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一个老纽约时报记者是怎么观察和写作的（好文共享）
转自：文化有腔调(ID：qqculture)
https://v.qq.com/txp/iframe/player.html?vid=b0525lzzgr3&width=500&height=375&auto=0腾讯文化 吴永熹 发自美国纽约
接受腾讯文化采访时的盖伊·特立斯 拍摄：Alex Zou
盖伊·特立斯从楼上缓缓走下来。他身着一套剪裁合体的三件套西装，打着红色领带，脚上是一双拼色牛津式皮鞋。他腰板挺直，步态优雅，头发也剪得清爽利落，让人想起镀金年代的优雅绅士。很难想像这已经是一位85岁的老人了。事实上，盖伊·特立斯一直都是纽约城著名的时髦男士，是时尚杂志争相报道的对象。他年轻时的帅照在网上随处可见。
特立斯将自己对着装的关注归因于他的裁缝父亲。他的父亲是一位意大利移民，承袭了意大利久远的订制服装传统手艺，1922年移民到了美国新泽西海岸的小城大洋城。这位手艺出色的西服裁缝师并没有给家庭带来多少收入，却为小特立斯树立了榜样。
特立斯说，父亲对他的影响不仅是让他从小就穿三件套西装，而且让他培养起一种对“手艺”的执着。在特立斯看来，写作就像做西服一样，需要极大的耐心、精确、对细节的关注、对完美的追求，以及对作品能长久存在下去的信念与渴望。
1956年，大学毕业的特立斯进入了《纽约时报》。1965年，他离开《纽约时报》，成为Esquire(《时尚先生》)杂志的撰稿人。这时他最想写的，就是前同事——那些《纽约时报》的人。在那个年代，媒体人身上并没有太多光环。虽然一年之前，加拿大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出版了名著《理解媒介》，第一次系统地对媒体进行了研究，但其成果进入大众意识尚需时日。这时特立斯对前同事的兴趣更接近于“角色研究”。“他们都是个性十足的人”，特立斯说，“一位是那里的主编，一位是讣闻记者，还有一位是战地记者”。
特立斯先写完了关于那位讣闻记者的《坏消息先生》。它被特立斯认为是自己最好的文章之一。接下来，他想写《纽约时报》的主编。但Esquire派下任务，要他到好莱坞做一篇关于爵士歌王弗兰克·辛纳屈的封面报道。
这篇报道从一开始就进行得不顺利。这不仅因为特立斯不想写(他觉得辛纳屈已经被一百万人写过了)，还因为到了好莱坞，他被告知，自己无法像此前被承诺的那样见到歌王本人，因为“弗兰克·辛纳屈感冒了”。
他并没有气馁。在好莱坞期间，他利用之前积累的关系开始和各种各样的人交谈，而“人人都认识辛纳屈”。那篇文章主要是用这些周边人物的声音写出来的。这篇名叫《弗兰克·辛纳屈感冒了》的特稿是特立斯的成名作，它也成为“新新闻主义”的代表作之一。在2003年Esquire创刊70周年之际，杂志编辑共同推举它为Esquire70年来发表的最好文章。
在纽约家中接受腾讯文化专访时，谈起这篇50年前的文章，特立斯显得颇不以为然。“我不觉得我写的东西是革命性的。”他说。那是因为他的工作方式是那么的一贯，犹如一位勤恳的手艺人。
去见人，看着他们的眼睛
腾讯文化：听说你是在一家服装店里长大的。
特立斯：是的。我出生的城市叫大洋城(Ocean City)，在大西洋城附近。它很小，在一个岛上，冬天只有五千人口。我父亲是1922年搬去那里的。他是一位裁缝学徒，是他的家人中唯一离开意大利来到美国的。
意大利在二战期间和德国、日本处于同一阵营。童年时代，我知道我父亲的兄弟们加入了法西斯军队，和美军作战。作为大洋城镇上极少数的意大利人之一，我父亲从未谈起过这场战争。
我父亲做的衣服很漂亮，但是卖不出去。他就好像一个卖不动书的小说家、进不了交响乐团的小提琴手。而我母亲开了一家服装店，而且卖得不错。所以我是靠我母亲赚的钱长大的。
我总是穿得很漂亮，作为裁缝的儿子，这是可以想见的。我总是非常礼貌——任何父母在开店的男孩女孩，都会学会对顾客的礼节。
1986年，特立斯与父亲约瑟夫·特立斯在后者的裁缝铺里
上学的时候，我是一个孤独的孩子。我不聪明，在学校成绩不好，进不了费城、纽约的大学，所以我是在阿拉巴马州上的大学。在某种意义上，我成了一个移民，从新泽西来到了另一个世界——充满种族主义的南部深处。
我不是一个好学生，但在成长的这段时期，我对他人很好奇，而且我有兴趣去实现这种好奇。在读书的空闲时间，我经常让语法学校、高中或大学的同学讲述自己的故事，然后把它们写下来，发给校报。我其实是在度量这些人，看他们有哪些经历和我相似，又有哪些和我不同。我写了一些很好的故事，它们不是新闻故事，而是与人际关系、人们对于事物的想法、他们的背景等等有关。
21岁时，我大学毕业了。我来到纽约，在《纽约时报》找到了一份送稿工的工作。
1940年代的《纽约时报》编辑部
腾讯文化：在《纽约时报》，老记者教了你什么有用的经验?
