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边的中国——文化共同体的社会史初考
文 / 中信泰富经济研究部特约研究员 黄晓京
我坚信，倘若F.布罗代尔依然在世，他会以极大的好奇注视今天的中国对待现代资本主义的方式，也就是说，如果布罗代尔持论正确，中国人会以独特的她自己的方式改造资本主义。（《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序）
一、引子：什么是周边的中国
1880年11月20日，琉球国王密使林世功（1842~1880年）在北京的总理衙门前自刃殉国。1868年，世功留学北京国子监，归国后任“国学大师匠”世子之师。1876年，当琉球国面临明治日本吞并危机时，受命来中国求援。五年时间，世功东奔西走上下陈情，请求中国助以援军，拯救亡国危机。在听说清朝和日本签署条约分割琉球之际，他彻底绝望。他的遗诗“一死犹期存社稷”，他的社稷还是亡了。尽管因左宗棠1881年当了军机大臣行走总理衙门干预此事，分割案一度作废，也无力回天。明治日本废藩置县，1879年并琉球为冲绳，命末代国王尚泰移住东京，封了一个侯爵，1901年病逝，一说被毒杀。
世功之死，震撼官场，感其忠义者集资（一说慈禧·朝廷赐银）二百两，葬之于通州张家湾立禅庵村。曹雪芹也有葬于张家湾之说。明代以后，琉球的贡船照例停泊泉州，贡使一般沿运河北上，在张家湾登岸。康熙时代或许更早，那里就有琉球国墓园。9·18以后一度以其为日本人被毁。林世功祖先为福建人，琉球有所谓“久米三十六姓”，据称1392年洪武下令，闽人学者、工匠、船师移民琉球，定居久米村，此后政治家和学者辈出。事见18世纪琉球的《中山世谱》记载，却不见于中国史籍。古琉球语接近闽南语，官方文字是汉字。
在林世功眼里，在琉球国眼里，中国是什么？早在1609年，日本萨摩藩以武力攻琉球，俘虏了国王，逼写誓文强制上贡，琉球被迫“一国两属”，并对中国隐瞒了实情。明治日本效欧式民族国家，挑战中国~周边传统秩序，1879年册封琉球藩王，世功不认可其合法性。几百年来，中国册封琉球，琉球朝贡中国，名正言顺。其他周边也是如此。册封朝贡代表那个时代中国~周边的国际秩序。周边虽称藩属，却是独立的，非中国殖民地，并共同参与亚洲和国际贸易。朝贡制度历史悠久，随着中国概念的周边扩大，形成一种文化共同体，演变为15~18世纪的朝贡贸易体系（tributary syetem）。周边有事，和林世功一样，可以来中国投诉。秦汉以后安南为中国郡县，宋以后逐渐独立，册封朝贡。明初，安南权臣外戚胡季犛推翻陈朝，建立胡朝，前朝的后人来明廷投诉，胡季犛父子弑主篡位。1406年，永乐派兵护送该王孙回越南，被胡朝杀害，激怒永乐兴师讨伐，1407年郡县其地，设立布政使司。那一年郑和航海时，“是时，交阯已破灭，郡县其地，诸邦益震詟，来者日多”。1418年，反“北属”的黎利发动蓝田起义，屡败明军，1424年永乐去世，明朝撤兵后封黎氏为“安南国王”，恢复朝贡关系。1430年郑和第七次航海，或有抵消安南事件影响之意。
在南海问题上起诉中国菲律宾，以西班牙国王的名字命名的民族国家，原来曾有朝贡中国的苏禄国。1417年，苏禄国三王率三百余人来朝，东王归途病故，安葬德州，“长子都马含归国袭封，次子安都禄，三子温哈喇，留居守茔”。如此说来，山东德州回族的“安”“温”两姓，当为苏禄东王后裔。到1753年（乾隆19年），“苏禄国王麻喊味安柔律噒遣使贡方物，并贡国土一包，请以户口人丁编入中国图籍。帝谕，苏禄国倾心向化，其国之土地人民即在统御照临之内，毋庸复行赍送图册。28年，国王遣使贡方物。自后遂不复至”。乾隆28年即1763年，那一年曹雪芹逝世，苏禄使臣最后来朝，“后遂不复至”，西班牙已经殖民扩张到那里，中国和菲律宾的朝贡关系中断。美国助理国务卿丹尼尔·R·拉塞尔（Daniel R. Russel）信口开河：“亚洲国家很容易因为大国的举动感到焦虑，这也是有充分理由的—在过去一千多年时间里，他们已经遇到过很多这样的问题。”此言用之于过去五百年西方殖民地可也，用之于中国似不通。乾隆拒绝苏禄“编入中国图籍”，不以领土为度，何来千年焦虑。
