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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推荐| 王智慧:本体·认识·方法:体育社会学的想象力与话语权

摘要  本文试图从社会学的思想体系和学科传统入手,详细阐述体育社会学的思想承继、理论传统,厘清体育社会学的研究主题和方法论范式,为体育社会学在社会学的学科体系中寻找到应有的位置,进而激发想象力和话语权。在思想承继的脉络上,身体原始性及身心二元论奠定了社会事实与行为的研究思脉,身体“隐而不显”的连续性及身体竞技行为的社会性激发了体育与社会的耦合;经典社会学理论为体育社会学研究提供了思想之源,“问题之学”是体育社会学思想体系建立和想象力拓展的基础。在现代性场域空间之下,文化象征、社会建构、社会实践以及身体规训等研究指向构成了体育社会学研究的主题论域,身体“自表述”与“他表述”不对等的认知关系以及身体行为与秩序共同构成了一项表征现代性的议题。体育社会学的研究主题应定位为体育参与中的行为与秩序,以及由二者耦合而衍生出的物质性身体与社会情境化表征。借此,呈现两个方面的价值指向:一方面,兼顾经验性与理论性是中国体育社会学学术接轨和话语权力建构的基础,经验研究的品质是体育社会学优秀基因;另一方面,基于社会变迁的中国经验与学科规范前提下的本土化问题阐释和理论推进,直面中国文明与世界的关系将是中国体育社会学想象力和话语权拓展的路径和根基。



本体·认识·方法:体育社会学的想象力与话语权

文 | 王智慧

(《体育与科学》2023年第1期)



“个人是与人类整体不可分割的,是其中活生生的一分子。……而另一方面,社会整体也在某种程度上依赖每一个个人,因为每一个人都给整体生活贡献了不可替代的一部分。”

——【美】查尔斯·霍顿·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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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本研究之所以引用美国社会学家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的观点作为开篇,是想借库利所倡导的“人性与社会秩序”的社会学研究主题论域,来划定体育社会学作为社会学分支学科的基因谱系。库利对人性与社会秩序的强调,是将微观的人类本性(抑或是行为)和宏观的社会秩序(抑或是结构)进行有机整合,其贡献在于简明扼要地锚定了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核心命题。综览社会学发展可知,虽然思想家们的理论、思想与观点等不尽相同,但相关研究均围绕核心命题展开。无论是前期圣西门率先创用的“工业社会”,孔德所强调的表征“社会静力学”的“秩序”和表征“社会动力学”的“进步”,斯宾塞笔下的“尚武社会”到“工业社会”的社会进化论基调;还是后继马克思指出的资本主义的异化危机,韦伯意义上的现代社会理性化趋势以及迪尔凯姆阐释的社会失范,就其本质而言,其核心均指向了对社会形态作出的诊断,并关注社会何以可能的时代命题。正是基于对上述命题的探索,社会学形成了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方法论范式和理论基础。

如果说资本主义在19世纪的狂飙突进及其间所出现的社会问题促进了社会学的诞生,那么同时期的工业化进程则揭开了现代体育萌芽和演进的开篇。此后,以奥林匹克文化为表征和引领的现代体育运动,逐渐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且紧密根植于社会结构与文化之中,并以其能够突破种族、地域与国家的边界限制而成为全球范围内可通约的文化符号。伴随历史演进和人类认知增量的层垒,体育学逐渐成为一种整合自然、人文与社会的学科知识综合体。将体育学称为“学科知识综合体”的原因有二,首先,迄今为止在研究领域尚未形成针对体育概念的界定、内涵和价值认知的科学统一。从学术界既往对“体育”概念的讨论可知,基于不同学科背景和价值认知体系,“体育”的概念在理论层面尚且无法达成统一公允的认知。其次,体育学领域尚未形成有别于其他学科而独立存在的方法论体系。其方法论的实践应用通常要依靠研究对象和目标的不同,而借鉴相关学科的方法论体系,比如运动生理学与生理学、体育哲学与哲学、体育史学与历史学、体育社会学与社会学等。

长期以来,虽然体育学作为“学科知识综合体”所呈现的较强吸收力,使其能够博采众家之长,但吸收其他学科的方法、规范等的做法俨然不足以支撑体育学的自主发展,过于依赖移植而来的概念范畴和方法论体系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其陷入封闭、狭窄的区隔境地。我们已经意识到,一门学科的真正品格并不取决于它的研究对象和体制化的规范,而取决于对研究对象研究过程中所呈现的提问方式以及选用的具体程序和方法论体系。由此,我们对体育社会学的发展也伴之有了新思考。就本文论证的主题而言,之所以在开篇引用库利的观点,就在于将体育社会学划定于社会学的学科谱系下加以阐释和讨论,进而探求和揭示那些饱经历史长河的洗礼并围绕行为与结构主题而生成的社会实在、身体参与的创造性经验,以及体育在现代性场域空间之下所面临的挑战。虽然社会学与体育社会学理论均形成于西方,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扮演追随者和学习者的角色,我们也可以找到相关学科的本土化发展之路。可以从社会学的理论和体系中萃取思想并获得启发和激励,进而发展中国体育社会学的想象力,拓宽既有的理论和经验认知以实现知识再生产。由此,厘清西方体育社会学演进的知识谱系和思想基础,进而通过纪律化规训(discipline)框定体育社会学的学科架构与基本范式,在增进知识积累的同时回应中国体育与社会发展时代命题,成为体育社会学本土化、自主化发展的重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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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承继与赓续:从身体的哲思之辨到体育与社会


身体构成了体育文化表达最为直接的载体,与此同时,身体在场也构成了社会意义上“个体”存在的基本方式。社会学对身体的认知也曾受到哲学思辨的羁绊,由此,“生物性”(肉体)身体曾一度作为灵魂的寄居之地而受到贬抑,但是身体在人类社会中的“原始性”“连续性”与“社会性”的存在却无法避免,伴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身体也以一种“隐而不显”的方式逐渐从“后台”走向“前台”。由此,本文首先以身体的本体性哲思之辨追溯生物性身体的社会情境化表征;然后通过身体的“社会性”表征回应体育社会学的基本思想渊源,进而锚定体育社会学的基本学科属性。


