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研究丨中国古代的法官具备法律专业知识吗

今天的我们

在学习、实践法律专业的时候

都有系统的法律知识作为指导

那么古时候的“青天大老爷”

到底是依照什么来强化法律技能

做到“明辨忠奸”的呢？

看看教授关于这个话题的研究

作者：郝铁川

来源：法治日报——法治网

笔者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中华法系研究》一书中提出，中国古代的法典是法家化的法典，但中国古代的法官就其总体而言，却是儒家化的法官。即审理案件的官员绝大多数人缺乏专业法律知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观点，可从有关史料中得到答案。

第一，律博士到元代之后便不再设置。根据李教授的阐述，随着儒学独尊地位的巩固，大约东汉中期以后，社会逐渐形成了重经卑律的风气，律令之学逐渐没落。曹魏明帝时，卫觊提出置律博士的建议，被朝廷采纳。历代因之。隋初在大理寺设从九品律博士8人，明法20人，但在隋文帝开皇五年被废。唐代自玄宗以后一直在国子监下设律博士，学生员额为50名，招收对象是年龄在18岁以上25岁以下的八品九品官员子孙及庶人之习法令者，主要是为了培养具有律学知识的普通文官。到了宋代，亦设律博士掌法律教授，律学没有定员，招收的对象是官员和举人。其表明官员或至少是已经科举考试通过者，再来学习律学。到了南宋，律博士和律学教育走向衰微。到元代以后，律博士便不再设置。

第二，唐宋科举中的明法科仅是选拔低级法律专业技术人员的渠道。明法科是唐代常举六科之一。考试内容主要是考察应试者对律、令等成文法的记忆和理解。北宋明法科亦是科举诸科举之一，神宗时期鉴于明法科选拔之人“徒诵其文，罕通者”，废旧科明法，设新科明法。南宋高宗时期科举注重经义，废除了新科明法。唐宋时期的明法科有两个特点值得注意：一是从考试内容上来看，明法科从不用试经，到明法通经受到鼓励，再到明法必须通经，甚至试经之比重超过试律。这反映了朝廷对“法吏通经”要求的逐步提高。也就是说，在如何养成专业司法人才这个问题上，“经”较之于“律”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如同司马光在反对设立明法科时所讲：“礼之所去，刑之所取，使为士者果能知道义，自与法律冥合。若其不知，但日诵徒流绞斩之书，习锻炼文致之事，为士已成刻薄，从政岂有循良？非所以常育人才、敦厚风俗也（司马光：《起请科场札子》，载《传家集》卷54“章奏”）。”二是应明法科试之人的前途不是很理想，为人所轻视。由明法科出身者，难以升迁高官、青史留名，只是选拔低级法律专业技术人员的渠道。在此背景下，律学被视为小道，明法科被视为下科。

第三，在唐朝对进士的关试中，法律技能考试方式不切合判案实际，唐朝表面看比较重视普通官员的法律素养。这体现在科举及第者吏部关试（释褐试）中的“试判两节”和以“身言书判”为核心的官员铨选过程中的“试判两道”上。

第四，宋朝是我国历史上唯一重视官员法律技能的朝代。主要表现在：在吏部主持的关试或铨试中，唐代的拟判变成了宋代注重实际的断案；官员选拔中，唐代对明经通法的优惠政策变成了宋代法律考试的制度性规定。在皇帝提倡，尤其是把习律与做官在制度上紧密联系起来之后，北宋出现了“天下官吏皆争诵律令”的局面，法律成为北宋一般文官的必备知识和基本素质（叶炜：《论魏晋至宋律学的兴衰及其社会政治原因》，载于《史学月刊》2006年第5期）。宋代士大夫成为通经术、明吏事、晓法律的综合性人才。

第五，明代科举考试内容和形式的变化。明朝科举考试取消了明法科，统一为进士科，且专取四书五经命题考试，应试者只能根据程朱注疏发挥，不许有独立见解。科举考试的文体以八股文为准，严格规定每篇文章须按照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和束股这种格式来写。

第六，清代科举制度基本沿袭明代，对法律技能考试亦不重视。清科举考试中虽有“判”之一目，但这类科举考试中的“判”，并非假设一项事实，使考生加以分析，并依据法律作判决，而是以《大清律例》的门目为题，听任考生揣摩其义，然后自行拟定一事，加以判断，不需要引用条文做成具体判决。所以，考生只要没有猜错题意，便可作答，无需更多的法律知识（张伟仁：《清代的法学教育》，载《魔镜——法学教育论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2-23页）。就连这一点，在乾隆之后的科举考试中，“判”也被废了，在律学被视为“小道”的社会氛围中，科举中又无此项内容，尽管朝廷希望在职官员能略通律学，事实上绝无此种可能（李启成：《中国法律史讲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26-228页）。

因此，李启成先生认为，明清两代官员或因满人身份，或因科举中第，或因恩荫捐纳军功等入仕任职，事先可能大多数人都没受过律学教育。他们的具体律学知识，多是通过在职历练而获得。这种历练随人际遇不同，效果亦因之而异，没能成为一种制度，不能保证所有的司法官员皆能具备相应的律学素养，而不得不倚重幕友、书差等辅助人员。

从李启成、张伟仁等诸位先生的研究成果中可知，我国宋代的官员是懂法律的，除此之外的其他朝代就很难说官员是否具备法律素养了。笔者认为，从大环境来说，毕竟孔子的理想是建立“无讼”社会，整个儒家主张的是德治、人治、礼治。因此，关于古代官员总体上儒家化、而没有掌握法律知识的判断，是能够立足的。否则，“无绍不成衙”的师爷现象就无从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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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来源：法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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