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深处的人，输给了时代

你写下的，是别人不知道的悲欢喜忧

文 | 水心微风

本文系“澎湃·镜相”非虚构写作大赛参赛作品

投稿原标题：《田野深处的人》

大赛由澎湃新闻主办，复旦大学、今日头条联合主办

代田酒厂 

外婆说，一个人的命就写在他的名字里。外公名代田，所以他一生都离不开田地，到老了、走不动了、有一天死了，最后都会回到田里。

外婆跟我说这话是在夏夜，四川的盛夏虽然温度不算太高，但空气特别潮湿，稍微动一动就浑身溽热、汗流浃背。为了熏蚊子，外婆还把门窗关得严严实实，蚊香的烟火气味慢慢升满整间屋子，闻着更加火燎燎的。外婆怕我热，便一直拿蒲扇朝我身上摇风。

一到夜里，我就滴溜溜睁圆了眼睛缠着外婆说话，外婆便给我讲外公年轻时的故事。

外公一辈有五个兄弟，他排行老二，是个头最矮、脑袋却最灵光的一个。当时媒人找到外婆家牵红线的时候便说，这个人是村里出了名的“土专家”，外婆还不太信，只是觉得模样还憨实，便结了婚。

外公上过几年高小，见外婆以前没读过书，有时便教她认字，他可有自己的一套说辞：你看这个“思”字，上面画的是人的大脑，下面是人的心，二者合一就是思；富和穷：富人家里有很多人，还有很多田，穷人住的是洞穴，躬着身子干活，这就是富人和穷人的区别。外婆觉得有意思，问是不是学校先生教的，他嘿嘿一笑：“先生教的没意思，村里头遍地都是知识，仔细到处看看，什么都会知道。”

六十年代，村子里大多数人都去河里挑水，经常闹肚子疼。我的妈妈出生后，外公为了让孩子喝上干净水，发明了一个地下水抽取装置。他先把水挖出来，再用竹子作管道，在竹筒中间安一个活塞，利用压缩的原理，上下移动，水就顺着竹筒出来了。

村里人都觉得这个发明好，纷纷来找他挖井。他蛮有心眼，为了保护商业秘密，不让别人把自己的技术学了去，总是熬夜干活，每晚能完成一口井的工作量。当时一般工人一个月也就能挣30多元，但他挖一口井就能挣10元。

到了七十年代，大多数人还在烧煤烧柴，他又土发明了一种新能源：在地下挖一个坑，把动植物废弃的尸体放进其中，再把坑密闭起来，然后加一个盖，在盖上安装一根管道，让里面发酵产生的气体流出，点燃就可以煮饭照明。为了在村里推广这项发明，人民公社沼气办公室还聘请他当上了技术指导人员。

那时候，大伙儿都住在茅草房里，外公却在河道中取砂石，用自制模具将水泥和砂石混在一起，做成水泥砖。两年多下来，他修起了三间水泥砖平房。后来，村子遭遇了一次大火，十几家人房屋瞬间化为灰烬，而我家的水泥平房却安然无恙。

我越听越精神，趴在窗子上，看见正对着房间的酒厂大锅炉边上，赤裸着上身的单身汉陈小小正拿着铁铲，往炉灶里一铲一铲地加炭，炉灶里的火苗烧得更旺了，夜晚的幽暗如同无边的舞台，橘红色的精灵不断变幻着舞蹈的形状，锅炉呼呼地往外冒气。

陈小小二十岁出头，人精瘦得像只猴子，因家里太穷，还没娶媳妇儿，但他也不着急，总是笑嘻嘻的。我很喜欢小小，他来做工我就藏在酒厂柱子后面“哇”一声蹦出来吓唬他，中途他坐在小板凳上休息，我就大呼小叫地在院子里呼喊：“大家来看，陈小小又在低头思故乡嘞。”他听见了也不气恼，还咧着嘴冲我笑。

“后来呢？酒厂是怎么来的呢？”

“改革开放嘛，当农民太苦了，我就想让他去学个手艺。”但外公不愿意离开村子，他想，学的手艺一定要跟田地有点什么关系才行，便拿攒下的钱去绵竹县拜师傅，学会了酿酒的手艺，回来在村里开了一家高粱酒厂。

“这么晚了，外公怎么还待在酒厂里不回来？”

“他要检查一下高粱的温度才会回来。”

“为什么？他要给高粱测体温吗？”

外婆笑了：“是的呢，就像医生给你量体温一样，他也要给高粱量一量，太烫了，高粱发烧了，出来的酒就不好喝——你快睡吧，小夜猫子。”

我闭上眼睛，迷迷糊糊里，仿佛看见外公赤脚走在田埂上，像一个魔术师，他的手轻轻一挥，河水便朝他温顺地流淌过来，竹林向他弯腰致意，而石头仿佛长出了翅膀，朝着太阳逍遥飞去。在某个刹那，外公又变成了一条鱼，他在空气、泥土、禾苗里轻快地游弋。我似乎感受到了双脚踩在水田里那种温润的感觉，感受到一条蚯蚓在我脚板心上拱来拱去，我脚上的经脉和大地连接在一起。睡了半晌，有人推开门，我闻到他身上酒糟和烟叶混合的气息。