特立斯：我不喜欢科技的东西。在我年轻的时候，“科技”就是指电话。有时候记者会给采访对象打电话，稿子就是用电话谈话写出来的。
而在我还是一个年轻记者的时候，《纽约时报》一个年长的记者就对我说：“我要教你的是，不要用该死的电话。去见人，看着他们的眼睛，要到场。”所以从年轻时起，我做新闻的观念就是“要到场”：出现在别人面前，和他们进行眼神交流。
腾讯文化：你给《纽约时报》工作了十年。
特立斯：我不是给《纽约时报》工作了十年，我是给我自己工作了十年。我用《纽约时报》的钱付了账单，我有一张《纽约时报》的记者证，但我不是为《纽约时报》写作，我是为我自己写作。
在《纽约时报》，我不想写，也很少写头版头条——今天的大新闻不会是明天的大新闻，它是易朽的。我想写的是38版下面的小文章，关于我在街上偶然碰到的一个无名的人的故事。我觉得它是那种存在长期价值的东西，就像一篇短篇小说，或是一首诗。我不是一个诗人，但我有诗人的自负，我希望我写的东西是以我写下它的样子发表出来的。我在意语言，不想让人改动它。
工作时的特立斯
我以一个记者的身份去写故事，我写的是非虚构，但我想着的是虚构，就好像我是以一个剧作家的视角来写作。作为记者，我想要成为一个记录者、一个观察者、一个非虚构的艺术家。
最坏的发明就是录音机
腾讯文化：你是那个时代非虚构作家中的先驱人物。在那个时代，有很多人在做这种创意性的非虚构写作工作吗?
特立斯：不是很多。我那一代人中的非虚构作家大部分都已经去世了，比如诺曼·梅勒。有一些还健在，比如汤姆·沃尔夫和琼·迪迪恩。今天，要在30岁、25岁的作家中，找到和当年的他们对应的人物，可能不是那么容易。
1970年的诺曼·梅勒
年轻时的特立斯
为什么在2017年的美国，没有多少有名的非虚构作家在做我们1965年、1970年做的事?首先我就要怪罪科技。我认为最坏的发明就是录音机。
我记得录音机进入新闻领域大概是在1960、1970年代，后来它变得非常流行，几乎所有人都在用。录音机有很多问题，最坏的一点，就是采访者失去了听人说话的能力——在那个不断旋转的塑料装置上，他们一个字一个字地录下了别人说的话。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回答一个，我再问你十个问题，你回答了，我说非常感谢，回去弄出一份文字稿，然后就可以写出一篇文章了。
但这个故事毫无价值。为什么?因为它完全是照你对我问题的回答来写的。因为一字一句录下了你的回答，我就不需要再去问同样的问题了。两个小时以后，我就可以去整理文字稿了。
许多记者将这些回答当作了答案，但这并不是答案。你必须将同一个问题问十遍，并获得十个答案，因为你必须了解对方的心理。在此之前，你必须先了解对方。所以有的记者两个小时就能有一篇采访，而像我这样的记者却要用五天的时间，因为我会不断地回去和采访对象交谈，更多地了解他们。
今天的《纽约客》还是有很多好记者，会花很长时间写一篇文章，这是因为《纽约客》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杂志，有很好的传统，而且他们有钱，愿意让记者这样做。但现在大部分报纸和杂志的记者会带着录音笔出门，他们的稿子写得很快。他们也不用害怕律师告他们诽谤，因为他们有录音记录。你明白吧?有记录很好，但记者变得不再像从前那样重要了，因为他们被技术所吸收了。
