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齐足并驰的背景下，建构与传播中国体育形象，不但对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而且对以中国体育为载体，促进文化认同、群体凝聚、国际交流等具有积极意义。本文认为：人类文明新形态视域下中国体育在历时传承与共时发展中，具有类型多样、内涵丰富、价值非凡等特征。中国体育作为中华文化符号，对其形象建构，不能仅仅围绕体育本身展开，而应充分挖掘其中的文化内涵、主体能动性。因此在中国体育形象建构探讨中，除了历时的文化、情感积淀思考，还可围绕多主体互动展开。在人类文明新视域下的中国体育形象传播中，“情感”构成了相关传播中的关键词。其间，无论是情境化传播，还是渗透化传播，不仅是对快速发展的媒介技术的融合应用，对新时期人类情感需求的回应，而且是对新时代中国与国际建立更亲和交流及合作方式的探索。
人类文明新形态视域下中国体育形象建构与传播路径研究
文 | 史梦龙
（《体育与科学》2023年第4期）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首次提出“人类文明新形态”，并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纳入“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内涵丰富、与时相偶的概念，不但肯定了中华文明的历史发展及人类贡献，而且畅想了中华文明的未来发展与宏大使命。在“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齐足并驰的背景下，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所强调的“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成为中华文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重要的时代之思。以此为基调，中国体育作为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基于其丰富的内容构成、多元的价值功能，如何在继承好、发展好相关文化的同时，建构好并传播好相关形象，便成为中国体育在未来一段时期所需着重探讨的内容。本文尝试通过对人类文明新视域下的中国体育、相关形象建构及形象传播等探讨，为中国体育在新时代、新征程的发展提供一点思考。
“体育”一词，最早于18世纪被法国人起用，并于19世纪传入我国。在“体育”一词的中国本土化传播中，我国部分学者对体育进行了分类。例如郭希汾在1919年将体育分为军队体育、学校体育、民间体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教科书在一段时间内依据“三分法”将体育分为竞技体育、学校体育、社会体育；除此之外，也有学者或按照参与者年龄将体育分为幼儿体育、青少年体育、中老年体育；或按参与者性别将体育分为男性体育和女性体育。总体来看，虽然“体育”一词在我国引入时间不长，且相关概念尚未在学界获得统一认可，但无论就体育的活动还是教育等属性来看，体育在我国有着很长的存续史，且体育分类具有复杂多样性特征，也是客观事实。进一步地，在中国体育多样化分类中，无论是以时代还是以参与者群体间差异为划分依据，都表明了中国体育分类是在明确的边界下实现的。这里的边界除了地理区位等实体边界，还包括时间等抽象边界。研究者所提出的“边界主要包括物理边界、时间边界、社交边界和心理边界四种类型”，也为理解中国体育的多样性提供了一定思路。例如从中国传统体育与西方现代体育的划分来看，其中不仅包含着传统与现代的时间边界，而且包含中国与西方的物理边界。除了整体划分，中国传统体育内部又可依据民族、地理，西方现代体育内部也可依据球类、跑步等进一步划分。然而相关体育类型无论以何种边界划分，都在当代中国的时代化与本土化发展中被包含在中国体育中。此时纵观古今、横贯东西的中国体育本身，便反映了其跨越边界的兼容性。即不仅表现出“体育作为全世界不同民族、不同种族和不同文化的通用‘语言’,承载着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兼容性，而且表现出进行了本土化发展的中国体育对不同时代背景、不同起源地的多类型体育的兼容性。而这又恰好与我国在新时代所倡导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相契合。