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雯、李壮、侯磊、徐福伟、林培源评赵依《和解》｜天涯·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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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这个晃荡在城市的大街小巷，穿行于各类饭局，怀揣着焦灼、愤懑、无奈等情绪的普通人，被赵依一眼识别出来，放置于小说《和解》中，让他徐徐走到我们面前来。读《和解》的过程，是认识这个叫何伟的青年男子，同时，也是认领这个时代的精神表情。
在这篇小说中，没有什么大事发生，赵依以绵密的细节拼就了一个人的日常生活，说起来，也无非是何伟去剧院排练，参加一场文化人所组成的饭局，再去排练，经历话剧的差评并从舆论漩涡中微妙生还，如此种种，“太阳之下并无新事”。赵依并无兴趣讲述一个严丝合缝的故事，她更感兴趣的是他的精神自语，他对于这个世界的所思所想。
某种程度上，小说扮演了发言人的角色，它负责向我们解说在貌似平滑的日常生活之下何伟的精神困顿所在。显而易见，对于周遭世界，何伟处于不满足状态。职业所带来的获得感越来越微弱，而与之共事的演员们似乎也没有任何精神交流，以至于小说里常常出现一些貌似深刻的感慨“人与人关系的真相，在哪儿都一样，而且人总是喜欢依照自己的美学毁了别人或自己。”情感关系又无法滋润他。在何伟看来，父母常常“对他想当然地引以为傲和提出要求”，为了从这一情感关系中逃脱出去，何伟寄希望于女友，而女友过于柔顺的姿态与过分上进的时代之间也构成了某种抵牾。
小说浓墨重彩地描写了何伟所参加的这场饭局。在冷眼旁观中，作者和何伟会心地嘲笑了这群文化人——“这些文化人纵然有着各式各样的才能，对文化有着或多或少的喜爱，但促使他们选择如今的职业，并非那些与生俱来的天赋和情感，而是为了解决最普通不过的温饱和生活问题。他们甚至是创造了一种生产方式，以文化人的身份为生产要素，以投机替代真正的付出，虽然尚不违背什么经济学的根本规律，但这恰恰是非文化和反文化的。”然而，可悲可叹的是，尽管对文化人和文化生产有着种种质疑，作为文化生产者中的一员，何伟仍然要尽全力地投入这部叫作《熄灭》的话剧以及可有可无、不断重复的饭局。在何伟这个普通人身上，赵依发现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症候——观点、立场和态度如风一样裹挟了我们，人人都陷入了精神的泥沼中，似乎对这个世界有着清醒的认识，却仍然无力逃脱。尽管知道有可能是徒劳，赵依仍然试图给这蓬乱的精神生活给予某种解决之道，这也是她所谓的“和解”——与世界和解，也与自我和解。而通往和解的途径竟然是痛苦。在遭遇了一次艺术产品的差评事件后，何伟突然在生活中发现了某种“显而易见的自由”。经由痛苦，他也开始理解了他人，包括从他生活中消失已久的母亲和女友，而此时此刻，他们还在，就是最大的慰藉。
2021年夏末的一个傍晚，李壮下班后滞留在单位。这一天是周五，人去楼空，那些深棕色的屋门整齐而无声地紧闭着，绝不会有任何一扇门忽然打开，绝不会有任何一束光有话要讲。李壮一次又一次地下到楼外。他去吸烟区抽烟，每次一支，但往返多次。这使得大厅保安瞄他的眼神变得困惑又充满同情。在这个过程中，天色渐渐暗下来，每一次走出楼外，不可被表述的黑暗都向他更近地压下一点；每一次，世界的轮廓都变得更加难以辨识。
李壮在寻找一个句子。
是的，我就是那个叫李壮的码字人。此刻我滞留在这里，为了给一篇名为《和解》的小说写评论；而为了写这篇评论，我必须找到一个开头的句子。这是我小小的怪癖，必须要有一个撞在我心头的句子出现，我才能张开我的嘴、我才能码开我的字。天完全黑了下来，我意识到，这个句子迟迟没有出现；但也正是在这一刻，我又意识到，这个句子就此出现了。
因为，像我一样，何伟也在寻找一个句子。
