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朝鲜来：不如就当自己死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朝鲜经济危困；2006年后，由于试射导弹和地下核试招来国际禁运制裁，朝鲜又一次面临严重饥荒。大饥荒最终诱发了朝鲜国民持续性越过中朝边境的浪潮。直到今天，无论合法或者非法留居中国的朝鲜人都和他们来自的这个国家一样，带着神秘色彩。
摄影：Stamlee 编辑：马俊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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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朝边境线，长达1000多公里，主要以鸭绿江、图们江为分界线。夏季，水浅处，涉水就能过江；冬季，冰封江面时，通行则变得更加方便。一江之隔，两岸是完全不同的生活场景。
在对岸的朝鲜乡村，人们都住在一种叫 “口琴屋”的平房里，数排房子紧紧贴在一起，就像口琴上的方形气孔。所有东西都是白色或者灰色的。偶尔，门框和窗框会被漆成扎眼的青绿色。朝鲜城市里的房子整齐划一，有一半是“鸽子笼”，能安装电视天线已经算是条件很好的朝鲜人家庭了。
红色是书写那些无处不在的宣传标语的专用色。在灰色的背景里，红色的标语遍布广场、车站、田野、山崖，又或者公共建筑物的屋顶上，耀眼、夺目。“金日成万岁！”“金正日，二十一世纪的太阳！”“走我们自己的路。”“一切按党的指示。”“这个世界上，我们无所羡慕。”
上世纪90年代时，鸭绿江、图们江两岸，还不像现在这样被铁丝网隔离。由于饥饿，会有朝鲜人越江来寻找食物，他们由短期觅食、打工到长期滞留。中国政府并不承认非法进入境内的朝鲜人为难民身份。由于越境的人越来越多，两岸的管制也越来越严。朝鲜一方甚至每隔数百米就会设一岗。
在图们江沿岸一个叫四十三道沟的地方，我们看到了大量用中文、朝鲜文同时书写的警告牌“严禁收留越境人员，严禁贩卖越境妇女儿童”，这样的警示牌，在图们江边属于中国的这一侧，每隔一公里左右就能看到一个。四十三道沟，与朝鲜女子金央和她弟弟七年前越境的地方非常像。
当年，19岁的金央带着弟弟跨过江，只是想用山里挖来的人参到中国这边换点儿粮食，然后回家。然而过江后，枪声在背后响起，两人走散。为了找弟弟，她滞留在中国，先后与四个男人同居，如今在歌厅陪酒唱歌，每小时服务费20元。这份工作不需要身份证，工资日结。
金央曾偷偷回过朝鲜的家，那是离中朝边境约10多公里的一个村庄。弟弟没有回去。那边有人告诉她，她和弟弟的名字已被列入“死亡”名单。如果被重新确认为“判逃”的话，她在朝鲜的亲人都会受到牵连。那还不如就当自己“死”了。朝鲜就成了她再也回不去的家。
一位了解内情的人告诉我们：像金央这样，已经再也回不了家的朝鲜人，其实不是个例，非常多。只是没法统计具体的数字，又或是这样的数据，缺少考证的依据，不能公布。边境线上的中国村落，会有大量的横幅标语，提醒当地居民哪些事是不能做的，比如与朝鲜人“以物换物”。
然而，这些警告牌并不能完全阻止中国的朝鲜族人向对岸伸出援手。他们本是同根同族，有的还是亲戚。一位了解内情的村里人告诉我们，早些年，对岸来的人是直接住到家里的；现在管得特别严，有人就会把一些报废的车辆弃于路边的荒地，仔细看，那里面，会有衣物和食物。