九十年代初是何家酒厂的黄金时代。酒厂雇了七八个工人，日夜倒班，烟囱每天都黑烟滚滚。外公成为村里第一家万元户。

外婆生了三个儿女。妈妈是老大，高中毕业后，她想去县城做服装生意，就像外公年轻时喜欢琢磨田地里的事一样，她也对服装设计和搭配有种天生的热情。当村里的姑娘都还穿着花花绿绿的的确良裙子时，妈妈已经无师自通地悟出了“全身上下穿戴不能超过三个颜色”的原则。但当妈妈提出想让家里给她一笔钱开服装店时，外公却坚决不答应。“城里人心眼太多，穿衣服这些事更是没名堂，人有两套衣服换着穿就够了，有什么生意可做？家里还是给你开个酒铺，你去卖酒吧。”

舅舅是家中独子，当然是子承父业，接管酒厂，不过他的心思也不在酒厂里。舅舅名字里有一个“金”字，年轻时在十里八乡都有名气，因他好吃好赌好讲义气，大家都叫他“金花猫”。就像古代被叫做“青面兽”或“笑面虎”的一样，这个外号透露出时髦的江湖气味，舅舅答应得十分欢喜。他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十有八九在外头吃喝玩乐，偶尔想起来了再回家学学手艺。外公恨铁不成钢，外婆却不忍心斥责这个独苗。

好在有外公经营，妈妈和小姨出嫁后，分别在两个镇上开酒铺，酒销到龙桥、南丰、太平几个大镇，产量和销路都不成问题，一大家子都过得风风光光。

外公沉默寡言，遇上什么赊账、借钱之类的事，他都让人去找外婆。由于酒厂工人都是同村村民，久而久之，外婆便在大家伙儿中有了说话的权威，谁家有了什么矛盾，都爱来找外婆评理。

陈小小的哥哥陈吉华也在酒厂做工，他娶了一个从山里来的媳妇儿春云。有一天，刚下过一阵急雨，院子里枇杷树和柚子树的叶子变得又厚又肥，泛着油亮的绿光，叶尖滴滴嗒嗒往下滴水，植物和泥土的味道混合在一起，整个院子弥漫着一种略带腥味的甘甜气息。春云阿姨忽然来了。她刚生了儿子小龙，身体变胖了些，却比以前更加枯萎无神。她拿着水瓢，低着头问外婆能不能借她点米，吉华拿到工资就去赌，家里什么都没有，吉华输了钱还打她，拿她的头去撞床头，说着她便簌簌流下泪来。外婆带着我赶去吉华家，把他劈头盖脸骂了一顿。春云阿姨和我躲在外婆身后，像两只孱弱的小鸡。

是啊，只要有外婆，我的心中就充满了安全感。一到周末节假，我就迫不及待地让妈妈送我去外婆家，外婆自己舍不得吃穿，却对我十分疼爱，即使在乡野之间，我也能吃上“旺旺大礼包”这种城里孩子才能享受的豪华零食。最令我难忘的，还是舅舅在酒厂挂招牌那天。

那是个周末的下午，舅舅让全家人老早都回来，他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当他骑着高头大马的五羊本田125摩托车、载着舅妈开进家门的时候，整个村子都回响着“轰轰”的马达声，似乎那些脆弱的茅草房、纤瘦的竹竿、干瘪的庄稼都承受不起这粗壮的轰鸣。

“你这个车子咋这么响呢？又花了好多钱？”外婆的话里半是嗔怒，半是溺爱。

“一万多。”舅舅眉开眼笑的。

外婆一听就慌了：“你个死猴儿，这么贵……”

舅舅完全沉浸在车身殷红铮亮的反光里，也不管有人侧目，有人不以为然，有人发出“啧啧”的声音。那个年代，村长家里都只买的国产嘉陵摩托，舅舅这辆闪亮的进口125无疑是村里第一匹汗血马。过了一会儿，他猛然想起什么似的，从堂屋里抱出一块涂了白料的木板，对我爸爸喊道：“杨哥，我们酒厂也要起个招牌了，你是语文先生，书法好，就用爸爸的名字写一个，叫代田酒厂吧。”

一个进院子买酒的老汉呵呵笑起来：“怪不得我说你们的酒有一股回甜味呢，原来你们就叫带甜酒厂！”

大家哈哈大笑，只有外公光脚坐在屋檐下。他刚从地里回来，满脚都是泥，身上是穿了十几年的靛蓝布中山装，锄头就斜倚在身后的墙上。他把脸转向一边，把旱烟卷起来塞进烟杆，一声也不吭，似乎没有听见我们的笑声。