世功为保全自己的社稷以死相拼，结果是悲剧性的。不仅琉球，中国周边各国皆在19世纪被殖民化，中国~周边秩序“历史终结”。明治日本“脱亚入欧”，效法西方列强，挑战暧昧的朝贡体系的“宗属关系”。1894年甲午之战，是东亚史的转折点，也是东亚民族国家兴起、朝贡体系崩溃的标志性事件。清朝以保护属国出兵戡“东学党”之乱，日本以保护侨民条约为由出兵，当时的外相陆奥宗光，抓住“宗属关系”和独立国家的矛盾，不管袁世凯如何用计调节，就是不撤兵，最终一场中国落败的战争。陆奥宗光将双方的立场归结为，“一方代表西欧的文明，一方要保护东亚的旧习……是西欧的新文明与东亚旧文明的冲突”。与甲午战争相比，林世功之死是一个小事件，在历史的汪洋大海上留不下什么痕迹。不过，这个事件具有某种历史的延伸性，它意味着那个时代中国秩序的终结，也意味一种周边中国的信仰终结。
许多历史事件往往瞬间爆发，其烟雾却可能令人迷惑不解，看清真相要在很多年之后。林世功之死，因果关系早已被遗忘，连带着琉球的属国史，但那股烟雾似乎至今仍未完全散去。2015年，日本经济代表团会见李克强总理，冲绳县知事翁长雄志在座，发言提及被人忘却的琉球国与中国的历史渊源，令不少在场的日本人大为惊诧—当时就美军基地的转移问题，冲绳正和日本政府打官司，此君言论有独立或朝贡中国之嫌。暧昧的朝贡体系是历史的失败者，是不平等的、前近代的、傲慢的“中华秩序”。1793年，马嘎尔尼朝见乾隆成为一个象征性事件，象征中国的无知的傲慢。2011年，日本民主党领袖小泽一郎率一个150名议员代表团来北京访问，被称之为“复活朝贡外交”，间接导致了日本民主党不久之后的下野。
日本的反中国体制或秩序，主要发生在明治维新之后。隋唐以至于明代，日本参与朝贡，虽然没有琉球、朝鲜那样频繁。唯一的挑战者是丰臣秀吉（1537~1598年）。1592年，他曾率16万人的大军侵略朝鲜，明军和朝鲜共同抗敌。这场“壬辰战争”持续六年，秀吉惨败而归，次年病殁。从1368年明朝建立，到鸦片战争西方列强侵入，再到林世功死去的时代，中国— 周边的朝贡体系是唯一的亚洲体系，并维护了东亚世界的和平秩序。
明清的朝贡地在北京。汉代之后的外交机构叫鸿胪寺，元代称会同馆，明清之后仍称鸿胪寺，并设会同馆。从永乐时代起，北京原来的燕台驿、乌蛮驿升格为会同馆，除了提供住宿，使团可以在此开市贸易。紫禁城建成之后，两个会同馆也完成，一个在东江米巷为南馆，一个在澄清坊大街为北馆，皆离皇宫不远。北方建州、海西，西方吐鲁番、撒马尔罕、哈密等来使安顿在北馆，朝鲜、安南、琉球、日本安顿在南馆。日本僧人策彦周良的出使日记《初渡集》，有“玉河馆”之名，时间是1540年（嘉靖19年）3月2日，他们从张家湾出发，“申刻，入京。从崇文门而入，日本二十丁（六丁为一里）余而就玉河馆”。该馆当在北京古老的玉河边上，玉河在1918~1956年间逐渐断水，后改为暗渠，最终填埋，现在皇城根儿附近部分修复。按朝鲜来使的记载，该馆为会同馆的别称：“京师乃四夷朝贡之地。会同馆之外，又建别馆。臣等所寓之馆在玉河之南，故亦号玉河馆”。朝贡之礼皆有定制，使臣可在“习礼亭”研修朝见礼仪，朝见在每月的阴历16日的早朝。这出历史戏剧反复上演，演绎一个周边的中国。
二、周边的中国是理解中国的一个关键
周边的中国，一个超越民族、疆域、习俗、语言的文化共同体。欧洲的中心和周边，历史上也存在类似的纳贡关系，但区别却是显而易见。研究中国，需要一个周边的视角：“如果不谈奴隶，不谈附庸性经济，欧洲是不可理解的；同样，如果不谈其国内的未开化民族和国外的藩属，中国也是不可理解的”。
