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我去到罗马，在由多名企业家、慈善家和教会组织的孵化器里工作。那段时间，生活远不算安稳平顺，我常工作到凌晨两点，再早起和位于亚洲的同事进行视频会议。我挤出时间阅读大量关于战争、疾病、种族歧视、大屠杀等话题的资料，也采访了许多难民。同时，我还亲眼见识到了官僚体系中的腐败，以及很多有钱人是如何将难民的苦难作为自己赚钱的工具。
但那是我生命里活得最充沛也最有意义的一段时间，我认识了许多朝气蓬勃地想要改变世界的年轻人，也与许多为世界和平奉献了一生的前辈们成为朋友。在许多的故事里，我挑选了蕾娜的故事，讲述她和难民打交道的一生。
我与蕾娜在斯德哥尔摩相识。彼时，我去斯德哥尔摩参加一个与安置难民有关的会议，蕾娜是会议的顾问，她好心地把邮箱留给了我们，说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找她帮忙。
会议并没有提供免费住宿，而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的酒店都异常昂贵。我找到了一家看起来很便宜的旅店，问蕾娜住在那里是否安全。
“你一个小姑娘，干嘛要住在这种地方。你住到我家来吧。”她热情地说。我有些犹豫，不敢接受她的好意。她便干脆把房子放到了airbnb（短租网站）上面，然后收了我远低于市场价格的房费。
蕾娜已经七十多岁了，但是仍然保留着年轻时候就养成的工作习惯。她每天早晨六点钟起床，风雨无阻地出门快走一个小时。回家洗漱之后，便开始准备早餐。八点钟，是我和她的早餐时间。共进早餐也是她在提供住宿给我时要求我遵守的唯一一个条件。“现在的年轻人，每天都在电脑和手机上，和虚拟世界里的人交流，但是和人面对面聊天时，却连基本的社交技能都没有。遇到什么问题，也只会在谷歌上搜索别人的答案，失去了自我思考的能力。”她非常严肃地对我说。她给我看她书房里满满一书柜的书籍，和门口每天由人送来的报纸。她仍然坚持阅读充满油墨气息的纸张，戴着老花眼镜，用不同颜色的荧光笔和圆珠笔做着笔记。除了母语瑞典语之外，她还精通英语、法语、德语、荷兰语等语言，书柜里的书籍涉猎十分广泛。我甚至看到了一本法语版本的《孙子兵法》和一本德语的《论语》。
“不光要被动地吸收别人的知识，还要形成自己的认知体系与道德标准，”她说话的时候，朝书架上挥了挥手。
和传统的女强人不同，蕾娜并不觉得干家务有违她的女权主义形象，她很擅长做家务。在她家的早餐饭桌上，我吃到了各种口味的瑞典腌鲱鱼——搭配煮土豆，酸奶油，煮鸡蛋。也吃到了各种开放式三明治——加上番茄、黄瓜、生菜和虾仁。她每年秋天都去树林里采摘蔓越莓，用她母亲的配方制成果酱，然后和鱼子酱一起搭配着脆面包吃。
蕾娜与我的早餐
“你退休之后仍然是好多个组织的高级顾问，经常要工作到深夜，为什么还会花那么多时间做饭和洗碗？”
“因为我不希望自己与那些最基本的劳动脱节，特别是体力劳动。我所帮助的人种的绝大多数都在从事最低级的体力劳动——如果他们能找到工作的话。”蕾娜出生在斯德哥尔摩，她的祖父母分别来自英国和法国，因为这个北欧国家的高福利和自然风光而定居在此。她从小就成绩优异，大学顺利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就读，得到了经济学和统计学的双学位。专业知识过硬，又精通多种语言，她顺利成为当地一家报社的研究员，负责替报纸的作者收集、翻译并整理资料，按照作者提出的写作大纲，寻找合适的素材与采访对象。她有了比普通应届毕业生更高的工资，住在一座老式的公寓里，从妆容到打扮都一丝不苟，业余爱好是出入西伦敦的剧院和去博物馆看展览。
她的母亲希望她成为一名专栏作者，她的父亲希望她成为一名外交官。当然啦，大家都觉得她可以同时实现父母的愿望。她年轻又美丽，眉眼之间有种英气，下巴又圆润柔和。她演讲的时候颇有亲和力和说服力，写作的时候又格外擅长遣词造句。她安安稳稳地过了几年，并且一直在准备申请牛津大学的研究生。