舅舅一向觉得外公出去挖地让自己没面子，此刻更大声嚷嚷起来：“爸，以后我们家旺业旺，你不要去挖地了，又热又晒，一年能挣多少年？让外头看了笑话。”

外公默默摇摇头，舅舅也摇摇头：“爸就是太顽固，以后啊，我们都叫你老顽童。”

另一条路

相比外公的脚踏实地，我的幺外公则惯于仰望星空。

都说“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外婆告诉我，当年外公去挖井的时候，我的太外婆从没心疼过，对这个幺儿却是呵护备至，其他儿子给她拿的钱财物什，哪怕是一双鸡蛋，她也会转身悄悄给他。“他呀，一辈子都是一副自命不凡的架势，所以我干脆叫他幺老爷呢。”幺老爷住在同一个院子，同一个大门进来，外公家在东，幺老爷家在西，中间就隔着一棵臃肿的泡桐树。

幺老爷每天晚上七点准时收看新闻联播，十点看晚间新闻，堂屋里挂着永垂不朽的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每次我到他家院子里转悠，他一边吃着花生米，一边忍不住指着地图告诉我，印度又和巴基斯坦打起来了，美国准备教训一下伊朗。不过，显然这些知识对他发财致富并没有什么帮助。他从不相信待在村子里能过上好日子，年轻时去西藏淘过金子，也去新疆挖过石油，却一无所获。即便屡屡碰壁，幺老爷也不肯下地，他骑着红色三轮车，夏天把乡下的西红柿收来运去县城，走家串巷地卖，冬天则卖米。

外公在村里是有头有面的，幺老爷则要刻意拉开距离，显示与外公的不同。我家越是顿顿有酒有肉，他就像是杠上了劲儿似的，家里从来只中午做菜，晚上煮点饭，从缸子里舀几勺辣椒酱就着吃了。外公家甚至在人数上也占了绝对优势，幺老爷本身年龄小外公一旬，结婚又晚，赶上了计划生育，膝下无子，只有琳姨一个女儿。

琳姨只长我五岁，矮胖敦实，圆圆脸上有一种天然的圆润甜美。稍微懂事一点后，我和琳姨格外亲近起来。晚上，我不愿睡外婆的席梦思床垫，偏要去和琳姨挤她的木头小床。对我这样的“叛逃行为”，外婆心中当然不悦，不过她也舍不得说我，唠叨两句也就默许了。

我们俩挤在她那张吱吱嘎嘎的小木床上，悄悄分享着朦朦胧胧喜欢的男生是什么样子，说一会儿又蒙着被子偷偷笑一会儿。正聊得火热，忽然听窗子“砰砰”地响，幺老爷在外面粗生厉气地说：“都几点啦？你们俩还不睡觉！”

我赶紧捂住嘴巴，大气也不敢出。待幺老爷走回屋子，关门声的震颤也在夜里渐渐平静，我俩便裹在被窝里偷笑。

琳姨读书也不好，初中毕业后，原想去读技校，幺老爷不答应。家里急需用钱，有亲戚介绍她去县城啤酒厂做工，洗回收来的旧瓶子，一个月能挣七八百。幺老爷觉得满意，这也算是去城里工作了。于是琳姨便去了。

尽管处处不尽如意，幺老爷走路还是挺直腰板，每天笑意盈盈，神采奕奕，像年画上的财神爷，面上蒙了一层富贵金光，决不肯在面上承认自己的失败。

外婆起先觉得他这种傲慢的态度有点可笑，不知从何年何月而起，慢慢变成了一种怨气。两家住在一个院子，东边屋墙粉得雪白，西边却被风雨和灶火熏得霉黑；东边内院已经修成了平整的水泥地，西边一下雨还是满院子泥巴。外公看不过意，便把幺老爷的院子也修成了水泥地，幺老爷起先倒是说了几句感谢，过了不久便绝口不再提这件事，有人在村中茶馆闲聊问起，他便说“他们自己要修，我又没让他们修”、“修得再好，也是为了酒厂的脸面，也不是为了我的脸面”云云，好事者把这些闲话传进外婆耳朵里，外婆便站在院子里大骂外公：“让你多管闲事，人家可把好心当驴肝肺。”当然，那边院子也听得见。这怨气经年日久，成了他们的相处方式。

有时候，幺老爷也会扳回一局，他故意走到院子里，大惊小怪道：“二嫂，你快让二哥从田头回来吧，今天我在茶馆里，大家又在议论你们，钱哪是挣得完的？家里都有这么多了，还稀罕田头那点干嘛？”

外婆听了冷冷地回敬：“我们是挣了点，开销也大，不像幺老爷您，有钱不用，掖着富呢。”

幺老爷说不过，只好戳外婆的痛处：“让花猫少去打点牌，老两口什么都够了。”

舅舅天性纯良贪玩，轻信于人，他不在家好好经营酒厂，反倒结交了一批乡里的狐朋狗友，仗着手里有点钱，三天两头跑出去疯玩喝酒。自从买了125以后，他更是和乡镇甚至县城里一批有头有脸的朋友混在一起，经常半夜三更才回家。更糟糕的是，他迷上了赌博，一上麻将桌就忘了姓甚名谁，经常一晚上就输好几千块。

