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家恩：​“反向”中的“返乡”｜天涯·新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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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中国的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青年学者潘家恩在多年的乡建实践之中，积累了大量的现实经验，如何梳理、消化、呈现、传播这些乡建经验，是其思考的重心；而钱理群先生，则从潘家恩的研究出发，探讨当下的学术该如何面对复杂的中国经验问题。在实践与理论的互证之中，在由“回嵌乡土”而生发的思考之中，我们可得到诸多启示。

本期《天涯》推出“乡村建设与乡村振兴”二人谈。今日推送潘家恩《“反向”中的“返乡”》。

“乡村建设与乡村振兴”二人谈

“反向”中的“返乡”

潘家恩

1967年，孟德拉斯出版了《农民的终结》，该书被称为法国历经十世纪之久农业文明的一份“死亡证明”。然而，在1984年该书再版时，作者却有惊人的发现：“我们的社会对于农民和乡村的态度突然地转变了：曾经成为过时的遗迹的农民，在年轻人眼里成了智慧和学问的典范。生活在农村或小城市是四分之三的法国人的期望。”乡村社会发生了惊人的复兴，一切似乎都改变了，村庄现代化了，人又多起来，乡村重新变成一个生活的场所，就像它同样是一个农业生产的场所，乡镇则在经过一个让人以为其已死去的休克时期之后，重新获得了社会的、文化的和政治的生命力。如此“出其不意”恰是乡土坚韧性和复杂性的有力例证，因此也孕育出以“回嵌”乡土为目标与内涵的“反向”实践。

情绪的症候

有学者指出，文化研究必须把个人的精神和身心如何安顿问题视为一个迫切需要处理的核心问题。在长期的乡村建设实践中，笔者发现身边的同伴常出现某种“春节综合征”——这里说的，不是节日中常见的暴饮暴食与黑白颠倒的作息，而是因春节返乡而导致的情绪低落、状态不佳甚至自我怀疑状况。因为春节回家除亲人团聚、朋友重逢，更是不同价值观的交汇与碰撞，以及现实财富与生存状况或明或暗的比较，许多压力变得无法回避：收入、地位、身份、尊严……这些本来就是许多一线实践者的心酸处，自然让人沮丧。

开始还以为只是个别情况，或仅与家庭条件、婚姻状况、工作年限、地域文化等方面相关，后来发现其实际上具有一定普遍性并蕴含着值得进一步思考的地方。对于大部分乡村建设实践团体来说，志同道合也好，抱团取暖也罢，大家工作和生活在一起，并多在内部形成了彼此认同的基本价值观。春节返乡不仅让行为环境和社会关系发生了剧烈变化，主流社会的强大力量开始显现，进而突显出原来还可能“将就”的各种落差。举个例子，乡建实践者的衣着常是朴素的，如果哪天在乡建场合看见他们西装革履一定会觉得奇怪，这不仅因为在乡土环境下，衣着朴素些与老乡交往方便，还因为周围的人都这么穿所形成的特定环境。而那些所谓“好看”的衣服其实是穿给其他人看，我们的感受本来就常受外部眼光所影响，既然周围的环境是以简朴为美，过于讲究便显得格格不入。而春节返乡让实践者所处环境和社会关系发生变化，坐标、参数和眼光等也都随之改变，这让原来不甚明显的差距开始显化。

也可以说，实践者们春节返乡后，虽然一般的乡村困境也让我们揪心，但事实上大家本来就在乡村工作，类似状况并不陌生，更大张力其实来自这种“个体返乡”与“社会去乡”间的冲突与拉扯。“春节综合征”所折射出的与其说是乡村建设实践者个体意义上的纠结和无奈，不如说是当前日益加大的城乡冲突与阶层差距在他们身上的具体体现。只不过春节作为一个特定的时空条件，让返乡实践者“逆流而上”的反向困难显示出来了。