在人类文明新形态超越文明隔阂、尊重文明多样、促进文明互鉴的契合中，类型多样的中国体育以自身的兼容性展现了边界的客观存在，以及为了共同发展目标而结合边界弹性实现跨边界可能。因此，类型多样的中国体育在新时代，除了将继续彰显体育本身所具有的强身、娱乐、社交等功能与价值，还将作为一种文明交流互鉴的路径，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提供支撑。在中国汗牛充栋的古籍资料中，有着众多的体育记载。例如《论语》中以射箭讲礼的“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和描写古代热闹的蹴鞠比赛场景的“蹴鞠当场二月天,仙风吹下两婵娟”，无不反映了中国体育久远的存续史。随着历时的传承与共时的传播，部分中国体育逐渐成为符号，被赋予了丰富内涵与意义。即如研究者所概括的“符号作为信息的载体，代表了一个群体的价值观，与群体内成员的个人认知、情感生成及群体认同的形成紧密相连，是群体成员认知体系、群体认同的重要依托和中介”。中国体育作为符号，同样与相关参与者的认知、情感等密切相关，并作为重要的文化与记忆载体，促进着群体凝聚与认同。以太极拳为例，在全球化发展中太极拳早已成为中国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之一，不但蕴含着丰富的中华文化，而且获得了中国人民广泛的情感认同。此时的太极拳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中所实现的传承与发展，已不仅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而且包含不同文化背景下参与者个性化理解与实践下的文化再造，表征出中国体育的活态属性和内涵。在相关文化“活态”传承与传播中，以中国体育为载体的记忆，也超越中国传统文化继承、国民凝聚等层面，而具有了更高指向。回首记忆相关理论探讨，从莫里斯·哈布瓦赫就“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展开的探讨，到瓦尔堡的“社会记忆”之思、诺拉的“记忆之场”论述，再到阿斯曼夫妇将“集体记忆”进一步分为以代际记忆为典型的“交往记忆”和具有集体同一性建构功能的“文化记忆”。我们可以发现，虽然不同研究者切入视角不同、分析各有侧重，但都认可记忆并非个体独立生成的，而是受到社会影响的同时，反向影响着社会。无论是基于中国传统体育，还是自近代传入中国的西方现代体育，在长期的中国本土化融合中早已成为重要的文化记忆载体，而阿斯曼又指出“文化记忆”是“关于一个社会全部知识的概念，在特定的互动框架之内，这些知识驾驭着人的行为与体验，并需要人们一代一代反复了解和熟练掌握才能获得”。因此，中国体育作为文化记忆的载体，其内涵便不仅停留于文化认知层面，而且指向行为导向与实践层面。在全球化、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中国体育的面向群体不仅包含中国人民，而且包含国际社会中对之感兴趣的个体。相关个体在中国体育参与中，感受着中华文化、同中华文化建立情感连接的同时，也在促进着中华文化的情景化调适与转型。即人类文明新形态视域下的中国体育文化记忆，其建构者不仅是中国参与者，而且包含其他国家参与者，此时的中国体育文化记忆本身便被赋予了多主体、多元文化碰撞下的新时代内涵。也正是这种活态、兼具内在传承与外在调适的中国体育内涵，使中国体育在新时代不但可以传播得更久，而且可以传播得更广。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无论是发展历史，还是国土面积，在同时期都较为出众。虽然也曾因各种内外战争而出现了国土的扩张或缩减，但其内部由多民族构成在不同时期都具有相似性。即便不同朝代中对应“多民族”的“多”，数量并不统一，但如何在不同民族并存、人口多、需求多中，促进内部成员团结与凝聚，是各个时期统治阶级所共同思考的内容。安德森在探讨“想象的共同体”时曾指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成员，也不可能认识或听说他们大多数的同胞，“然而，他们相互联结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这为我们理解目前在全球人口排名仍居第一位的中国，虽然大多数成员间彼此并不相识，但并不影响成员间彼此的身份认同与凝聚，提供了一种思路。