今天的科技让人通过手机和电脑就能了解世界。人们坐在电脑前，就可以通过Skype和远在上海的人视频通话。他们从网上读到什么东西，就觉得它全是真的。也许它有一部分是真的，但它是肤浅的，不是人们深刻地体验到的，它是非个人化的，你不在场。
我一直说你得在场，你必须在场，但现在几乎没有人在场，就算在场的时候，他们都不是一种在场的状态。他们穿着浴袍，坐在手提电脑前写世界时事新闻。走在街上的时候他们都不看树，而是低头(看手机)，他们变得内向了。我不认为在这样的行为模式下，人能写出有持久价值的作品。
成名作《弗兰克·辛纳屈感冒了》是如何诞生的
《弗兰克·辛纳屈感冒了》
腾讯文化：你是怎么从《纽约时报》记者成为Esquire的专职作者的?
特立斯：从1956年到1965年，我都在《纽约时报》做日报记者。在我的人生中，只有那些年有全职工作。我还写了两本书。《纽约——一位猎奇者的足迹》出版于1960年，我做记者的第四年。1964年我写了《大桥》，我结束日报记者生涯的前一年。
当时，在空闲的周末，我也为包括Esquire在内的杂志做一些选题。我给Esquire写的文章中，包括1962年那篇关于拳击手乔·路易斯的文章，汤姆·沃尔夫认为它是“新新闻主义”的开端。听他这么说当然很荣幸，但我并没有觉得我是在做什么新的东西。作为一名非虚构作家，我仅仅是想像小说家那样去写作。
我一生中都很喜欢读短篇小说，我的偶像都是小说家。但我不想当小说家，因为好的小说家太多了，而好的非虚构作家并不多，竞争不会那么激烈。
1965年，我对日报的工作已经非常厌倦了。报社一直在给我施压，想让我写得更快、更短，但我想写得更长、更慢。那一年，Esquire给了我一份一年的合约。他们给的钱和《纽约时报》一样，但我可以两个月写一篇文章，一年只需要写六篇。而在《纽约时报》，我需要写一两百篇。所以我接受了这份合约。我说，我想挑三个题目，你们再挑三个题目。
腾讯文化：在这个时期，你写下了最早让你走红的文章：关于歌手弗兰克·辛纳屈的《弗兰克·辛纳屈感冒了》。但当Esquire的编辑让你去写这篇文章时，你的第一反应是“我不想写”。你和编辑之间是怎么沟通的?
特立斯：离开《纽约时报》后，我想写的就是《纽约时报》的人，比如那里的主编、战地记者和讣闻作者。他们真是些个性十足的人，很有趣。那时没人想过去写媒体的事，“媒体”这个词甚至都不存在，我可能是第一个将媒体人当作小说角色来写的人。在这一年，我给Esquire写的第一篇稿子就是关于那个讣闻作者的，标题叫《坏消息先生》。
我和我的编辑说，第二篇我要写《纽约时报》的主编，但他说，不行，以后再写吧，我们想让你去写辛纳屈。
二十世纪重要的流行音乐人物弗兰克·辛纳屈
我说，辛纳屈?他已经成名25年，被一百万人写过了。关于他，还有什么没被写过的呢?编辑说，这是一个封面故事，叫做“一个男人和他的音乐”。辛纳屈的人已经决定了，如果你飞过去，他会接受你的采访。
好吧，我熟悉他的音乐。任何我们这个年代的人，都是听着他的音乐长大的。但我还是说，我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啊。他说，你去就是了，我们全都安排好了。写完辛纳屈以后，你就可以去写你想写的那个主编了。
