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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枯竭后的工人村:她一天出卖身体十几次换取毒品 | 看见

2016-06-13 Stamlee 新浪图片



探访资源枯竭型城市》第三期 云南个旧,随着矿藏资源耗尽,工人村的生存资源也随之枯竭。毒品、艾滋、暴力构成的“食物链”,成了曾经繁忙工人村的一个不堪回首的印记。


摄影:Stamlee   编辑:秦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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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双布满疤痕的手臂,属于一名正在服刑的艾滋病人,他叫刘刚。3年前,在一所监狱的专管区里,刘刚说起过个旧和工人村,那里是他的家乡。在刘刚的讲述里,那里的生态残酷到近乎荒蛮。2016年3月,刘刚刑满释放,回到了个旧。



▲从昆明出发,一路向南,经石林,过开远,迎面而来的,是云贵高原上的“锡都”个旧。俯视大地,群山裸露着被挖开、炸出、刨去的斑驳伤口。这座边陲小城,人口密度一度堪比上海——12平方公里的城区里,聚集了10余万的产业工人和近40万常住人口,“工人村”由此诞生。



▲火车站,是这座城市的重要入口。当年,10余万采矿大军就是经由这里,涌入了100多平方公里的矿区,如今,个旧已被列入69座资源枯竭型城市名单。矿没了,厂倒了,火车站冷清下来,迎接我们的,只有满墙的小广告,和地上散落的招嫖卡片——这里已成为个旧的一个“红灯区”。



▲离开火车站,见了“王哥”。在叱咤风云的年代,他是刘刚的“江湖兄弟”。如今,他已进入艾滋病发病期,体重由130斤下降至70斤。王哥说,从工人村到这里的5公里路,他是走来的,花了一个多小时,哪怕2元钱的公交车,也舍不得坐。



个旧数百家选矿厂已被勒令关闭,闲置的机器锈迹斑斑。曾经,因为采矿带来的繁荣,个旧的盗矿与抢矿团伙十分猖獗。作为工人村里曾经最有名的黑道大哥,王哥就是靠着抢矿、盗矿起家,靠矿吃矿,辉煌一时,而后锒铛入狱。这些团伙也与王哥遵循着同样的命运轨迹。



▲饭后,王哥把所有的剩菜都打包了,然后拎着大包小包走回工人村。个旧,在半个世纪里迅速耗尽蕴藏,王哥一伙人也在疯狂后陆续走上末路。每个月,他靠着微薄的低保生活,在艾滋病毒的侵蚀下延续性命。剩下的日子里,“王哥”就在工人村一间不到10平米的小屋里等待死亡。



这片工人村,安静得有些过分。晾衣绳上虽然还悬挂着旧制服,目前只有少量矿山还在开工。早在90年代初,个旧地表砂矿的锡矿资源就已消失了。1993年起,个旧锡矿业连年巨额亏损。1997年后,矿山企业开始下岗分流,三年间就裁了1.2万从业人员。



失去了矿山依靠的工人,为了填饱肚子,只能各谋生计。许多下岗女工变为廉价性工作者。经过多年整治,她们关的关,跑的跑,散的散,剩下的都转入了“地下”。工人村里的性交易泛滥,加之毒品泛滥,带来了艾滋病泛滥,个旧被列入全国HIV感染者人数占比当地人口数最高的十个城市。



▲这些性工作者在当地被称为“毛线鸡”。这个称呼,来自她们的日常状态。这些妇女总是搬张小凳子,坐在房前,打毛衣或织十字绣。有男人到来时,她们才默默收起毛线,走进小屋。男人紧随其后,关上门。不到10平米的房间里只有一张床,她们就在这里,以10到50元不等的价格出卖身体。 



▲工人村白天冷清,入夜后反倒热闹起来。下岗的老工人大多无所事事,出来打牌聊天。街上出现了小贩、夜摊、轰鸣的摩托车与嘈杂的行人。一些妇女们也开始了夜间的皮肉生意。在一间上世纪苏联风格的筒子楼里,见到了她们中的一员——红芳。



18岁那年,红芳顶父亲的班,进入矿山工作,每天操作升降机。领到第一个月工资的那天,红芳专门跑去村口的照相馆,拍下了这张照片。红芳说,那时候,一切都那么美好。靠着矿山,钱来得太快,当资源换取的暴富遇上毒品,滑入歧途的速度之快,连红芳自己都感到惊讶。



