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门学子的自述：通向北大的反抗之路 | 镜相
我紧张地坐在本科生导师的办公室里，和他聊生涯规划。“其他人我已经清楚了，但你的情况我还不知道。是时候谈谈你将来的打算了”，他这样说道。
我并不能向他呈现一个完整且详细的未来蓝图，只是说准备保研，但具体保到哪里去、将来要研究什么，我说不上来。于是他问：“家长难道有没有给你规划过未来吗？”我说完全没有。他又问我有没有和父母商量过毕业后的去向，我说也没有商量，就和母亲说了声准备保研。
导师露出了非常吃惊的表情，随后是一阵无话可说的沉默。
我是在进入北大，接触到身边其他同学的成长经历之后才意识到，自己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经历在其中可能有点特殊。
我的家在浙江东部沿海的农村，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和我，三代共同居住在一个老房子里。奶奶不识字，爷爷倒是那一辈人里少有的“读书人”，在村里兼职做着道士，不过近些年来找他算命、作法、招魂的人越来越少了。
我父亲是一个退伍军人，退伍后是城乡公交车司机；我的母亲过去经营着一家小卖部，现在则是在家里替一些工厂手工加工零件。家里的经济状况肯定算不上富裕，但我们从未觉得自己算穷人——因为村子里大部分其他家庭的经济状况和我们家也差不多。
父母在我上小学之后，就再也没有管过我的学习；初中以来，我们连交流都非常少，到现在也是如此。
与北大结缘，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我的母亲。我小时候看起来比较机灵，活泼好动，亲戚和邻里在逗我玩儿的时候便常常说这个孩子将来是要考清华北大的。这些客套之词被说出的时候多半无心，而母亲却对这些话深信不疑。
我出生在农村，按照本地学区的划分，理应去附近村庄的一所乡村小学读书。母亲不愿意让我在那所远近声名不太好的学校被“带坏”，在与家里人争执了一段时间后，花了五千块钱的借读费把我送到了镇上的小学。
在2004年，那笔钱对于我们家来说是一笔非常大的支出，是母亲东拼西凑得来的。到现在，还有亲戚拿这件事开玩笑，说当时借给我妈一千块钱，现在我读书出息了可得还一万给他。
我被分到了最差的班，集合了全年级最顽劣的学生。班里都是来自小镇周边农村的孩子。有的同学来自特别远的村庄，每天，邻近几个村庄的家长承包了大巴车送孩子上下学。这些农村父母为了孩子接受好一点的教育付出了昂贵的借读费，同时也对孩子疏于管教，付了学费就把一切托付给老师了。
我的母亲与这些家长无异，但她采取了一个非常粗暴的策略：自己不会管孩子，就把孩子全部的时间都交给老师。她给我报了各种各样的补习班，从奥数、英语、作文到乐器、绘画，这使得我一放学就往补习班跑，无暇像其他孩子一样玩耍，不过也就失去了“学坏”的机会。
虽然我的行为习惯和班里的差生无异——上学迟到、不写作业、上课讲话——但由于母亲的策略，我的成绩却一直很好。六年级的时候，我参加市里一所私立中学的自主招生考试，并考进了重点班。
那时我们家还没有汽车，为了参加考试，我和母亲坐了很长时间的公交车，一路辗转到了那所位于市中心的学校。当时我们并没有抱太大希望，只是想考考看，结果考完试当天傍晚就接到了通知成绩的电话，说我在两千多考生里面考取了前一百名。接到电话后，我高兴地在家门前转圈圈。
晚饭的时候，餐桌上的氛围却一度陷入凝重。那所私立学校一年要交两万多的学费；而当时，我们镇上的公办初中也在招揽学生，允诺过我如果选择留在镇上，每年可以给我七千元的奖学金。不管是两万还是七千，对我们家来讲都是需要慎重考虑的数字。
父亲和爷爷奶奶都觉得我留在镇上比较划算，不但有奖学金可以拿，将来考高中的时候还会因为乡镇学籍加二十分。但母亲执意要让我去市里念书，第二天就辗转坐了长途公交车去那所私立中学缴了学费。
母亲独自去学校交学费的那天，我又欣喜又愧疚，觉得自己做了对不起母亲的事情。这些心情在当时并没有对任何人诉说过，如今我想告诉母亲，也已经不可能了。
我和父亲的关系从小就很生疏，一部分是因为他的工作让他早出晚归，我们很少有交流的机会；另一部分是因为在我七八岁的时候，他沉迷赌博，在与母亲长时间的激烈争吵后才把赌博放下，后来在我十岁那年又有了外遇，一度要和我母亲离婚。虽然婚没有离成，但父亲之后与母亲、家人的关系一直十分冷漠，时常深夜不回家，也改不了爱玩的习性。
我是听着父母的吵架声长大的，虽然对双方的对骂都感到有些头疼，但内心总觉得母亲是受害的一方，父亲则实在可恶。