我坐飞机去了洛杉矶。第二天早上，我打电话给辛纳屈的宣传经理说，我到了，什么时候能见到辛纳屈先生?他说，哦，坏消息，他感冒了。
我说，哦，但也许过几天他的感冒就会好了吧?宣传经理又说，好吧，不止是这个，现在辛纳屈和他的律师都觉得你在这里让他们有点不安，我们担心你会去写黑手党的事。(注：辛纳屈与美国黑手党过从甚密。)
我说，我为什么要写这个?我来是写辛纳屈和他的音乐的。他说，律师和辛纳屈都想看你的文章，确保里面的信息是准确的。我说，不行，你们这是在审查我。
我给编辑打电话，他问我下一步打算怎么做。我说我可以继续呆在洛杉矶，也许等感冒好了，他的心情会好一点，我可以先和别人聊一聊。
当时我住在贝弗利山庄一家非常高档的酒店。之前我写过几篇文章，认识贝弗利山庄的一些人。从一个餐厅老板那里，我得到了一些人的电话，有演员、音乐人、制片人，而且所有人都认识辛纳屈。有些女演员和辛纳屈约会过，有乐手在辛纳屈当主唱的乐队里呆过。
我开始采访他们，用我一贯和别人交谈的方式。一个礼拜快要过去了，我在酒店接到了一个电话。宣传经理说，我们知道你在和弗兰克的朋友聊，你是想干嘛?我说，我想多了解一点辛纳屈啊，既然你不让我见他。
他说，弗兰克的嗓子好了一点。他会在伯班克录一个节目。如果你想见他，你得跟我呆在一起，一起看他表演，会有很多人。我说好。
第二天，这位叫马奥尼的宣传经理开车来接我了，我想我们是去了华纳兄弟。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弗兰克·辛纳屈，他站在一个舞台上，台下大概有三百个人，你知道，都是跟在他身边的人。
他唱了几首歌，然后他的嗓子哑了。我描述了那个场景。我没有记笔记，但我在观察。
我一向是喜欢和普通人交谈多过和大明星交谈的，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普通人，我更会写这样的文章。事实上，我写过很多篇这样的文章，辛纳屈那篇刚好出名了。
《弗兰克·辛纳屈感冒了》成了Esquire的封面文章
在《弗兰克·辛纳屈感冒了》发表三十年后，1996年，我写了《阿里在哈瓦那》。我从未采访过阿里，只采访了他周围的人。两篇文章是同样的写法：和明星身边的普通人交谈，明星根本没有说话——当时阿里嗓子有问题无法说话，而辛纳屈是不愿说话。
腾讯文化：不过就算这是你多年来惯常的工作方式，就算你在写辛纳屈那篇文章之前就已经这么写了，在当时，这种用小人物来支撑故事主体的写法还是比较有革命性的。
特立斯：我写的大多数东西都是关于小人物的。关于《纽约时报》的那本书(《王国与权力》)是1969年出版的，是畅销书，里面的所有人都是小人物，没有知名人物。关于修桥工人的那本书(《大桥》)里面都是小人物。我的第一本书《纽约：一个猎奇者的足迹》里面也都是小人物。《偷窥者旅馆》当然也是关于小人物的。
《大桥》中冒着生命危险在高空工作的修桥工人
我不写传记。我不会去写一本路易十四的传记，或是乔治·华盛顿、亚伯拉罕·林肯的传记。我不会去写那样的书。
腾讯文化：你是怎样记笔记的呢?你会在采访进行过程中记笔记吗?
