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五年前，攀登海拔五千米大雪山的惊魂与奇遇 | 镜相

我今年86岁啦，老眼昏花，可前几天还是拿着放大镜，把你写王鲁汉的故事看了一遍，让我也想起了那些年在青海果洛的日子，既然你又大老远来找我，要我回忆那些年里的事，那就给你讲讲我刚从内地来到高原，徒步翻越5000米阿尼玛卿大雪山的奇遇吧。——吴邦玺

1954年秋，刚毕业的我响应“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的号召，径直去了青海，以机要学员的身份被分配到刚刚诞生两年的青海省班玛县人民政府。

我和十个年纪相仿的青年，穿着果洛州人民政府驻西宁接待处发的棉装，脚上套着翻毛皮鞋，坐上当时最先进的苏联高尔基汽车厂生产的“嘎斯”牌卡车的后大厢，沿着刚刚通车不久的简易公路，翻过日月山、河卡山、鄂拉山，进入一处开阔的有层积雪的草甸，目光所及，不见一人，只有远处黑点般的帐篷在凌厉的风中孤独地挺立着。

“嘎斯”卡车在断头公路前，拐向一块用铁线网拦成的院里停住。白色棉帐篷扎着三排营房，一顶稍小的帐篷上探出半截生铁皮烟囱，一股浓浓的烟柱，被凛冽的野风吹得抬不起头。

领队老谢从驾驶室里跳下来，走到车厢后帮，掀起绿色帆布的挡帘，高声喊，小伙子们，花石峡兵站到了，下车吧。

我最后一个跳下车，就在落地的瞬间，肚子底部涌起一股浊浪，我来不及蹲下便脱口而出，吐出一股酸臭的苦胆水，直直喷到老谢的身上，无力表达歉意，随即爬在地上，继续呕吐。

我像踩在柔软的棉花上，想走进帐篷，可就那几米路的距离，东摇西晃了半天才迈了进去，瘫躺在一张行军床上，耳朵里尽是嗡嗡声中睡了一晚。

说睡觉,倒不如说浅度昏迷。你喝醉过酒吗，酩酊大醉的那种，再加上呼吸不畅不时被噎醒，这就是高原反应的表现，生不如死。直到第二天早上，老谢站在床边轻声叫我醒来时，我才晕着头起了床，一看表，已是上午十点过，但帐篷外的风像从未停止过似的凌厉呼啸着。

后来我才知道，花石峡地处海拔4400多米，像我们这样从内地来的人，都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慢慢适应。不过，大约是年轻的缘故，适应能力也强，虽然还有些晕眩，可感觉比昨天好了许多。到了餐厅，解放军战士熬好了大米稀饭，蒸的馒头虽然刚出锅，但却像是死面饼。战士很腼腆地解释说，这里海拔太高，大气压力过低，用一般的锅根本蒸不熟，如果不想吃，这里还有一盆牦牛肉。他看我难以下咽的样子，又说，米饭和面条也煮不熟，你要强迫自己吃点东西才有抵抗力。

兵站里没有厕所，大小便都要到院子外的草滩上解决。这天傍晚，也许是吃了点牦牛肉消化不好，肚疼，我像兵站的人一样，穿着皮大衣在草滩上把自己围成一圈，蹲在其中排便。正蹲的时候，在黄色光线中看到有只狗，朝我跳跃而来，我想，这里连个牧人都没有哪来的狗？

正迷惑时，突然就看清它充满敌意,泛着凶残淡绿的眼光，我一个机灵，顿时反应过来是只荒原狼，连棉裤都来不及提起，猛地站起身来，这举动可能也把它吓得一愣。我趁机拼命朝兵站大门跑去，正好兵站的赖站长出来解手，忙拔出腰间的手枪，连射数枪，它才发出呜呜声，戛然刹住身体，跑向身后的草原深处。

这个季节的荒原狼非常凶残，要不是赖站长出现的及时，我可能在花石峡已让狼给吃了。那时果洛草原上的狼比总人口数都多得多，你明白草原上的牧人为啥喜养藏獒了吧。

我记得非常清楚，1954年10月5号，在我们到达花石峡的第六天，那天也是我23岁的生日，老谢知道后还特意让战士厨师中午多给我加了一道醋溜土豆丝。下午，从阿尼玛卿雪山方向，风尘仆仆地来了一队穿着藏服或汉装的骑马人，他们身后跟着十几匹裸马。我知道果洛州政府的接应队到了。