私下里，妈妈也曾劝外公不要再下田了：“爸爸，家里有吃有用就够了，种田太辛苦，把您身体累垮了，得不偿失。”

外公咂着褐色的草烟叶，吐出一阵浓烟，思索许久后慎重地说：“金娃儿有债，你不知道。”

1999年，酒厂失了一次火。村里人纷纷说，是春云魂魄不安，想索吉华的命。

春云最后一次来外婆家，穿着干干净净的衣服，那天她徐徐说了很多话。说她是从山里来的，娘家人都不在身边，没人做主，嫁了恶人，一辈子就这样了，又说还是要回老家看看的，要是小龙没吃的，麻烦外婆给他半碗饭吃，也不会很久，最多十天半个月。外婆答应了，又劝她：“男人老了，心就不会这么硬了，忍一忍，等小龙长大就好了。”春云答应着，走的时候还微笑起来，好像透过黄昏时分天边的云霞，看见了以后的好日子。她回家后喝了两大瓶农药，被人发现时，全身都乌了。

失火那晚，过了午夜，工人都回家睡觉，留下吉华守夜。吉华加了炭，便倒在公用的木床上，起风了，他还拉着被子盖，被子上汗酸和灰尘混合的味道一直下沉、下沉，浸入他的梦里，他一合眼便像被鬼魇上了似的，醒不来。外婆在梦里觉得有影子从她床边穿过，睁眼一看，窗外已经被火光映红了。

舅舅在镇上朋友家里赌钱，右眼皮跳个不停，但手气不错，前阵子输的两千多都捞回来了。破晓时分赌鬼们才散场，他骑着125，也许是一整晚没睡的缘故，感觉这辆汗血马并没有以前那样风驰电掣。他经过电桩、村口小茶馆、粪坑、小溪、玉米地，终于进入一个不详的预兆，进入他三十岁之后的人生：锅炉烧坏了，若有若无地冒着烟，挨着锅炉的一侧墙被熏得黢黑。

若不是外婆在起火时候大喊起来，吉华可能就在里面烧死了。村里人说，春云到底还是心软，看在外婆的面子上，没要吉华的命。

不过外婆并不同意这个说法，她在家呼天抢地，想起个人就骂：骂吉华命中煞星，鬼迷心窍；骂那个死去的女人忘恩负义；骂外公睡得像死猪；骂自己以前轻信了春云这个白眼狼；骂两个女儿嫁得远；骂我的爸爸教书匠一穷二白；骂舅舅不肖败家；骂舅妈坐吃山空。总之这大家子里，除了我和两个弟弟是无辜的，其他的都有罪，都是索命催债的。完了，她要吉华赔钱。

外公说，算了嘛。

“他惹的祸，他不赔哪个赔？”外婆不依不饶。

“你看他屋头那样子，连个床都快散架了，他拿啥来赔？”外公把烟斗往地上磕了磕，“你把他逼跳井了，他也拿不出钱来，都是乡里乡亲的，人家怎么说我们？”

外公扎巴扎巴抽完了旱烟，默默走到大门外站着，看着他的酒厂。这时我突然发现，外公真是一个非常矮小的人，他仰着头、忧心忡忡望向烟囱的时候，头上的深蓝色八角帽似乎马上要掉下来了。足智多谋的外公也有想不出来办法的时候啊！他默想了一会儿，又扛着锄头，摇摇晃晃地向田野走去，他只能去田间地头寻找答案。我看着外公的背影，觉得他身上那些魔法正在慢慢消失，年轻时那些发明专利现在都已过时，无边的田野伸出未知的双臂，外公朝里面越走越远，越来越小，变成了一个看不清的黑点。

酒厂失火是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转折点。邻村几家人，看外公开酒厂赚钱，自己也照葫芦画瓢纷纷开张。啤酒渐渐开始流行，年轻人都不怎么爱喝白酒。总体上就是酒铺越来越多，顾客越来越少，妈妈和小姨开始明显感到，生意不如以前好了。

幺老爷开始大张旗鼓地让琳姨相亲，他脸上荡漾着春风得意的神情：“酒厂这几年运气不好，我们半个红事，冲一下，转转运。”

幺老爷没有儿子，一心想要上门女婿。他自然知道舅舅是外公家的软肋，便铆足了劲，想找个条件好的女婿。但一般来讲，愿意做上门女婿的男人，家里条件都要比女方差得多。幺老爷家里条件本来就不怎么样，媒人便只介绍山里家庭条件特别差的小伙子，一来二去，几次都没成。这边自然也看出了幺老爷的勾勾心思，也不急不慢地看笑话。两边就这么展开了不言自明的拉锯战。