2.1 从身体存在到哲学之维:作为社会文化“原始性”与“连续性”的身体竞技


2.1.1 身体原始性及身心二元论奠定了社会事实与行为的研究思脉

身体以及与身体相关的活动自人类诞生就已经存在,但是人类对于身体以及身体行为的认知和反思却是伴随着人类自我意识的产生和文明的演进才开始的。对于人类本身而言,身体的现实存在构成了自我认知的首要前提,而后才延伸到思想和灵魂的精神境界。早在公元前776年的古希腊,人们就开始在奥林匹克山举行的宙斯庆祝庙会(后发展为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进行以身体对抗为表征的竞技活动。虽然当时竞技更多出于娱神祭祀的宗教仪式等目的,但崇尚体魄、身体至上的精神也在此期间被提倡。此后,随着古代奥林匹克成为每四年举办一次的周期性赛事,古希腊人对“身体”的重视也得到了进一步彰显。鉴于事物具有两面性,因此人对事物的认知也并非停留于一面,古希腊人对身体的思考同样如此。古希腊人重视“身体”的同时,也对“身体”进行了反思,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便是由哲学巨擘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所倡导的追求灵魂而贬抑肉体欲望的思维倾向。虽然灵魂与肉体之间二元张力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倡导下得到了推广,但这一观点并非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所首创,毕达哥拉斯就曾提出关于灵魂可以存在于不同肉体的说法。甚至在更久以前,在被恩格斯称为“将希腊从野蛮时代带入文明时代主要遗产”的《荷马史诗》中所记载的关于“‘冥界’的说法中就已经把人分为身体和灵魂两个部分”。即灵魂作为一种身体的影响而持续存在,但这种死亡时的生命原则跟活人的情感、理智没有任何关系。基于前人对灵魂与肉体的种种论断,柏拉图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吸收和改造,并将之概括为“人是由灵魂和身体组合而成的,灵魂是神圣的、不朽的、非形体的”。在柏拉图那里,灵魂被赋予了掌控和支配身体的权力,而身体则成为灵魂的寄居地,与此同时,灵魂作为身体的主宰也被赋予了增强身体活力、提升认知理念和掌控身体行为的使命。在灵魂的这三个使命之中,拥有能够认识到理念的灵魂成为人之所以为人的关键,灵魂也就成为神圣的永生者,生命活力的根本在于灵魂。以柏拉图的观点概括,便是“灵魂很像那神圣的、不朽的、智慧的、一致的、不可分解的,而且永远不可改变的。肉体呢,正相反,很像是凡人的、现世的、多种多样的、不明智的、可以分解的,而且变化无定的”。虽然作为西方伟大思想家和客观唯心主义创始人的柏拉图,其思想的主旨并不在于对身体的贬抑,但其所提出的身心二分的诸种论说却为后续“身心二元论”思想的承继埋下了伏笔。在秉持机械论身体观的笛卡尔看来,“人的身体就好比一架机器,没有灵魂处于其中也能运行自如”。笛卡尔认为,实现对真理的认知以及指挥身体行为是灵魂的重要使命。借此,如果说身心不平等的论说由柏拉图拉开了序幕,那么笛卡尔则承担了建立身心对立“二元论”并将其推向“心灵霸权主义”一元论的角色。通过对古希腊身体观的梳理可知,西方哲学思想在本体论上的“身心二元论”既非一蹴而就的也非一时一刻的,而是为后继的学科分化埋下了种子。基于此,笛卡尔主义的身心二元框架认知,也推动了社会学领域表征实证主义传统的“社会事实”与表征人文主义传统的“社会行为”等核心概念的发端和演进。


2.1.2 身体“隐而不显”的连续性及身体竞技行为的社会性激发了体育与社会的耦合

伴随笛卡尔对柏拉图“身心二元论”思想的承继以及身心对立论说的建立,身体与心灵的异质化存在被进一步倡导。这种哲学思脉的奠基导致了身体在后继的科学研究领域呈现了不同的价值指向,一方面,身体在主流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学研究领域曾一度被忽视。在传统的社会学认知体系中,“身体”和“个体”被视为客观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唯实论的理论体系之下,相关理论基于个体是构成社会的一部分,对社会的价值和意义的强调要明显超越个体。社会行为研究范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个体的“心理”以及行为的要素,但是其研究的主旨往往呈现较强的韦伯方法论色彩,即定位于行为背后的意义解释,忽视了人体自身的重要性进而导致“表层身体”的缺场。另一方面,“身心二元”的分异也进一步导致了以身体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分化。生物性的身体成为医学、生物学等学科关注的对象,而以心灵抑或是社会化身体为表征的“身体”则成为哲学、管理学和社会学关注的对象。这一指向在体育学科领域内同样延续至今,即表现为运动生理学、运动生物力学和人体解剖学等学科关注生物性身体,体育哲学、体育社会学、体育管理学等学科关注社会化身体。

身体在传统社会学中的“缺席”并不意味着在社会学思想中有关身体的思脉就荡然无存,而是以一种“隐而不显”的方式表达了它的连续性存在。特别是自1896年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正式兴起后,以四年为一个举办周期的奥林匹克赛事不但将身体竞技推向了世界舆论关注的中心,而且身体竞技的社会性也由此以一种“隐而不显”的方式连续性存在。这一过程中的身体更是以“隐而不显”的方式为社会的演进提供了动力,如齐美尔所言“身体是社会和文化形式的一个源头,反过来基于这些社会和文化,个体的个性才得以彰显”。随着以身体竞技为表征的现代体育赛事的兴起,人们对身体、体育与社会三者的反思进一步加强。在身体竞技的社会化趋势中,体育运动成为系统制造身体的实践过程,不但身体的主体地位进一步彰显,而且身体成为体育和社会文化的介质。这也为体育社会学作为社会学体系中的二级学科的确立奠定了基础。今天看来,促使体育社会学从社会学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心还得益于以下四个方面的推动:第一,伴随着体育赛事的周期性举办,身体竞技行为的社会性特质愈发凸显;第二,身体成为体育与社会文化的中介,以身体为表征的体育态身体抑或是运动态身体具有了社会学研究的微观与宏观视角;第三,在全球化进程中,体育作为个体叙事(行为)与文化(结构)对象的重要性进一步彰显;第四,体育是社会结构和文化的镜像,学术界对于体育的关注程度日益提升。借此,社会学家认识到了体育是当代文化、经济与政治等领域的一项重要议题,同时逐渐开始将体育问题化,并将其置于社会学学科和理论的宏大体系之中加以阐释。