古希腊、罗马建立的欧亚帝国，以武力征服变地中海为自己的内海，总督统治周边民族。罗马的“公民”（civis）社会演化为文明（civilization），附属的各个民族不是罗马人，纳贡臣服却很难成为“公民”，自他之别严格，并被罗马法律所规定，成为国际法。君士坦丁时代帝国基督教化，要普世到世界一切角落，与现代的民主宗教一脉相承。周边的异族入侵，打击了罗马世界。1452年，拜占庭帝国被奥斯曼所灭，当时欧洲诸国四分五裂，无力应对这个挑战。教会曾为欧洲文化的统治者，古希腊罗马的文明传承断裂。文艺复兴之后，欧洲以回归古典的方式重建文明，但难说近代欧洲是古希腊罗马的继承人。中国的文明是连续的，而且中国者，周边之中国，其疆域不单依靠武力扩张，而是随着自己文明的周边扩大而扩大，从河洛中原的中国，到周边的中国，中国概念也从地域概念演变为一个超疆域的、多民族的共同体概念。这个共同体还包含了农耕~游牧的他者共存，多次经历外族入侵，却蛮夷亦中华。布罗代尔从长时段、整体性的历史观出发提出，周边的中国是理解中国的关键。
从中国立场看和世界，与从欧洲和立场看中国，会存在“视觉差异”，并造成认知误区。古代欧洲人对于中国~周边所知甚少，“遥远的赛里斯国”；近代欧洲也不理解什么“藩属关系”，因为与他们的传统不同。中国人将欧洲视同蛮夷，对近代欧洲的体系缺乏认知，那是一个包括资本主义的经济、民族国家的政治、条约体系的国际关系，一个体系化的国际秩序。在东西方关系领域，历史学家耕耘多年，就个别事件、人物和某个时段的经验中，追求整体性的历史意义。在这一点上历史学和社会学相近，二者皆是整体性的，只不过一个研究过去，一个研究现在，在社会时间的意义上，过去和现在是连续的。狄尔泰的所谓历史、经验和哲学的三位一体，以及对关注历史的“发生学”，同样追求历史的整体意义。沃勒斯坦的整体认识是，近代以来的社会变迁，主体并非民族国家，而是经济、政治、文化三个维度构成的复合体，即“现代世界体系”，它发源于“延长的16世纪”欧洲（1450~1640年），是一个具有中心、半边缘、边缘构造的资本主义的“现代世界体系”，中国~周边处于这个体系的边缘地位。
文化维度中包括宗教，欧洲秩序和宗教关系密切。基辛格说，“从来不存在一个真正全球性的世界秩序。当今时代的所谓秩序，源于近四百年前在德国的威斯特伐利亚一次会议”。欧洲的宗教背景的30年战争，天主教神圣罗马帝国，最终和新教诸侯讲和，签订“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承认各国的主权独立，初创民族国家和条约体系（1648年）。经济维度是中间等级的兴起，一个重要的环节是海外冒险，民族国家主导的东西方贸易。马克思早年追究资本主义的起源，认为1648年的英国革命、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标志着欧洲新社会的诞生，这两次革命“并不是英国和法国的革命，而是欧洲的革命，它们宣告了欧洲新社会的政治制度”，是现代民主国家的起源，而在《资本论》中他又指出“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16世纪揭开了资本的近代生活史”。在某种意义上，资本的原动力源于国际舞台，主要是东方，是亚洲。珍妮特·阿布将13~14世纪“欧洲霸权之前”的世界，描述了一个多元的社会空间和结构，滨下武志则将15~18世纪的中国朝贡（贸易）体系作为唯一的亚洲体系，并指出，正是这个亚洲体系推动了欧洲商业资本主义的形成。
中国的朝贡关系对民族国家的平等关系，是费正清对国际关系二元对立的经典概括，延续着黑格尔以来历史观。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之后，黑格尔看到的“新世界”只出现于欧洲，非欧洲世界只不过犹如盲人突然得了视力，看见了灿烂的阳光而已。印度和中国远未获得自我意识，停留在非历史的历史阶段。中国的国家具有客观理性，但对于属于精神的一切— 心灵、宗教、道德、科学和艺术— 却格格不入。此后，韦伯提出自己“世界史问题”：“为什么科学的、艺术的、政治的或者经济的发展，没有在欧洲之外也走向西方特有的这条理性化道路”，涉及“资本主义精神”，也涉及经济和政治结构。