何伟是赵依小说《和解》里的主人公。一个演员，还算成功的演员，日复一日地在跟生活周旋、也跟自己周旋——这是对何伟这个人物的基本画像。老实说，何伟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人，也不做什么一惊一乍的事。在《和解》这篇小说中，何伟没有搞出什么“事故”、甚至没有贡献多么完整的“故事”。但他的确正站在人生中一个微妙的关节点上：在《和解》里，何伟面临着自己事业的转型关口，因此他不得不重新处理一些关系、重新审视一些人，乃至，重新思考一下他自己。
毫无悬念，何伟的思考根本思不出任何所以然来。就像世间大多数具有诗人气质的人一样，何伟根本搞不清楚自己、甚至根本就不敢真正搞清楚自己。环抱着他的生活是软绵绵的，它平稳、正确、按部就班，滋生出却撑不住他幽灵般的虚无感和怀疑主义。他只能在琐屑的日常中，不断地抓紧一些细节、一些印象——诸如啄食呕吐物的麻雀、莫名冲撞自己的路人、酒桌上极尽虚伪的逢迎客套、构成自我反讽的炫耀表演——就像落水的人徒劳地游向散落的浮木。我们都感觉到了，这个人的心里有那么多话想说、有那么多天鹅绒围起的柔软牢墙他想要冲破……他兜兜转转，一直在寻找一个能够表达这一切的句子。但他一直都没有找到。
当然，“寻找一个句子”，是不可能支撑起一篇小说的。因此在《和解》里，“寻找一个句子”在形式上具体地呈现为“寻找一条路”。这里的“路”当然可以作抽象解：那是事业的“路”，继续演话剧、还是转投影视界当明星？也是个人感情的“路”，面对父母和女友，是归向他们还是离弃他们？但更直接的，是把“路”作具象解，那就是现实主义的、铺在脚底下的大马路。在我的阅读印象里，何伟好像一直在走路（打车也是变相的“走路”，车轮不过是双腿的延伸物），他仿佛是要通过“暴走”的动作，让双脚代替双唇把许多话说出来。一次又一次地，何伟从家里出发，来回切换在去剧场的路上和去酒局的路上，最终却把自己走到了愈加说不清道不明的境地里面：
“城市空间的特点之一似乎是，你以为不会迷路，交通和信息都很发达，但你却始终不确定身在何处，好像去到哪里都差不多。”
走路，似乎跟困住何伟的力量形成了共谋。而酒局（何伟走路的重要目的地之一），则更加激化了何伟的内心危机。这篇小说在不到两万字的篇幅内，正面或侧面地涉及到了三场酒局，正是这三场酒局，帮我们窥测到了何伟的所思所想、也串联起了何伟内心情感的逐层变化。酒局的物质性特色是气味复杂，酒的气味、食物的气味、香烟的气味、人的体味，味味紧扣、相爱相杀，古典理想中完整而独立的“人”，从嗅觉这样基本的层面上就已被吞噬殆尽。至于酒局的精神性特色，则干脆就是“表演”——多么讽刺，何伟的职业就是表演，而当他走出了小的剧场、却还要扎进大的“剧场”，去认真地揣摩自己应当给出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他必须像排练舞台走位一样迅速移动到适合自己的一个定点”。
在酒局的威力面前，何伟终于露出了自己的真面目：他实在是一个拧巴的人。“自己也不是真的想去，但也不是真的不想去”——天啊，这简直不是人话，但这是人的真实。拧巴的、无可奈何的真实。如下表述是精确的：“何伟生活得如此小心并且空泛，不断压缩的情绪置于真空之中，一旦被细微尖锐的芒刺洞穿，变具有了异乎寻常的势能，引发现象级的炸裂。”问题是，应许中的炸裂在哪里呢？这个故事里没有炸裂，只有似是而非的“和解”。过分拧巴的人，在现实里往往不可爱，即便在小说里，也免不了讨人烦：在今天的文学书写里，我们难道不是早已看够了那些磨磨叽叽、进退维谷的痛苦灵魂了吗？然而，何伟的身上，却隐约暗藏着某些令我动容的东西。那是他置身酒局却忽欲抽离的时刻，是得体之下刺出冒失的时刻，是依循“正确”行进却猛然滞留的时刻，是一个人在喧嚷的沉默里无征兆地支起了耳朵、向虚空中探听超越及救赎的时刻——
“往返途中，何伟在天井里共抽了三根烟。这里的风景已不似傍晚亮如白昼，八点半一过，就模糊成一团……站在天井里能听到钢琴曲，听音辨位，应该是小区公寓楼的高层住户有人在练弹巴赫。”
何伟是一个习惯于找不到路的“暴走家”、是一个永怀着反抗冲动的妥协者。他混迹于人类之中、却暗藏着对人类的根本性厌弃，他瞧不上别人的本质原因或许竟是他瞧不上自己。在生活这张貌似热烈的酒桌上，他会不可预期地走神，会“与鸡、鸭、鱼、猪、羊、牛嫁接起某种炽热的友谊，味蕾混杂醺醺然，麻木又细腻地，见证一个个生命滴流而出的伤感价值，以及些许稍显漫长的无意义。”在这样的瞬间，他分明意识到了自我内心深处的孤独、虚伪、甚至这孤独自身的虚伪性——但他却无法离开它们，或许他还在寄望着，某一天会有花朵从它们的尸身上蓦然开放。