结合研究者探讨伏羲作为中华民族始祖形象时所得出的，“表面上来看是认同于神灵，深层次来说则是认同于文化”，可见，文化在促进成员彼此认同与凝聚的重要价值。中国体育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同样具有促进国族成员认同与凝聚的价值。在现代化社会变迁及熟人社会解体中，随着大众体育参与兴趣的提升，当中国体育成为社会成员间重要的社交活动时，中国体育的价值也将进一步得到提升，并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前面，我们已经讨论了中国体育类型的多样及丰富内涵，然而除了这些，中国体育实际上还有着广泛的内容，并主要表现为跨领域交融。例如中国的体育服务、体育产业、体育设施等，既从宏观上属于中国体育范畴，又从微观上反映了中国体育的多种形式与多种可能。改革开放后，在跨领域交叉融合中，中国体育的软实力和硬实力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以此为支撑，中国人民也在对中国体育实力的感知中，强化着认同与凝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中国参加及申办奥林匹克运动。从1984年中国获得第一枚奥运金牌，到2008年、2014年、2022年中国先后成功举办北京夏奥会、南京青奥会、北京冬奥会等一系列辉煌成绩，使中国人民在由中国体育所带来的文化自信、情感连接中强化了国族认同，也增强了国族凝聚。虽然奥运会对大多数个体成员来说是终其一生也无法亲身参与竞技的平台，但并不影响个体作为观演者，基于共同体意识与赛场上的本国运动员及观赛的本国民众产生情感共鸣，进而强化归属感、认同感、凝聚力。除了大型国际赛事中的观演，大众在日常的体育实践中所享受的体育资源、体育服务、体育设施等，不仅使之感受到自身权利得到了保障，而且使之感受到归属与认同，进而促进了国族凝聚。虽然中华文明以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构成等而长期在人类文明中有着较大的话语权，但是中国曾在近代一段时期内受到帝国主义侵略，并受到东方主义话语霸权影响，进而使得部分中华文明被损害甚至被歧视也是历史事实。在一段时期内不平等的中西方文明对话中，西方文明以高姿态将中华文明视为劣势的“他者”。萨义德指出：“所有文化都倾向于对他者的文化施以完全的变形，不是按照后者的原样去接受，而是根据接受者的需要去塑造。” 在此影响下，中华文明不仅被西方文明边缘化，而且曾一度被部分西方人以非客观、按照其需要的方式变形塑造，进而影响了中华文明的传播。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及文明影响力和认同度有所提升，但由于政治制度等原因，中华文明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博弈中仍未能得到充分认可与传播，并影响了中国对外的国际交流。为改变这一局面，建构中华文明形象，将中华文化、中国声音、中国善意真正传递出去，便具有了使命意义。除此之外，中华文明作为我国瑰宝，建构好、传播好中华文明形象，不但对传承文明、发展文明，而且对强化国民认同、铸牢共同体意识、促进共同体建构等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体育作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基于其在人类文明新视域下的包容兼蓄、内涵丰富、价值非凡，建构新视域下的中国体育形象，也便具有了必要性。关于形象，博尔丁认为“是对一个行为单元的认知、情感和评价的整体结构”。因此，在对中国体育形象建构中，也便关涉整体结构的思考。同时基于形象本身所具有的确定性、现成性，所以在历史文化、主体情感等积淀中，兼顾整体结构建构中国体育形象，便具有了可行性支撑。首先，在纵向历时性文化追溯、整理中，利用新技术将不同时空背景下形成的具有特色的中国体育形象，在同一时空场域横向敞视化。以此展现中国体育形象跨时空自在的同时，在历史文化积淀中建构自觉的中国体育形象。基于形象是“经历了时空流变，被不同文化语境、受众审美心理等因素共同塑造的产物”，可知中国体育形象同样在不同时空中有着不同的建构，虽然部分建构可能是在无意、无形中实现的，但也正是这种“自在”状态，为人类文明新视域下的中国体育形象建构提供了历史文化积淀。在新时代，中国体育形象的呈现与建构因技术的发展而具有了更多可能性。