20世纪的最后十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福山轻率地宣布资本主义和民主主义“历史终结”，他属于黑格尔派。20余年过去，历史并没有终结，他自己也在反思“历史终结”之后的历史。资本和民族国家的世界体系，现在正陷入困境，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并带来思想的迷茫，资本的全球化和民主主义并非灵丹妙药。美欧日“三家村”各有自己难念的经，反恐战争、颜色革命带来持续战乱，伊斯兰国极端主义制造各种耸人听闻的袭击，世界的所有角落，都感觉得到这个体系的动荡甚至失序。一位历史学者这样写到：“我们非但不是在见证历史的终结，而是正在退回历史的起点。过去25年，全世界最突出的特点可能是自由民主的退却，它曾经是解决一切问题的万灵药，但辉煌的往昔如今也成了遥远的记忆。从伊斯坦布尔、莫斯科一直到中国的太平洋沿岸，这些横跨在欧亚大陆脊柱上的国家既有许多相似之处，也有许多差异。它们共同之处在于，其治理制度更接近于传统的宫廷体制，而不是民主制度”。
这样的认识和预测，一定会得罪许多“历史终结”的追随者。可是很显然，没有历史预测，便没有历史科学。认识主体的预测从来都是冒险的，却可作为客观历史的方向性假设。延续了几百年的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可能开始“重组”（restructuring），并意味着一个长期的历史开始。变革的具体途径，是一个实践的课题。世界体系兴起时代便存在其对立物，亚洲唯一的朝贡体系是其中之一。在很长一段时间，新文明曾在这个旧体系之下成长。历经曲折，中国~周边现在以自己方式发展，并参与到这个体系的历史性重组。马丁·雅克写到，随着中国的复兴，它将重申与邻国之间古老的附属关系，当年改变它的外部条件日渐消失和减弱之后，该地区将重新围绕在中国周围，“我们完全有可能看到，朝贡制度的某些部分在现代背景下的回归”问题在于亚洲何以如此，以及以何种现代形式“回归”。过去和现在，结构上的类似性常常导致历史的反复。过去，世界体系利用并超越亚洲唯一的朝贡体系，实现欧洲体系的全球化；而今，世界体系自身在走向衰败，其替代物尚未出现，但中国和亚洲的再兴可能意味着另一次超越，一种边缘的文化革命。
现实的中国~周边并不安宁。东北亚、东海、南海不断有事，这与世界体系的整体性变革相关。亨廷顿早就断言，“引发文明间全球战争的一个更为危险的因素，就是各文明之间及其核心国家之间均势的变化。如果这种状况继续下去，中国的崛起和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竞争者’的日益自我伸张，就将在21世纪初给世界的稳定造成巨大的压力。中国作为东亚和东南亚支配力量的出现与历史已经证明的美国利益相悖”。奥巴马早就提出了“回归亚洲”“再平衡”中国的战略，棋子是日本、韩国、菲律宾以及越南，以及排除中国的TPP。现在看来，美国战略回归力不从心，前景暗淡，而那些战略棋子过去曾是朝贡体系“东亚世界”的成员。
三、朝贡贸易体系是唯一的亚洲体系
15~18世纪，唯一的中国~周边的朝贡贸易体系，刺激了欧洲商业资本主义的形成。从印度洋到中国海，欧洲的民族国家用不着“创造”什么贸易网络，国际贸易网络已经存在多年。他们只是改变规则，以新规则取代了旧的。而且，世界体系的新规则也不是一下子建立的，东西方贸易曾一度在朝贡体系的旧规之下展开，并为中国~周边自身走向近代的一个“国际契机”。换言之，近代化有一个中国和亚洲自己的起源。
为解释亚洲复兴的历史因缘，吉普鲁花了20年研究亚洲港口，写成《亚洲的地中海》。“亚洲地中海”在狭义上指中国南海，而在广义上则指从海参崴、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一直到新加坡的辽阔海域和地域。直到16世纪晚期，这个辽阔海域以朝贡贸易为中心，其发达程度类似地中海世界。通过“亚洲地中海”，中国与印度洋、地中海世界和欧洲相互连接，扬子江地域以南的海洋中国，一直是主要出口商品的生产基地。