但是，那恰逢1992年，欧盟的前身欧共体正式承认南斯拉夫联邦的加盟共和国波黑独立，而就在波黑独立的这一天，坚持留在南联盟的波黑塞尔维亚族（塞族）动用坦克和火炮将主要由穆斯林族和克罗地亚族居住的萨拉热窝包围，不间断地对其进行轰炸，波黑战争由此爆发。
因为持有不同信仰的人们之间强烈的对立情绪，昨天还笑着打招呼的邻居突然成为了拿着武器互相攻击的敌人。医院，学校，教堂全部成为袭击的对象。因为萨拉热窝四面环山，从四周的山上，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城内的几乎全部。当城市遭到塞尔维亚族人的围攻时，一条繁华的街道横亘在城外山上的狙击手面前，因而被称为“狙击手大街”。这条街道上的行人成为狙击手们最好的靶子，只要看到有人走动或发现人影，山上就会飞来子弹。
当普通人因为饥饿或者疾病而不得不出门的时候，他们就被迫与死神赛跑，而最后的结果，往往是丧生在流弹之下。
由荷兰派出的联合国维和部队驻扎在这附近保护平民。精通荷兰语的蕾娜因此得以获得许多一手的数据和采访资料。在我们的早餐时间里，她向我讲述自己所阅读到的文字——那些墙上留存的弹孔，那些实在饿得不行出门替全家人采购食物的母亲，那些连夜逃亡但是在山野间被塞族士兵围攻的年轻人——仅仅是阅读文字就让她心头滴血，茶饭不思，更何况是亲身经历了这些的人？
“我一定要做些什么！“她这么对自己说。她想要到前线去，去握住那些人的手，去给他们带去食物，去替他们包扎伤口。
蕾娜短暂地做过战地记者，也做过维和部队中的翻译。她和搭档扛着长枪短炮在枪林弹雨中穿梭，又乘着坦克与荷枪实弹的士兵一起安营扎寨。这两个工作她都没有做很长的时间。一是因为无论是作为记者还是维和部队，都是战争中的第三方，他们必须要做到冷静，运筹帷幄，顾全大局，而不能仅仅因为看到一个孩子在眼前中弹死亡就冲动行事。二是因为她原本是西伦敦穿着套裙踩着高跟鞋的妙龄少女，身体素质和体能储备远远没办法应付这样的恶劣条件。她仍然记得自己因为饮用了不干净的水而上吐下泻，不仅耗费了许多人力来照顾她，最后更是不得不出动直升机将她送到临近的医院，稍作治疗之后，再让她提前飞回伦敦。
回到伦敦之后，她仍然在报社工作，但是开始跟随体能教练进行大量高强度的健身。她给我看过她三十岁时的照片，肌肉紧实，线条优美，没有一丝一毫的赘肉。她开始训练长跑，到五年之后，可以轻松地在伦敦马拉松中以四个小时左右的成绩完赛。她还参加过在苏格兰举办的越野赛，挑战在食物匮乏的情况下，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生存。
她下定决定要去从事难民救援、灾后重建的跨国界非营利性组织工作，她已经询问过几个位于英国和法国的组织，这些机构正在招募人手去阿富汗。那几年里，她只谈过短暂的恋爱，但是并没有和任何人终身相许。
“有没有担心过，这辈子也找不到能够相濡以沫的人？”我好奇地问。虽然在英国，并没有女性过了三十岁不结婚就是“剩女”一说，但是，她仍然可以感觉到某种隐形的压力。因为一股脑的，她曾经的闺蜜、同事，就纷纷沉迷于带孩子中了。
“说不担心是假的，但是我真的非常非常想从事和难民有关的工作。感觉，如果我不这么做的话，当我快死的那天，我会躺在病床上，后悔我三十来岁的时候，没有听从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
这也是蕾娜的处世哲学，她在阿富汗、埃及、南苏丹、乌干达等地方都驻扎过，也曾经拒绝了一些援助项目，过安逸稳定的生活。她并不觉得自己一定要百分百专注在事业上，她决定是否做一件事的标准很简单——如果不做的话，她会不会在临死前后悔。
她的第一个外派项目在阿富汗。根据她的年龄、学历、资历、工作经验，雇佣她的NGO准备让她在巴黎总部做一名行政人员。但是她执意要去前线。
彼时，战争刚刚开始不久。平民有些死于阿富汗政府军和驻阿外国部队的误杀，有些则死于塔利班的自杀性爆炸和路边炸弹等袭击事件。她所在的NGO并没有冲在最前线。给她留下最深印象的，则是当地的平民似乎很快接受了爆炸和空袭是生活的一部分，他们那么安静，又听天由命地接受着命运的安排。