2.2 思想启蒙与理论之源:先驱者的贡献与体育社会学思想体系的建立


2.2.1 经典社会学理论为体育社会学研究提供了思想之源

社会学的产生是社会变革的产物,与人类社会的文明化进程密切相关。社会学的思想遗产并不是某一个时期抑或是某一个人智力游戏的结果,而是经历了从古代希腊到18世纪的漫长历史演进过程而动态生成的。这就不得不提及柏拉图以及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在其著作中所阐释的“社会与有机体类比”“人生来就不平等”两个假设,构成了其对社会问题的基本见解。柏拉图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将社会定位为一个由分工组成的功能互补系统。有人基于此将其视为社会学的实际奠基人。不同于柏拉图社会思想中的天才推演与大胆假设,亚里士多德关于人的本性和社会关系的论述同样具有社会学意义。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科学家”的亚里士多德对社会学思想的影响可谓是多方面的,其主张的“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以及在其著作《尼各马可伦理学》中阐释的人类行为的交换论观点,都构成了现代社会理论中人的社会性存在和现代交换论的思维原点。值得一提的是,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为代表的古希腊先哲的思想在经历了长达近千年的中世纪之后,不但在基督教神学的系统化和逻辑化体系中被选择性地接受,而且在圣·托马斯·阿奎那和意大利人马基雅维利的手中得以继承和复兴。阿奎那所秉承的“人天然是个社会的和政治的动物”的观点,以及马基雅维利摆脱神学与伦理学的束缚所倡导的政治学与伦理学分异的主张,在奠定其近代政治思想奠基人地位的同时,体现了对人类行为进行控制的最初见解。此后,相关观点在托马斯·霍布斯那里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继承。与强调前社会时期不平等和冲突的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不同,约翰·洛克则强调“一切都是平等的,没有人享有更多他人的权力”,而在启蒙运动代表人物之一的法国思想家让·雅克·卢梭那里“不平等则变成了一种罪恶,而契约则成为解决这种罪恶的方法”。除此之外,亚当·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孟德斯鸠的政治与民情、康德和黑格尔的普遍观念论、心理学有机论都可以视为社会学的前身。

如果说上述思想为社会学的出现奠定了基础的话,那么始于18世纪60年代的英国工业革命和发生于1798年的法国大革命则充当了社会学得以建立的“幕后推手”。至此,以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作为创始人率先提出“社会学”的概念为标志,有关社会的科学诞生了。此后,在以卡尔·马克思、涂尔干、格奥尔格·齐美尔以及马克斯·韦伯等为代表的经典社会学家所建构的思想体系中,以及在事实、释义、行为与批判研究范式的“规训”下,体育社会学的产生以及体育问题的思考获得了思想之源。虽然经典社会学领域的思想家也同样以“隐而不显”的方式涉及身体与体育的论述(之所以说其“隐而不显”是因为思想家的论述主题并不是围绕身体和体育展开的),但身体已逐渐得到关注,也为体育社会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比如韦伯在其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就通过新教徒的体育运动来揭示社会变迁;涂尔干在《自杀论》中阐述了个体身体在强大的“社会事实”面前做出的极端反应;齐美尔则更关注现代生活中的身体体验,在“大都市型人格”中通过身体体验表达了人们对现代社会的抗拒。与此同时,“结构功能主义”“符号互动理论”“冲突理论”等经典社会理论同样影响着体育社会学的问题呈现和研究实践,为体育社会学研究提供了思想之源。


2.2.2 “问题之学”是体育社会学思想体系建立和想象力拓展的基础

伴随着社会的发展,体育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早已嵌入社会文化运行的体系之中,基于经典社会学理论所进行的体育社会问题的研究也不断发展。鉴于经典社会学理论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情境中形成的,相关情境的转变势必影响相关理论的适用范围与程度,因此仅仅以经典理论探讨现代问题俨然是不足够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变迁,研究体育问题也离不开现代与后现代社会学理论的支撑。为更好地解决当代体育问题,对隶属于社会学二级学科的体育社会学而言,有些基本问题是不能回避的。比如,体育社会学的研究主题是什么,体育社会学有哪些与众不同的研究范式以及针对问题的提问方式,等等。这些问题不仅决定了体育社会学何以可能,同时决定了未来体育社会学何以可为。面对这些思考,社会学的历史发展为我们提供了思路。社会学之所以能够在19世纪开始脱离形而上学的束缚而独立成为一门学科,与其学科生成背景有关。不同于哲学、政治学以及经济学等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成形,社会学是在一个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新的社会里,以超越原有的知识图式的方式呈现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社会学的诞生与现代性的社会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或者更具体来说,与发轫于17世纪的欧洲并逐渐扩散至全球的社会变迁进程,及由此带来社会组织模式、人类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念的巨变有关。事实上,社会学之所以能够将“社会”作为“逻各斯”(Logos)问题化方式呈现,是因为社会学的学科谱系始终以现代社会为研究内容,并建立了“关于现代社会生活的普遍性知识”。也就是说,社会学的“学科之术”是建立在对社会问题研究的基础之上的,正如海德格尔所强调的“问之所问”是一切学问的存在论基础。直白地讲,社会学所蕴含的思想体系和学科基因是“问题之学”,这就是社会学鲜明的学科特色。

作为社会学的分支学科,体育社会学同样要秉承“问题之学”的学科谱系和知识基因。体育社会学之所以区别于与之并列的其他学科,并不是仅仅从表层上进行了曼海姆意义上的“连字符社会学”的嫁接和移植,其核心在于对社会学学科思想谱系与规范承继,其学科立足点的关键在于对基于现代性而引发的体育现象和行为的研究,并由此建立了基于体育与社会关系的共享性价值和知识体系。即围绕体育参与中的“行为”与“结构”而展开的社会学研究。所谓“行为”既包含库利意义上的“人性”的层面,也包含个体参与并由此引发的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个体与国家的相对微观互动机制;而“结构”则围绕着“秩序”抑或是“社会”“文明”“制度”等层面展开,不仅是对社会唯实论传统的延续,更包含基于社会心态、共同体意志、集体观念、社会性个体的生成与表达,以及由此引发的诸多社会解释机制。如果说以结构与行为为主线的整体架构,以及由此建立的纪律规训铸就了体育社会学的“学科之术”,那么,“问之所问”则构成了体育社会学的存在基础和学科生命力。也就是说,体育社会学思想体系的奠定来源于对社会学“学科之术”的承继;而体育社会学在现代性场域之中的想象力拓展,则要依靠对现代体育问题的研究,其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门科学并不断发展学科的想象力则根植于“问题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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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理论与体育:作为社会文化中的身体、游戏与竞技