后来，媒人介绍了一个山里的小王，皮肤黑黑的，他拉着琳姨的手在乡间小路上说着有趣的事，远远地能听见琳姨的笑声。幺老爷不太喜欢这个女婿，说他“油嘴滑舌，能说会道，心里鬼点子多”。

小王说，结婚后他要带上琳姨出去闯荡，学个手艺，以后好好回来孝敬老人。幺老爷一辈子都在向往外面的世界，这次心里却没了底，偷偷跑来找外公商量。

外公摇摇头：“这些年轻人，一天到晚老想往外头跑，也不想踏踏实实在家，把田种好。”他喝了一口烧酒，晶莹的液体淌过黑牙的豁口。

多年拧巴的幺老爷此刻居然和外公站在了同一条战线上：“我说也是，找上门女婿不就为了让他们守在身边吗？跑出去还有什么意思。”

两个男人闷闷地坐在堂屋里抽旱烟，天已经黑了，外公也舍不得开灯，整个院子沉浸在幽暗之中，烟嘴在夜幕里一闪一闪，好像在均匀地呼吸。两人一时都陷入沉思，几只萤火虫闪闪地飞了过来。

过了不久，琳姨跟随王叔叔去了深圳，他打算投奔老乡，去学家具漆工的手艺。

归去来兮

外公家的日子越发艰难起来。政府对白酒行业加重税成了最后一根稻草。

2002年，开了二十多年的酒厂关停了。一大家子赖以生存的酒厂像破旧的马车，终于疲惫不堪地停下来了。马车上装载的人也不得不下车另寻出路。一个痛苦的现实：这么多年，外公外婆辛苦积攒下的家业，竟然已经一分不剩，全部被舅舅输光了。

酒厂关门后，七八个工人都自谋出路，大部分都去县城或者更远的城市打零工。吉华连个招呼也没打，就把小龙扔给家里的老人，自己跑了，一年半载也不见回来。小小也出去了一段时间，不过很快就回来了，他还住在自己原来的茅草屋里，偶尔扛着锄头去地里刨一刨。人说：小小，你也老大不小了，该想着修房子娶媳妇儿了。他就咧嘴一笑：急什么嘛。

更加艰难的是：妈妈、舅舅和小姨人到中年，全部需要重新找工作。妈妈在镇上找不到，只得去县城里碰运气，成了服装店导购。命运给她开了一个玩笑，迟到了二十年后，她终于开始卖衣服了。虽然还是没能成为老板。

舅舅没什么技能，也拉不下脸去县城工地干活，只是会开车，便借了四万块钱，买了个长安面包车，搞起了运输。从村里拉到镇上每人两元，和公共汽车一个价，到县城五元，比公共汽车贵一元。若是有人去成都火车站、去双流机场，那就是一场两三百的大买卖。这样也勉强算是有了一个营生。

先前，舅舅去村头茶馆的时候，大家总是热络地和他打招呼，“金哥”、“花猫”地喊，有人递烟，有人借火，热闹得很。现在不同了，除了老板偶尔会招呼“自己找个椅子坐嘛”，其他人都懒洋洋的。只有一个小龙，他已经长到八九岁，也不去读书，天天吸溜着鼻涕，给一些大孩子当跟屁虫，混一点吃喝。小龙见到舅舅来，一如既往地打着拱手，眼睛滴溜滴溜地转：“何伯伯，恭喜发财，好运拿来，打牌杠上花！”舅舅哈哈一笑，每次都给他一块钱买糖。

为了贴补家用，帮舅舅还完债务，外婆也开始下地干活。外公对外婆说，他活了这么大岁数，才悟出一个道理，那就是天底下除了两亩三分地，其他的都靠不住，都会烟消云散。

外婆再次下地干活成为村里不大不小的新闻。大家在背后或指指点点，或感慨变迁。外公对这些看得很淡然，这么些年他一直是扛着锄头在田埂上走的，有没有酒厂都一个样。村里人看了招呼一声：“何伯出来了？”他就笑呵呵答应一声：“出来了。”

但外婆要难一些。有一次，赤脚医生老田正好走过田埂。老田早些年和外婆有些过节，便半开玩笑半讥讽道：“婶子，你还在地里干什么呢？家里开了那么长时间酒厂，少说也有几十万的家产吧，你那个金花猫，赌一晚上几千几千的出去了，可是一点也不心疼的。”

外婆被噎得说不出话来，回到家里满脸都是泪。但睡过一觉，太阳升起的时候，她又扛起锄头，跟着外公出门了。他俩不仅包揽了自己的田，还把舅舅舅妈的田都揽过来。

河滩有五亩U字型的荒地，由于比周围地势低，每到夏天汛期便被河水淹没，过去用来养鱼，后来养鱼的人外出打工了，地就一直荒着。外公去河滩转了一圈，决定以每年200元的价格包下这片地。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这片烂地能做什么呢？舅舅哈哈大笑：“老顽童啊，你想给花猫养鱼吃吗？”

外公乜着眼睛看了他一眼，吐了一口烟：“瓜娃子。”