除了“春节综合征”，乡村建设实践者的“失语”尴尬，不同表现程度的“焦虑”、“无力”、“悲情”（据笔者观察，包括自己在内的实践者在乡村建设中常有不同程度的“悲情”色彩，似乎关注弱者让大家更具“道德感”，内心也容易被“牺牲者/先行者”的悲壮情绪所影响，这有助于实践者在各种困难面前保持坚持的勇气，但与此同时，由此引发的“道德自恋/自怜”也常随之而至）、“犬儒”（当遇到困难和挫折时类似情绪时常出现，“不过如此！又能怎样？So What？……”，它也符合全球范围内某种共同的情感结构，常以某种“看透一切幻象”的洞察力构建起另一个更大幻象，并在此过程中取消进一步“反思”和行动的可能性，进而落入对既有秩序和结构的实质性“屈服”）等现代社会常见情绪也不同程度地内在于乡村建设实践群体中，进而影响着乡村建设实践者的主体性。实际上，这些充满张力的情绪在全球范围的社会运动中普遍存在。同时，这种情绪也存在于英国文化研究奠基人的成长经历与现实观察中——作为工人阶级子弟，《识字的用途》作者理查德·霍加特通过奖学金得以进入大学，上学期间在工地干过搬砖等体力活，还做过夜间派送员，毕业后长期担任英国赫尔大学的校外教师，关注并开展成人教育。正是因为这些“独特”经历让他对身边的工人阶级子弟有着更为内在的认识与复杂的体认：“他无法回头；从他自己的一个侧面看，他不想返回到通常显得狭隘的那种朴素上去：从另一个侧面看，他渴望那种已经丧失了的成员身份……乡愁更加强烈，也更加模糊不清，因为他确实是在寻找逃匿起来的自我，可是害怕找到它……他既不属于他们，也不属于他们经常表演的关系等级剧目中的任何一个群体；他已经离开了他的阶级，至少在精神上是这样，（但）他在另一个阶级中也是不正常的，神经绷得太紧。”

回到本研究的具体脉络，我们既要对上述情绪的“症候性”意涵有所把握，也需对另一类不利于实践展开的认识有所警惕——特别在民间团体与社会运动中，我们往往容易将实践和学院天然对立起来并对后者加以拒绝，并以之为强调“实干”及与“坐而论道”划清界限的必要姿态，似乎对“学院化”体制/知识的拒绝有助于自我形象和立场的建立：我们不像他们，我们更强调行动……以“对方”来反向定义“自身”，这种典型的二元对立思维使实践者再次分享了与对方同样的逻辑。也可以说，对“知”“行”辩证关系的割裂与简化，不仅无助于对纷繁复杂现实的理解，也弱化了实践在现实层面的挑战力度，自然也影响着乡村建设实践者的突围努力。

“反向”的可能

学者孙歌在“边缘与前沿——《天涯》杂志改版二十周年座谈会”（2015年10月27日，海南博鳌）上指出：不应把边缘与中心对立起来，也不应把边缘简单等同于“弱势”。比如在精神生产上，边缘因其与中心有距离，常有更大的多样性和自由空间。同时边缘意味着离“他者”更近，因此边缘也是另一个意义上的中心。笔者认为：在中心困境日益显现且风险集中的当下，这种对“边缘”的相对化思考十分重要，其有助于我们思考“反向”和“返乡”实践的现实可能。

我们看到惆怅哀伤的“田园诗逝去”表达本身的浪漫化与无效性。如果回到具体脉络，所谓“乡愁”恰好反衬出过度“城市化”与“非农化”本身并未深入人心，即使被认为“三农”中更接近经济与技术层面的农业，本身也同时包括生态、文化、社会等多种面向与立体功能，只是由于长期受主流叙述与利益驱使，致使生产与经济之外的其他面向受到很大的遮蔽。然而，随着生态危机与现代城市普遍困境的出现，农业内外各种复杂张力正逐步得以显现，这让被遮蔽之农业多功能性的再现与重新认识成为可能。