在小学的时候，我与母亲还算亲密，但初中之后，我们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疏离。与所有成长中的青少年一样，我在那时进入了叛逆期，觉得母亲无法理解自己，觉得她对我束缚太多。一开始是吵架，随后就是冷战。
与其他成长中的青少年不同的是，他们在短暂的叛逆期后与家人又能重归于好，而我与母亲的关系则像碎玻璃一样，虽然能粘合起来，但中间的裂痕却永远无法消除了。
叛逆是一部分原因，而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意识到了母亲与身边同学的家长很不一样。
我们班四十三个学生里面，真正通过自主招生考入的并不多，大部分是从这所私立学校的小学部直升或者花钱买进的——这意味着我进入初中后受到的第一个冲击就是发现身边的同学家境都十分优渥、甚至富裕到惊人。
浙江东部的城市，经商者本来就多，而我们班的同学的家长中有不少家产过亿的富豪；家境相对普通者，父母也是政府官员。
记得初一第一次开家长会，前来的家长基本上都是母亲，她们烫了头发、化了妆，坐在小小的教室里谈笑风生。而我的母亲虽然与她们年龄相仿，坐在其中却显得非常苍老，也和别的阿姨搭不上话。
我很为母亲感到难过，但这种难过很快被另一种羞愧盖过去了——在家长会结束后，同学们都在取笑我的母亲，笑她黝黑的皮肤、难看的打扮、笑时露出的牙龈，并说我当时黑黑瘦瘦的外貌是遗传自她的。
我还来不及同情母亲，就被这些耻笑淹没了自身。从小在富裕家庭长大、道德观也尚未成熟的同学们，像普通的中学生一样热衷于物质上的攀比。在大家家境都很好的情况下，这种攀比来得更激烈。
我始终是这些攀比中的失败者。
他们嘲笑我的衣服，嘲笑我的肤色，嘲笑我不像别的女生一样天天洗澡，嘲笑我没有一部苹果手机。而当时尚未成熟的我，没有把过错归到那些取笑我的同学身上，反而把问题归结于我的家庭。我觉得是父母的错，把我生在了一个和同学比起来过于寒酸的家庭，才导致我初中三年都活在难听的嘲笑声和深深的阴影中。
每到周末，别的同学都是家长开着车来接送，而我却只能跟着母亲一次次坐上公共汽车，转三次站，经过两个小时颠簸的路途才能回家。同学问起为什么我老是坐公交车，我羞于承认家里没有汽车，总是借口说父亲工作太忙——我自己也在试图掩盖家境上与别人的差距，并会说一些不太高明的谎话。
我曾试图讨好并加入那些富有的同学：在一个无聊的午后，我和后座一位房地产商的女儿用一整节自习课的时间拿着计算器，算他们家每天、每小时、每分钟乃至每一秒钟能赚多少钱。那时的我并不觉得自己这有多荒唐，也没有察觉到那个女同学在变相羞辱我，而是感到轻松愉快，并隐隐有一种自己也成为富人的自豪感。
我考进这个班的成绩应该是算前几名的，但我却一直被一种自卑困扰，不管是物质上的，还是学业上的——可能物质上的自卑更强烈一点，但它似乎在潜移默化中转变为了我对自己智力和学习能力的怀疑，让我慢慢相信“我是比不上城里孩子的”。
直到毕业前三个月，我的考试成绩一直在班里垫底。这让我的母亲对我非常失望，也非常着急。那两年，她总是问我“你不至于连职高都考不上吧”，这让我很气恼。于是和母亲的冷战也愈演愈烈。
母亲其实一直对成绩缺乏概念。她只上过小学，对学校相关的一切都不甚了解。我在小学的时候成绩在班上排前几名，她就相信我将来能上清华北大；我在初中成绩在班里倒数，她就担心我连职高都上不成。高中以后，她全然放弃了过问我的学业，因为我和她在心里已经默认，这些都是她从未接触过也无法理解的事了。
出于对我学业的担心，初二的时候，母亲曾带着自己晒的两袋梅干菜和厚厚一叠钱去找我的数学老师，请他给我补课。数学老师同意了我每周日上午在他家写作业，但某天课间把我叫到办公室里，把那叠装在信封里的钱交还给我，让我告诉母亲他不收钱，并说“让你妈妈拿这笔钱给你买双好点的鞋吧”。
我的脸迅速地红了，仿佛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他的清廉与我母亲的庸俗似乎形成了某种鲜明的对比。我的数学成绩在补课那会儿并没有提升，但在那之后，每当看到自己的脚，我心里就会涌起一阵羞愧。
从小家庭所教给我的东西——生长在农村的社会规范、生活方式与人际交往——恰恰是初中时候的我竭力想要割舍的。我不愿意再用方言与人交谈，不愿意在晚上频繁地去邻居家串门。
到冬天，每个同学的脚上都套着一双UGG的雪地靴时，我不愿意再穿大红色的棉鞋。最叛逆的那段时光，逢年过节遇到每一个对我嘘寒问暖的亲戚，我都会用一脸冷漠表示拒绝。