随着数字技术、新媒体的应用，在展示中国体育形象时，除了可以展示当前融合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中国体育，还可以结合史料、考古发现等，跨时空展示传统社会时期的中国体育。此时跨时空的中国体育“自在”形象的同一时空横向展示，不但有助于其他国家的人们更了解中国体育，而且有助于当代中国人民了解本国相关历史，夯实文化记忆，促进个体发挥创新性建构新时代中国体育形象进而展现中国体育形象的“自觉”。其次，在国民主体情感积淀中，激发国民建构中国体育形象的活力，鼓励国民结合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通过系列仪式推动中国体育形象的“自觉”建构。通过我国在承办奥林匹克赛事及我国运动员取得优异的奥林匹克成绩时国民的系列表现，可知，体育不仅具有促进情感连接的作用，而且具有激发情感的作用。除了激烈的现代竞技体育赛事，我国国民在日常体育参与中同样实现了情感连接，并逐渐积淀起对中国体育的情感。以我国的广场舞为例，我国的许多广场舞队伍是草根自组织而成，内部成员基于成员间情感连接与对广场舞的喜爱等而参与其中。随着社区服务的完善、社会资源的进一步配置，相关成员有了更好的参与环境和更大的热情，此时广场舞情感积淀、成员自觉维护队伍形象、发展广场舞的意愿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提升。同时在一些大众化的广场舞比赛仪式中，基于仪式作为“高度重视一系列限定的生动形象，将众多其他形象排除在认知场之外; 只有那些与仪式相关的形象的特征才能引起注意，并且常常得到高度关注”，所以成员对广场舞的认同与发展热情进一步强化。由此推之，在新视域下的中国体育形象建构中，基于主体情感积淀、促进主体建构相关形象的主动性，并结合制度优势、通过系列仪式，鼓励主体进一步“自觉”建构中国体育形象成为可能。在有关形象建构的研究中，有研究者指出“形象建构可以区分为形象提升、形象维持、形象忽视、形象挑战及形象伤害；就主体而言，形象建构包括自塑、他塑和共塑三种类型”。基于此，结合人类文明新视域下中国体育形象建构所处阶段，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体育想象建构主要在维持相关形象的同时，进行形象提升。有关形象维持，通过前文所述的在积淀中促进中国体育形象从自在到自觉建构的转变，便可获得一定思路。而有关形象提升，除了在纵向历时发展中从自在到自觉的再建构，还可结合当代所需，通过对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内涵及价值再挖掘、现代体育文化中国本土再造，以及在自塑和共塑中实现。首先，体育形象是在历时发展中由多要素、多主体共同作用下建构的，具有多维、多元特征，并在不同社会情境中因不同需求而被凸显了不同的功能及内涵。例如近代时期的兵操便体现了当时体育所具有的军事功能，而随着祖国统一、国家富强，体操等体育所具有的健身、教育等功能被凸显。通过不同阶段对体育功能的侧重凸显，可知无论是哪一阶段的中国体育，其内涵与功能实则都并非单一的，而是具有多元、多维特征。因此，我们可以结合当代所需，通过对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内涵及价值再挖掘，促进中国体育形象再建。例如太极拳从早期的强身健体，到现在的被赋予中国标志性文化符号之一的内涵丰富，便表明了结合当代所需，对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内涵及价值再挖掘，以推动中国形象再建构、促进形象提升的可行性。其次，在现代体育文化中国本土再造中，将中华文化、中国品质融入其中，进而促进兼具国际性和特色性的中国体育形象再建。通过前文所探讨的中国体育类型可知，中国体育不仅包含传统体育，而且包含现代体育，且现代体育多为近代后由西方传入的，蕴含着西方文化等内容。虽然现代体育在中国的传入在一定程度表明了中华文化对西方文化的融合，但部分现代体育也在中国本土融入与调适中，成为中国体育的一部分，并具有了中国特色。例如“乒乓外交”，乒乓球（起源于英国）成为中国“国球”，以及中国乒乓球运动员在奥运赛场的数届连胜和国际赞赏，不仅表明中国乒乓球训练技术高及运动员天赋高，而且表明中国在引入与发展乒乓球的过程中，对乒乓球文化、内涵等进行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再建构。由此可知，对并非起源于中国、但在中国发展的现代体育文化进行中国本土化再造，同样对中国体育形象建构与提升具有可行性。