晚年费孝通在《爱我家乡》中深情地说到“生命和乡土结合在一起，就不会怕时间的冲洗了”。在实践及与乡土结合过程中，当乡村建设实践者以弱势群体为立场时，就容易认识到原有激进坐标的问题及行知新坐标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而当前全球范围内的整体性危机、新世纪以来中国在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上的全面过剩及生态文明转型则为坐标转变提供了基础和条件，让在“反向”中“返乡”的实践者行知出新的参照坐标——它既不是对原有逻辑的延续，也不是简单颠倒或替换，而是整体视野下的重思与建构，其中既是基于“有限地球”的生态可持续视角，也是一种对工业化及城市化异化所产生的问题化视角的反思。

回到现实之中，当然不可能有纯粹和独立的“反向”。如前文所述，这些实践本身就充满矛盾和张力，并一直伴随着各种质疑与批评，无力感与自我怀疑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实践者身上。这既提示我们需要将“微小”努力放回整体性脉络之中，从转型中国“大时代”的角度理解这些张力的来源与土壤。同时也提醒我们对主流困境下的点滴努力给予足够的尊重与包容，理解其不易、艰辛与难能可贵，拒绝让日常实践中的单调和琐碎成为虚无的理由，并推动进一步行动，为更大的改变蓄积能量。

若具体到当下，随着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经济增速放缓且城市生活压力激增，不同形式与内容的“返乡”成为一种新的趋势。作为一种建设性的“反向”实践，此处“返乡”不限于“农二代”们“城市梦”受阻后的被动行为，还包括“危中之机”背景下返乡实践者的主动选择，对乡土的重新认识及各种形式的“回嵌”实践，不仅涉及个体认识与追求，背后更是“三个百年”的历史进程与复杂脉络。

在整体性视野和新的坐标下，“乡”不仅是地理范畴和物质空间，“返”也非被动无奈的权宜之计，除在实践层面上对主流城市化发展模式与不合理城乡关系进行挑战与回应外，同时也在认识上通过“发现故乡”推动对乡村的重新认识，以挑战对“三农”的对象化与问题化。因此，其既是行动层面的实践议题，也是观念层面的理论命题。

如果以此视野重思“返乡”，首先需要探讨的是：返乡之“返”的前置状态“离”是如何发生的？除了相对容易的返“身”，“心”与观念坐标如何一并得以建设性“回归/重置”？对于许多参与其中的“返乡”青年来说，似乎有着相近的经历：我们的教育是线性和上升的（从农村到城市，从小城市到大城市），从逻辑上就与“返乡”或“乡建”存在着根本矛盾。在方向上，以“去乡土”为目标的乡村教育多以城市为导向，日渐远离“乡村的教育”或“为乡村的教育”，而仅成为“办在乡村的教育”；在内容上，现有知识体系多建立在高度抽象且概念化的基础之上，与乡土脉络和日常生活存在着较大的距离；在效果上，对于大多数现有时间与未来想象都已经与乡土、乡亲、农作劳动无关的乡村新一代来说，在接受多年的“学院式”教育后，我们的思维正日趋简化和固化。

如果说被改造过的乡村教育让我们对脚下的土地与真正的乡土社会日益“陌生”，那么现代文化的浸淫与覆盖则产生着进一步的“疏离”效果，它充分利用城乡二元分割所内涵的追逐动力与人们追求舒适生活的美好愿望，这些本无可厚非，但当消费社会“多少算够”的无限逻辑与“发展幻象”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时，无疑让乡村新一代与乡村建设实践者增添了新的困扰。

如此反思希望拨开繁华的“城市梦”面纱，让长期被“遮蔽”的维度得以再现，以此打开更多可能性；与此同时，希望提醒读者对实践过程中的真实状态与现实困难保持清醒：“反向”中的“返乡”既不是主流论述中的牺牲与悲情，也绝非鲜花掌声与荣光喝彩中的“衣锦还乡”。

总之，乡村建设或广义“返乡”不可能是在一张白纸上作最新最美的图画，“建”的艰辛常常面对着“毁”的剧烈与“弃”的轻易，真正的建设事业自然艰难，但难能才可贵。也正因如此，乡村建设所需要建设的不仅是乡村，还包括新的价值观、行动坐标与实践者主体性。