特立斯：刚开始我根本不记笔记。我想先建立一种关系，先和你喝杯咖啡。我会告诉你，你的故事非常有趣，它不仅是你的故事，全国、全世界都有和你同样想法的人，你的经历许多人都经历过，但你是“讲述”这个故事的人，你会成为这个故事的代言人。
当你同意让我讲述你的故事时，我会说，我想记一些笔记。我不用录音笔，但我会用小纸板。它们是我拿剪刀用衬衣纸板剪出来的，总是装在我的口袋里。它们很容易携带。
然后，也许是你去上厕所的时候，我会记点什么，也许是你说的什么话，也许是一个用词。在我们做完第一次、第二次、第十次采访后，你回家了，我回到我的酒店或家里，在打字机上把当天的笔记打出来，其中包括我对会面的印象、你对我的反应、我对你的反应。第二天去见你的时候，我会带着这些笔记。
六十多年来，我从来没有背叛过任何采访对象
从在《纽约时报》做体育记者时起，“写出有持久价值的作品”就是“新新闻主义之父”盖伊·特立斯的理想。在他看来，新闻是有时效性的，是易朽的，而好的小说和诗歌却能够长存。他的偶像是海明威、菲茨杰拉德、欧文·肖和约翰·奥哈拉等作家。少年时代，他曾反复阅读他们的短篇小说。
特立斯认为，短篇小说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对小人物和私人生活的关注。在《纽约时报》期间，他写下了大量关于“小人物”的报道。他们包括地铁售票员、垃圾清运工、电话台查号员、擦鞋匠……这些人是忙碌喧哗的纽约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却被几乎所有人忽视。特立斯注意到了他们。他和他们交谈，和他们一起工作，为他们写下小传。这些小传虽然只能发表在《纽约时报》极为偏僻的版面上，但至少它们发表了，被人读到了。后来，它们被收到了特立斯的第一本书《纽约——一个猎奇者的足迹》里。这本书至今仍然在版。
对他人的好奇可能成为一名好记者的先决条件，但耐心和坚持一定是将好记者与卓越记者区分开来的重要因素。特立斯无疑具备所有这些素质。在许多意义上，他隶属于一个古老而顽固的传统：只穿从巴黎定制的西装和纽约一家手工鞋店定制的皮鞋;从不用录音笔;用纸笔写作;用剪开的衬衣纸板记笔记(他的这个习惯从十七岁就开始了);存下了从业以来的所有笔记和研究资料，每本书的资料都能装满一个大纸箱。
尽管本人个性强烈张扬，特立斯却总是能够和采访对象建立起亲密而持久的关系。这或许并不矛盾——正是那种自负让特立斯不顾一切想要达成所望，也许也正是特立斯的那种强烈个性与自信吸引了他的采访对象。
特立斯将他“打动”采访对象的过程称作一种“追求”的过程。在遇到一位他感兴趣的书写对象时，他会要求和对方见面十次、十五次、二十次。一开始或许并没有明确的目的，就像一场陌生人之间缓慢熟悉彼此的交谈。在这个过程中，记者逐渐获得了信任，得到了对方藏在内心最深处的秘密。这种信任程度之深是显而易见的——特立斯的两本名著，即关于黑手党的《父辈的荣耀》和关于美国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性解放运动的《邻人之妻》，里面的所有人物用的都是真名。
不只如此。特立斯还写过一个汽车旅馆老板偷窥住客的故事。两人在1980年就认识了，但旅馆老板一直不敢让特立斯把他的真名写出来——他怕坐牢。三十多年过去了，2014年的一天，他给特立斯打来电话，说自己不干这一行了，可以写了。这本书出版于2016年，是特立斯的最新作品，名为《偷窥者旅馆》。
腾讯文化：让我们谈谈你的第一本畅销书吧。关于《纽约时报》的《王国与权力》这本书是你很早就想写的。它是怎么开始的呢?
特立斯：它是从我和那个我想写的主编开始的，他是《纽约时报》1966年的主编。
《纽约时报》当时的主编克利夫顿·丹尼尔
我去了他的办公室，他的墙上挂了很多往期主编的照片。有一位是1954年的主编，旁边是1942年的主编，再旁边是1930年的主编，再旁边是1911年的主编——泰坦尼克号沉没成为特大新闻的那一年，这个人主导了关于泰坦尼克号的报道。
关于泰坦尼克号沉没的报道让当时的《纽约时报》声名大噪
此外，有一位主编是一战期间报纸的主理人;一位1902年的主编可能主持了关于纽约种族平权运动的报道;再之前是美国内战期间在任的主编(1865年)。
所有这些人的照片都被装在相框里，挂在墙上。我想，天呐，这些人在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主导了新闻报道，指导了记者和编辑。如果我能去了解照片中的所有人，从他们的视角讲述他们在世时的故事，就可以从私人人物的角度获得整份报纸的故事。
在写完一位主编的故事以后，我开始去泡图书馆，和许多人交谈，试图从主编们的视角来获得这份报纸的故事。然后我开始研究它的所有人，比如记者，故事开始变得很丰满。
写这本书花了我四年。之前在本部当了多年记者，我了解那里的故事。如果我是一个东京或华沙的驻外记者，我不可能写出这本书。我认识不同的编辑、发行经理，甚至是扫地、擦桌子的人。我身在那栋大楼里面。
特立斯作品：《王国与权力》
腾讯文化：你总是会花很长时间写一本书，有的书甚至写了十几年，而且你总是会为此做大量的研究。对你来说，研究和采访这部分要比写作更重要吗?你什么时候会知道你已经做了足够的研究?