成英吉，一个朝鲜矿工的女儿。22年前父亲因“不当言论”被抓，两天后母亲和哥哥失踪。为了活命，她跟邻居跨过图们江，被一个通化农民买去做媳妇。5年后她遭遣返，一年劳改后被释放。她用丈夫藏在棉衣里的500元疏通关系再次越境，此后举家迁往黑龙江，现在大儿子已上大学。
1996年春天，一个乞讨者敲开了李江勇的家门。那是一个年轻的女子，面黄、清瘦，李江勇一眼就认出这是一个过江来讨食物的朝鲜人。这个叫朴元凤的女人，后来成了他的媳妇，还生了一个儿子。三年后朴元凤被遣返。如今，他们的儿子在南方打工。李江勇每年都会去图们江边遥望对岸。
孩子是很多过江的朝鲜女子在中国做短暂停留后留下的抹不去的“痕迹”之一。这种情况不仅仅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直到2008年，这样的事依旧在发生。那一年，阜新矿工马家华花了2000元买了一个朝鲜媳妇崔兰阳。一年后，生下儿子阳阳。后因担心被举报，他把媳妇送走。
这一走，媳妇就再也没有回来。阳阳从来没见过妈妈，爸爸也从来不说。他从隔壁邻居的对话里听到过，自己的妈妈是朝鲜人。如今，阳阳都九岁了。妈妈唯一留下的，就是当初从朝鲜来时，口袋里装的两枚领袖徽章。马家华说，他的朝鲜老婆名字中有个阳字，所以，他给孩子起的小名叫阳阳。
也有很多非法越境者生活在中国的大城市。沈阳西塔区是朝鲜族人的聚集区，在这里生活的人90%都是中国的朝鲜族人，由于同根同族，此处也成了很多越境来中国的朝鲜人的过渡区。中国的朝鲜族人会为他们提供工作、住所等等。
崔相中已经在西塔区生活了6年。6年前，他和父母哥哥一起越境来投靠中国亲戚。两年前，母亲生病，他们无力承担高昂的医疗费。最后，母亲死在了一家私人小诊所里。
崔相中的工作是帮一家小作坊淹制泡菜，这对他来说熟门熟路。他一边工作，一边学习语言。与我们的交流，他完全可以用中文对话。
去年，父亲和哥哥已经先行去了四川。有人告诉他们，越是远离边境城市，对他们来说会越安全。很快，他也要去和父亲会合了。那天，他借用了一个中国人的身份证买到了一张火车票，并顺利登车。
在中国，除了“非法”越境的朝鲜人，还有一部分合法入境的“国家派来的打工者”。他们在中国期间，不允许独自出门；不允许私下与中国人交谈；不允许被拍照；收入中一部分要上交国家……这是中国珲春的一家冷冻厂门口，朝鲜女工像军人一样走进厂区，整个队伍都是沉默的。
在珲春梧桐小区，住着很多来自朝鲜的打工者，这是她们在宿舍门前。走在大街上的朝鲜女工会被当地人一眼就能分辩出来。她们往往穿着灰色开领西装，扎一条红色或者绿色的丝巾，穿中跟的皮鞋，长发，但会有点波浪卷。她们一定是三五成群地在一起，一起去食堂，甚至一起上厕所。
她们工作的地方和宿舍区，都用中文和朝鲜文标着“严禁拍照”。午餐时间才会听到她们的嬉笑声。梧桐小区门前的一家超市老板娘，算是与她们说话最多的中国人了。朝鲜女工是不会和中国男人讲话的。如果有人问起朝鲜的事，她们会立即非常严肃地打断，或者反问“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来中国打工的朝鲜人，大多从事着工厂流水线上的工作。也有在一部分生活在像沈阳西塔区这样的商业区，她们在商业区的一些朝鲜餐厅工作。哪怕是在门口迎客，见到照相机，这些年轻的朝鲜姑娘也会迅速转过脸去，避开。
夜幕降临，如果看一下远东地区夜间的卫星照片，你会惊奇地发现有一大片地区没有亮光，这片黑暗地区就是朝鲜。鸭绿江和图们江就成为光明与黑暗的分水岭。由于电力匮乏，朝鲜的夜晚一直笼罩在黑暗中。与它相比，对岸的中国，哪怕是一个乡村，都像个不夜城。
我从朝鲜来
图|文 Stamlee