这样的形象，在今天具有高度的典型性和象征意味。某种意义上，何伟就生长在我们每个人身体的内部，或多或少地、日复一日地。在任何季节的傍晚，他也许会在下班后滞留单位。人去楼空，那些深棕色的屋门整齐而无声地紧闭着，绝不会有任何一扇门忽然打开，绝不会有任何一束光有话要讲。天色渐渐暗下，每一次望向窗外，不可被表述的黑暗都向他更近地压下一点；每一次，世界的轮廓都变得更加难以辨识。
而他仍在寻找一个句子。今天，明天，或者永远。我祝愿他找到。
有追求的写作者总在尝试在引领时代的发展，但描绘当下比解释古代更有一定的难度。历史大多是有定论的、相对有固定结局，作者可以从一个新颖的角度进入历史并解读，而当下是始终在发展变化，前几年刚刚立起来的人物过几年就倒下，前几年人们的行事观念过几年就推翻……因此如何讲述当下，是对当代作者的一大难题。好的描写现代都市生活的作品大多尚未成为经典，都在成为经典或被时间淘汰的进程中。
赵依的小说《和解》是一篇反映当下都市生活的的新颖之作。小说在具有现代感的语言中，讲述了一个有艺术追求的男演员的故事。他热爱相对边缘的小剧场演出，但还要被迫去演电视剧谋生，并混迹于自己不喜欢的饭局；他虽然父母在电影制片厂工作，但与父母观念相左；他理解女友的情感，但又不想陷入结婚和生育的漩涡；小剧场演出最终票房成功，但评价不仅不如他所愿，更是他不能左右的。他依旧要面对如此循环反复的、破碎的生活现状。小说并没有着眼于讲述一个曲折的故事，而是描述主人公一种现代的生活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一切关系都变得暧昧而不稳定。仿佛每一种关系、每一种态度都不是特别明确和肯定的，难以用一个肯定的句式来下判断。现代化打破了一切关系中如三角形一般的稳定性，似一张可以开合的、拉伸的平行四边形组成的大网，就像北岛的那首一字诗：“生活/网。”
设想一个古代人，他的言行按照儒家传统，以参照仁人君子的标准来行走于世，他似乎从未会和自己产生过复杂的内心矛盾，只按照自己现有的人生路线各行其是：读书便是读书，做官便是做官，当仆役便是当仆役。而现代人常常不安分于自己的身份，不满意于自己的现状，对现实和内心的不满进而转化为怀疑、厌弃自己本人，并内耗了大量的精力试图与自己和解。这种和解指的是与外部现实生活和与自己内心世界的双重和解，不仅是不再与自己较劲了，活开了，还要真正把自己在社会上放稳，把内心在身体里放稳，把灵魂在精神家园里放稳。正如小说中写道：“和解就像生离死别，绝不会以一种意料中的、确定的、可以主动去拥抱的方式发生。”和解并不是一个结果，而是一个个人扪心自问的、可能没有结果的过程。现代人终其一生，都行走在不断尝试与自己和解的路上。
黑格尔在《美学》中，谈及艺术分成象征型、古典型和浪漫型，并指出在浪漫型艺术里有“两个世界”。一个是单纯的外在世界，还有一个是“本身完满的精神世界，即自己与自己和解的心灵，这种心灵使生、死和复活的直线式的复演变成真正的不断地回原到自己的循环的复演，变成精神的长生鸟式的生活。”（黑格尔：《美学 第二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8月版p286）“不断地回原到自己的循环的复演”是非常具有现代前瞻性的话，人不断反观自己的精神，不断反问自己生命的意义所在，而不论你是否得出结论，这一切都是要“变成精神的长生鸟式的生活”。长生鸟是埃及——阿拉伯神话中每满五百年便自焚重生的神鸟，它不是凤凰，而是凤凰涅槃这个典故的来源。现代人对这种“循环反复无穷记”是疲劳的，无语的，特别是在与自己尚未达成和解的过程中，更会感到对生活的空虚乏力。因此，现代人活得迷茫活得累，并不仅是累在找不到内心世界，还累在找到的内心世界是永远变化的，以后还要不停地反复寻找和认知，重复地在走与自己和解——不和解——又和解——又不和解的老路并陷入迷宫。
中国正面临着城镇化、都市化的巨大变迁中，历史正发展到一个划时代的新阶段，作者要试图描绘、解释当今的社会万象，并展现出自己的观念来。赵依的小说《和解》所写的并不是一个古已有之的话题，而是一个现代性的主题：人如何来正视自己？文艺能否给人带来心灵上的抚慰？人能否与自己和解？这是每一个当代人都要面临的问题。因此《和解》有非常必要的现实意义，并对当下社会形成审视与呼应。
