俄罗斯在“轻松开展商业”方面在全球190个国家的排名中位列第31名，十项指标的总得分是77.37分，比2018年度增加了0.61分，并在以下方面有所进步：（1）在“处理施工许可证便利性”方面，俄罗斯缩短申请施工许可证的时间，引入风险检查，加强了施工期间的质量控制，此外还改善了政府电子平台或在线服务。（2）在“供电便利性”方面，俄罗斯规定了新的连通电力供应的程序的截止日期，优化了公共事业单位服务的单一窗口和内部流程管理，改善了流程效率，简化了审批流程，从而使用电申请更快。同时，俄罗斯降低了连接电网的成本，使用电更便宜。（3）在“纳税便利性”方面，俄罗斯降低了公司所得税税率，允许更多项的可抵扣费用，并更改了设备折旧财务规则，允许较高的固定资产折旧率，降低了当期纳税成本。（4）在“简化跨境贸易”方面，俄罗斯优先安排在线式海关清关管理，缩短了自动报关完成时限，使得跨境贸易手续更加简便，同时简化了提交电子进出口文件的处理过程，以技术手段加强了海关管理和进出口检查。
虽然俄罗斯的营商环境在跨境业务方面得分非常一般，且在破产和少数投资者权益保护等方面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但营商环境通过改革取得进步，的确已经大幅改善了20世纪遗留下来的经商环境恶劣的形象，并为俄罗斯加快国内市场化改革、吸引外资、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作好了基础性准备工作。
（二）俄罗斯的基础供应链特征和区域贸易结构性缺陷
营商环境的改善为俄罗斯融入全球价值链创造了制度基础，但是一个国家深入融入全球价值链还需要产业供应链的国际化程度与国际化组合的提高。根据《2016年IMF俄罗斯结构改革政策报告》的评估，从商业成熟度的整体评估角度看，俄罗斯无论在本土供应的总量与质量，还是在价值链的宽度方面，包括控制国际分销渠道等指标上均明显弱于欧盟平均水平，这不仅表明俄罗斯的市场和供应链本身就是本土化的，且其产品质量水平较欧盟还有很大的差距（图10）。
除供应链的深度和产业宽度外，就区域贸易伙伴关系和市场准入条件来看，俄罗斯由于过分强调本土供应链，因此很少签订且也不十分热衷于更广泛的区域贸易伙伴协定，包括双边的贸易协定。所以，从区域贸易协定本身对GDP的贡献率角度看，在全球20个新兴经济体中，俄罗斯一直排名最后一位，且目前还没有明显的改观。
除区域贸易的影响外，考察一个国家与世界的联系更多地还是要从进出口结构上分析。虽然从进出口的净顺差角度看，俄罗斯对外贸易一直处于顺差状态，但是考察一个国家对外部世界的影响，除像美国这样的持续能够以服务贸易顺差领先全球的国家外，制成品出口既是一个国家制造业水准的衡量标准，同时也是一个国家在全球价值链结构性的反映。而我们究竟该如何客观地看待今天俄罗斯制成品全球竞争力状态和发展水平？根据WTO提供的俄罗斯制造业数据，2017年俄罗斯制造品出口额为751亿美元，进口额为1 885亿美元，存在着1 100亿美元左右的贸易逆差。从这个角度而言，俄罗斯目前是制成品纯进口国。虽然存在贸易逆差，但2017年俄罗斯制成品出口还是占比10%，那么俄罗斯的制造品到底去向了何处？从2015年经合组织（OECD）提供的完整数据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俄罗斯1 400亿美元的制成品总出口中，对OECD国家的出口额为779亿美元，对非OECD国家出口额为620亿美元，其中对欧洲出口462亿美元，对东亚和东南亚出口251亿美元，对南美和中美洲出口30.4亿，对中国出口138亿美元。按总份额计算，俄罗斯有72%的制成品出口到G20国家，按区域看，俄罗斯制造业出口目的地中，欧洲占33%，东亚和东南亚占18%，北美占14%，南美和中美洲占2%，其他地区占33%。这说明俄罗斯制成品出口具有大国和重点区域特征，同时也可以说明，就全球市场覆盖和俄罗斯出口体量比较来看，俄罗斯制成品出口非常零散，没有形成全球性体系覆盖（图11）。
（三）俄罗斯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和位置
全球价值链是测算一个国家在全球贸易中获取价值能力的一个非常准确的指标，全球价值链的升级及所处位置在于提高一个国家产品包括产业的配套的国内增加值。一个国家的专业化能力和产业链深度是影响该国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的核心要素，而国家在全球价值链的竞争中不简单是规模体现，同时也是价值获取能力。根据WTO首席经济学家罗伯特·库普曼的研究和提炼，一个国家在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和位置可以采用如下公式计算：
其中，IVir表示r国i产业出口总值国内间接增加值，即r国i产业的中间品出口包含的价值，经他国加工后又出口至第三国；FVir表示r国i产业出口总值的国外增加值，即本国出口的最终产品中包含的进口中间品的价值；Eir表示r国i产业的出口总值。GVC_positionir指数越大，表明一国该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越接近上游，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越高，即本国国内增加值较高，更多是为他国提供中间品。IVirEir和FVirEir分别表示r国i产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前向关联度”和“后向关联度”，GVC_participationir表明一国该产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指数越大参与程度越高。