她记得驻扎附近的平民，会在路边捡任何可以燃烧的东西——纸张，树枝，易拉罐——留着回家烧饭。他们在政府机构和NGO驻扎地旁边的垃圾桶里翻找剩饭剩菜，以此果腹。医生是最缺乏的，她和几名同事临时学会了打针和包扎，出门时看到身上流着脓水的人，就给他们最简单的治疗。
她最记忆犹新的一件趣事，则要数为了喝酒而大费周章。她所在的NGO不允许员工喝酒，但有时候，清醒时太痛苦，非要大醉一场不可。她听说，法国领事馆里有很多好酒。她便穿上自己最体面的衣服，和法国领事馆里的工作人员搭讪，最后换来几瓶他们在宴会上用过之后还有剩余的葡萄酒。
当然，她没有想到，将近二十年之后，她回到了瑞典，又和逃亡来瑞典的阿富汗难民打起了交道。那些难民告诉她，无论是塔利班，还是美军，都没有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会议的第四天，我们应邀参观斯德哥尔摩近郊的难民安置点。那里曾经是一个废弃的体育馆，后来被推翻重建成了几排三层或者四层的小楼。我们参观了几位难民的家里。工作人员在替他们置办家具的时候非常细心周到，有孩子的家庭里，墙壁大多是粉嫩的颜色，有些人家里则按照难民的要求安排了祷告室。公寓大多数为一室一厅或者两室一厅，算不上特别豪华，但是宽敞明亮，天花板很高，采光也很好。从窗户里望出去，能看到难民孩子们就读的学校，和一个有着简单的健身器材，有滑梯，种了几排冬青树的街心花园。
难民们看到我们来参观，冷漠中又带着点不耐烦。他们例行说了几句感谢瑞典政府，感谢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的套话，其中几位，则提要求，希望被分到大一些的公寓。我们和他们一起在安置点的餐厅用餐，菜肴是传统的瑞典食物，有土豆泥、肉丸、烤牛肉、烤三文鱼等，配上大量的面包和意大利面条，高热量的奶油蛋糕，算不上多么可口，但是绝对不难吃。
蕾娜拍拍我的肩膀，让我注意到坐了五六名难民的一桌。他们拿了许多个不同大小和口味的面包，每个吃上一口就剩下了。他们把酸奶和果酱浇在肉丸里，但是并不吃。其中一个人拿来一整盘的烤三文鱼，吃了两块，就扬长而去。
“这里的食物浪费现象很严重，”蕾娜有些痛心地说，在我们的早餐聚会上，她总是要求我不得浪费食物，一旦拿到盘子里就要吃完，“很多贫穷的瑞典本地人都吃不到这么好的食物，他们却因为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而肆意挥霍。”
我们经过了难民营中的一个教室，配备有投影仪、电脑等设备。蕾娜说，她曾经在这里免费开设英语和瑞典语课程，希望难民在过了语言关之后可以更好地融入社会。瑞典老龄化严重，2015年，65岁以上的老人已经迫近全国总人口的20%，高福利社会立足的根本岌岌可危。也是因此，瑞典政府接纳的难民中，20-35岁的青年男子占到了总数的68%。瑞典政府寄希望于这些难民接受了教育和职业技能训练之后，可以融入社会，填补劳动力市场的空缺。而移民局考核是否给难民发放永久居留权的各项指标中，“是否有能力找到工作”这一项几乎能占到所有评权比重的80%。
“我记得第一节课大概有四个人来听，但是到学期末结课的时候，就只有一个人了。”
“他一边学瑞典语和英语，一边学习驾驶。结课的时候，他已经找到了给家具公司送货的活儿。说实话，他的收入不比难民补贴高多少。但是，他说，他不想在这里继续住下去了。怎么说呢，住在这里的人，很多都是没有目标，没有理想，靠着政府的补贴得过且过的人。而那个小伙子，我想，是个真正有理想的人。”蕾娜很是欣慰地说。
谈到得过且过的时候，她有提起，在这里的许多人都大量依赖酒精和烟草。甚至有人偷偷摸摸想要购买毒品。因为住宿和吃饭都不需要他们自己掏钱，他们拿到津贴后，便去酒吧挥霍一空，并且希望能够讨得酒吧里瑞典本地年轻女性的欢心。因为难民多来自中东和北非的穆斯林国家，那些国家里，对女性的尊重非常缺乏，当他们把这一套用在瑞典女生身上时，时不时被当做是性骚扰，也因此爆发过一些难民和本地居民的冲突。