1990年代，滨下武志提出朝贡体系概念，指出15~18世纪的朝贡体系，推动了世界经济的第一次全球化。这个体系是中国原产，国际贸易在这个体系下发展：中心~周边（或中央~地方）形式，按中央—各省— 藩部（土司、土官）—朝贡诸国— 互市诸国的顺序排列，构成按中心~周边关系的同心圆交错一种多极体系；这种体系在16、17世纪逐渐成熟，形成一个多层次、多元化、网络性的国际秩序。从下面他的作图来看，朝贡体系的国际秩序，以同心的朝贡圈和多元的外围并存，一直连结到达阿拉伯、地中海东岸（现在的伊斯兰世界）和欧洲。
图~1：中国与周边关系（以清代为例）
滨下认为：“以中国为核心的、与亚洲全境密切联系的朝贡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朝贡贸易关系，是亚洲而且只有亚洲才具有的惟一的历史体系”……“迄今为止，亚洲的近代史，都是作为近代西方列强对亚洲的冲击来进行说明的，对这种分析视角在方法上的反思，应当是现在需要寻求的课题”。在方法论反思的同时，他利用各种史料分析了朝贡贸易圈的各个方面，诸如亚洲地域内的商品交换、连接内外各个社会的交易网络、贸易中心、汇兑渠道，以及在与外部社会进行交换时，亚洲和中国市场的价格动向如何受到制约，日本工业化的发生如何与朝贡体系相关等。关键在于，世界体系是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国家间关系，属于政治性体系；而朝贡体系则是以宗主权为核心的区域性关系，属于政治经济文化的混合体系。西方世界体系本身有问题，我们是否还有可能用东亚历史的经验研究东亚，而且是否有可能去研究西方。
这种亚洲主体的方法论和区域研究，与日本的东洋史学，如内藤湖南、宫崎市定等人的“唐宋之变说”有着内在联系。内藤认为，秦汉为上古，东汉到两晋为一过渡期，五胡十六国到唐中期为中世，唐后期到五代十国又一个过渡期，宋则为“近世”（early modern）：唐宋之际，举凡交通（以西安为中心的中国西部，运河沿线，沿海）、经济（农业，商品经济，市场货币经济）、政治体制（从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化）、文化思想的变迁，使得宋代中国进入与欧洲中世绝然不同的“近世”。这个假说一经提出，刺激了国际学界的一系列探究和争论，诸如宋的商业组织、唐宋的城市研究、乃至中国的“文艺复兴”论，核心是通过历史和实证追究近代的亚洲起源，从中国找到另外一种不同于西方的历史范式。梁启超很早就推荐过“中国近世”概念，却一直未能引起充分展开研究，直到近年才有一些变化，出现一些研究成果。
前世界体系存在另外一种国际的“社会空间”，将民族国家置于各种不同社会（地域社会）的相互依存的大格局之下。珍妮特·阿布指，13~14世纪存在另外一种多元体系，包括西欧、中东和远东三个中心区，三大中心地区均衡发展，不存在一个霸权性的世界体系。威尼斯、热那亚的商人、蒙古征服者、中东和埃及穆斯林，印度和中国的商人的贸易网络组成“亚经济体系”。那个体系崩溃之后，重组为世界体系，而现在的国家和社会还在这一次重组的余波之中。
明代（1368~1644年）与世界体系形成期重合，也是朝贡体系的成熟期。15世纪，欧洲霸权尚未建立，金帐汗国的蒙古势力衰落并皈依伊斯兰，继之兴起的帖木尔帝国、奥斯曼帝国，形成伊斯兰的中心势力。伊斯兰势力控制海路，欧洲新兴国家只能另求生路，绕道非洲进入印度洋。欧洲需要亚洲的香料和丝绸等物产，香料和胡椒不仅作为肉食添加料，而且有防治瘟疫的功能，不可或缺。以后，欧洲势力开始驱逐伊斯兰，1571年西班牙占领马尼拉，可以看作朝贡体系扩张为全球贸易的标志性事件。早在9~10世纪，伊斯兰势力开始进入新疆，佛教的于阗政权曾与其长期抗争。成吉思汗征服新疆，对一切宗教一视同仁。1353年，秃黑鲁帖木儿汗皈依伊斯兰教，强迫库车等地的佛教徒改宗。到乾隆平定准噶尔（1757年）的时代，设立中央代表机构，依旧册封~朝贡，但比如在册封郡王统治之下的哈密，已是标准的伊斯兰政体。