在前文中,我们追溯了体育社会学思想体系的渊源,基本锚定了体育社会学的思想体系建立和想象力拓展的基础。在笔者看来,这构成了对体育社会学学科基因的自觉意识。至此,我们必须要回答一个重要的问题,既然我们将体育社会学锚定为遵循社会学“学科之术”解释体育参与中行为与秩序的“问题之学”,那么,在现代性场域之下我们如何认识身体、体育与社会,如何明确体育与现代社会的关系,如何拓展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理论边界呢?本文将从现代性场域之下的文化继替与生命教育以及身体行为与秩序两个主题展开论述。并强调超越既往笼罩于体育学学科内部“区隔”的认识边界,着眼于现代性场域之下的体育参与行为与秩序的宏观与微观内容结构,拓展体育社会学的认知边界。


3.1 游戏与竞技:现代性场域空间之下的文化继替与生命教育


3.1.1 作为文化象征与社会建构的体育社会学研究

体育不仅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还表征了社会文化的镜像。这是因为体育作为全世界不同民族、不同种族和不同文化的通用“语言”,承载着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更重要的是作为身体竞技的直接展现形式,体育也促进了生物性身体与社会化身体的连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一方面,相对集中整合了现代体育的奥林匹克文化,在世界范围的语境之下以其号召力促进了“更团结”的同时在人类不同文化之间确立了“最大公约数”;另一方面,基于不同民族文化所孕育的传统体育则构成了民族文化基因和民族性格传递的具象化的文化表达方式,即通过身体实践表征族群文化记忆。在既往的体育社会学及其相关研究中,体育通常被看作是一个象征系统和一套话语体系,被作为社会的隐喻。比如,被誉为“法国最具国际影响的思想大师”的皮埃尔·布尔迪厄就曾经运用其所提出的“场域”“惯习”“区隔”“品位”等概念,对体育如何制造社会的合法性和阶层的区隔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而埃利亚斯则从过程社会学视角,分析了体育与社会变迁中政治制度和权力的分配,并阐述了民族国家的集体意志如何通过体育加以表达。除此之外,作为文化象征的体育研究也受到了文化人类学领域的关注。虽然玛丽·道格拉斯、马塞尔·莫斯、马林诺夫斯基、兰德尔·柯林斯以及米歇尔·福柯等人类学和社会学家在著作中并没有把体育和体育现象作为主题论及,但他们关注的“身体的社会性隐喻”“身体自我技术”“规训权力”以及“整体民族志”的文化叙事方式却为体育社会学领域中的文化研究以及阐释健身行为、体育暴力、伤病等诸多现代体育社会学议题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对话机制。

从社会学的学科传统来看,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是社会学研究的基本问题。由此,寻求社会秩序实现的可能性解释便构成社会行动理论的核心。在经典社会学领域,虽然奥古斯特·孔德的“道德秩序”、埃弥儿·涂尔干的“集体意识”、马克斯·韦伯的“世俗理性”、格奥尔格·齐美尔的“符号信任”、塔尔科特·帕森斯的“共同价值”、尤尔根·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以及本土社会学家费孝通的“一体多元”“和而不同”的社会共识体系在理论解释机制上各有不同,但都隐含了对人类生活世界和社会秩序的忧虑,以及对社会秩序何以可能的命题的探索和回应。关于这一命题的探索同样存在于体育社会学中,例如奥林匹克文化领域新近所倡导的“更团结”“一起向未来”便也表征了一种新秩序的呼吁和倡导。在新时期,承继社会学理论对秩序研究的传统也成为当今体育社会学研究的使命。整合了个体身体的自然性与形塑了个体身体的社会性的体育,在现代性场域空间之下也完成了个体与个体、个体与共同体和国家的连接,其核心在于将行动者的行动意义建构起来,使人们在体育参与的过程中所使用的符号文本、仪式和实践对行动者和与之紧密相连的群体发挥出特定的意义。借此,人们在社会场域中的微观仪式互动、全球化背景下的体育参与、体育中的身体价值属性与性别特质、社会等级与阶层分异等论题不但深刻影响着体育社会学领域的研究,而且成为“常提常新的”研究命题。


3.1.2 作为社会实践与身体规训的体育社会学研究

身体是体育参与的前提和基础,而体育则是集中展示身体及身体文化的重要舞台。无论是作为娱乐消遣的游戏抑或作为文化传承的竞技活动,体育的本质都是通过身体在场进而践行一种社会实践和身体规训。其间,在某种特定的规则或秩序的限制和约束之下,社会成员的目的性达成一致。这就意味着社会成员的体育参与并不能在假定完全“目的随机性”之下进行,相关游戏与竞技之中身体行动的目的性参与,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身体意义的确认、生产、维护和呈现,而这也正是现代体育作为复杂社会研究对象的根本所在。一方面,体育文化是以身体为载体而呈现的。正是身体的生物性与社会性之间的耦合,促使个体与社会和国家之间建立起复杂的联系,这为体育社会学研究奠定了前提条件。另一方面,从体育的本质出发,体育是基于身体运动实践而形成的复杂社会惯习。这种内化于身体之中,外化于社会实践的惯习行为,不仅彰显了竞技场域之中抑或是身体竞技与社会行动之间的规范秩序,还体现了在体育实践场域空间之中涵盖目的、意图、功利观念以及欲望等的实际秩序。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皮埃尔·布尔迪厄所秉持的实践社会学理论,以及其所论证的“惯习”“场域”“资本”与“文化再生产”等概念,在体育社会学领域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运用和延伸。此外,基于体育的社会实践属性,体育参与行为也被理解为社会交往的微观互动仪式。借此,以欧文·戈夫曼和乔治·赫伯特·米德等为代表的“互动理论”在体育社会学领域得到了进一步的结合与发展。