采用库普曼公式，并以OECD数据库提供的2005~2015年间的数据计算，我们可以清楚看到，2015年俄罗斯制成品对外出口总值是1 400亿美元，出口总值国内间接增加值652亿美元，出口总值的国外增加值197亿美元。这样可以得出俄罗斯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指数为：GVC-Position=Ln（1+65277.4/140038.9）-Ln（1+19755.1/140038.9）=0.250666231；而俄罗斯在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指数：GVC-Participation=65277.4/140038.9+19755.1/140038.9=0.607206283。
连续数据分析显示，2005~2015年俄罗斯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自0.51352805增加到0.607206283，位置也从0.184919754提高到0.250666231（图12）。这反映出自2008年起俄罗斯参与全球制造业经济活动的能力有所提升，但俄罗斯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存在较大波动，且在价值链中的位置上升缓慢，这说明其产业愈来愈在全球产业分工中开始向上游端集中。为了全面准确地反映俄罗斯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和角色，我们还必须进行必要的横向比较。
首先与OECD数据库中罗列出的所有大国或新兴经济体进行比较（表4）。
从横向比较可以看出，俄罗斯全球价值链的库普曼位置指数为0.25，与澳大利亚、阿根廷、巴西、秘鲁、哈萨克斯坦、中国的位置非常相似，但如果考虑到OECD数据库中制成品的定义包括基础金属、木材、农产品、纸业、化工品等行业的制成品出口，那么可以清楚看出，除中国以外，其余在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数在0.25以上的国家均为“资源出口国”。而中国作为全球唯一的特例，表现为制成品出口多为“中间制成品”而非原材料，同时作为全球最终产品的必要中间环节，中国起到产业链节点和枢纽作用。相对而言，新加坡、斯洛伐克、捷克、匈牙利、越南等国却位于全球价值链的最下游端，这表明它们的出口大多使用进口零部件进行再加工生产。同样，根据库普曼参与度指数，俄罗斯虽然处于制造业价值链的上游，但其参与度相对不算太高，仅处于全球中等水平。
其次，再以俄罗斯作为样板与全球各主要经济联盟或区域比较（表5），可以发现，就平均水平而言，俄罗斯在全球经济中特别是在制成品的全球价值链位置中，其角色仅是一个“边缘参与者”，而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并不在于它的库普曼指数参与度高低，而是俄罗斯的出口总规模。根据2015年WTO公布的全球制造业统计数据，欧盟、中国、美国、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墨西哥、新加坡、中国台北和加拿大制造业出口总规模就已经达到9.445万亿美元。这意味着俄罗斯1 400亿美元的制成品总出口规模仅占全球制成品出口前十国总量的不到1.5%，这个规模对于全球制成品的市场份额而言，其影响力是非常微弱的，覆盖也是极其有限的。
最后，从出口产品的行业特性角度看，俄罗斯供给出口品的60%以上是资源，而无论是能源还是基础金属，就全球范围而言目前均可以找到“替代国”。俄罗斯出口面对的全球市场本身就是一个充分竞争性市场，其目前存在的能源“比较优势”就是俄罗斯地缘战略价值和大国地缘博弈能力。进一步而言，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的历史遗产，并在欧洲市场上取得博弈的优势地位，但问题是，缺乏全产业链和全球价值链能力的俄罗斯，未来是永远孤立地依靠国内市场，保持弱势制成品竞争力，还是可以继续依靠地缘政治博弈，以资源和管道覆盖来“绑架欧洲”？这个问题不仅对俄罗斯经济未来的定位和经济转型十分重要，同时还要看到，欧洲也会抓住科技革命契机，进行战略布局，进行深度的对抗性博弈。
如果说以制成品规模和全球占比还不能全面说明俄罗斯制造业的全球竞争力的话，那么根据德勤公司《2016年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报告》，俄罗斯在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排名中位于第32名，远远低于中国、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等，该报告预测到2020年俄罗斯仍处于全球第32名的位置，指数仅为43.6，甚至连中国或美国制造业竞争力的一半都达不到。该报告再次佐证了俄罗斯制造业在全球市场中竞争力较低，被其他大国远远甩在身后的事实。另外，从俄罗斯全球制造业价值链的参与度与位置指数来看，其全球参与度低于亚太经合组织平均水平和东亚国家，而其位置指数则低于欧洲与北美，充分显示其典型的上游段特征。