明初，朱元璋宵旰图治，以安生民，又扩大朝贡，实行海禁，有所谓“洪武之治”。穷和尚出身的洪武，对内励垦荒，徒富民，抑豪强，反腐败，重典治吏，剥皮枭首，对外行怀远之道。1369年（洪武二年），朱元璋下令编辑的《皇明祖训》将朝鲜、日本等15个国家列为“不征之国”，或有安定东南应对“北元”威胁的考虑。1370年，明廷在广州、泉州、宁波设立市舶司，广州应对南洋朝贡，诸如占城（越南）、暹罗（泰国），满剌加（马来西亚）、真腊（柬埔寨）等；宁波应对日本，泉州应对琉球。除了朝贡（官方）贸易，民间贸易被严格限制，“明祖定制，片板不许下海”，还规定了严厉的处罚办法。1389年（洪武二十年）汤和经略海上，废除昌国县（舟山），将居民内迁，反为倭寇提供“可巢”之地，而且“海民生理，半年生计在田，半年生计在海……疑其勾引而厉禁之，遂使民不聊生，潜逸而从盗矣。再者，“禁绝海市，遂使势豪得专其利，始则欺官府而通海贼，继则籍官府而欺海贼，并其货价干没之，以至于乱”。
元顺帝逃回草原，仍用大元国号，史称“北元”，至1635年被满清势力征服。蒙古西部有瓦剌四部（准噶尔、和硕特、杜尔伯特、土尔扈特），东部有鞑靼（塔塔尔），相互之间战事不绝并侵扰明朝边境。永乐曾征瓦剌，以后讲和并恢复朝贡关系。在中亚，蒙古后裔帖木儿帝国（1370~1507年）兴起，扩张到阿富汗、印度、伊朗、叙利亚。1402年永乐登基，同年帖木儿大败奥斯曼帝国，也给拜占庭帝国50余年的喘息机会。1405年，帖木儿率军东征明朝，途中病死。有学者指出，郑和下西洋目的是海外结盟，牵制帖木儿。的确，帖木儿要联合其他蒙古旧部，停止朝贡中国，甚至伊斯兰化中国。但在他病死之后，帝国很快四分五裂，双方并未发生战争，牵制之说似难成立。郑和是穆斯林，他经泉州南下，辞别那里的穆斯林村落，至今留有纪念碑厅。1413年（永乐11年）撒马尔罕遣使来京，贡狮子犀牛等特产。永乐也派多人访问中亚，其中陈诚（1365~1457年）最知名，他五次出使，著《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志》，其意义和郑和航海相同。1420年（永乐18年）中亚20余国使臣随陈诚来中国朝贡，参观各地。1421年（永乐19年）永乐在怀来狩猎阅兵，请各国来使观礼。据说明军实力令各国使节大惊，包括帖木儿使臣，永乐亲书致意帖木儿国王以示友好。
海上关系在曲折中发展。李约瑟估计，1420年左右明朝的船舶不少于3800艘，超过当时欧洲船只的总和，他指出：“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以致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可以说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永乐在位22年，中亚和南洋各国来贡318次，每年约15个使团。琉球国时常一年两贡，文莱、满剌加、苏禄的国王亲自来访，有三位在中国病逝。明朝的朝贡体系以往一样厚待贡舶，“薄来厚往”，在互酬中显示权力的上下等级。而且，贡使来华贸易的商品，往往特旨免税，由明廷高价收购，对关税收入不大重视。刺泥国来朝带来胡椒互市，有司请征税被皇帝所拒：“商税者，国家抑逐末之民，岂以为利？今夷人慕义远来，乃侵其利，所得几何，而亏辱大体多矣”。
1453年，奥斯曼穆罕默德二世攻克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拜占庭）灭亡，欧洲各国震动。伊斯兰世界的扩张，惊醒了基督教世界，欧洲人用“当时世界的恐怖事物”来描述这一事件。1492年，穆斯林败退西班牙，欧洲势力扩张到北非，并反攻东方。1571年，欧洲盟军在勒班托海战中险胜，阻止了伊斯兰的欧洲扩张，但神圣同盟实际上依旧四分五裂，未能称霸地中海。至于印度和中国的贸易，还掌握在伊斯兰势力之下。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的船队另辟航路，通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打开连结印度、印支半岛、菲律宾和中国的商路。到17~18世纪，欧洲势力才在军事革命之后强盛起来。