母亲总是说我没有以前活泼了，以前的我是亲戚间的开心果，而如今似乎对每一个人都冷着一张脸。对于母亲的失望，我虽然内心会抱以深深的愧疚，但行动上依旧我行我素。那是我学习最差的时期，我对自己提不起信心，相信“乡下人”就是哪里都比不上“城里人”，回回考试都是倒数，一直到初三的最后一段时光。
初三，班里一部分同学早早找好了出路，被安排进了杭州的高中。由此，过去那些嘲笑我的同学走了一大半，我身上“不受欢迎”的标签也渐渐消失了。
在初中的最后三个月，不同于一般学生的倍感压力，我感到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成绩也有了突飞猛进的提升，在最后一次模拟考里考到了全班第一名。我顺利地通过自主招生考试进入了本市的一所省级重点中学的文科实验班。
在高中之前，我从未想过自己能进入北京大学。在进入高中后，我慢慢地有了这个念头。这个念头的来源，说起来有点可笑，大部分是由糟糕的人际关系带来的冲动和赌气。
高中班级的同学家境基本上都和我们家差不多——我们市的富裕家庭流行把孩子送到杭州去读高中——所以我一开始并没有像初中那样和周围人格格不入的感觉，保持着普普通通的学习态度。入学后的第一次月考里，我考到了年级前十五名，排名公布后，我发现：“噢！我原来还有点厉害啊。”
但从初中同班升上来的那些老同学却对此不满意，她们开始在班级里到处诋毁我，说我初中成绩不好，人又邋遢，还是班里男生投票投出的四大丑女之一。在那之前，我一度以为新的环境能斩断我和过去那个弱小、自卑、整天受欺负的自己之间的联系，而在听到她们四处传播的言论之后，除了窘迫之外，另一种情绪在我心底慢慢酝酿开来，那就是愤怒。
我的暴脾气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养成的，过去的我胆小、懦弱、害怕与人发生冲突，但在高中第一次月考结束被深深激怒后，我决心反击，也不再害怕与人争斗了——因为通过这次考试我发现，自己其实比她们会读书。我急切地想用成绩证明自己，希望用成绩战胜每一个轻视我、诋毁我的人。
随后，发生了一件让我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学生一下子成为校园名人的事，也是这件事让“我一定要成为你们当中成绩最好的人”的念头像脑门上绑的头巾一样牢牢地占据了我的整个高中时光。
一次期末考试，一个女生不停地向前面的同学问答案，甚至公然地讨论起题目的做法来。这些交头接耳的声音干扰到了我解题，我完全无法专心解题，但是坐在讲台桌上的监考老师似乎没有要管的意思。于是，考试结束后，我愤怒又委屈地跑到教务处办公室大哭一场，举报了这一起作弊。
这件事很快传开了，举报作弊在我们学校是无比罕见的行为。老师和同学还是主张和气，即便是看到作弊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私下说说偶尔会有，但举报到教务处那是万万行不来不来的。而我举报的，还是一位市教育局官员的女儿。这件事情让老师们也很难办，虽然我哭得那样惨，虽然监控也证实了，但此事最终还是不了了之。
我被班主任批评了。他说我行事太过激进，不懂得给同学留情面，这样只会给自己制造麻烦。他劝我少管别人的事，管好自己就行了。
我感到委屈极了。再加上被我举报的这位同学到处宣扬要报复我，甚至把话传到了我的父母那里，让他们好长一段时间都战战兢兢，担心我能不能顺利毕业。我受到了更大的刺激——另一种意义上是鼓舞——似乎整个世界都在与我作对。于是，我拼命刻苦学习，每一次考试都要考第一名，一定要用成绩来证明自己是对的。
其实这样做并不能改变他们对我的印象，反而只会一个劲地加强我“书呆子”的形象。但就是这种毫无道理的赌气，硬生生地让我一个从头到脚都透露着懒散的人在高中三年里，每一天都卯足了劲地学习。
对于当时的我而言，考北大并不是因为我对北大有多么向往，而是因为这是国内最好的大学，是那些与我敌对的人永远都考不上的大学。
不过所谓的“敌对”，大部分场合下也仅仅是我自己以为罢。不管是把某个人或者某个群体设定为对抗的一方，还是用考试成绩“战胜”他们，这些过程很大程度上都是我内心过于丰富的想象的产物——或许，并没有人真的讨厌我，除了几个尖子生之外，也没有人会觉得考得比我差是屈辱的，我用成绩根本“战胜”不了任何人。现实中我也没有与任何人发生激烈的冲突，只是在想象中一次又一次地击败了他们。
另一个推力则来自于家庭。