新农人的“纠结”与行动

杨庆祥在《80后，怎么办？》中结合自身经历指出：“80后的主体建构面临着现实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双重困境。在现实层面上，大历史失效了，在精神层面上，虚无主义滋生……80后由此变成了悬浮的一代，上不接天，下不接地，在历史的真空中羽毛一样轻飘。”该书所描述的80后成长年代，刚好是中国乡村日趋凋敝和“三农”问题显现的年代，也正在这一时期，随着高等教育产业化导向下的大规模扩招，80后群体中的大学生，从人人仰慕的天之骄子，日渐成为普通劳动者。如此落差使其中部分人如书中所述，日渐迷茫、走入虚无，但也有部分人在关注乡村和投身实践中直面时代，在“反向”中用实际行动创造着新的可能。

笔者认为，不仅在经济基础和阶级区分上存在着不同的80后，即使其中的同一群体，也因自身经历及与实践脉络的不同互动而呈现着较大差异。《80后，怎么办？》所述之“有历史意识的小资”是否能在二十一世纪的现实中真实存在？笔者作为一位长期参与当代乡村建设实践的80后，以下以比较熟悉的乡建青年为例，尝试做些讨论。

需要认识到，当代乡建青年共享着这个时代的整体性困境，既需要看到其作为“小资产阶级”所存在的问题，也要意识到小资本身也不是“铁板一块”或静止不变，与其大而化之地悲观焦虑，不如具体细致地进行开放性讨论。比如，对于不少“农二代”80后来说，“城市梦”和“中产梦”本来就是外在建构出来的，身处的乡村对他们来说是真切深刻而不可能完全摆脱的生活实感与现实经验，乡土社会本身的丰富意涵与可持续性也将在现代世界危机的“倒逼”下得以重新认识。当他们在主动实践中自我改造并与乡土脉络构成有效互动，除不陷于中产阶级的一般性困境外，还蕴含着克服“知—行”分离所带来的无力感与虚无状态的新可能。当然，其中会有曲折和反复，但却不应该只是一种抵抗的“姿态”或“假面”。

先以一个70后为例看乡建实践者的“纠结”。当代乡村建设重要推动者邱建生，自陈曾经也是“愤怒青年”，在大学期间对教育现状产生过切齿的恨和彻底的失望，曾经还有过“除暴安良”情结，大学毕业后偶然看到晏阳初的实践，完成了从“愤怒青年”到“改良青年”的转化，但在实践中绝不是一帆风顺，“我自十几年前矢志乡村建设，一路走来，或贫病交加，或四处化缘，或无米下锅……乡村建设的如是处境是否是必然的？你服务的对象是什么样，你就是什么样。农民和工人在经济上不断被边缘化，你如果真心实意地和他们站在一起，你的各种窘境不是自然的吗？”因此，邱建生认为：“作为一个乡村建设工作者，首先要把自己从‘异化’中救拔出来，成为‘自己’，在与自然、他者和自己的关系中找到平衡。”

在现实中，当代乡建青年所进行的“返乡”实践并非被动等待，虽然大部分实践者的“在地”工作平凡琐碎，但仍然坚韧地扎根于乡土社会，各种探索在实际展开中常充满张力。当代乡村建设中的社会生态农业，其兴起的一个重要表现是越来越多新生力量关注并投身于农业领域，相对于传统农业主体，有人将之命名为“新农人”。对于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来说，“新农人”既包括以80后、90后为主体的工作团队，还包括农园每年招募培养的各类实习生——该项目每年面向全国高校、NGO团体、社会青年招募对生态农业和CSA（社区互助农业）运作感兴趣的有志青年，既让农场成为年轻人接近农村、接触农业的“中介”，同时也为社会生态农业与城乡融合实践培养储备人才，并在社会层面上推动一种重视农业、回归乡土的氛围。自2008年农园启动实习生项目以来，前后共有多批次年轻人及大量志愿者参与其中。实习生学制九个月，经历整个农业生产周期，参与农园运营管理的各个环节。在实践中，这些“新农人”一方面通过将劳动与学习、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逐步形成适应于社会化农业的视野与技能，但另一方面，他们也在不断的纠结与反思中开展实践，其中充满包括兴奋、困惑、无奈、不甘等在内的复杂情感。