当晚老谢召集我们开会，告知我们明天一早就出发，前往班玛县政府报到。前面第一道障碍就是海拔5000米的阿尼玛卿大雪山，这是高原上的高原，可能会出现缺氧和冻伤的情况，甚至需要我们弃马徒步来保证身体的热量。在高原上行走有许多讲究，不比内地那么随意，需要大家要有心里准备，同心协办。为此州政府专门派老王他们来接应我们，以保证我们一路上的安全。老王并不老，原是果洛骑兵团第三连的连长，是位参加了1952年果洛建政的军人。

阿尼玛卿大雪山 © 东方IC

老王嘱咐大家，路上一定要服从命令听指挥，因为沿路可能出现马蒋（马步芳蒋介石）遗留下来的残匪，他们会乔装成藏族牧人，在暗处偷袭我们，从两年前建政至今就发生过数起血案……

老王还说，因为你们还不适应在高原上长途行军，为减少路程，咱们选择能省60公里的捷径路，虽然这样要爬过一处5000米左右的山垭口，但这是最能节省体力和时间的最佳线路。

我初次上路，察觉不到问题的严重性，只关心啥时能到班玛，忍不住插话问，要走几天到班玛？老王笑着说，翻过雪山到达吉迈需要四天，吉迈到班玛还有150公里左右，正常情况下要三天。

第二天一早，我们每人骑着一匹马上了路。对我这样只骑过驴没骑过马的中原人来说，简直好奇，好玩，可仅仅骑了半天，我的双腿根都被磨出血，蛋籽都肿了起来，站在那尿尿都是疼的，半天尿不出来。大家也都一个德性，成了罗圈腿，才知道骑马并非是件好玩的事。

傍晚，老王找了个视野开阔的地带，扎上帐篷，说这是为了防止马蒋残匪偷袭，要占领有利地形。然后找了三块石头支起一个灶台，把随身带的牛粪点燃，烧上茶。虽然是十月份，但在果洛这座阿尼玛卿雪山下，已入冬天，睡到半夜硬是被冻醒，我便钻进旁边石家星的被窝，合盖两条被子取暖，即使这样到了早上醒来，头发和眉毛上还是结了层冰。

我们开始向雪山顶进发。向导是位藏族人，脸色乌黑发亮，身体矫健，他背着像羚羊角的双叉猎枪，骑马走在队伍的最前头，他不说汉语，只用藏语跟老王和老谢交流。排在他身后的是接应队的王二虎，中间是我们十个人，最后押阵的是老王手下的魏军，他们随身携带冲锋枪，给人随时要打仗的感觉。随着海拔的逐渐升高，我的高原反应再次出现，头疼晕眩。这时候老王和老谢要求所有人一律下马，牵着马缰绳徒步行走，我不想下马，一直赖在马背上晃悠，老王骑着马来到我身边指着我骂，你他妈的不想活了。

他接着说，在雪山上骑马行军，血液不流畅，时间一长腿就会冻坏，下来走二十里再骑。我这才懒散地跳下马来，才发现我的腿早已冻得麻木，像是失去了双腿和身体，只能坐在雪地上而不能动弹。向导见我被冻得不会走路了，赶紧跳下马，让我躺在雪地上，把棉裤脱下来，随手掬起地上的积雪，捂在我的腿上，我一点也没感觉到冷。他使劲地来回搓着，搓完这条腿又搓那条腿，直到两条腿都有了感觉，已过去了将近两个小时。

还没等我们起身，骤然间毫无征兆地下起大雨，奇怪的是，能清楚地看见只有我们头上的这块乌云在下着，像有界线，齐刷刷地把十米外划成了干燥无雨的天气，真是奇观。我们披着雨衣站在雨中等了足有二十分钟，才雨过天晴。果洛四季无夏，天气变幻莫测，全年平均温度只有1摄氏度，所以行程中风雪交替。我们就像一颗子弹穿梭在变幻的风雪雷雨中。

我在爬雪山那会肯定出问题了，要不老谢老王一直围着我问感觉咋样。我说我想死了不走了，他说你胡说，大家都很难受，都在坚持，你也会坚持到最后的胜利。我说那我骑马可以吧？他们说可以稍骑一会，再下来走，但除非把我的腿给锯掉，才能一直不下马。后来下山了我才知道，老谢见我在山上脸色乌黑，担心我的心脏会爆炸死在山顶上，才一直与我说话，让我清醒，也幸亏如此，否则真有可能迷糊过去，醒不来了。

我们终于走到了雪山顶上的大垭口，这里有无数根用牛皮绳拉起的五色经幡，纵横交错，层层叠叠，在剧烈的山风中飘扬，向导从怀里掏出一大把的“风马”（印有喇嘛教中供奉神像的正方形小纸片，也是祭祀山神的方式），挥手抛向空中。这是藏族人在路过任何一座雪山顶时都要举行的宗教仪式。