资源耗尽,矿山关闭。红芳一下子失去了收入来源。吸毒这项奢侈的恶习,变成了压垮她的负担。后来,红芳成了工人村的“毛线鸡”。如今已46岁的她,涂着粉底,描了眼线,依然遮不住脸上的皱纹。由于艾滋病已经病发,她的健康每况日下。聊了不到一个小时,红芳开始呵欠连天。



红芳坦然地说自己毒瘾来了,然后开始打电话,一个接着一个,催促对方赶紧送“货”来。不久,红芳出门去迎接。刺眼的车灯照亮了她的剪影,不一会,她就消失在这条朴素的工人村小巷里。



▲红芳拿到毒品返回住处,立刻从床底拿出她吸毒的家伙。没有任何密封与消毒,这些工具随意放置在半个纸盒里。



▲用这些简陋的工具,红芳开始了半个多小时的吸食与注射。HIV的发病让她全身肿胀溃烂,再加上长期吸毒,血管硬化,她只能在大腿内侧,肌肉稍有弹性的部位注射。



如今,她每天需要消耗150元的毒品,所有毒资都来源于这张床。红芳一次次出卖身体,换取10到30元不等的嫖资。当地一名志愿者告诉我,按照现在的状况,红芳的生命估计也就剩一年左右了。



除了这间房,附近还散落着不少红芳的“同行”。红芳指着街对面的男人说:“她老婆在里面接客呢。”据当地公益组织志愿者介绍,工人村的“性工作者”人数无法统计,最多时联系过800多人,其中1/3是下岗女工。这几年,随着她们的流动或死亡,目前还在联系的有200多人。



说起爱人罗丽华,浦正书伤心不已。罗丽华在工人村独自流浪10年,在垃圾堆里接客,在垃圾堆里捡东西吃。2003年,从矿工沦为拾荒者的浦正书把她领回了家,当作妻子照料。两人在一栋不通水电、窗户上糊着纸板的废弃小屋里相依为命。2012年,罗丽华因HIV发病离世。



根据一项媒体报道的数字,在个旧的40万人口中,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已达5400多人,其中70%以上都感染了艾滋病毒。这个数字的增长,与个旧的资源枯竭发生在同一时期。资源枯竭产生的大量失业工人,正是毒品和疾病的主要群体。一旦感染艾滋,他们就要日复一日靠长期服药控制病情。



个旧疾控中心开设有美沙酮门诊。当地卫生防疫工作人员说,这可以预防和减少艾滋病的传播。美沙酮的药理作用与吗啡相似,可以用于成瘾病人的脱毒治疗,但服用美沙酮也会产生欣快感,也能成瘾。直到现在,美沙酮治疗仍旧存在法律和道德上的争议。但对于个旧来讲,别无选择。



在卫生部门的帮助下及时治疗、坚持服药,一定程度上,可以挽救许多既成的悲剧。小美夫妻是不幸的,他们小两口都因吸毒染上了艾滋病。他们又是幸运的,通过“母婴阻断”技术,他们生下了健康的女儿。夫妻俩说,女儿是他们生活的全部希望。



有的孩子则没有这么幸运。在公墓的墓碑群里,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碑文:“我来过,我很乖。”志愿者说,这是一个通过母婴传播感染了艾滋病的患儿,孩子来到这个世界才2个月,就又回到了天堂,连名字都没来得及起。父母想给孩子在人世间留下一点痕迹,于是有了这块墓碑。



而在个旧传染病医院里,有些HIV晚期患者,正孤独地躺在病房里,等待死亡。



有些死亡,甚至换不来一块墓碑。个旧工人村中,身患艾滋又染毒瘾的女人,往往被家庭抛弃,她们死后,甚至没有亲人愿意来收骨灰。在个旧这片公墓前,一名志愿者说,这10年里,经他们的手送走的姐妹,已经有82人,但只有12人的家属来收了骨灰,竖了墓碑。其他的,都“爬了烟囱”。



个旧新城的高楼沿湖而建,拔地而起。从老阴山的山顶俯瞰,工人村被高楼重重遮挡。这座笼罩在阴影下的地方,依然在这个残酷生态圈中挣扎。离开前,王哥说了四个小时。他说,自己一生沉浮,与个旧这个城何其相似。上周,红芳的电话停机了。昨天,刘刚发来短信,说自己找到了工作……



▲“爬烟囱”的比喻背后是黑色的。这些被抛弃的女人,因艾滋和毒瘾死去后,遗体只能被送入焚烧炉,尸体来回翻滚,烧成骨灰。最终,被加大马力的鼓风机,直接从烟囱向外吹散,变成一缕青烟。送她们最后一程的,只有一些志愿者。在一位志愿者的工作笔记中,记录着“一个美丽的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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