在小毛驴市民农园工作两年的Z，他的心路与状态有一定的代表性：“在这段时间里，我有过疲惫，有过厌倦，有过失望，有过纠结，但是心中的那个田园梦想支撑着我，让我坚持了下来……（现在）我已经不那么觉得农业是辛苦的事业了。对我来讲，农业已经是一种生活方式，是我喜欢的生活方式。用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生活，这是很让人满足的一件事情。”然而，面对外部不切实际的过度期待，他们也清醒认识到小毛驴市民农园当然不是世外桃源，和周围同龄人一样，他们既面对着消费社会下形形色色的宣传与诱惑，也无法摆脱各式各样的苦恼和压力，即使这个地方可能因为农业多功能性的再现及人与土地关系的重建而有所不同。

除在都市农场实践新农业外，“新农人”们还以不同形式直接“返乡”。比如，对于河南登封归朴农园创办者王宁来说，和大部分同龄人一样自小离乡外出求学，但其却在硕士毕业一年后于2009年直接回到乡村老家。除从事生态农耕与城乡互助实验外，他还创办乡村社区图书馆以恢复乡土社会的耕读传统，让农业在“生计、生活与生态”的结合中获得新的价值，走出一条且歌且行的返乡之路。关于他的返乡动力值得特别思考，王宁首先坦言自己不喜欢大城市，这点也是很多返乡青年的共同特点，但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小毛驴市民农园的第一届实习生，自己在生态农场的切身经历让他对“化学农业”对土壤的破坏与不可持续性产生彻底的怀疑，并对生态农业这一生产方式和社会化的组织创新产生认同。“既然这东西这么好，为何不带回家乡，让自己的家人与乡亲们也能享受到？”正是这种对不可持续生产生活方式的反思与对家乡亲人的真情让他和妻子一起，虽然步履艰难却彼此搀扶坚持下去。

同样“反向”而行，大多数“返乡者”遭遇了诸多实际困难，返乡之路也更为艰辛曲折。江西的80后返乡青年姚慧峰大学毕业后先在城市工作，当他决定返乡种植生态水稻后，受到家人、亲戚和朋友特别强烈的反对。据他回忆，刚开始时几乎天天在责难声中度过，父亲气得不跟他说话，直接当他不存在。更难的是，大学生回乡务农作为村子舆论的新焦点，受到全村老少的热烈关注与议论，大家都把他当作“反面教材”，每过村头的时候他就害怕，感觉乡亲们的眼睛都在盯着自己。但大概经过三四个月的扎根与煎熬，这位实践者的默默承受与埋头苦干终于获得大家的接纳，他也在此过程中形成了更加积极平和的心态，并学习到在乡土社会与逆境中生存做事的方法，其所种植的生态水稻也借助新媒体和城乡互助新渠道而获得不错的收入，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村民加入他的生态农业实践中，他也顺势而为地组织起了合作社。

上述两个“返乡”青年都直接回到自己的村庄，不无艰辛却也让人羡慕，因为他们有“家”可回，有“土”可归，有着“发现故乡”更为基础的物质条件。而对于另外一类因各种原因暂时还没有回到自己家乡，却把“他乡”当作“故乡”的乡村建设实践者来说，“返乡”并非限制，而是打开。他们说，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家乡是地球，我们的故乡不只是生我养我的那个具体村子，而是乡土中国。他们通过具体实践拓展对故乡的一般理解——它不仅是现在，也是未来；不只是今天，也是昨天，更是明天。这也正如作家刘亮程所言：“当我们在故乡再找不到一个亲人的时候，乡村大地本身就变成了我们的故乡。”

如果说这些零星实践是以个体探索为主，那么当代乡村建设实践中规模化的“返乡”实践则可追溯到始于2001年的大学生支农调研，参与其中的大部分80后和90后们，因各种原因暂时没有回到自己家乡，而把“他乡”当作“故乡”。根据该实践发起人刘老石的理解：“返乡”不应是退守与自限，而是打开与发扬，实践者应以团队为单位进行培养，强调集体意识和协作精神，大部分时间在农村度过，实践研究和理论学习相互促进，知行相长，从而实现多种“回归”——让教育回归人，让人回归社会；让社会找到理想，让理想回归现实；让现实回归正义，让正义回归行动；让行动回归生活，让生活回归青春。