从辽宁丹东沿鸭绿江北上，对岸就是朝鲜。经集安、临江，再离开江边，拐弯进入长白山林区，往珲春方向。等回到沿江路段行驶时，就已经是图们江了。在一个叫四十三道沟的地方，我们找到了金央向我们描述的跟她越境过江之处很像的地方。
4月，图们江大多数的江段，还处于冰封状态。属于中国的这一侧，每隔一公里左右就会有一些警示标志“严禁收留越境人员 严禁贩卖越境妇女儿童”，又或者是“严禁向朝方做出挑衅动作”等等。
公路上，偶见边防部队的巡逻车。在城市的出入口才会有检查站，武警对过往车辆和人员进行简单盘问和身份证登记。对岸朝鲜，则是每隔几百米就设有一岗哨。有的，则更像是掩体，又或者是废弃的狩猎掩蔽处。江的两岸，被铁丝网隔离。
“我弄丢了弟弟”
金央说，7年前，也是在4月，那是个青黄不接的季节，当年的种子还没下地，前一年的存粮已经吃完了。她拖着已经饿得奄奄一息的弟弟一起在夜幕下踏冰过江来，只是想用山里挖来的人参到中国这边来换点粮食，哪怕要点饭也行，然后就回去。那时，江的两岸，还没有像现在这样，被铁丝网封闭。
然而，当他们过江后，就听到了背后的枪声。姐弟俩就像是两只受惊的兔子，没命的向中国这一侧的深山里飞奔。开始时，14岁的弟弟还跟在身后，跑着跑着，弟弟说，实在跑不动了。金央看到西北方向有村庄的灯光，她让弟弟等着，她去讨些食物再回头来找弟弟。然而，那若有若无的点点灯火指引她走了整整一夜，也没到达。最后，食物没找到，后半夜的大雪反而把她来时的脚印都掩埋了。
“弟弟被我弄丢了，弟弟被我弄丢了……我当时应该大喊的，也许弟弟就能听到，可我又不敢……”直到今天，金央依旧在自责。那年，她19岁。
后来，她偷偷又回过朝鲜的家，那是位于离中朝边境约10多公里，一个叫“土脱”（音译）的村庄。弟弟没有回去。于是，她又跑来中国寻找，这一找就是7年。她也成了滞留在中国的朝鲜人。
一江之隔，中朝两边是完全不同的生活场景。中国的城市有高楼，有广告牌，有车辆，有集市。在朝鲜那边，拖拉机也很少见，零零散散可见黄牛在拉犁，路人有气无力踩着破旧的自行车在泥泞的小道上爬行。朝鲜的房子简朴，整齐划一，在城市里，有一半是“鸽子笼”， 就是只有一间房间的低层公寓楼；在乡村，人们都住在一种叫 “口琴屋”的平房里，那是数排只有一间房间的房子，紧紧贴在一起，就像口琴上的方形气孔。偶尔，门框和窗框会被漆成扎眼的青绿色，但是绝大多数情况，所有东西都是刷成白色或者灰色的。
2001年，一个《洛杉矶时报》记者深入韩、朝两国，多年后，在他的文字中，是这样描述朝鲜的：色彩是出现在宣传画里的。金日成洋溢着慈祥的微笑，他的形象以社会主义写实风格的艳丽色彩出现在招贴画中。伟大领袖迎风矗立，被一群身着五彩朝鲜民族服装的孩子们拥簇着。放射状的黄色或者橙色的光茫从他的四周射出：他，就是太阳。
红色是书写那些无处不在的宣传标语的专用色。朝鲜语文字是由圈和线组成的字母。在灰色的背景里面，红色的“圈线”，遍布广场、车站、田野、山崖，又或者公共建筑物的屋顶上。耀眼、夺目。
“金日成万岁！”
“金正日，二十一世纪的太阳！”
“走我们自己的路。”
“一切按党的指示。”
“这个世界上，我们无所羡慕。”
他们和他们的国家一样，带着神秘色彩
夜幕降临，如果看一下远东地区夜间的卫星照片，你会发现有一大片的地区很奇怪的没有亮光，这片处于黑暗的地区就是朝鲜。鸭绿江或者图们江就成为光明与黑暗的分水岭，由于电力的缺乏，朝鲜的夜晚一直笼罩在黑暗中。与它相比，对岸的中国，哪怕是一个乡村，都像个不夜城。