应该说,体育社会学研究的论域是伴随着现代性进程,以及由此导致体育与社会的复杂性加剧而逐渐延伸的。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体育社会学的理论边界也在不断拓展,身体社会学、性别社会学以及文化社会学等多元视角之下的体育问题研究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在身体社会学领域,自布莱恩·特纳所著的具有身体社会学奠基意义的《身体与社会》(1984)出版之后,受到启发的体育社会学者便试图从不同的视角阐释体育运动中身体的复杂性、矛盾性与不确定性。基于身体的生物性、文化性和社会性,在社会实践中对身体进行规训由此成为必然。法国社会学年鉴学派的马塞尔·莫斯在这个领域创造性地提出了“身体技术”的概念,在他看来,“我们打交道的是各种身体技术,身体是人首选的最自然的工具……为了满足社会中不同生产环节的需要,人类要不断地通过训练来获得社会所承认的身体技术”。莫斯关于身体技术的论述为当代的社会学和人类学领域研究身体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创作灵感。受其影响,福柯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身体观,并成为“身体转向”以及促进身体社会学及体育社会学领域身体研究的重要推动者之一。福柯延续了尼采的谱系学方法,以身体作为参照梳理了人类的历史,认为身体的历史就是被压抑、宰制、规训以及被糟蹋的历史。社会对身体的规训手段并非暴力的,而是采取一系列的“身体技术”。福柯以及莫斯对身体的独特见解在体育社会学以及身体社会学领域得到了广泛的拥护。此后,伴随着体育与现代性的反思,作为社会实践与身体规训的体育社会学研究面临共同体建构、物质性的身体、空间意义上的体育、技术化与监控化身体等更为多元的价值和理论转向。


3.2 身体与体育:不对等的关系和一项表征现代性的议题


3.2.1 身体的“自表述”与“他表述”构成了体育社会学研究不对等的认知关系

古希腊时期所形成的身体认知哲学思脉长期影响着体育社会学研究的论题选择和主体呈现的方式。例如在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的影响下,秉承实证主义传统的“社会事实”研究和秉承人文主义传统的“社会行为”研究便支撑起了传统社会学研究的主题论域。在这种主题的遮蔽之下,身体曾一度被社会学研究领域所忽视。后期伴随尼采、梅洛·庞蒂以及胡塞尔等思想的兴起,“身体的在场”逐渐被社会学领域关注。特别是尼采在对“文明社会”中身体所遭受的奴役和压制现象的反思中不断关注和强调着身体,他认为“现世的生活要以身体作为准绳和中心”,并强调“我完完全全是身体,此外无有,灵魂不过是身体上的某物的称呼”。尼采对身体在场的唤醒和强调,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创始人顾拜旦所提倡的“强健的肌肉是快乐、活力、镇定和纯洁的源泉”不谋而合。今天看来,尼采所论证的“竞争是增强权力意志的方式”与顾拜旦的“更快、更高、更强”的奥林匹克思想具有贯通性。当然这并不能说明二者之间存在着因果联系,笔者之所以将二者的思想并置,是想说明,伴随着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兴起,基于认识论的基调在体育研究中呈现了生物主义和非生物主义的两种“他表述”假设。所谓生物主义的认识论假设是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以身体为表征和载体的体育运动被置于自然科学领域研究视域,并在以观察、实验、科学主义和自然法则范式为主体的方法论引导下,身体以及运动中的身体成为被数字、符号、公式演绎代替的象征对象。而建立在非物主义实证论基础上的社会学领域,对于身体的价值意义以及结构秩序要素的强调,同样造成了自我与社会的二分,这种传统在韦伯以及马克思那里尤为突出。综上,虽然表征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两种体育研究指向,表面上看似乎实现了生物性身体与社会性身体的兼顾,但本质上却形成了以研究者作为主体、以体育中的身体作为研究对象的“他表述”境遇,并由此铸就了以经验总结和普遍性思维为表征的“模糊群像”。

伴随着后实证主义的兴起,特别是在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中对既往研究经验反思,以“口述历史”“自我民族志”以及“个体运动行为志”等方法范式为主线的“自表述”研究开始兴起。从口述历史对“真实小人物”的关注所带来的研究重心的转移,到马林诺夫斯基《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和德里克·弗里曼笔下的《玛格丽特·米德与萨摩亚——一个人类学神话的形成与破灭》,都引发了学界对人类学和社会学既往研究的反思与批判。由此也引发了体育社会学领域从现象学和本体论出发,对个体身体运动经验和行为的思考。这种思考在秉承“个体经验问题化”研究宗旨的前提下,在进行个体行为微观研究的同时,也从不同的视角构建了“小人物”与“大叙事”、“个体”与“群体”、“行为”与“秩序”的生动画面。需要说明的是,“自表述”的“小身体”观并不等于“回到身体就是回到个体”的片面认知,虽然相较于“他表述”的“大身体”观,“自表述”的“小身体”观在学术体量上相差甚远,但它同样回应和反思了体育与现代性的时代命题。


3.2.2 体育参与中的行为与秩序构成了一项表征现代性的议题

现代性的本质是人类社会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因此也可以说现代性是具有动态特质的。追溯历史可知,17世纪欧洲的社会转型以及其间所出现的诸多社会问题等不但促生了社会学等学科的产生,而且从某种程度上决定了现代性问题一度成为社会学研究的核心议题。如吉登斯所言“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今天看来,现代性的演进既是一个历时性的变迁过程,也是一个包含“全球化”的共时性过程。人类在这一过程中虽然认知和理性有限,但所需要应对的风险却是多元的。在现代性的社会转型和变迁过程中,体育深深地嵌入社会文化的运行体系之中。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诞生伊始,体育就在紧跟人类历史演进的步伐中饱受着现代性的洗礼。在现代性背景之下,作为个体的体育参与者和整体性的社会之间,因不同的历史背景、文化制度以及利益需求等,而产生了诸如体育功利化、体育治理过度科层化、奥林匹克精神世俗化、体育伦理失范等诸多风险样式。这种具有“现代性”的风险认知不但改变了体育参与者的行为模式、欲望需求、价值认知和应对方式,而且通过个体与社会之间的连接互动而形塑了这个时代体育行为与秩序的演进轨迹和基本样态。从这个层面上来看,体育早已超出了简单身体竞技层面,而成为涵盖复杂社会要素并充满不确定性风险的文化形式。首先,对个体而言,体育参与行为背后蕴含着复杂的社会解释机制。个体的体育参与既包含戈夫曼、米德和布鲁默意义上“自下而上”的“符号互动理论”微观解释机制,同时包括凡勃仑和布迪厄意义上休闲消费的阶级生活特征以及体育参与的文化资本属性。其次,对于秩序而言,体育具有多元的功能主义特征。体育参与具有社会秩序整合的功能主义理论视野,宏观上的体育与社会秩序不仅包含帕森斯和默顿意义上“社会制度对社会系统维持的平衡”的功能主义解释视角,而且包含韦伯意义上的“工具理性”“价值理性”以及哈贝马斯“沟通理性”等社会行动理论解释视野。最后,对于社会(秩序)的身体(行为)与身体(行为)的社会(秩序)之间的耦合机制而言,体育反映了当代社会文化中的深刻问题。后结构主义对这一领域命题的解释具有明显的优势。针对体育的身体自然状态假定,以及体育比赛中科学技术和兴奋剂的使用,法国思想家雅克·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哲学被雪莉·考尔(Cheryl Cole)运用到体育社会学研究领域,在考尔看来“体育不再是纯器官性的身体活动,而是汇聚科学技术的非自然性人为创造”。既然我们将视角转向了后结构主义,就不能越过对当代社会学产生重大影响的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尽管福柯本人并不赞同把其归为“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者的分类,但是在他的知识谱系中有关身体、知识和权力的论述却成了后结构主义体育研究的核心议题。相关理论在体育训练、身体规范以及女性主义等领域都得到了广泛应用。布迪厄曾评价道,“从福柯的角度来看体育训练就是一种对身体的‘世俗禁欲’”。当然,述及体育与现代性的议题同样离不开被誉为“知识的恐怖主义者”的让·鲍德里亚。他在消费社会理论方面的独特建树,使他成为体育文化和体育产业等领域研究的启蒙者。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着力点不在于对理论的褒奖和批判,而是试图呈现一种体育与现代性关联的复杂面向,进而倡导以具有社会学意蕴的创新视角审视和诊断体育发展中的问题,应对现代性议题下的复杂体育与社会实践。