明中后期的朝贡贸易演化为“勘合贸易”，规定外国来朝的时间地点、船数人数，事先提供“勘合”，统一收购贡品，贡期或二年、三年、十年，如规定“日本十年一贡，入宁波港，人毋过三百，舟毋过三艘；琉球，入泉州港，二年一贡，毋过一百人，占城、真腊、暹罗及西洋诸国入广州港，三年一贡”。勘合有谨防假冒和限制的意义，因为朝贡贸易很赚钱。各国的方物，到了中国成珍贵贡品，而中国的一般货物，到了国外成贵重奢侈品，贱买贵卖，获利颇丰，故外国商人趋之若鹜。比如，1404以后中日之间贸易船只，以“勘合符”为证。1411年足利义持当政，勘合贸易一度停止，1429年足利义教恢复了中断十余年的贡舶。日本的出口品主要是硫磺、铜、刀剑、漆器；进口品主要是永乐通宝、生丝、纺织品、书籍、这些对室町文化有相当的影响。1523年（嘉靖二年）宁波发生一次所谓“争贡事件”。当时日本东部的细川氏和西部的大内氏主导朝贡贸易，各自派“遣明使”。细川氏的代表宋素卿（宁波人，翻译）贿赂了市舶太监，使其厚待细川氏而轻慢大内氏，导致两家商人之间相互杀戮，并伤及宁波百姓。明朝废除福建、浙江两地市舶司，仅留广东一处，与日本的正规贸易途径断绝，而倭寇滋生。1554年倭寇劫掠苏州和松江，朝廷调兵平乱，1560年戚继光驻守台州。1567年（隆庆元年）福建巡抚请重开市舶，“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朝廷下旨“隆庆开关”解除海禁，民间海外贸易方获得合法地位。
室町时代的日本无铸币，永乐通宝广泛流通，东南亚的情况类似。“15世纪以前，东南亚大陆似乎没有以铸币货币来促商业的发展……1400年以后，中国的铜线及其在本地的仿铸钱，是东南亚地区日益繁荣商业化的最基本的润滑剂。Cash一词源于梵文，但葡萄牙人将其写成caixa，用来表示进口的中国铜钱”。Caixa即“制钱”，葡语语源如此，现在还用于巴西的储蓄银行。日本的“战国时代”（1467~1615）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号称“三杰”，织田结束室町幕府政权，丰臣完成日本统一，德川建立江户幕府的长期安定政权。有意思的是，目空一切的织田信长的军旗“旗印”居然是“永乐通宝”。
亚洲朝贡体系时代，欧洲缺乏商品，只能以白银货币介入国际贸易，所谓“中国需要白银，欧洲需要商品，二者的结合导致了全世界的商品扩张”。布罗代尔更具体地指出，胡椒、丁香和肉豆蔻的贸易，直接促进了欧洲商业资本主义的形成。美洲的白银有两个渠道流入中国，一个是经由马尼拉，一个是经过欧洲。白银流入欧洲之后曾造成对黄金比价的下降，这有利于自由贸易。“从1550年到1680年，由于美洲的银矿采用现代技术（汞齐法），白银产量激增，从而成为持久的、强大的通货膨胀的动力。”。1493~1600年，世界白银的总产量大约2.3万吨，美洲为1.7万吨，大约70％流入欧洲，其中的40％流到亚洲，其中大部分流入中国，估计有五千吨，约为世界产量的三分之一。经马尼拉的美洲白银，是中国进口另外一个的渠道。1550~1645年，一百年间流入中国的白银大约1.4万吨，约为中国自产白银的十倍。明朝的租税和官俸皆用白银，所谓“白银货币化，财政白银化”，刺激了中国商业、农业、手工业的繁荣。
1499年，葡萄牙侵入印度洋，曾劫掠穆斯林船队。马六甲是郑和航海基地之一，朱棣册封其首领为“满喇加王”，马六甲脱离暹罗，朝贡明朝。1511年，葡萄牙打败印度，进军马六甲，苏丹抵抗了十几年，1526年败落。以后马六甲又被荷兰人、英国人征服。1553年葡萄牙人在澳门立脚，采购中国产品，参与亚洲的白银贸易。在17世纪的欧洲文献中，日本的白银称为“Soma銀”。当时日本白银产地是“石见銀山”，那里有个叫做“佐摩”（samo）的村落，日本白银可能因为那个村落而得名。西班牙人来到东亚，西属美洲银矿的开采使其实力大增，西班牙银元成为东南亚的国际通货。实际上1401~1547年间日本的“遣明船”，货物也是白银，日本叫做“秤量银货”。1533年“石见银山”引进“灰吹法”技术，生产效率得以提高。在16世纪后期的世界白银产量中，日本约占三分之一。在民间贸易非法时代，“唐船”（中国船）上常有银匠和熔炉，得日本银后即熔化使用。日本白银大部分流入中国，有些通过东南亚间接流入。日本自己也改变过去几百年使用“渡来钱”（中国钱）的局面，货币改变为金、银、钱（铜钱）的所谓“三货制度”。