“那为什么你还要在这里服务呢？”我问道。这里并不是战场，难民也没有生命危险，看上去，不过是一些游手好闲的人。
“我想，一定有什么原因，让他们离开家乡，踏上这漫长又前途未卜的道路。我不觉得他们低我们一等，也不觉得他们就应该一辈子呆在充满战争和贫穷的家乡。我们还没有找到让他们融入社会的好方法，但，这不代表我们可以什么都不做。”她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周围，听到她这一席话的人亦纷纷点头。
参观末尾，我们来到收留病人的诊所。很多人在偷渡时受了各种各样的伤——被狗咬、被电网电、摔伤、跌伤等等，不一而足。亦有人患上了严重的心理疾病，甚至会自残。护士们小心地替他们清理，包扎那些一看就拖了很久，周围一整块皮肤都因为感染变成了深紫色的伤口。
他们从自己家乡出发，交给蛇头几千甚至数万欧元，然后辗转巴士、火车、货轮等，运气好的话会在希腊上岸。但是他们不想在希腊获得难民居住许可，他们想要去一些福利更好的国家，便不得不继续逃亡的道路，一路从希腊向北，经由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匈牙利、奥地利、德国、丹麦，最后才能来到瑞典。其间，他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向蛇头支付费用，一次又一次在警察的眼皮底下穿过国境线，一次又一次翻山越岭。他们有时候会被遣送回希腊，或者土耳其，便不得不把之前走过的路再走一次。这个旅途中的艰难险阻，风餐露宿，很可能就成为一大部分人生命的终点。
或许，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吧。我在心里默默说。
“说起来，帮助难民是件非常容易的事情。我们捐点钱，给他们盖点房子住，让他们吃上几口面包就好了，是吧？”回到家后，蕾娜倒了两杯葡萄酒，放在我和她面前，“其实，事情要复杂很多。什么人值得帮，什么人不值得。我们要帮多少，帮到什么程度。说实话，我到现在也没有答案。”
“就像，你判断一个人时好时坏，也常常没有答案，”我补充道。
回到罗马之后，我和蕾娜仍然保持了紧密的联系。我所在的孵化器有参与为乌干达的难民营提供清洁能源和水源的项目，我的工程师同事们尝试着用各种方法把废物变成可再生能源，而项目所服务的乌干达的难民大多数来自南苏丹。蕾娜曾经驻扎在南苏丹，作为负责资源统筹的项目经理，管理她所在机构所自助的好几个难民聚集点。她在那里工作了快五年，才因为身体原因回到了瑞典。我常常咨询她工作中的问题，她则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2011年，在与苏丹发生多年冲突、争取独立之后，南苏丹终于在2011年7月实现独立，成为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但和平并未眷顾这片土地。不到两年后，由于南苏丹总统基尔（Salva Kiir）和该国前任副总统里克·马沙尔（Riek Machar）之间不断上升的权力纠纷引起大规模武装冲突，使这个经过漫长独立战争后才新生的国家，又在2013年再次陷入内战。
我第一次知道苏丹漫长又残酷的战乱则是在大学的课堂上，我选修的一门电影鉴赏课的教授是讲述苏丹内战给人民带来的灾难的纪录片《Darfur Now》的制片人。他制作那部片子的初衷是希望加利福尼亚州政府可以继续给南苏丹人道救援的基金拨款，但是，当他亲身踏上那片土地之后，却被战争中的人们，他们镇定、温柔、博爱的品质给感染了。
“我在那里工作的五年间，最常做的工作是反复撰写各种报告和文书，希望能够替我负责管理的难民营争取来更多的资源。”
“我感觉，我好像都没怎么听说过南苏丹的战争，更别提数量庞大的难民了。”
“这是因为，南苏丹并不是一个拥有巨大战略利益的国家，这可能也是为什么美国和欧洲都不怎么在国际场合提起南苏丹。”蕾娜有些无奈地说。