4

文明与秩序:体育社会学的理论构架和基本范式


承继上文,在框定体育社会学认识主体和基本论域的基础上,也到了对体育社会学的理论架构和基本方法范式做出阐述的时候了。要说明的是,本文所指的“方法”并不是传统意义上具象的方法论与科学研究操作策略,而是指更为宏观意义上的理论架构、学科视野和论域范式;是在恪守社会学“学科之术”的基础上,对宏观上体育社会学研究主题、范式与学科视野,以及微观上阐述行为与秩序主题下的具体问题意识、主题论域及研究视角的强调。本文将从体育社会学的传统与时代担当,以及中国体育社会学的学科视野两个主题论域,以提升体育社会学的想象力与话语权为宗旨展开论述。


4.1 审视与诊断:体育社会学研究的传统与时代担当


4.1.1 体育社会学的理论传统与历史使命

如上文所述,社会学的诞生本身就包含着明确的时代使命。考察社会起源,进而找寻一种因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而产生的不同于传统社会转型的新兴社会形态,并做出回应与解释,是孔德和斯宾塞等社会学先驱者所思考的议题。作为社会学经典时代奠基者的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所论证的异化、理性化与失范,都是秉承这一传统,试图对当时的社会问题做出回应和预测。此后,托克维尔、帕累托和齐美尔同样沿着西方理性主义传统,思考了社会变革中人的行为属性以及社会建构演进的机制。秉承上述传统,后继以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的结构》、安东尼·吉登斯的《现代性的后果》、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以及曼纽尔·喀斯特的《信息时代三部曲:经济、社会与文化》等为代表,部分学者在延续对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诊断和风险应对使命之下,将社会学研究的传统从经典时代带入了现代以及后现代的主题论域之中。自孔德创立社会学(1839年)至今(2022年),这一学科经历了183年的历史。在这183年的时空轨迹中,涌现出的社会学思想家就像漫天繁星般星罗棋布,正是在他们的思想贡献下才有了今天的社会学学科地位。虽然思想家们不断提出新的思考,但社会学研究主题的“社会”属性却未曾改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不确定的社会中寻找和发现社会发展的确定性”构成了社会学的研究传统。与此同时,不但体育社会学理论在社会学的学科体系之下得以孕育,而且社会学理论传统、理论机制和方法范式也在体育社会学领域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这也是本文开篇引用库利论述的初衷,为进一步明确体育社会学的研究主题和学科归属,在社会变革中的“人性”与“社会秩序”的不确定性中寻找社会的确定性,成为本文将社会学以及体育社会学定位为“问题之学”的原因所在。我们对社会学理论传统和使命回顾的目的,就是在确立“学科之术”的规范下建立“问题之学”,这对今天面临着“巴尔干化”的体育社会学而言尤为重要。行文至此,也该对体育社会学的研究主题做出回应了,笔者认为体育社会学研究的主题涵盖研究体育参与中的行为、秩序以及由二者耦合而衍生出的“身体中的体育与体育中的身体”。体育参与中的行为与秩序,既包含微观层面上的个体参与行为,也包括宏观层面上的结构与制度,是对传统社会学研究主题中“人性”与“社会秩序”的基因承继。而对“身体中的体育与体育中的身体”的强调,不仅是对传统社会学“身体”研究的补充,对身体的物质性、体育的具身性、经验性和人文性的呼唤,同时是对体育社会学研究学科特色的强调。在这样的主题定位之下,体育社会学的重点关注领域同样集中在三个层面。首先,关注体育发展和体育参与中的经验事实。对经验事实的关注既是建立个体与结构要素的基础所在,也是秉承“问题之学”传统的根本所在。其次,关注体育发展过程中的异质性。这种异质性不仅包括个体主观感受、技能惯习和参与行为微观层面上的异质性,而且包含宏观层面上文化发展、公民体育权利和性别特征的异质性。最后,统筹整合体育发展的宏观与微观面向,建立隶属于社会学传统的问题之学。这就要求体育社会学的研究既要延续宏观自上而下的结构与制度视角,也要兼顾微观自下而上的底层应对逻辑。笔者认为唯有具备上述要素,才是一个学科的理想形态。只有呈现真正的“问题之学”,体育社会学才具有与其他社会学分支不同的关注对象和提问方式,进而才能实现不同以往的知识再生产。