突然，山顶云开日朗，白太阳光强烈地照射着厚且晶莹的积雪，泛起刺眼的光芒，让眼睛不停流泪，眼前还出现一阵阵黑雾，像针扎一般疼痛，我不停地用手揉搓才能恢复视力，但片刻后又出现黑雾。同伴们都在大喊眼睛疼，要瞎了。老王说这是雪原上特有的雪刺，让大家把棉帽前檐档在眼前抵住雪光的反射，眯着眼，不要再停留，赶紧跟着马匹往前走。我们像半个盲人似的扶着马背，踉踉跄跄过了雪山顶。

说实在的，那时候走路是失去了意念的瞎走，像没有灵魂的躯壳机械地迈动步伐，可就在这无意识的走动中，我竟然就走到了人生的最高度，即便以后在果洛三十多年里，再也没爬过超过这个高度的山峰。

珠峰“大拥堵” © 东方IC

你知道珠峰大本营的海拔是多少米吗，5200米，在海拔五千米左右的高度上，气压明显比内地低得多，氧气含量仅是内地的30％，即使空手行走，也有大约30公斤左右的负荷。现在的登山者大都是专业人士，都有现代化的装备，氧气瓶营养液，随队医生等等，身体素质比几十年前我们要好得多，那时的我们可是营养不良面黄肌瘦，仅凭一匹马，两斤牛肉和几个冷馒头，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就走到了5000米的海拔，你说牛不。

等我们下到半山坡时，天色已完全黑暗下来，老王叫大家停下就地安营扎寨，可在那一片全都是厚厚的积雪，根本没有适合扎帐篷的干燥地方。向导在厚厚的雪地上挖了一个洞，用藏式帽子包裹着脸，竟然钻进厚厚的积雪里休息去了！

老谢说，在雪堆中反而比住在帐篷里更透气更暖和，要不你也试试。

我说我不行，就从马褡子中取出牛毛毡铺在雪上的帐篷里睡下，刚开始还能睡着，但刚睡熟，感觉有无数个长着尖锐獠牙的虫子，一起侵蚀着我的神经。我被迫从寒冷中被冻醒，那些被獠牙吞噬的疼痛一下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我又太疲累，眼睛根本睁不开，瞬间里又昏昏睡去，成千上万只虫子又开始用尖锐的獠牙吞噬神经。这样循环往复了好久，我实在受不了那獠牙吞噬的疼痛，从雪地上爬起身来，在帐篷外面的雪地来回活动取暖。老王说，你晚上不能在帐篷外来回走，万一远处有马步芳的残匪一枪打来，怎么办？

我躺在雪地上好不容易捱到天亮，喝了向导烧好的茯茶后继续前进。中午时分，因为昨夜没睡好，我在马背竟然一下睡着了，马儿跃过一条小溪流时，一下把我颠了下来，头部正好磕在一块石头上，顿时血流如注，把那小溪流的水都染红了。我也无力气爬起身来，就静静地躺在那，大家一片混乱，老王老谢围着我，用纱布给我止血，藏族向导抓了一把雪捂出血处，片刻后血就止住了。

再次上马前进时，天空忽然下起了暴雪，是那种浓重粗砺的鹅毛雪片，直直地落下来，几乎就在瞬间，让我们彼此变得模糊不清。老王高喊停止前进，原地扶着马匹不要再走动，有可能会跌入悬崖造成伤亡，让大家把雨衣拿出来披上原地休息。

过了好一会，暴雪像是正跑操的战士得到立定的命令，齐刷刷地停下，莽莽群山恢复了严峻的面目。我们清干净马背上堆积的几公分厚积雪，骑马继续下山。雪后湿滑，不时有人从马背上跌下来，引得同伴惊慌失措，可自己却不咋出声，大家连呜咽的力气都没了。

这些都不算什么，最惊险的是在第三天傍晚。当我们来到阿尼玛卿山脚下一条流量较大的河边，看到对岸的草地上扎着两顶帐篷，更远处顶小帐篷，几头牦牛和绵羊在一旁啃草。老王就说，这里有牧民，一看就是牧人的冬窝子草场，今晚我们就和他们做邻居，把帐篷扎在这里。

不久，对岸帐篷里的女牧民趟过河流，特意给我们送来了煮熟的羊肉，用藏语和向导说话，老谢翻译说，牧民见我们从雪山顶下来很辛苦，给我们送了点新煮的羊肉。我们刚刚成功地翻越了阿尼玛卿雪山，也都很高兴，在吃了牧人送来的新鲜羊肉和干粮后，早早躺在牛毛毡上睡去。我现在回想，那时大约也就晚上八九点，同行的孙大贵睡不着，起来往走，睡在帐篷口的老王问他干啥，他说，肚子疼，到外面蹲一会。