上世纪九十年代，朝鲜经济面临严重困难，从1990年到1998年，经济持续衰退，粮食严重不足、制造业和交通运输业瘫痪，能源和工业原料十分紧缺。1994年，金日成逝世后，情况越来越糟糕，洪水、干旱等自然灾害的袭击，外部世界对朝鲜的封锁，再加上金正日主政后于1995年发动全国范围内的“苦难的行军”运动，号召人民加班加点，超额劳动以“战胜”经济困难，但粮食配给却越来越少。
2006年以后，由于试射导弹和地下核试招来国际禁运制裁，使得原本已经粮食短缺的朝鲜，又一次面临严重的饥荒。
在朝鲜，哪怕是最困难的时期。对于大多数朝鲜人来说，如果他们可以得到足够多的食物，他们会希望留在自己的国家。
但，朝鲜大饥荒最终诱发了朝鲜国民持续性越过中朝边境的浪潮，就像金央一样，他们由短期越境觅食、打工到长期滞留，有一小部分则通过中国前往第三国。
根据1951年联合国通过的《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第1条的规定，难民是指“因战争或者暴力的原因，或因种族、宗教、国籍、特殊社会团体成员或政治见解，而有恐惧被迫害的充分理由，置身在原籍国领域外不愿或不能返回原籍国或受该国保护的人。”
对于难民，国际法确立了“不推回”原则和“国际团结合作原则”。前者要求，除非有正当理由认为难民有足以危害其所处国家的安全等其他严重情形，任何国家不得以任何方式，将难民驱逐或送回其生命或自由受到威胁的领土边界；后者要求，世界各国在难民的接纳、安置、援助、保护，难民事务开支的分摊以及消除和减少难民的产生的根源方面有责任加强团结与合作。
目前，中国政府并不承认非法进入我国境内的朝鲜人为难民身份。
直到今天，无论合法或者非法留居中国的朝鲜人都和来自的这个国家一样，带着神秘的色彩。他们中有“国家”派出的打工者，在中国工作期间，他们不允许独自出门；不允许私下与中国人交谈；不允许被拍照；收入中一部分要上交国家……另一部分非法入境者，则是忍受着背井离乡、骨肉分离的痛苦，他们东躲西藏，挣扎于被遣返回国的恐惧阴影中。他们的存在是普通中国人视野中的盲点，但却日益成为世界瞩目的热点。这群因饥饿而离开朝鲜的人，也被韩国人称为“逃北者”；哪怕是短暂的停留 ，也会留下再也抹不去的“痕迹”。
“我的亲人在中国”
成英吉，这是她搬家后改过的名字。为了别人喊她时，听着不太像朝鲜人。15年前，当她第二次回中国丈夫身边时，丈夫看着两个年幼的孩子，立即决定举家迁移，这个善良的中国男人一心想到的是：不能再让孩子失去母亲了。一起生活了五年，他也觉得离不开这个朝鲜女人了。
成英吉的老家在朝鲜茂山铁矿区，她的父亲是个卑微的矿工，记忆中父亲有点古怪，似乎总是背负着千斤重担。平时，他根本就不说话，对所有的问题也就是回答一两个字，说话声音也小得总像在耳语。她也想不通，以父亲这样的个性，在1995年的夏天，因“不当言论”被几个军人带走，同时被带走的，还有邻居的两个叔叔。两天后，母亲和哥哥也突然失踪了。而且一去就再也没有任何消息。
成英吉甚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朝鲜人的基层小区是按照一种叫“人民班”形式组织起来的，每个人民班大约由二十户居民组成，它的职责就是是密切监视居民并管理小区的日常事务。人民班的领导由居民自行选出，通常会是一个中年妇女，她会将辖区内的任何异常情况、异常言论上报给上一级政府。
一个月后，那个和父亲一起被带走的邻居叔叔家的阿姨“冒着天大的风险”很委婉地告诉她：父亲、母亲和哥哥已经回不来了，也许用不了多久，她也会被带走。那一年，成英吉虽然已经25岁了，但自从出生就从来没离开过茂山，她害怕极了。两天后的一个深夜，那个阿姨又来找她了，一起的还有四个人，一男三女，她只认识那个阿姨，就这样糊里糊涂跟着他们来到了图们江边。平时，她会到这儿洗衣服，她知道对面就是中国，不能越界。这时那个阿姨才告诉她，他们要去中国寻找活路，她可以跟着一起去，也可以选择回头。举目无亲，又害怕自己也会被随时带走的成英吉，就这样第一次跨过了图们江。