4.1.2 体育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体系与学术范式

体育社会学作为一个子学科得以呈现,来自两个方面的推动:首先,社会学学科和理论的发展及日益成熟为进一步的学科分化创造了前提条件;其次,体育自19世纪以来随着资本主义兴起以及工业革命进程的推进,业已成为全球性的文化现象,并逐渐进入社会学家研究的视野。如果要述及体育社会学的方法论体系,则离不开社会学母学科的支撑。纵观社会学发展至今的183年学科历史,从本质上来看就是不同的思想家就其所秉承思想观点的“论争史”。在这段历史中,无数社会学先哲巨擘围绕人性与社会秩序的主题做出了各种假设,提出了解释路径。按照萨基的说法,“社会学的历史就是社会学理论流派蜂拥迭出的思想史”。直至今天,这种争论的传统依然存在,而这也许就是社会学思想不断涌现的动力源泉。正如曼奈尔所指出的“在社会学较为高深的领域里,……并不存在公允的范式,往往社会学家会表现出不渴望追求这样一种范式,他们通常是以一种争斗不息的流派呈现的”。虽然在社会学的历史上,不同的研究者一直尝试对各种思想和争论进行划分,但始终未能完全达成客观一致。整体来看,相关划分经历了早期的“学派归纳”到“理想类型”再到“理论范式”的次第过程。早期的“学派归纳”方法在社会学领域内较为流行,当时声名显赫的美籍俄裔社会学家索罗金、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等思想家都作出了自己的论断。1928年索罗金在《当代社会学理论》中将社会学划分为“地理学派、机械论学派、生物学学派、社会学学派、生物社会学学派、生物心理学学派、心理学学派”等诸多学派。而默顿在《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中则将社会学归纳为“对理论社会学的探讨、对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的探讨、对知识社会学和大众传播的探讨,以及对科学社会学的探讨”。受“学派归纳”法的影响,我国部分学者由此将现代社会学划分为结构功能、社会冲突、社会交换和符号互动等类属流派。除了“学派归纳”法,受到韦伯的“理想类型”概念的启发,威廉·卡顿的“泛灵论”与“自然主义”分类、吉登斯的“实证主义社会学”和“解释性社会学”以及罗伯特·弗里德里希的“先知”与“牧师”的“理想类型”划分,也在当时的社会学研究领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后继,伴随着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范式”概念(Paradigm)的提出,社会学方法流派的“理论范式”划分开启。从乔治·瑞泽尔的“社会事实、社会释义和社会行为”范式的划分,到哈贝马斯对“社会批判范式”的强调,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整合了“社会事实”“社会释义”“社会行为”与“社会批判”四种范式的理论构建逐渐成形。虽然在社会学理论的演进过程中,这四种理论的构建不断面临着调整和重新阐释,但这种延续了社会学传统的理论划分却得到了大多数社会学研究者的认可。

如果说上文论及的理论构建,构成了现代社会学的理论传统和社会研究视角的话,那么促使这一视角成为学科特色,并使社会学迥然独立于现代学科的另一个推手,当属社会学所彰显的经验研究品质。这两个层面不仅影响了定性研究、定量研究与伴随着后实证主义兴起的混合研究方法范式的目标取向,还在更高的层面构成了当代社会学和体育社会学的基本学术传统。以至于美国社会学家G.米切尔直白地做出这样的判断,“以‘发现事实’为主要特征的经验研究和以理论探讨为主要特征的思辨研究,共同构成了现代社会学的两大主要传统”。即便今天的体育社会学领域研究,也仍然没有超越这种理论传统的概括,甚至对经验研究的社会学品质的继承尚有不足。这也是本节着重于对社会学理论体系梳理,进而探讨体育社会学应如何继承传统与审视时代问题。笔者认为,唯有做到这一点,才能走出体育社会学的“巴尔干化”,实现与社会学学科研究范式的接轨,才能够在更为广阔的时空之下拥有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


4.2 认知与实践:中国体育社会学的发轫与学科视野


4.2.1 本土化与全球化视域下的体育社会学研究实践

要言之,体育社会学是社会学发展过程中,伴随着人类对复杂社会现象“求知增量”的产物;是用社会学的方法、规范以及理论体系研究体育现象,并通过不断地反思来拓展和更新既有知识,进而寻求具有普遍性理论解释的研究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体育学既具有规范的学科传统,又具有鲜明的研究特色和话语体系。本文之所以用较大的篇幅论述体育社会学与社会学的谱系关系,目的就是倡导以一种开放包容的心态促使体育社会学在社会学体系中找到适当的位置,而不是建立一种具有区隔化并且割地自居的体育社会学。易言之,全世界只有一个体育社会学,这是建立“全球化”背景下体育社会学学科、学术对话的先决条件。众所周知,社会学发轫于欧洲,其主流知识体系在向美国转移的过程中经由实用主义、个体主义以及定量统计等思想和技术的融合改造从而获得了学科的合法性。如罗素所言“西方文明的显著长处在于科学的方法;中国文明的长处则在于对人生归宿的合理理解”。需要明确的是,学习西方的方法和理论并不代表我们就永远充当着“追随者”的角色。一方面,我们要肯定西方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社会的巨变,以及由此伴生的理论假设和解释机制,为我们研究和解释社会提供理论参考和学术规范。同时,我们也要明确“理论与方法的应用都必须要考虑到当下情境的结合”,这就需要我们在反思批判的基础上学习借鉴欧美社会学理论。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类似“时空压缩”的现代化进程,以及由此创造的文化、经济以及体育等领域的辉煌成就,为社会学以及体育社会学的“本土化”学术研究创造了条件。特别是在中国体育领域所形成的不同于西方发展的事实、经验,更是为体育社会学“本土化”研究提供了“试验场”。可以说,无论是中国体育发展的巨变,还是体育与现代性的发展逻辑,抑或是“中国经验”,都急需社会学家做出本土性的解释。这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体育社会学发展而言,都是一项巨大的贡献。这也正是发展体育社会学的想象力、提升话语权的关键。借此,对于体育社会学而言,需要我们具有“全球化”视域的同时,也要兼具“本土化”立场。即以本土化的经验现象为基础,从全球化的意义上发展理论、建立学术对话体系。在本体、认识和方法上不断进行反思和与时俱进的调整,把理解中国经验与推动学术规范相结合,拓展并提升体育社会学的想象力和话语权。这就需要我们在体育社会学研究的本体论上建立反思性意识,在认识论上兼顾历史信息和体育文化的具身性特质,在方法论上追求问题的契合性和内容选择上的多面性。唯有如此,才有能力消解西方社会学的话语霸权,进而参与全球社会学的话语分享,建立全球化体系下的中国社会学。总之,中国的体育发展和社会转型实践不仅为中国体育社会学研究提供了本土特质和素材,而且也在世界话语体系和社会学学科体系下为体育社会学注入了鲜明的中国性格。