这一“反向”于“上城”的实践计划为何在过去十余年里能够吸引成千上万的青年参与？在参与者看来，这段经历最珍贵的地方在于给青年一个对自身生活意义、对社会现状、对个人与社会关系重新思考的机会，而这种“自我动员、自我组织、自我管理和自我学习的主动学习方式和实践方式，正是当前学校单调教育的补救良方”。作为大学时代即参与支农至今仍然从事乡村建设的90后实践者，王茜说：“是基于这样的反思或是对于‘机械化、工具化’人生的恐惧，我开始走出来寻找有血、有肉、有生命力的青春，它不是出走，而是回归，回归人称之为人的本性。而正是这样的想法激起了我对于人生、民族和社会的无限好奇。所以，我希望能走出狭小的世界去外面广阔的真实世界探求自我的追求，这个外在的世界绝对不是很多人意识到的宿舍外的主流社团，也不是仍旧在工业化市场经济体系内的狭义社会。”除个体意义上的经历与选择外，长期关注青年群体的钱理群认为应该回到历史脉络之中，在他看来“一代又一代的现代知识分子之所以这样前仆后继的走向农村，其内在的动因，就是要去寻找自己的生命之根”。

通过以上非常粗略的勾勒，让我们看到当代乡村建设青年“返乡”的多种形式，如王宁所说“我们就像一条鱼一样，逆流而上，千辛万苦又回到自己的家乡”。也正是这种重新发现故乡与寻找农业价值的过程，让返乡者的个体生命与千年农业文明及百年乡村建设融合在一起，其中既有艰辛的付出与泪水，也有收获的快乐与落地的坦然。

当然，无论“个体返乡”还是“群体下乡”，作为挑战主流的“反向”实践，其不可能顺利，难处或张力一直存在。作为“后革命”与独生子女一代，深处“转型时代”的返乡实践者们伴随着改革话语而成长，“精致的利己主义”几乎已成为普遍的社会氛围，各种浮躁、功利与个人至上无差别地笼罩着城乡中国，让他们不得不面对着各种层面的“纠结”，与其说是个体层面的情绪困扰，不如说更是时代问题的症候表现。

继续这样“跳出返乡看返乡”的整体性视野，“返乡”既是起点，也是过程。所谓“返”也非简单“回”，正如前文所述，当前城乡问题不应拘泥于“城市—乡村”二元框架，乡建意义上的“返乡”还将挑战人们对乡土社会的刻板认识与城乡分割的思维定势，更为积极地应对着“资本下乡”冲击。因此，新时代的返乡非仅限于直接从事农业或乡村一线工作的孤立行为，其也是包括市民、消费者和文化工作者等多种力量在内的开放性参与。

总之，面对“反向”中的“返乡”，我们不应仅以旁观者或加油者的心态，去期待着实践者们的突围或算计着他们的成功概率。正如，与其从城市化率的冰冷数据中判断“逆城市化”到底是衣食无忧中产阶级们的个案之举还是新视野坐标下的大势所趋，不如沉下心去思考这种新生活方式本身是否更符合生命本质与生态可持续性；与其在城市化浪潮和乡愁惆怅间焦虑纠结，不如去发现并理解乡土草根的坚韧、不甘与丰富，从改良土壤开始，为这个世界的良性变化创造一些积极因素；与其将之归纳为“农N代”们的寻根之旅，不如说这也是每个现代人在新危机与困境下的必要自觉。因为在空调病富贵病、日益增多的当下，不是劳动需要我们，而是我们需要劳动；在都市日益异化与膨胀的今日，不是乡村需要我们，而是我们需要乡村！

（本文选自潘家恩《回嵌乡土》一书，该书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12月出版）

潘家恩，学者，现居重庆。主要著作有《回嵌乡土》等。

原载于《天涯》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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