江对面有人接应。当天晚上，她们就在一家中国朝鲜族人家过夜。那晚，成英吉终身难忘。第一次吃到整碗的白米饭，第一次吃到大块的肉。
三天后，她被带到了中国通化的一户农民的家中。邻居阿姨告诉她，大家得分开了。她指了指蹲在门口正在抽烟的那个中年男人：“以后他会照顾你”。并提醒她，千万不要声张，否则招来警察。那样的后果，她自然知道很严重。
那个中年男人比成英吉大15岁。后来，她才知道，自己是被这个男人买来做媳妇的，价格是1000元人民币。虽然是买来的，但男人憨厚，对她也很好。从最初的能吃上肉，到后来慢慢不再担惊受怕，他们一起生活了5年。5年里，成英吉为这个男人生下了两个孩子。虽然，偶尔她会想起父亲、母亲以及哥哥，但繁重的农活后，看着自己的两个孩子在院子里嬉笑，成英吉已经完全接受了这个家和中国亲人。
然而，命运总是那么充满波折。2000年秋，那天，丈夫前脚刚出门去收拾苞米地，后脚警察就上门了。和所有非法进入中国的朝鲜人一样，经过审查后，她被关进了看守所。一周后，她的中国丈夫给他送来一件新棉衣，隔着铁栏杆，他们的会话时间很短暂，旁边还有看守。这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无力改变朝鲜妻子被遣送回国的现实，只会反复地说：“天冷了，把衣服穿上；天冷了，把衣服穿上……”
多年后，成英吉回忆，就是那件棉衣，不仅帮她度过了那个在劳改营里最难熬的冬天，也同时成就了她，让她一年后能够再次回到中国。因为看似老实巴交的中国丈夫竞然在棉衣袖子里塞了500元人民币，当成英吉穿上后，才会感觉出胳膊处的异样。
回到朝鲜，她进了劳改营。一年后，她被奇迹般放了出来，据说与节庆大赦有关。
回到茂山，那里的家早就已经没有了。这次，她没有像第一次失去亲人时那样六神无主。成英吉后来在劳改营里洗棉衣时，取出那500元人民币。在边境上，她找到了一个中间人，帮她疏通关系 ，然后再一次渡过了图们江。
成英吉打通了中国丈夫的电话。
那个男人带着两个孩子，第二天就出现在了她面前。他们没再回通化的那个家，男人害怕好不容易回来的妻子再次被抓走。
他们举家去了黑龙江。那个男人说，他只想找个没人认识他们的地方，平静生活。
如今，22年过去了，大儿子都已经上了大学。
成英吉不仅学会了讲中国话，还带着浓浓东北腔，她在给儿子打电话：“别净想着省钱儿，不差你一口吃的，别把身体整垮喽……”
朝鲜妈妈唯一留下的是两枚领袖勋章
如果说，成英吉的故事就到此为止的话，还算是一出团圆的喜剧结局。那么与她有着相似经历的朴元凤和崔兰阳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每年4月，李江勇都会骑着摩托到临江县的鸭绿江边，望着彼岸，口中念念有词，“……小凤啊，孩子又寄钱来了，他在南方干得很好，你放心吧……”今年他已经64岁了。
江对面是朝鲜，李江勇说，他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光很短暂，连三年都不到，那是和朝鲜妻子朴元凤一起度过的三年。他们还有了一个孩子。
1996年春天，一个乞讨者敲开了李江勇的家门。那是一个年轻的女子，面黄、清瘦，李江勇一眼就认出，这是一个过江来讨食物的朝鲜人。那几年里，村里常常会有这样的人出现。有的，甚至留在了村里，成了某家老光棍的老婆。