特立斯：我的工作分成两个部分，研究是第一步，写作是第二步。但研究不仅仅是做笔记，研究是从和别人进行眼神交流、建立关系开始的，这不是一夜之间可以完成的。
在我写作之前，甚至是在我获得人们同意我去写他们的许可之前，我只是想建立某种关系，不带限制、不带义务、没有定义的关系。我只是想轻轻松松地看看我们能不能建立起某种舒适的感觉。我会逐渐了解你，但你也会逐渐了解和信任我。
在见了十五次、二十次以后，我终于从你那里获得了写你的许可，说我可以去写你和父亲恶劣的关系，可以去写你可怕的第一次婚姻，可以去写作为一个诗人，你是怎样一再地被拒绝的。这时我会去写。
有时人们去见心理医生，想敞开心扉倾吐一些事情，但讲出来，不意味着他们想让全世界都知道。如果你告诉我的事情中有我觉得会伤害你的地方，我不会写，除非我回去征求你的意见。我会问你：你告诉我的事情非常有趣，人们会很爱读，但是听着，如果你觉得为此你母亲会很不高兴，或是你丈夫会因此而离开你，或是你会丢掉工作，我们可以将这些东西通过谨慎、灵活的语言表述，又让我俩都能保持诚实，你可以接受吗?
所以我在做的，是一个打动你、“追求”你的过程。我和你建立某种关系、分享隐私。在这种关系中，我是作家，你是我的书写对象，但你的故事会让我和那些你我都不认识的读者获得对你的某种领悟、理解，就像我会获得对你的新理解一样。
有时候你也会获得一些自己从前不知道的东西。和我交谈之前，你没有想过这些。写作就好像某种浪漫的追求，至少是一种私密的伙伴关系。这就是我的工作。
腾讯文化：所以你认为，对于你的书写对象的尊重，要比写出的一个有趣段落更重要。
特立斯：当然。我必须尊重我的采访对象，不然我就不会去写。如果不是对采访对象怀有尊重，我不会花一个又一个小时费力去寻找那个准确的词、完美的句子和段落。写出好东西太难了。如果我只是想伤害别人，把人剁碎，我干嘛去写?我是不会这么做的。我想要的是实现一种工作的尊严。
在六十多年的职业生涯中，我采访了成百上千的人，但从来没有人说过我背叛了他们。在发表了一篇故事以后，我还是可以打电话给采访对象，问他们喜欢它吗。一年以后，或是十年以后，我再打电话给他们说，让我们再做一个新版的故事吧。他们会答应。
说到我写的关于黑手党的书(《父辈的荣耀》)和那本叫《邻人之妻》的书。两本书的主题，一个是有组织的犯罪，一个是性。人们会说，你怎么能去写这种恶心的人，你怎么可以花好多年和杀人犯混在一起，你怎么会去写性变态?你带着尊重去写这些明显不值得尊重的人，是什么意思?
特立斯作品：《父辈的荣耀》
特立斯作品：《邻人之妻》
我会说，等等，是你说他们不值得写，不值得尊重或恶心，你说的可能是对的。但我想尝试从他们的视角去看世界，看他们怎么看待自己的所作所为，怎么为自己辩护。作为一个作家，我并没有一个封闭的、僵死的价值系统。我试图从许多不同的角度去看待事物。
不用采访对象的真实姓名，我不会去写
腾讯文化：你花很多时间和采访对象在一起，试图和他们成为朋友。但你怎么确定他们告诉你的总是真的?