外公沿着U字型的边缘挖了一条排水沟，把挖出的泥土垒到田中间，这样便中部凸起、周围凹陷，形成了排水系统。他又去河里一肩肩挑来白晃晃的石头，就像年轻时砌井那样，用石头将排水渠加固，还可以利用水渠浇灌地里的农作物。一年工夫，烂地变成了良田。夏天种水稻，冬天种油菜和小麦，还可以在护坡上种蔬菜。

外婆深一脚浅一脚走在河边，我跟在后头。她指着对岸说：“你看，那就是你外公弄出来的河田。”她的声音里充满了喜悦和骄傲。初夏的风已经开始热起来，外公在地里收油菜籽，远远地，我看见他敦实的身影一上一下，起起伏伏。排水渠里的水静静流动，走近一听，却能听出别样的清脆，仿佛水正流过大地的骨骼。正午日头有点毒了，外公戴了顶草帽，只穿件老头衫，他的头发已经花白稀疏，但身上的肌肉依然如排水渠中的石头，在太阳下熠熠发光。

舅舅积习难改。有一年过春节，他一时高兴又爬上了麻将桌，一下午便输了一千多，他还不肯下桌，以为自己能转运，把输出去的再赢回来。幺老爷路过村口的茶馆，见形势不对，便火急火燎地回家通风报信，让家里赶紧去人把舅舅叫回来。

舅舅回来了，垂头丧气地坐在堂屋，家里人纷纷开始埋怨他。那时，妈妈说着说着便哭了起来：“弟，你知不知道现在挣钱有多难？姐姐要去县城上班，早上七点就要骑电瓶车出门，晚上回家已经十点过了。你知不知道爸妈种田多辛苦？你还要这样。”他一声不吭，抽着烟。

幺老爷也有点居功的意思：“你说你，这么大个人了，要不是我把你拉回来，今天还要输更多。”说罢叹了口气，走回自家院子了。

外婆更加气不打一处来：“你听听，就连幺老爷现在也敢当面奚落我了。你还一天到晚想着去赌，你要把你老娘气死才甘心吗？”

幺老爷的得意是有原因的。琳姨和王叔叔在深圳落下了脚，已经开始往家里寄钱了。幺老爷看了二十多年的方块电视机换成了大屏幕挂式彩电。

过了几个月，琳姨回家了。她怀孕了，回家养胎。

琳姨坐下太阳底下织毛衣，豆绿线袜子，粉红毛背心，朝我暖暖地笑：“这是给小人准备的。”幺老爷的山里亲家也很高兴，逮了两只大肥母鸡、拿了满满一篮鸡蛋送到家里。正当万事俱备，只等宁馨儿的到来时，那孩子生下来却生下来就死了。

后来外婆才说，当初琳姨去医院检查时，医生就说可能有问题，但他们想碰碰运气。孩子模样倒是漂亮，像琳姨。有人说是因为小姨在深圳天天闻油漆味，化学中毒了，但这只是揣测。

“外面再好，挣的钱再多，也不如家里牢靠。”外婆惋惜地说着，又有一种劫后余生的庆幸。

我周末奔了回去。幺老爷家显得格外空荡。屋里子曾经有希望缓缓升起、慢慢膨胀、充满每个角落、眼看要开出一个生命的奇迹，忽然消失得无影无踪。那对再次从山里奔赴而来的老夫妇，留下鸡蛋便默默无言地走了。琳姨穿着厚厚的棉衣躺在床上，因为怀孕的缘故，她胖了很多，长出了双下巴。可能几年没见面了，她脸上不再有少女的气息，而是一脸肃杀，一个令我霎那感到陌生的妇人。

看到我，她脸上挤出一个酸楚的笑容：“晚上还是过来跟我一起睡吧。”

王叔叔买的席梦思、羽绒枕头、玫瑰印花被单，我想起几年前和琳姨挤在小木床上，夏天热得喘不过气来，打开蚊帐，蚊子嗡嗡就来了，关上蚊帐呢，更热更闷，木床变成了一个大蒸笼。我和琳姨趴在床上，她用在啤酒厂挣的钱买了一个小录音机，透过溽热的空气和滋滋的电流声，我们尖起耳朵听见里面在唱：噢噢，天晓得，天晓得，既然说，你快乐于是我快乐。

我很怀念过去的岁月：“王叔叔对你好吗？深圳好不好？”

琳姨勉强笑了笑，还可以吧，又叹了口气：“其实你王叔叔还不错，只是在外面打工，哪有不受气的——但又想想，外面再苦，也没有在家当农民苦。”

我躺在琳姨的身边久久难眠。我知道琳姨心中有巨大的伤痛，但我不知道该怎样安慰她，儿时那种亲密无间消失了。窗子外面是那棵臃肿、佝偻的泡桐树，再远处就是寂然的酒厂厂房。舅舅的债还没有还清，而外公外婆已经渐渐老去。我想起死去的人，仍然活着却承受重压的人，终日坐在茶馆里打麻将的人，孤独的人，乡村的夜幕像浓稠的命运，我感到沉重和压抑，我想挣脱这种命运。

