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话文章】方伟：《濯缨集》自序

明年（2018，戊戌）腊月初六，是我六十岁的生日，想着要给我这生日准备一份礼物，同时也想对自己四十余年的诗词创作作一个小结，于是，就着手编辑这个《濯缨集》。

我写诗词的历史很漫长的了。因为出身教师家庭，加上我祖上世代书香，遗传基因和家庭环境，使我很早对诗词产生兴趣。1973年春，我在我父亲当校长的一个挨着一条大沙河的学校上初中。一个午后，我独自到河滩游玩，那一片白水黄沙绿草蓝天，突然激发我写诗的冲动。我后来一直无怨无悔地写着这百无一用的诗词，我真的怀疑，就在那一刻，我受到某种神秘力量的召唤。

我以前本有些积累，然后就是如饥似渴地阅读、背诵、抄写唐诗宋词。我上高中时，从一个同学手里借来一本唐诗，很喜欢，买不到，我就抄，用一种纸张比较厚的16开的本子抄录，正中一折为二，两边双面抄写。为要保存永久，就用钢笔打上墨汁抄。那一种本子，共抄了四大本，我用铁钉钉在一起，厚厚的，记不得抄有多少首，一千首以上总是有的。可惜，这个本子搬来搬去的，不知扔哪儿了。这种抄，最管用，我现在能记得的唐诗宋词，十之八九都是那时在抄录过程中无意背诵下来的。高中毕业，到县城图书馆借阅《红楼梦》，喜欢那上面的诗词，也是抄。这一抄，《红楼梦》的诗词差不多记得滚瓜烂熟了。还有，我上高中时，借同学的成语典故词典，也是抄，这一抄，我的汉语成语故事，差不多都记得烂熟了。袁枚说：“书非借不能读也”，我觉得，书非抄不能记也。我这么一丁点儿的学问，居然都是那时候抄书抄来的。当然，这是我写诗词的前奏，如果没有这么些积累，我写不了诗词。

1976年暑假，高中毕业，回乡务农。这时候最幸运的是和本村两个有学问的人常在一起：一是我的本家四爷，方本初公，他是医生，非常博学，我的对联功夫从他那里启蒙。另一个是我的本家兄长，方思银，也是医生，他送给我两本书，一是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一是游国恩、王起、肖涤非等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还有一个是我父亲的同学，赵应修先生，因为在我家门口的高中当教员，经常到我家来玩，看到我模仿《滕王阁序》而写的第一篇骈体文《中州赋》，连呼孺子可教，急忙回学校，给我拿来一套四本《中华活页文选》。高中毕业到1977年秋高考的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主要是读这几本书（当然，还有我父亲给我的全本《上论》、《孟子》残卷、带语体的竖排版的《唐诗三百首》等），若说全部背诵，有点夸张，但我在上师范之前，应该有一定的古典文学积累了。

1977年秋某日，我父亲从外地学校里回来，告诉我国家要恢复高考了，命我复习。因为我数学只考了6分（入学后查知的），最后就上了信师。幸运的是，学校虽然不怎么样，我却遇到了最好的老师，即萧哲安先生。他是《清诗鉴赏辞典》的第一主编，和我后来诗词上的导师林从龙先生都是学术上的好友。萧老师学问汪汪如万顷之陂，给我们讲文学史，随便一个历史人物，从生到死细大不捐，某年月日在某处做某官，写了那些诗词文章，一清二楚，如数家珍。这个对我影响最大，我后来读书，所谓研究性读书，所谓解剖归纳读书，全是从萧老师那里学来的，或者这么说，我当时是立志做像萧老师这样有学问的人。尽管我到现在也没有做到，但我真的一直在向我的老师学习着。再就是，萧老师让我真正走进诗词的门坎。萧老师本身就是一个出色的诗人，我们毕业时，他写了三首诗送别，让我抄在学校学生会的板报上，我现在只记得两句：“喜看春坛杏花雨，随风潜入万人家”，风雅之至。他后来出了一本诗集《半日楼诗抄》，还出了一本诗词论文集《长河浪花》。这些书，连同他送我的《清诗鉴赏辞典》，都还在我的书架上放着，每见之，如对师尊，如坐春风。

1979年秋，师范毕业，我就回本县做中学教员。因为会写诗词，1990年，遇到了同样喜爱诗词的黄元尧书记（其时，他刚从县长位置改为县委副书记、政协主席），次年，他就将我调到县教育局，随即调入县委统战部。因为会写诗词，遇到同样热爱诗词的时任河南农大组织部长的杨德东兄（现为黄淮学院书记），然后他将我推荐给张其峰教授，然后张教授带我去洛阳参加第三届全国诗词研讨会，然后认识河南诗词界的旗帜林从龙先生，还认识了号称黄河老人的谢瑞阶师祖（张教授夫人，我的师母马志霞女史，是谢瑞阶的关门弟子，谢晚年各种资料，都在我师母手中，故我呼为师祖）。然后我就成了河南诗词学会理事、副会长。1994年，林从龙先生还给我办了中华诗词会员证，后来这证丢了，而后来看中华诗词学会公布的会员名单居然没我，呵呵，我成假冒伪劣了，从此不提。