再次，在自塑和共塑中，通过多主体互动，推动中国体育形象建构与提升。中国体育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其传承与发展，对中国来说兼具理性和感性价值。因此中国人民勠力同心建构中国体育形象便具有了使命内涵。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及国际传播影响力的增强，中国体育作为人类文明的一部分，其重要性也被进一步关注，不仅在国内自塑，中国体育形象也在国际互动中，进一步呈现同其他国家参与者的共塑。基于前面所提及的结合当代所需，通过对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内涵及价值再挖掘、现代体育文化中国本土再造，便属于自塑。因此，接下来主要围绕国内外中国体育参与者对中国体育形象的共塑展开探讨。对此，一方面，表现为起源于中国的中国体育在向外传播中，国外相关体育参与者在同国内体育参与者互动中，基于相应国家本土化调适，结合其自身对中国体育的理解、认知、态度、情感等，进行中国体育形象的国际化建构；另一方面，表现为并非起源于中国，但具有良好国际化影响力的体育，中国相关体育参与者在和其他国家相关体育参与者互动中，借鉴国外观点的过程中、基于自身理解将相关体育融入中国体育，并进行具有中国特色的形象再建构。
在现代化发展中，人类在快速的社会变迁中迎来更多机遇的同时，也在日益强大的风险社会中迎来更多挑战。乌尔里希·贝克在提出“风险社会”时，曾指出“不明的和无法预料的后果成为历史和社会的主宰力量”。面对系列未知，提升自身力量成为从国家到个体应对风险社会系列挑战的方法。此时的力量，不仅包括硬实力，还包括形象、文化等在内的软实力，即如研究发现的“良好的国家形象已成为维护和扩大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中国体育形象作为国家形象的一部分，除了有助于国家利益的维护和扩大，也有助于中国体育文化的传播、共同体成员间的认同及凝聚，同时在人类文明新形态视域下具有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积极作用。通过前文中国体育、中国体育形象建构的探讨，我们已经了解中国体育形象本身的丰富性。那么在中国体育形象的基础上，如何利用好新时代的传播媒介，传播好中国体育形象便成为接下来讨论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义务教育的普及，中国的知识平民化程度日益提升。在此期间，我国人力资源的整体质量得到提升的同时，大众在认知提升及媒介技术发展与应用中，表达及参与意愿随之提升。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新媒介时代，媒介传播呈现出“草根化”趋势，进而推动了传播体系的重构。系列传播主体、传播体系等转变，使得新时代的中国体育形象传播也发生了转型。除了以往由国家、官方媒体主导的相关形象传播，大众利用新媒介产品成为相关形象传播者。多主体的共同参与，使得中国体育形象传播焕发出更多活力的同时，也带来了情境化传播转型的思考。如果说以往官方媒体的中国体育形象传播，以大气、磅礴的传播方式展现了中国体育形象中的文化自信，那么新时代的中国体育形象传播将因更多大众等传播主体的参与，而凸显情感。即在多主体更充沛的情感表达，以及传播受众的情感感知及反馈中，以共在和共情的方式，对中国体育形象进行更加情景化的传播。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指出的：“要善于运用各种生动感人的事例，说明中国发展本身就是对世界的最大贡献、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智慧。”因此，在新时代的中国体育形象传播中，发挥情感作为“把人们联系在一起的‘黏合剂’，可生成对广义的社会与文化结构的承诺”的功能，鼓励多主体传播者在传播中将对中国体育的积极情感融入其中，同时鼓励传播者在与受众互动中根据受众情感需求、情感反馈，提供个性化、精准化、多元化、场景化的中国体育形象传播，进而实现在情境“共在”中促进“共情”，形成甚至强化认同，便成为人类文明新视域下中国体育形象传播的努力方向。中国体育形象的传播，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来说包含自我呈现的目的。虽然这里的自我并非指向个体，而是指向更大范围的群体，但以往研究中围绕个体自我呈现所进行的研究及所得结论，同样为我们理解群体属性的自我呈现，提供了思路。