那年已经44岁的李江勇，也依旧打着光棍，他也曾想过，去买个朝鲜媳妇。那天，女人在李江勇家吃过饭，依旧还在饭桌前坐着，低着头，没有要走的意思。
这个女人，就是李江勇后来说的那个，与他一起度过了最幸福三年的朴元凤。她勤劳能干，不仅能帮家里干重农活，一年后，还为他生了一个儿子。
一直让李江勇后悔不及的是，他说自己太大意了，其实警察上门的前几天，村里就有人在传：附近有警察在走访调查非法滞留在中国的朝鲜人。村里有几户小心谨慎的人家，早早就把朝鲜媳妇送别处去了。李江勇觉得，这只是传闻而已。
然而，警察真的上门了。朴元凤什么也没有带走，连结婚时，李江勇给她的那枚戒指都留下了。她抱着一岁多的儿子不肯松手，亲了又亲，亲了亲。这一走，就再也没有任何消息。
如今，儿子都已经年满18岁，去了南方打工。李江勇依旧单身。
短暂的停留，却留下抹不去的“痕迹”，比如孩子。这不仅仅是在上世纪的90年代。直到2008年，这样的事依旧在发生。生活在阜新农村的阳阳，从来没见妈妈，爸爸也从来不说。他从隔壁邻居的对话里，听到过自己的妈妈是朝鲜人。
2008年，马家华通过中间人介绍，花了2000元，买了个朝鲜媳妇。一年后，生下阳阳。孩子才刚刚满月，马家华因为与工友打架斗殴，被人威胁要举报他的朝鲜老婆。因为害怕，当晚，他就送媳妇外出避风头。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
如今，阳阳都九岁了。妈妈唯一留下的，就是当初从朝鲜来时，口袋里的两枚领袖徽章。
马家华说，他的朝鲜老婆名字中有个阳字，所以，他给孩子起的小名叫阳阳。
“再也回不了家了”
自从金央第二次回到中国，为了寻找弟弟的下落，就再也回不去朝鲜的家了。那边有人告诉她。她和弟弟的名字已被列入“死亡”。如果被重新确认为“判逃”的话，那么，她在朝鲜的亲人都会受到牵连。那还不如就当自己“死”了。
然而，她说，这7年来，一是弟弟失踪的事一直折磨着她； 二是她提心吊胆，东躲西藏，又不得不艰难求生。真是生不如死。
我们见面的地点，是她目前工作的地方，一家很小的歌厅包厢。陪客人唱歌，喝酒，每小时的服务费是20元。之所以选择这份工作是不需要登记身份证，工资可以当日结算。
在中国的7年里，她先后与四个男人同居，只有这样，没有身份证，她才能有个安身之所。这四个男人都是煤矿工人。前面的两个，在老家都还有妻儿；第三个男人，常常打她，她实在不堪忍受后逃跑了；现在这个男人虽然对她还不错，但因为煤矿效益不好，男人已经很久没活干了，实际上，目前两人的房租、饭钱都来自于她在歌厅的陪客收入。
“以后怎么打算？”
沉默了很久，金央只说了一句“再也回不了家了”。
一位了解内情的人告诉我们：像金央这样，已经再也回了家的朝鲜人，其实不是个例，非常多。只是没法统计具体的数字，又或是这样的数据，缺少考证的依据，不能公布。
沈阳的西塔区是朝鲜族人的聚集区，在这里生活的人有90%都是中国的朝鲜族人。正因为语言相通，生活习惯相近，这里也成了很多越境来中国的朝鲜人的过渡区。也因为同根同族，中国的朝鲜族人也愿意帮助他们，比如雇佣他们工作，提供住所等等。
崔相中已经在西塔区生活了6年。6年前，他是和父母哥哥一起越境来投靠中国亲戚的。两年前，母亲生病，因为没有像中国公民一样能用医保看病，他们无力承担高昂的医疗费。最后，母亲死在了一家私人的小诊所里。
崔相中的工作是帮一家小作坊淹制泡菜，这对他来说熟门熟路。他一边工作，一边学习语言。与我们的交流，他完全可以用中文对话。
去年，父亲和哥哥已经先行去了四川。有人告诉他们，越是远离边境城市，对他们来说会越安全。再过几天，他也要去和父亲会合了。
那天，他借用了一个中国人的身份证买到了一张火车票，并顺利登车。