总结而言，当下俄罗斯在全球价值链能力提升的悖论问题是，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使得俄罗斯必须在政策上加强进口替代，以保障经济主权安全，但过度强调产品“本土化”生产，且其国内产业链不完整和长期远离全球价值链中心，使得其经济的“内卷性”程度与产业延伸受到明显的抑制。而如何提升俄罗斯本土制成品质量并产生全球性和区域性竞争力，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目前，虽然俄罗斯在能源、原材料和粗化工加工行业，包括在农业领域显示了一定的全球性产业能力，但制造业的滞后和远离国际体系却构成了俄罗斯经济非常重要的“软肋”，而这种情况如果不能有效改善的话，将使得俄罗斯未来只能集中于全球价值链体系上游端，而这对一个世界权力性大国显然是明显的短板和脆弱点。
结论
总结与分析俄罗斯经济结构与全球价值链角色可以看到，自20世纪90年代开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以来，“转型经济学”本身一度成为全球最大的学术热点，大量的文献集中于讨论为什么要转型和如何进行转型。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转型经济学”本身已经逐渐淡出学术视野，因为人们逐渐认识到对于经济转型而言，其实不可能也不应该存在“标准化范式”，同时，所谓“转型”本身更重要的是看待宏观经济政策对国家产业链改造和全球价值链能力的塑造。
首先，作为全球范围内计划经济体制转型两个最大的样本国家俄罗斯和中国，它们在过去30年间不同的发展历程，特别是取得不同的发展结果表明，所谓的“转型路径依赖”这个当初流行的西方的学术判断并非始终如此。中国目前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能力提升，特别是国内人均收入水平的持续提高，证明了所谓“好的经济转型”的根本要义是，通过改革和制度调整使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能力得到持续提升，国家通过市场化和治理能力提升能够培养出世界级竞争性公司，且其产业发展方向应该能够符合未来技术进步的要求，同时更重要的是，国家经济中产业链完整性和韧性强度足够，能够有效抵御各种来自外部的冲击等等。而这些检验指标或许是来自中国经济转型成功的总结，但在更大程度上却是对于包括亚洲和中东欧经济转型国家在内的普遍性经验提炼。
其次，单就俄罗斯经济现状和经济结构转型的结果来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无论其产业链的结构性短板、制成品能力的低下，还是其国家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和重要性，包括国民人均收入水平的可持续提高等方面，俄罗斯显然与中国等转型成功国家相比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俄罗斯在苏联时期积累的科技资本与人才资本，在当下全球第四次产业革命中，没有快速地驱动俄罗斯成为全球科技主要玩家。而背后的原因是什么？难道仅仅是西方学者一味突出强调的制度性和体制性原因？这个笼统的解释显然是缺乏深刻对比反思的。我们应该看到，由于俄罗斯全球价值链能力低下和融入全球市场体系缓慢，影响了其区域价值链能力的发挥和塑造。因此，对于俄罗斯而言，虽然其在政治雄心上一直希望推动欧亚经济联盟建设，但是产业链能力与区域贸易能力明显与其政治能力不匹配，而缺乏经济基础支撑的“政治上层建筑”的区域化经济体系或者是联盟构造，不仅缺乏稳定性和可扩展性，同时也没有基础经济能力的可支撑性。
最后，从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指导思想上看，目前，俄罗斯一方面已经充分认识到新技术革命的极端重要性，并希望以顶层设计的推动力，抓住数字经济发展的契机，重新夺回全球科技发展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同时通过改善营商环境，加强与扩大俄罗斯与外部世界的经贸联系；但另一方面，俄罗斯又出于对自身安全持续恶化的担忧，对待外部世界的怀疑态度也在有意无意间得到了明显的增强，进而使得其经济与世界联系具有典型的脆弱性，同时，其产业链的基础能力也极大地制约本身经济结构的数字化转型。矛盾的是，上述两者之间形成的张力含混不清，甚至存在对立因素，显示出俄罗斯政治与文化思维的多维性和矛盾性，而正是这种张力本身在俄罗斯政治、经济、社会转型中的长期存在，使得俄罗斯总是在动荡中波折探索转型与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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