有社会心理学家在研究中指出，“依据行为人的意识不同，自我呈现可以分为前景化自我呈现和背景化自我呈现。其中前景化自我呈现具有更高、更显性的认知性和自我监督性，而背景化自我呈现则相对更为隐性”。对中国体育形象传播中具有社群属性的自我呈现来说，同样存在前景化与背景化的自我呈现，并表现为通过媒介技术等进行明确、更显性的相关文化认知表达与形象传播，以及在集体无意识中融入大众行为及语言的更隐性表达与传播。基于传播是在传播者及受众等多主体交互下实现的，因此在中国体育形象传播中除了传播者，受众在接收相关传播内容时，也在无形中促进着传播，甚至部分受众基于认同会或主动或无意间成为传播者。在此过程中所实现的中国体育形象传播，不仅表现出前景化自我呈现与背景化自我呈现的并构，而且展现了渗透式传播的思路。基于在人类文明新形态视域下，中国体育形象传播的对象及范围指向世界，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间又存在文化、语言、认知等差异，因此仅仅依靠中国内部群体的认知、品位等进行相关形象传播，显然并不足够。在传播全球化、交互即时化、内容多元化、形象立体化的新时代背景下，如何激发本国相关主体的中国体育形象传播活力和能力的同时，提升不同国家受众的认同及传播意愿，成为我们所需要思考的内容。伴随“指尖共享”的兴起，在宏大叙事与利益合作之外，“以情感人”的渗透式传播被进一步提出。所谓“渗透式传播是一种采用间接的、隐形的方式，使受传者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传播者意图的传播方式，其具有广泛性、间接性、长期性、平等性等特点”。在新时代中国体育形象渗透式传播中，首先，传播主体结合受众所处国家的文化、经济等情况，筛选相关受众可能更感兴趣、更易认同的中国体育类型或文化内容，并在同受众的情感互动及情境化传播中进行精准调适；其次，在适宜的中国体育文化与相关国家本土文化耦合、情感共鸣中，提升受众对中国体育形象的认同与喜爱，鼓励受众依据自身理解对相关形象进行同向解构，促进中国体育形象在相应国家的认同内化；最后，明确中国体育形象的传播目的是为了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国际合作、获得国际认同，同时也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而非文化霸权。因此，应考虑不仅在渗透式传播中促进中国体育形象在当地的无痕建构，而且促进中国体育同其他国家体育等在合作共赢、文明互鉴中共同发展。由此所进行的中国体育形象渗透式传播，不仅对中国有利，而且对世界有利，也顺应与强化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提出，肯定了中华文明的历史价值的同时，对中华文明的未来发展提出了展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不仅基于中国所处发展阶段的“新”，而且是中国在当代社会中所处国际关系、时代背景的“新”，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内涵与指向。中国体育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类文明新形态视域下的形象建构与传播，不但对中华文明、中国体育的传承与发展，而且对以中国体育为载体，促进文化认同、群体凝聚、国际交流等具有积极意义。在对类型多样、内涵丰富、价值非凡的中国体育形象建构中，除了可以在纵向的历时性、多维度文化及情感积淀中实现，也可以在横向的共时性、多主体互动及再造中实现。基于新时代背景下媒介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个体情感感知与情感表达的提升，在中国体育形象传播中结合并发挥好情感的“黏合剂”作用，关注及鼓励传播多主体情景化传播的同时，探寻在渗透化传播中使受众从接受到传播的转型，无论对中国体育形象建构还是传播都具有可行性。
原文刊登于《体育与科学》2023年第4期，如果其他媒体或机构转载，请标明文章出处。
文献引用格式：
史梦龙.人类文明新形态视域下中国体育形象建构与传播路径研究[J].体育与科学，2023,44（04）：3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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