4.2.2 直面中国与世界文明关系的中国体育社会学学科视野

现代体育是人类文明演进的缩影,同时也是人类社会为数不多的通用“文化符号”之一。从现代体育发展的进程来看,总体上是与17世纪以来的西方社会变革基本保持一致的,也可以说现代体育是在西方萌芽、推动和全球化发展的。虽然现代体育的竞技和表现形式是普适性的,但是其背后却是不同种族、不同国家和不同价值观之间的博弈,呈现出复杂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尤其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由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人类共识性危机情境之下,以奥林匹克为代表的世界体育文化和文明演进的方式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并发生了诸多改变。这就对直面中国与世界文明关系的中国体育社会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需要我们树立明确的问题意识,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学科视野和使命担当,探究文明演进中的体育问题。中国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中国的体育同样是全球体育文化的一部分,在推动奥林匹克文化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特别是经历了“北京夏奥”和“北京冬奥”的“洗礼”的中国更是为奥林匹克和人类文明的演进做出了突出贡献。中国社会学和体育社会学是在引入借鉴西方社会学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由上文提及的马克思、韦伯、涂尔干、齐美尔、米德、库利、帕克、霍克海默、伯吉斯等社会学巨擘,以及后来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亚历山大的新功能主义、鲍曼的“业态的现代性”、卢曼的“复杂性化约”、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霍尔的“编码解码”、霍克希尔德的“情感劳动”、帕特南的“社会资本”、巴特勒的“性别研究”以及赛吉维克的“同性友爱”等等一系列思想理论,所共同构建的文明演进的多级样态,均在推动我国社会学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在体育社会学领域中,加里·阿姆斯特朗的“足球文化与足球流氓”、约翰·贝勒“体育、空间与城市”、苏珊·比瑞尔的“体育与性别”、苏珊·布朗乃尔的“为中国训练身体:共和国体育及其道德秩序”、苏珊·卡恩的“挤压、竞赛和衣柜:女性体育教育历史上的恐同症”、玛格丽特·达坎的“沉默、运动胸衣和摔跤色情:电视体育新闻和节目中的女性”、约翰·瑟顿的“深入足球地下经济”、诺贝特·埃利亚斯的“追求激情——文明进程中的体育与休闲”、埃里克·邓宁的“体育要事:体育、暴力与文明的社会学研究”以及约瑟夫·马奎尔的“反思过程社会学和体育:一往无前”等等同样也为中国的体育社会学研究提供了启迪。对国际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关注和借鉴不仅说明了中国社会学的包容性,也进一步展现了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多元性演进趋势。对于中国体育社会学学科而言,要在选择性借鉴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基础上,树立全球化的学科视野,以问题为导向、以学科规范为基础,关注作为人类文明演进的体育问题,处理好不同体育文化背景下民族国家之间的共同性与差异性、一致性与多元性的关系,为社会学和体育社会学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其次,不断拓展中国体育社会学独有的想象力,实现知识再生产,为人类文明贡献新知。中国社会学自建立以来就秉承了社会研究使命和家国情怀,从早期吴文藻等中国学派的“认识国情和改造社会”的主旨追求,到以费孝通为代表所践行的“学以致用”实用性学科品格,都彰显了与时代背景相结合的社会学既有传统,并基于中国社会的本土实践贡献了新的社会理论认知。如是,中国体育社会学学科想象力的根源同样植根于中国体育发展实践,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体育社会学论域。这就要求我们不能停留在技术移植、理论模仿等层面,而是要保持躬行田野、从实求知的经验研究品格。从问题和文化自觉出发,将中国体育发展实践上升到学理和人类文明的高度为人类贡献新知。


5

结论与反思


必须明确,体育社会学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都隶属于“科学”的范畴。与自然科学的区别在于,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现象,而社会现象和人类行为的复杂性则注定了这门学科具有特殊性和复杂性特质。回到库利的表述,人性和社会秩序不仅奠定了社会学的学科传统,也开启了这门学科的提问和解决问题的方式,正如本文开篇所述及的,本文之所以引用库利的观点,就是要锚定体育社会学的主题论域。就是要在社会学的理论传统之下,试图进一步厘清体育社会学的研究主题和方法论范式,为体育社会学在社会学的学科体系中寻找到应有的位置,同时也是为了明确中国体育社会学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

本文认为,在思想承继的脉络上,身体原始性及身心二元论奠定了社会事实与行为的研究思脉,身体“隐而不显”的连续性及身体竞技行为的社会性激发了体育与社会的耦合;经典社会学理论为体育社会学研究提供了思想之源,“问题之学”是体育社会学思想体系建立和想象力拓展的基础。在现代性场域空间之下,文化象征、社会建构、社会实践以及身体规训等研究指向构成了体育社会学研究的主题论域,身体“自表述”与“他表述”不对等的认知关系以及身体行为与秩序共同构成了一项表征现代性的议题。(3)体育社会学的研究主题应定位为体育参与中的行为与秩序,以及由二者耦合而衍生出的物质性身体与社会情境化表征。借此,呈现两个方面的价值指向:一方面,对于体育社会学而言,兼顾经验性与理论性是体育社会学学术接轨和话语权利建构的基础,经验研究的品质是体育社会学优秀基因;另一方面,对于中国体育社会学而言,基于社会变迁的中国经验与学科规范前提下的本土化问题阐释和理论推进,进而直面中国文明与世界的关系将是中国体育社会学想象力和话语权拓展的路径和根基。

需要反思的是,当前体育社会学由于学科定位、理论传统和方法范式等诸多问题正在面临着“巴尔干化”的困扰。如何走出困境、拓展中国体育社会学的想象力和话语权,需要处理好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方面,需要统筹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的分野,增进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和定性研究、定量研究以及混合研究方法论的结合,促进体育社会学理论与体育发展实践结合;另一方面,在协调科学性与人文性、历时性与共时性、理论性与实践性的基础上,深入细微之处,考察、探究和反躬自省中国体育发展的关键节点以及社会行动机制。将中国体育发展的时代背景映射在微观社会形态与结构的描摹之中,进而通过历史信息和社会容量的整合,创新理论、明晰社会行动的解释机制,将思想的种子埋进土里再造民族复兴之路。





原文已于中国知网发布,刊于《体育与科学》2023年第1期,如果其他媒体或机构转载,请标明文章出处。




文献引用格式:

王智慧.本体·认识·方法:体育社会学的想象力与话语权[J].体育与科学,2023,44(01):3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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