可不料，孙大贵这一出去，竟成永诀。他出了帐篷，四处查看地势，才找到适合蹲坑的河岸边蹲下，从口袋里掏出一包香烟叼出一根，用火柴点上，那烟头在半明半昧的雪色衬托下，像是个靶子，隐在小帐篷中的土匪早已将枪口瞄准了他，然后我们在帐篷里就听到了清脆的枪声和孙大贵“哦”地一声，沉闷地像是倒抽了口凉气。

老王到底是军人，听到这喊声，一个鹞子翻身，大喊不好出事了，没等我们反应过来，就拿着摆在身边的枪冲出了帐篷，看到孙大贵躺在血泊中，他摸了摸他的鼻息，然后说，你们留下，我和魏军去追土匪。同时对我们喊，你们看啥看呵，快回帐篷爬下，没命令不能站起身来。

现在再提起这事，有点事后诸葛亮，当时老王不应当去追击土匪，你想土匪是在暗处，在空旷的草原上隐在山洼中就像个石头，根本认不出来是人是物，而我们却暴露在土匪枪口下的明处，吃亏的肯定是我们。

但我想老王横着劲要追杀，一定是见孙大贵被土匪打死，着了急，自己的保护工作没做到位。当他趟过那条河往前又追了一截距离后，还是中了土匪的圈套，他本人都不知道从哪打来一枪，击中他的右肩呷，一头从马背上栽倒在地，跟在他身后的魏军没敢再贸然追击，跳下马来爬在地上守着老王，直到看到土匪骑马逃跑了，才扶起老王回到帐篷。

众人商量，前面六十公里外，有1952年西北军政委员会果洛工作团进入果洛时设立的一个物资中转站，有军人和政府驻守，当即派骑术较好的王二虎骑马去请求救援。

老王真是命大，那六十公里的路程，骑马来回最快速度也得一天，他躺在帐篷里煎熬到了早上，具体时间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反正是过了一个晚上，王二虎带着军医赶了回来。军医在帐篷里给老王做了手术，从他的右肩呷伤口里取出一颗子弹头，老王说，把那颗子弹留给我作纪念，也让我记住这个耻辱。

我是半年后才得知，袭击孙大贵和老王的一伙三人是在四川阿坝杀了牧人准备逃去玉树的地痞，那天下午正好经过这里，把小帐篷扎在牧人帐篷的不远处，想趁机杀我政府人员，好投向马蒋残部邀功。翌年，这伙人便被玉树州曲麻莱草原上的民兵在一次剿匪行动中打死。

我们在帐篷里又停了两个小时，第二批从中心站赶来的几个军人到达现场，他们让老王带伤骑上马，还把孙大贵的尸体用毛毡包裹着驮在马背上，后来把孙大贵埋在了中心站大院后面的山坡上。老王暂时留下养伤。我们其余的人又走了一天，傍晚时分到达了当时州政府所在地吉迈滩。

我到吉迈滩的当天晚上，用温水烫脚时才发现，双脚上已有四个趾甲盖乌黑乌黑的，中间还流着脓水，吓了一跳，赶紧去找医生看，医生说，这是在雪山上长时间受冻造成的脚趾甲淤血，过几天就会自动从根脱落。

在吉迈滩休息了三天，我们便和新的护送员老李老黄再度上马，踏上了去班玛县的路。

将近百拾公里走得平安无事，但在翻越满掌山时，下起了大雪，这里的雪可不像在阿尼玛卿山的那样，而是形成了密不透风的森林一般的雪柱，弥漫着浓重的雾霭，随之还有一阵一阵大风，后来我才意识到那时我们正好走在山顶上的风口，是大风把那雪吹得扭曲变形。

也是这场暴雪，让老李和老黄都迷失了方向，无意中拐向一条狭长的山谷，还浑然不知闷头往前走，暴雪停止后，我们找了块干燥的地方住了一晚，第二天早上才发现这个错误。他俩商量后决定，那就将错就错，到前面三十公里的洼尔赛往北拐，再走四十公里便可进入玛可河谷地，那里离班玛县政府所在地赛来塘就近在咫尺了。