特立斯：我会去核对。因为经常和他们在一起，我会认识他们的妻子、丈夫、孩子、祖父母、叔叔伯伯——我了解这些人。
当然，有一些时候，我确实发现有些人是在说谎。有一次，我想去写美国的汽车行业。我觉得这是个有趣的主题，而且我有渠道去认识人。很多人接受了我的采访，带我去了他们家，告诉了我他们个人的想法，但我发现有很多人是两面派，很多不属实的东西他们说是真的。虽然我在这个题目上花了整整一年半时间，我还是决定不去写它了。
我最近出版了一本关于一个偷窥者的书。我是1980年认识这个偷窥者的。他在科罗拉多开了一家汽车旅馆，房间屋顶上有一些小洞，他就从那里偷看旅馆的客人。他不仅一个人偷窥，还请我一起去了。我和他一起上了屋顶，核实了一切都是真的。但是他不让我用他的名字，因为他会坐牢。
快四十年了，我都没有写他的故事。但在2014年，他给我写了一封信，说自己已经不开汽车旅馆了，“你现在可以写我了”。我说，我要用你的名字，他说可以。
我飞到了科罗拉多，带了一个律师，让他签字同意我用他的名字。然后他把一切都说给了我听。虽然我核查时发现他对我说的不全是真的，但总体上是真实的。那些全是私人生活的东西。
这本书是2016年出版的，写书花了两年。但是直到能用他的真实姓名之前，我不会去写他，或是写任何人。
特立斯作品：《偷窥者旅馆》
许多记者几乎从不告诉你他们的消息源是什么，我相信很多作品中一半是谎言——不是说它们完全是谎言，但起码是夸大的。我是不会相信别人的话的，除非他们让我用他们的名字。假如他们说，那我就不告诉你真相了，我会说，那好，我不想要。我不想读者不知道我的消息是从哪里来的。
腾讯文化：你想要他们能够去核实。
特立斯：是啊。真正的考验是，我是否能说信息是从谁谁谁那里来的。比如在我写黑手党那本书或《邻人之妻》时。在后一本书里，我写了通奸，写了婚外情，也是用了真名。
人们会说：“你是怎么做到的?”我就是做到了。为什么?因为写这本书花了我九年时间，我获得了很多信任，和人们建立了许多关系。但为什么他们要告诉我他们的婚外情，并且让我写进人人都可以去读的书里?为什么?
因为我让他们相信，这不仅仅是他们的故事，也是成千上万和他们一样的人的故事。这就是我作为一个记录者试图做的。
但有时候我需要向读者解释我是怎么知道这些故事的。我必须向他们讲述我自己的故事。在《邻人之妻》中，我写到了婚外情，在那本书里我也是一个有婚外情的人。我把它写下来了。所以，我，这本书的作者盖伊·特立斯，写到了我自己。
我对我自己使用了同样的标准：坦诚、开放、诚恳、告解。所以盖伊·特立斯在书中是一个发生过婚外情的人。谁是专家?盖伊·特立斯。盖伊·特立斯在写他自己破裂的婚姻吗?是的。在我身上是发生了这样的状况。
我不仅仅在写别人，还在写自己。我有两个女儿，那时她们还很小，我在冒很大的风险。但我认为如果不诚实就不要去写。如果我想要保持诚实，我就必须告诉读者，在写别人的时候，我自己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我不像其他记者一样高高地坐在记者席里，我是身在剧场、身在游戏当中，我完全身处于我书写的材料的场域当中。这本书出版时受到了许多谴责。它是1980年出版的，它现在还在版，但在2107年，人们对它的解读变得不一样了。
腾讯文化：你必须如此深入材料，进入你书写对象的中心才能写好吗?