亚洲的商品流入欧洲，新世界的白银流入中国和亚洲，这样一种东西方贸易，刺激了欧洲商业资本主义的形成。安东尼·瑞德指出，如果要寻求贸易时代的起点，1405年的郑和下西洋才是最好的选择，而不是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从西方视角来说，世界贸易诞生于1571年西班牙占领马尼拉。无论如何，15世纪东西方的航海家们开阔了世界，并将这个世界连结起来，但动机和结果有着明显的区别。布罗代尔说过，“从市场变为殖民地，只差一步的距离”，中国人很早就在东南亚经营市场，而不是殖民地。他还说：“只要被剥削者不那么驯服，武力征服随之而来”，欧洲的“西风东渐”就是如此。民族国家的新文明使得他们占据优势，“重组”了这个唯一的亚洲体系，使中国~周边朝贡体系“历史终结”。
四、朝贡体系之前传统的“一带一路”
（略）
五、朝贡体系的深层：文化共同体的国家形式
（略）
六、小结
本文是一个社会史研究的概略的开篇，旨在提出一个世界体系之下中国~周边变革的长期性问题，以朝贡体系的兴衰为主线，并涉及其深层的文化共同体的国家形式。欧洲起源的世界体系，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和条约体系“三位一体”，在战争和征服中全球化，构成延续至今的国际秩序。当下这个体系面临整体性的变革，中国的复兴和周边有事乃至战争威胁，皆与这个历史性的变革相关，并预示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在酝酿之中。
15~18世纪，朝贡体系是历史上唯一的亚洲体系，为欧洲商业资本主义的兴起提供了素材。世界体系在“重组”亚洲体系的基础上形成，他们不是“发现”或者“创造”了全球化的贸易网络，那个网络体系历史上存在于亚洲。“宋代近世”或早期近代，以及发达的朝贡贸易体系，揭示了另外一个亚洲起源的近代。在世界体系扩张的19世纪以后，中国~周边朝贡体系瓦解，成为世界体系的边缘。近几十年来的变革说明，历史并未终结，虽然世界体系难以一下子被替代，但是过去的要素和规则，乃至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可能由于中国和亚洲的参与而被超越性地重组，过渡为一种多元的世界秩序，或表现为某种历史的回归。
国家形式的转型是一个重大的国际问题。“历史终结”论者承认推行美式民主的失败，反思“历史终结”之后的历史，却没有找到新的摆脱危机的道路。中国的国家形式是一个文化共同体，以民族国家的普世假设，在中国寻找欧美样式的“国家形式的议程”，往往只能得到似是而非的结论。文化共同体的国家形式，是中国自身历史演化的结果，历经无数次统一和分裂以及近代以来的政体变化，而保持着自己的连续性，世界体系所“重组”的或许只是其表层结构。在19世纪结束了亚洲唯的一朝贡体系，但中国国家形式的演进没有终结，其今后的演化也必将遵循自己的历史逻辑。
1904年，梁启超曾写下〈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一文，他说：“哥伦布以后，有无量数之哥伦布……而我则郑和以后，竟无第二之郑和”。世界体系之下的资本主义、民族国家、条约体系，挟工业革命和军事革命的威力，席卷全球各个民族和地域，推动无边界的资本主义全球化，产生“无量数的哥伦布”；而中国~周边朝贡体系和共同体国家从此衰败，“竟无第二之郑和”。这是周边的中国的“历史终结”，却也是新的历史开始。中国已经或将要来临的变革，必定指向重建文化共同体国家的方向。
摘自《參閱文稿》No.2016-17，完整版请点击“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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