总之，我的诗词之路，就这么一路歪歪扭扭地走到今天。屈指算来，从在信师写出第一首合格的诗算起，尔来三十有九周年矣。且不说我上高中时及高中毕业后写的那些准诗词，譬如“秋风阵阵鸣窗纸”、“斜日临窗思旧事”、“君不见，红日光芒长万丈，可怜洞深不照临”之类，平平仄仄下来，也差不多可以算作诗了。上面这几个句子，是我没有保存但还能记得的最早的零章断句。

那么，三十九年来，我究竟写了多少诗词？答曰不知道。若按每年三百首计，差不多一万首的样子，或者更多。历史上诗人写诗的量应该普遍比较大，譬如李白，临终时将手稿万卷托付其族叔李阳冰。万卷，就算一卷一首，也有一万首，不知这个数据是否是夸张，但可以说明李白临终时，诗歌存量还是相当的多。白居易晚年也曾用心整理过自己的诗稿，还专门请人抄录为四部，我忘记他收编的诗词总量的数据了，反正也很多。那么，我四十年写一万首诗，也不足奇怪。

诗歌成就不是以量而论的。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将以前的作品加以遴选，也曾有结集的念头，但在洛阳时，王元明先生（张教授同学）对我说：方伟，你四十岁以前，最好不要急着出诗集，我没问为什么，但记住了这句话。终于在四十岁那年，迫不及待的出了一个小册子。这个册子，我现在都不愿意提起，因为水平太烂。我这才领会王元明先生那句话的深意：诗词，是要经过一个漫长的淘汰过程的。当时认为很好的诗词，过一段时间看，就平常了，再过一段，就觉得不宜存留。杨万里曾经“尽焚少作”，我想也基于这个原因吧。所以，今年，当我准备结集时，我就将我保存下来的诗稿从前到后过滤一遍。删来删去，从最早有诗存留的1982年截止到2016年底，大约存有一千首的样子吧。这个量已经很大很大的了。《诗经》的编成，有五百年左右的时间跨度，那么长的年代，那么多的诗人，只保留了“诗三百”。我一个人，四十年，就弄出一千多首出来。多乎哉？太多了！自选诗稿最大的问题，倒不是曹丕说的“敝帚自珍”，而是每首诗的创作，都有一个背景，或者一个故事，为了纪念，往往舍不得删去。

我曾按年代顺序编次，结果觉得芜杂为累。最后还是决定按体裁编次。计得绝句    首；律诗    首；古体    首；词    首；散曲    首；楹联    副，另有古文    篇，合为一集，名之曰《濯缨集》。

我不知道写诗有什么实际用处，我原说过，它饥不可食，寒不能衣。我若用四十年（或者说五十年）写诗词的功夫写书法，怕也该卖到两毛钱一平尺了吧？唯有写诗没听说过有卖钱的。但一从和它结缘，就再也无法割舍。若把诗词看作恋爱对象，我对它可够忠诚：诱惑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嘲笑不能屈，再加一个颠沛造次不曾弃。

我很庆幸我能和诗词走到一起。因为爱好诗词，迫使我养成读书的习惯，我就拥有相对多一些的各种知识；因为有一定的知识了，对待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变迁动荡，都会有较清醒的认知，不会轻易被万丈红尘所困惑，我性格中最可贵的超然，因此而形成。因为爱好诗词，我认识了许多同类的师长朋友，他们可能不是政治上的权贵经济上的大款，但他们是真正的贵族，见贤思齐，我也觉得在逐渐远离低俗和平庸。因为爱好诗词，我有了一个最佳最便捷的宣泄情感的工具，我的喜怒哀乐能够不滞不积，我的心理能够始终保持平静平衡，我的身体和心理状态有今天这个我很满意的样子，皆拜诗词之赐。

我对世间万物都是持顺其自然的态度，没有必达不可之目标，没有必成不可之事功，写诗也是漫不经心的。本想请朋友帮我写个序，但怕朋友为难，不说好话吧，面情难下，说好话吧，乏善可陈。干脆我自己写几句话在前面，毕竟，我自己最了解自己。我写诗词的整个心路历程都在这上面，知人论世，方便阅读。

需要特别说明一下：我的诗词就是诗体的日记，难免会出现和各类友人交游的记录。问题是，我还有许多好友，属于离诗词较远的一类人，我的诗集中可能从来提不到。所以，一旦这本书印出来，请不要以是否在这里面出现论亲疏。

丁酉二月十一日夜

【诗人简介】方伟，1958年12月生，河南省罗山县人，号濯缨轩主人，河南省诗词学会副会长。

往期精彩：

【诗评万象】编辑部

策划：梅关雪　盖涵生　吴明楷

编辑：梅关雪　盖涵生　一夜北风寒　木矣　寒砚　林小西

投稿邮箱：[e-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