“怎么讲？”我吃惊地追问道，无法想象，本应该救人的人道主义机构，张口闭口讲的却是战略意义。
“南苏丹的地理位置算不上什么要塞。这里也不像中东和北非，有大量的资源，涉及到宗教、文化等方方面面。自从南苏丹独立之后，所有的冲突变成了一场彻头彻尾的内战，不像南联盟解体或者阿拉伯之春那样，在国际范围内都有广阔的影响，”蕾娜耐心地解释道，“虽然我不认为人与人之间有高下之分，也不认为人道救援应该与政治博弈挂钩。但是，事实就是，需要的资源永远比我们手头拥有的要多，而总部在分配人力物力的时候，自然会向聚焦了更多注意力的地方倾斜。”
“要看运气，就像网红要出名也要看运气一样。”她似乎感受到了电话那头我的嗤之以鼻，立刻补充道，“如果有摄影师拍到了震慑人心的照片，有作者写出了动人的文章，又正好在网上火起来的话，那么，南苏丹也会得到更多的关注和援助。”她所在的机构，在南苏丹的形势恶化之后，就转而在乌干达开展援助。2017年8月，据美媒报道，联合国称，过去一年来，平均每天有1800名南苏丹的难民抵达乌干达。本身经济不富裕的乌干达成为非洲难民的“最佳去处”。青壮年男子中有许多愿意支付高昂的费用，经过水路，前往欧洲，而通过陆路进入乌干达的难民则有85%为妇女和孩童。因为乌干达敞开大门接纳难民，这里被称为“难民的天堂”。
“这里和天堂相比差远了，顶多只能算没有那么糟糕的地狱，”蕾娜直截了当地说，让我即将启程前往乌干达做实地考察的同事做好准备。而事后，同事也发来邮件，说当地基础生活设施非常匮乏，为新涌入的移民建立的安置点没有下水道，人们大小便都在野外解决。加上那里天气炎热，蚊虫肆虐，很多传染性疾病通过蚊虫传播。而一下雨，粪便融入污水中，满地污秽，臭气熏天。人们几乎没有干净的水源，有些人用原始的方法蒸馏过滤，有些人在干渴难耐的时候饮用了污水，染上疟疾，因为治疗不及时而死去。那里虽然不像是战区一般的人间地狱，没有流弹、爆炸、狙击手，但是人们的生命一样被饥饿、疾病消耗着。蕾娜说，她作为负责资源统筹的人，经常要做出许多很难的决定。这里师资资源缺乏，一个班上有两百多人，但是仍然有许多适龄儿童无法接受教育。这里疾病肆虐，而药物，从吗啡到疫苗都是稀缺品，有时候，一天就有好几台手术，但是麻醉剂只够其中一个人使用。蕾娜不得不决定谁可以接受教育，谁可以受到医治，她仿佛成为了这片区域的上帝，决定难民们的生死，这让非常博爱的她内心非常煎熬。
最艰难的一次，难民营和周围的村庄遭受暴雨导致的洪水，但是志愿者的人力物力只能够帮助大约五分之一的人撤离，其他人则不得不在这场自然灾难中自生自灭。蕾娜必须在短时间内决定撤离的方案，这意味着她不得不从成千上百个人中挑选出来可以得救的那部分。
“这是我这辈子做过的最艰难的决定，”她流着泪说。但是，刻不容缓，如果她一迟疑，那么，不光没有人可以得救，甚至连志愿者的生命都有危险。她从没有告诉任何人她是怎样做出了最终决定。但是，那件事之后，她被抑郁症困扰了多年。
“我的心理医生总是让我倾诉，但是，那个选择，我无论如何都说不出口。”
她仍然记得那段日子，好像在最深的海底，无法呼吸，也看不到光亮。又仿佛在没膝的泥潭里，每一步都在下陷，如果挣扎的话，就会陷得更深。她告诉自己，应该立刻好起来，她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但是她仍然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她的同事们反复劝她休息，她本来就瘦，这么一来，更加瘦得皮包骨头。她的脸色也很差，皮肤蜡黄，眼圈发黑，嘴唇毫无血色。他们开玩笑说，一眼看去，还以为蕾娜也是难民。
她做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劲来。她处理着工作中要用到的文件，突然就在脑海中听到这种嗡嗡的噪声，将她与日常生活的世界隔离开来。她的同事们风风火火地说话、打字、走动，她身处漩涡的中心，但是又不知道世界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她把所有的痛苦都扛下来，但是，痛苦并未远去——潮水般的悲痛从未真正离她远去，而是蛰伏着，期待下一次涨潮。