“我们是国家派来的”
中国的珲春位于吉林省最东端，图们江下游，隶属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是中国唯一地处中俄朝三国交界的边境窗口城市，与俄罗斯、朝鲜山水相连，与韩国、日本隔海相望。
每到周六的早晨，珲春梧桐小区的5路公交车就会突然暴满。梧桐小区位于珲春的开发区，离市中心约4公里左右，这样的距离，对于一个珲春这样的小城来说，已经算是非常遥远了。住在梧桐小区的居民有两大类，占大头的是开发区里原来的拆迁回迁户。另一类是来自朝鲜的打工者。每到周末，这些朝鲜打工者，就会成群结队挤上通往市中心的5路车，逛街购物。
哪怕生活在同一个小区，这里居民们对朝鲜打工者的生活也了解很少。我们曾试图与这个人群有些对话。但中间人告诉我们，这不可能。
“他们属于国家派来的打工者，有非常严格的纪律。”
“如果要和这些人对话，得向平壤申请，得到许可才可以。所以这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事。”
于是，我们只能默默地在一旁边观察。用各种碎片的组合去再现他们的生活。
珲春的开发区，大致有三类劳动密集型的企业需要劳动力：服装厂、冷冻食品加工厂、朝鲜族酒店餐饮企业。
每天清晨6点30分的样子，梧桐小区的西大门，就会准时出现大批女工，虽然没有列队，但看得出，她们是分成几个群体的。过一会儿，就有不同的大客车会来把她们接走，去不同的工厂。虽然都属于黄色人种，但走在大街上的朝鲜女工会被当地人一眼就能分辩出来。
她们往往穿着灰色开领西装，扎一条红色或者绿色的丝巾，中跟的皮鞋，长发，但会有点波浪卷。最关键的是，她们一定是三五成群的一起走路，一起聊天，一起去食堂，甚至一起上厕所。中间人说，这也是她们的纪律之一，不准单独行动。
一家冷冻厂的厂门口，朝鲜女工下车后，就自觉排成两列，整个队伍都是沉默的，然后像军人一样，迈步走进厂区。她们工作的地方和宿舍区，都分有用中文和朝鲜文标着“禁止拍照”。午餐时间，才会听到女工们的嬉笑声。
在一家朝鲜饭店的门口，两个穿着民族服装的朝鲜姑娘像招牌一样在门口迎宾。哪怕是在这样的公共场合，一旦看到相机，她们也会迅速转过脸去。
梧桐小区门前的一家超市老板娘，算是与他们说话最多的中国人了。因为女工会经常来买食品或者生活用品。一旦她们走进店里，老板就会喊出老板娘来接待，他自己就在一旁默默地看着，因为朝鲜女工不会和中国男人讲话；买东西时，她们会互相之间先用朝鲜语很低声的讨论一番，再派出其中一个中文讲得最好的来询价；她们会为2元钱的一个发夹尝试着讨价还价；买方便面时，只会买塑料袋包装的，而不会去选择碗装的；如果有人向她们问起朝鲜的事，她们立即会非常严肃地打断制止，或者反问“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很早以前，老板就曾问起，“你们老家的人还会挨饿吗？”
结果，刚刚还在嬉笑聊天的女工们，立刻集体沉默了。她们没有买东西，离开了小店。10分钟后，一个像是女工们领导一样妇女来了，她直接质问老板：“你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你还和她们说了什么？”“我会把今天的情况，报告给你们领导……”
那次对话，让老板非常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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