特立斯：当然。要不然你怎么可以去写亲密关系，去写私人生活、隐密的想法?除非你本人也是这种私密的一部分。
如果你能去编故事，为什么还要这么费事呢?把名字改掉、情境改掉就行。好吧，这没问题，那你就是一个小说家。但如果你从事的是非常困难、非常有挑战的非虚构写作，而且你想写隐私，就得这么做。虚构与非虚构的区别通常就在这里：隐私通常是虚构的领地，非虚构作家通常写的是公共事务。
非虚构作家写的通常是你知道、你听说过的人，比如《简·爱》的作者，或是乔伊斯·卡罗尔·欧茨，或是印度前领袖英迪拉·甘地，这些都是你听说过的人。但我想写的是你没有听说过的人。我想写的是愿意讲述自己内心生活的人的故事。我想要做的是突破非虚构的限制，把我的创意性非虚构写作、文学新闻的工作转移到私人生活，这是这个工作困难的地方，因为我还是使用真名。
如果我不这么去做，我可能可以多写二十本书。我不需要花八九年的时间写一本书，一年就可以了。但我不想这么做。我想做一点不同的事，写大部分记者没有耐心、精力或冒险精神去写的东西。
大部分记者不想告诉别人自己是谁，只是在搭顺风车。他们一生都在写别人——成功的人、失败的人、死去的人、活着的人，他们是写别人。他们其实是偷窥者。
我不想只是做一个偷窥者。我写了一个偷窥者，但我是一个和偷窥者在一起的偷窥者。当我写他的时候，我不想只是让他给我发他的个人记录，我想去做他所做的，靠在钥匙孔旁边往里看，看他看到的东西，并承认自己这么做了。我是跪在地上，和一个偷窥者在一起，自己也是一个偷窥者，就像三十年前我在《邻人之妻》里所做的那样，我也是偷情者中的一份子。
这意味着读者可能会很讨厌你的书。他们会想，多恶心，多恶劣，不管怎么说你是一个已婚男人，你有两个女儿，你在毁掉她们的人生。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不该做我在做的工作了。
腾讯文化：那么你很好地接受这些批评了吗?
特立斯：我从没说过我很好地接受这些批评了，我是说，我认为这些批评是交易的一部分。因为有时候，评论者读的不是你写的东西，而是你做的事。
对我来说，大多数批评都不是因为我书写的语言，而是因为我过的生活，因为它是那么不合常规。
做和小说家拥有同样标准的非虚构作家
腾讯文化：你最喜欢自己的哪本书或哪篇文章?
特立斯：我没有最喜欢的。我写的一切，不管是一小段文字、一个标题、一篇几页的报纸和杂志文章，还是一本书，或长或短，都是我能做到的最好。如果没有做到最好，我不会发表它。
在写完一篇文章，交了稿并发表了以后，我从来不想收回它或重来，因为我已经在它上面花了我想花的所有时间，当我写完了就是写完了。然后我要开始写新的东西了。
腾讯文化：在你看来，一部好的非虚构作品应该具备什么特质?
特立斯：它的语言必须要好，第一句话就必须吸引你的注意力。不管你读我的哪本书，你可能会发现第一句话是有趣的;你可能会发现我写的是一个场景，你能“看到”我试图描述的东西，因为我喜欢描述场景。
看电影时，你会发现有一个开场场景。读小说时，你会发现作家肯定是将一个句子、一个段落改了又改，那第一个段落写得非常漂亮。打个比方，读海明威，不管是长篇还是短篇，你会深受吸引。菲茨杰拉德的第一句话就很漂亮。普鲁斯特、托尔斯泰的作品十九世纪写下的作品，在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都可以读，永远都不会过时。但有时读非虚构作品，你会发现作者的用心程度是不同的——他们没有努力写出漂亮的、有诗意的语言。
伟大的非虚构作品必须也是这样。它不能是话题性的，不能依赖新闻，不能依赖名人效应，因为今天的名人不会有名太久。关于某些人的文章在当时可能令人感兴趣，但是十年以后可能就不值得读了。在写作中，我总希望是我的写作让它值得去读，而不是因为它写了什么人。你理解吗?通常来说，小说家比大部分非虚构作家的标准更高，但我想做和小说家拥有同样标准的非虚构作家。
腾讯文化：你会给刚起步的非虚构作家怎样的建议?
特立斯： 举例来说吧。有人想当演员，他们去上了表演系。毕业以后，他们可能不会马上在百老汇找到工作，而是去当了餐厅侍者、出租车司机，不过他们在学习学校里学不到的东西。
但是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有精英大学背景的学生毕业后就想去CNN或《纽约时报》工作，或是采访总统。他们其实还只是学生，对于人性还缺乏了解，视野还太局限了。
我认为，作为一位作家，你必须想要努力去讲述一个未曾被讲过的真相，你强烈地想要在你的时代留下印迹——因为你写了别人从未写过的某些事、某些人，以一种别人从未写过的方式。这一直都是我的志向。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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