在成长的十几年中，听过无数次父母的争吵，母亲对晚归父亲的斥责，父亲对母亲的奚落，至今仍觉得这些声音刺耳、可怖。同样令我害怕的还有家里的烟酒味、厨房里随地乱放的食材、电视机里抗日神剧、父亲的啤酒肚、母亲的期望——高中之后，随着我越来越不像当初那个活泼的孩子，母亲时常说希望我去读个职校，毕业后回农村，在附近的工厂打份小工，然后找个当地人结婚。
第一次听见她对我说这些“不成体统”的期望时，我冲动地对她喊：“你疯了吗？我是不会留在浙江的。”
我害怕极了这种可能。于是我拼命读书，寻找一个尽量远离这种可能的机会——其实想要离开农村，并不需要这么好的成绩，而我被母亲描述的生活吓坏了，只想离这些越远越好，却又不清楚“另一种生活”的界限在哪里，于是只好全力去读书。
在那年的高考中，我考取了浙江省的文科第二名。
高考前，我报名参加了浙江省的三位一体计划，所谓“三位一体”，是指高校依据考生统一高考成绩、综合素质评价成绩和高中学业考试成绩按比例合成的综合成绩，择优录取考生。
高考结束后不久的一个中午，我正在初中拜访昔日老师，接到了母亲心急火燎的电话，说三位一体要填志愿了，下午就截止。我匆忙与老师告别，又坐上长长的、转三次站的公交车赶到家里。家里的电脑坏了，又跑到亲戚家去填志愿。
填志愿的时候我没有多想，因为有五个志愿可以填，而三位一体计划里文科能选的专业也就七八个，排除掉我不感兴趣的法律、光华、经济，也就剩五六个这么多，再按我自己印象中的录取分数线从高到低排一排，就算是填好志愿了。整个过程只有几秒钟，填完后我跟母亲简单汇报了填的情况，她半开玩笑地问我“怎么不填那个光华管理学院呀”。
三位一体计划是考生高考出分后就直接录取的，没有反悔的机会，也没法讨价还价，所以整个暑假都没有一位清华或者北大的招生老师给我家打过电话，也没有人给我发过一条短信，甚至微信上都没有恭喜我一声。
成绩刚出，我带着不可告人的虚荣心在家等待着，想总有老师通知我一声我被录取了吧？但我什么也没有等到，失望的心情甚至转变成了怀疑。在八月份收到录取通知书之前，我都不确定自己是不是真的考上北大了。
这样一个带着落寞的录取经过，让我在大学之前的整个求学历程，从开头到结尾都和园子里的其他同学有些不一样。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出生在较为富裕的城市家庭，与父母保持着亲密的温情，而我至今仍在思考该怎么修补和母亲之间的关系。
他们中的大部分从小到大都保持着优秀的成绩和学习习惯，对将来的人生有打算和规划，填志愿的时候也会反复认真考虑、找各种人商量，而我一直都是凭着冲动和感情在做事。
VCG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高考出分后家里的电话都被打爆了，他们也都和北大清华的招生老师沟通过、斡旋过。我家里却始终冷冷清清，似乎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自己考了浙江省第二名，一腔的喜悦和激动过了一晚就消失殆尽了。
说来奇怪，老师的教诲、批评我似乎从来都当作耳旁风，甚至将其视为反抗的对象，但结果却是，我成为了我就读的初中和高中历届学生里面高考成绩最好的那一个，我的名字也被写在了学校的各种红色喜报上。一个试图反抗学校的人原本应该打心眼里鄙视学习、考试，而我为了“打败”其他人，选择的却是用考试来证明自己。
十几年的学生时代充满了反抗与冲突——排斥乡下人的身份，排斥富有而刻薄的初中同学，排斥中庸而肤浅的高中同学，排斥与我自身设定对立的一切，而对于舍弃这些之后我将余留什么，却一无所知，到今天仍然是走一步看一步。我能悉数自己这一路走来失去了什么，却难以把握自己到底获得了什么。
前些日子在学校里见到了一辆后面带座和顶篷的老式三轮车，想起小时候得肺炎，母亲每天都带着我坐三轮车去镇上的医院挂盐水，喧闹的街道、冰凉的空气、路边的干菜饼小摊，记忆在一瞬间苏醒过来，把我带回到那个已不存在的小镇。我做梦都想再坐上一次这样的三轮车。
文 / 寂寞芳心小姐 编辑 / 刘成硕
运营 / 实习生 胡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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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话题的观察者、写作者张畅将从《82年生的金智英》作者赵南柱专访出发，和大家交流当代女性面临的困境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