红箭头所示为行进路线

我们明显感到海拔在降低，呼吸顺畅了很多，头也不那么疼啦，于是在马背上哼着“五星红旗迎风飘扬，革命歌声多么响亮”的歌曲，可到中午时就又遇到了麻烦。我记得非常清楚，那天是10月16日，当我们走到了两面是高耸的岩壁，中间是条隘道通口时，突然被山坡上端着双叉猎枪的人截住，有个人用藏语高声说了一阵后，老李也用藏语回话，口气像在讨论什么，然后老李对我们说，不知是马蒋匪帮还是当地的土匪，他们不说自己的身份，只要我们缴了枪支弹药，就让我们安全过隘道，否则就朝我们开枪。

老黄说，明显这是个骗局，不能听他们的。

老李说，我们现在别无选择，退回去肯定会被打死，往前走，又全暴露在他们的枪口下，稍有反抗也会被打死，得想个办法摆脱开。他略一思忖后，又用藏语朝山上持枪的人说了一阵，又回过头来对我们说，我让他们等一下我们商量的结果。

老黄说，我们不能上当，缴械是要受处分的。

老李说，，不知道你们听出来了没有，他们当中除了说藏语，还有人说四川话和甘肃话，并不像是马蒋残余，据我看，有可能是一帮乌合之众，凭咱们的智慧，一定有办法摆脱他们。

老李踌躇了一会，最后一挥手对我们说，老黄你先假装投降，扔下手中的枪和子弹后，敌人势必会放松警惕，我持枪注视着他们，你们仨趁机在前面快速通过隘道，能跑多远就跑多远，千万不要往后看和停留，老黄随在你们身后，如果敌人有动作，我就开枪掩护你们，如果敌人不动手，等你们安全通过隘道，我佯装最后一个缴枪，再见机行事。

老黄说，这样你很危险呀。

老李说，逃生是最要紧的，这是眼前我们唯一的办法了。然后他镇定自若地用藏语继续和山坡上的人交涉。来回几个回合后，山上的人像是同意了。老李扭过头对老黄说，你现在故意把枪和子弹扔在让他们看得见的地上。老黄使劲把枪扔的老远，又把子弹抛向空中，对我们仨说，还不快跑！我们拉紧缰绳，磕着马肚，开始策马狂奔，跑了有一个小时才缓下来，天色已完全黑下来，这才在一处半山坡上牧人的牛圈中等待老李归来。

可一直没见老李回来，不知道他的生死，老黄也是躁动不安，凌晨就令我们骑马出发，我们说再等等老李。老黄说，我得负责把你们安全送到班玛，不能再出意外。

我们骑上马在黢黑的山谷中提心吊胆地走着，同伴马生财一不留意滚下马来，半天爬不起来，他说胳臂疼的厉害，老黄说即使断了现在也没办法，只能到县上才能找医生看，我们把他扶上马，继续走着，直到太阳光变成了灼白色，看到了一条激荡的河流，老黄这才有些放松地说，这条河就叫玛可河，沿河往下再走三十公里，就到班玛县了。

当我终于看到班玛县城的轮廓时，莫名其妙地嚎啕大哭起来，是啥心情？你没经历过当然不懂，但我给你说，只有哭能表达那种万箭穿心的感受来。

到班玛县后，马生财当即让驻县的军医检查了一下，那时县上还没有医院，只有军医驻守，果然是被摔断了胳臂，养了三个月后才开始正式上班，而我仅休息了一天就到县委，成了一名机要员。

到班玛县后的三个月后，我去县委给冯书记送一份机要文件，突然看到老李也在那。我俩出了他的办公室，站在简陋的土坯房前的阳光下，聊了好久，直到这时，我这才知道了那天分手后的情况。

他说，当我见你们穿过山隘通道后，先是把子弹撒出一把，分散他们的注意力，然后突然举枪朝山上扫射了一梭子弹，把他们都压了下去，这举动果然令山坡上的人意外，同时我猛磕马背飞速朝身后跑去，等他们反应过来朝我开枪时，我已跑了老远，再说他们的猎枪威力太弱，枪法也不行，正好我骑的这匹马属大走马，本身就善于奔跑，我一口气跑了几十公才算是躲过这场意外，虽然丢掉了一把枪和几十发子弹，却保住了五个人的生命安全，很值得。回到吉迈后直接向州政府做了汇报，扎喜旺徐州长还表扬我足智多谋呢。

当年的经过就是这样。我历经艰难，终于来到才成立一年的班玛县人民政府所在地赛来塘，成了果洛藏区的第一代汉人，并在这里工作生活了三十五年，后于1989年8月，因身体原因调到青海省委机关某处，直到退休，至今都住在西宁，变成一个说着河南话的青海人。

口述/ 吴邦玺  采访并文/ 杨海滨  

编辑/ 刘成硕  运营/ 胡雅婷（实习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