琳姨在家里呆了大半年，其间到处看大夫，熬草药的瓶瓶罐罐摆满了客厅的小茶几，药味在院子里不安地飘荡。过了不久，她又去了深圳。

那年夏天，我考上北京的大学。像一只在笼子里关得太久的鸟儿，我迫不及待地离开了故乡。

静默的乡村

汶川大地震来临的时候，外公正在河田里挖沟。忽然，大地开始颤动摇晃，“我种了一辈子的田，只知道风轻轻一吹，麦苗就来回摇摆，还不知道田也是会动的，”外公扑通一声趴在了田里。

我们的邻县由于山丘众多，伤亡惨重，成为北京的对口援建城市。不到两年时间，几乎是奇迹般地，从邻县到成都修筑了一条“北京大道”，双向四车道、中间有绿化隔离带，“北京大道”一直通到村口。就连村口到家门那条坑坑洼洼的泥巴土路也沾了光，修成了平坦的草油路面，路变得前所未有的平顺，更多的年轻人沿着这条路去了县城。

舅舅开着他越来越破的长安面包车，带我顺着“北京大道”回到老家：“你是北京回来的，北京的路都是这样吧？不过，在我们这儿算是稀奇了，我开了这么多年车，这是最好的路。要不是地震援建，我们这里哪里会有这么好的路。”

舅舅有些兴奋地说，现在已经村村通电话，村村通公路，再过几年就要村村通光纤；市里正在规划建设新的开发区，到时连市政府都要搬过去；再过几年成都到县城的高铁就要修成；再过几年……美丽的未来就在面前，舅舅流露出年轻时候买125时那种纯真的兴奋，不过，兴奋过后又有些茫然失措，通公路后更多的人买了车，以后再有轻轨，他的运输生意还怎么做呢？

地震时，村子虽然处于重灾区，但由于在平原上，无一人伤亡。最大的后遗症是在心理层面。

有经过大灾大难破镜重圆的夫妻，但更多的人感到天命无常、及时行乐，或生死关头看清人心凉薄，待震区秩序恢复后，纷纷去离了婚。某家的女人离开了丈夫孩子一去不回；某家的小伙子在网上认识了一个比他大十多岁的女的，年龄是大了点儿但人家富得流油……这样的故事比比皆是。老单身汉陈小小终于在政府的帮扶下住进了砖瓦房，不过他依然不打算成家，别人劝他，他笑呵呵地拎着从镇上买来的瓶装酒走在田间：“结婚花那么多钱，过两年又离了，有什么意思。”

家门口外，田野里开着金黄的油菜花，花影摇曳如无数美丽的脸庞。不远处金色的大道，金色的花朵，金色的来往车辆……大城市现代化的味道已经延伸到了老家，它如此生硬，如此有力，如变形的怪兽潜藏在周围人们热切的目光里，无处不在，逼视着我内心最柔软的东西。在我心里深深、深深的地方，夏天的夜晚，家里停电了，外婆牵着我在小河边散步，萤火虫绕着我悠悠缓缓的飞。强光打进来，那个幽暗又柔软的世界破碎了。分崩离析。

我忽然想起一个人：“舅舅，陈小龙呢？就是妈妈死了、爱跟着你要糖吃的那个小孩。”

舅舅叹了一口气，小龙跟着一群大孩子玩儿，他们捉了一个小女孩，把她拉到一个装柴垛的偏僻小屋里猥亵。事后，小女孩的父母发现了，报了警。那些大孩子当然矢口否认，再加上大人周旋，赔了些钱就了事，小龙虽然不是主犯，但他没爸没妈没人管，其他人都把脏水泼给他，公安局又需要找个人担责任，所以最后就抓了他。

“其实小龙本性不坏的。”舅舅说完，陷入了沉默。人人都争先恐后地向前奔跑，没有谁在乎一个孤苦的孩子是否得到了公平。

初夏时节，在通往村口的草油路上，扛着锄头的外公被一辆电动车撞倒了，车主肇事逃逸。外公晕倒在路边小沟里，外婆说，要不是村人认出了他就是以前酒厂的何大爷，他这辈子就在那里闭眼了。

外公在人民医院昏迷了三天。医生说，因为颅内有血，病人年纪大了，开颅动手术非常危险，只能保守治疗，听天由命，看病人生存意志了，家里要有心理准备。

我看见外公平静地躺在床上，发出均匀的呼吸，从我记事起，他就从来没有这样舒畅地长睡不醒过，总是我睡下了他还在忙活，我起床他已经扛着锄头打算出门了。外婆说，他年轻的时候挖井，一夜都可以不睡，第二天眯一会儿，还能继续下地干活。现在，他似乎在把一辈子欠的觉都补回来。在梦里，他也许会重新想起早晨的露水沾湿小腿肚的冰凉感觉，看见一头黄牛向他甩尾巴。