她最终决定退休。人们觉得她工作中出错是因为年龄到了——她已经快六十岁了。只有她知道，她上过战场，在前线从事过灾难救援，许多困难都没办法将她打倒，抑郁症却几乎毁掉了她。
她是在埃及为NGO工作时遇到她的丈夫的，她的丈夫是加拿大人，做外交工作，家里是外交世家。他身边不乏追求者，他却对像男人一样穿着迷彩服、马丁靴，不修边幅，脸上满是晒斑的她一见钟情。
他们在当地买了一座小房子，在花园里种上了很多花，在后院里亲手挖了一个恒温泳池。他们有空的时候，既会在家里谈论历史、文学，也会去郊外骑马，打靶。
但是项目结束地比预期的要早，他们在小房子里只住了一年不到。因为爱情，她辞去了NGO的工作，和他一起回到温哥华。她生育了两个孩子，过了近十年家庭妇女的生活。她闲来也给报纸撰稿，接翻译的活。实在很闷的话，她会烤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的甜品，也会做复杂的十字绣。她说，那段日子算不上不好，只是，总让她觉得，她还有很多能力没有发挥出来。她从三十多岁变成了四十多岁，眼看着人生就要这么重复着过下去。她毅然找到了新的工作，在四十多岁“高龄”的时候，飞往苏丹。这么一离开，便又是一个十年。
十年之后，她重新回到已经退休的丈夫身边，带着被抑郁症折磨的躯体。她的丈夫像他们从未分开过那样拥抱了她，并且立刻发现了她的异样。
她开始接受心理治疗，用谈话搭配药物。她逐渐理解到，她并没有害死那些在灾难中无法得救的人，相反，她拯救了那些因此活下来的人。她不是自己以为的杀人犯，而是难民眼中的“救世主”。
她后来，不断收到前同事发来的邮件，很多她帮助的难民，离开了难民营，甚至离开了乌干达。他们前往不同的国家读书，工作，组建家庭。很多在她手下免于性骚扰的女性，最终遇到了尊重她们的丈夫。虽然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难民在受苦，但是她已经尽了她最大的努力，也就没有遗憾了。
我后来才知道，她的丈夫因病去世之后，她不想再面对空荡荡的房子，便搬回到斯德哥尔摩她少女时代住过的房子里。自从我在她家寄宿，和她成为忘年交之后。她便继续在airbnb上找房客。她的房子依然十分便宜，而入住的人要符合两个条件：有故事可以讲给她听，愿意和她共进早餐。
2018年，我离开了罗马，我和难民打交道的短暂时光并没有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我所在的孵化器的创始人以帮助难民为噱头，募集了不少资金，又在慈善拍卖会上筹集了不少款项。原本以为可以利用这些资金，替难民营安装上同事们好不容易研发出来的净水装置和可再生能源装置，没想到钱却被创始人自己挥霍一空。有些钱被他拿来拍摄夸耀他的一生的纪录片，有些钱以顾问费的名义进了他朋友的腰包。
我很失落地离开了罗马，蕾娜想要我去她家再住上一阵，但我却觉得自己辜负了她对我的期望。
“做这一行就是这样的，有的时候，他人的苦难，不过是当权者用来获得名利的手段。”她一针见血地指出。
“不过，那个上次和你一起来瑞典，后来提前走了的同事，你有没有和他发展一下？”她打趣地问，一下子化解了伤心的气氛。
我仍然和蕾娜保持着联系，我们在脸书上互相点赞，她会用翻译软件阅读我发表的文章。我们交流菜谱也交流各地的约会心得。我们并不经常谈论难民这个沉重的话题，但是，我们因此，对世界保持着谦卑与敬重之心。
参考资料：
1.林书友：瑞典对难民门户大开背后的难言之隐与“理性”算计 观察者网
2.南苏丹——ICRC在全球范围内还在进行食物空投的唯一一个国家 财新网
文、图/ 刘文 编辑/ 王迪
校对/ 柳依苇 运营/ 罗炜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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