赵依的文学评论写得含蕴深刻，在小说写作方面，也是出手不凡。新作《和解》是一篇成功续接五四抒情小说传统的当代小说佳作。
五四时期，以鲁迅、郁达夫为首的小说家们形成了讲述和抒情并重的新小说形式，如《狂人日记》《春风沉醉的晚上》等，与以讲述为传统的中国古典小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和解》有着抒情小说的鲜明特征，在叙事推进的过程中，主人公何伟经常缘情而发、率性而出，其主观感受得以真挚表达，从而使文本呈现出讲述与抒情并重的复调形式，内在意境和叙述情调也得以极大程度的彰显。
《和解》的情节比较简单，甚至有些平淡，讲述了主人公何伟放弃小剧场演员的编制，要转行去拍电视剧，寻求理想生活方式，却不得不妥协的故事。或者说，这是一个以妥协反抗妥协的故事。诚然，好的小说一定要有一个好的故事，但故事只是小说的框架，而其中的真情实感则赋予了小说更强的生命力。“凡说人情物理者,千古相传”， 《和解》关注何伟的内心情感世界，尤其是带有普遍性意义与价值的情感更是其所关注的重中之重。何伟所面临的精神困境，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所共同需要面对的困境：消费主义时代固有的理想价值观的追求与血淋淋现实的矛盾。
作者赵依没有在小说中规避这种矛盾，而是从何伟和自身、和他者、和社会的情感矛盾冲突中漫漶开来，任由其主观情感、情绪汪洋恣肆，成为文本的主角，从而深刻揭示出消费主义文化大潮对当代青年固有价值观的裹挟与摧毁。著名意象派大诗人艾拉兹·庞德说，说到根本问题，艺术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心理的材料，关于人的内心的材料，关于人的思想与感情之间的比重的材料等等。从这个角度而言，《和解》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关于人的思想与感情之间的比重的材料”的独特文本。
何伟有着坚定的理想追求，拒绝平庸的体制内生活和流俗的父母关系荫护，渴望人生、事业、精神的自由奔放，甚至厌恶“躺平”的女友，但为了追求理想，却不得不牺牲固有的价值观，不断地向生活妥协。如，为了能够参演电视剧的主角，却不得不参加制片人组织的饭局，还得谄媚地敬酒和朗诵狗屁不通的诗歌；无法忍受书法家的烂俗表演，却不得不为之鼓掌叫好；无法忍受“躺平”女友的价值观，却又离不开女友的贴心照顾；想借名新生，却又被打回了原形。凡此等等，在消耗着青年人的理想追求的热情。何伟代表着当下许多年轻人的一种真实生活状态。何伟就像一个大的情感的吸纳器，吸纳着一个人的情感，一群人的情感，甚至一个时代的情感。
赵依写出了带有时代普遍意义的“共通”故事、“共痛”情感的小说。
从传播学和接受学的角度而言，我们从《和解》中不仅能获得当代社会一些具体的故事和细节，更主要的是“通过类比获得某种对于普遍性和事物关联性的宏大感受”。这种感受能够帮助我们重新理解生活，应对生活的繁琐细密，而且也能促使我们将无处安放的情感重新投入到生活中进去，去爱所爱、恨所恨。
《和解》里的何伟是一名在实验小剧场里声嘶力竭地表演又渴望进军影视界的年轻“演员”，小说借助一种“画圆规”的方式——以何伟出席的两场饭局为核心——画出了城市生活的众生相。何伟的人生无处不充斥着“表演”，作为别人口中的“演二代”（何伟的父母在制片厂工作），作为被女友悉心照料的“男友”，他置身于各种权力关系的角力中，在舞台和现实生活里斡旋，进退，愤懑……寻求着“和解”之道。
赵依以一种密实缓慢又摇摆不定的节奏，剥洋葱一样肢解和剖析着何伟微妙的心理变化，并引领读者跟随其脚步，走进那出名为《熄灭》的话剧，又走进一个光怪陆离的名利场。小说在推进过程中，产生出“乱花渐欲迷人眼”的视觉效果；同时，这样的叙事节奏又让何伟变成了波德莱尔笔下的“浪荡儿”——他游荡在北京这座新旧交杂的城市中，进出剧场和饭局，面对诸多的文化人、书法家、演员和饕餮客之间学习察言观色、社交礼仪，在融入和拒斥那个虚伪、浮夸和假惺惺的世界的选择中进退两难。小说也因此践行了布莱希特意义上的“间离效果”，让观众（读者）看戏的同时不断反躬自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