为了给外公治病，舅舅把面包车卖了，开了不少年头，卖了还是不够，又到处东拼西凑借了一笔钱。舅舅坐在病床前时，我发现他也已经变成了一个中年人，鬓角的头发全白了，微微翘起来，头顶夹杂着花白的发茬。但他依然保持着“花猫”的童趣和玩心，妈妈和小姨坐在一旁默默流泪，他却舔着脸逗外公：“爸爸，爸爸，快起来了，你河田里种的谷子都熟了，要收谷子了嘛。你还在睡，别人家的都收完了。”

外公就是听见了这句话睁开眼睛的，他眼珠一转瞅了舅舅一眼，发出干哑的一声：“啊——”

舅舅抚掌哈哈大笑，护士进来把他大骂了一顿。他躲到阳台上去又笑了一会儿，然后我看见他在擦眼泪。外公这些年种油菜、栽芹菜、挖鱼腥草，每年能攒几千块钱，全部给他还了债。

出院后两三年，外公的语言和行动能力一直没能完全恢复，他说话的时候支吾不清，左手只能举到胸口，手指也不能灵活扭动。医生说，颅内血块压迫神经，这是没办法的事。

外公不能下地了，外婆一边照顾他，一边还要种些基本的口粮蔬菜，过得十分辛苦。妈妈、舅舅和小姨更加感到肩头的负担沉重，都去了县城打工，平时租住在城里。而我和弟弟妹妹，更是在外地读完大学后，留在了大城市。家里只剩下外公外婆两个老人。

但外公并不甘心靠儿孙们接济，他依然梦想能回到田里。

废弃的酒厂厂房被外婆一面辟作了猪圈，一面堆放农具杂物。有一天，外公在酒厂里走来走去，又去搬锄头，左手的力气没有恢复过来，一不小心，锄头便砸在了脚背上，破了皮肉，冒出好大一片血。外婆心疼地骂他，他也不回应，只是喋喋说：“河田，田。”

外婆哄他：“等你好了再去种田，现在还不行。”

他茫然地看着酒厂已经发黑的墙壁和瓦片：“攒钱。”忽而又想起了十分重要的事，焦急地说：“淋了雨，谷子就烂在地里了。”

王叔叔在深圳干得越来越有起色，他开了一家具厂，自己当起了老板，幺老爷变得非常阔绰。这下，西边院子修葺一新，墙上都贴上瓷砖，各式家电不仅一应俱全，还添了新式的微波炉、按摩椅。前年，幺老爷更是松了一口大气。琳姨做了试管婴儿，从怀孕起就足不出户在家养胎，幺老爷夫妻俩坐飞机到深圳全程护理。后来，终于生下了一个男孩。

今年过年，幺老爷一家衣锦还乡。曾月里，他们在家大宴宾客，往日冷清寂静的院子又热闹起来。

琳姨坐在堂屋沙发上逗孩子。又过了好几年没见到，她更胖了些，声音里还有少时的温柔气，但已经遥远而模糊了。我们坐着说了会儿话，才慢慢找回往日的感觉，始终还是别扭。

几个叔伯围着幺老爷，半开玩笑半是恭维：“听说你们开春要在县城里买别墅啦？可以哦，装修好请我们去喝茶嘛。”

幺老爷不无自得地笑笑：“喝茶就见外了嘛，都是一家人，肯定是来喝酒的嘛。”。笑里面又有一点张皇，似乎钱来得太快了些，幺老爷还有点不适应。

外婆就像没有听见这些话，她静静从他们身边走过。她一生置气的对手也要彻底离开老家飞走了，但这次她却没有生气，因为一旦他离开，进入到新世界，他便不再是她的对手了。而她会继续守候老屋、酒厂、外公，正在衰老的一切。

想到这里，我内心怆然。每次回家，我都能感到故乡在悄然变化，一些东西像秋天的枯叶从枝头静静坠落，这是我无力改变的。面对许多亲戚们的面孔，我都会经历一阵突然的陌生感，坐在他们中间，我感到又熟悉又陌生，又热闹又孤独。

家里人来人往，闹闹攘攘，我的耳朵像有一只晕头转向的蜜蜂在“嗡嗡”作响。有一个人和我一样不喜欢吵闹。外公悄悄从堂屋里走到大门口，凝神望向远方的浮云。

我离他远远地站着，万千思绪涌动在心口，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忽然想起小时候看他写“桃”字，本是左右结构，他却要写成上下结构。我说，外公你写错了。他说，不信你去桃子树上看，桃子果实沉甸甸的，总是坠在叶子的下面。后来，爸爸告诉我，书法里真的有这样的写法，我顿时觉得外公身上有一种难以言说的魔力。

在一场看不见的比赛中，他输了。个人永远不能成为时代的对手，失败是早已注定的。然而，当他孤独地站在乡村和浮云之间，那种魔力又回来了。我静静地站在他身后，像在观看一场宗教仪式。

本文图片来源均为 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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