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间，除了新冠肺炎患者，在武汉，还有一群极少被关注到的癌症病人。
杜进、黄冲夫妇只有四十出头，却都被疾病折磨。杜进患尿毒症，每隔两天必须去医院透析，丈夫黄冲是肾癌晚期，被新冠疫情耽误治疗，两个月来癌细胞迅速转移，每天疼痛难忍。社区帮助他们和医院沟通，随着疫情逐步缓解，黄冲终于能够住进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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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户外有一簇艳粉的桃花，黄冲躺在床上，刚好能望到。他的头深深陷在枕头里，动弹几下都显出吃力的模样。由于口鼻被氧气面罩紧压着，呼吸的声响听起来有种气若游丝的哀怨。他得肾癌三年了，如今到了晚期，癌细胞已扩散到全身。身上的肿瘤已经九公分大。妻子杜进回来了，麻利地洗手，脱下外套，把毛衣袖子推至肘部，裸露的小臂上套着一红一蓝两个手环。她也不是健康人，患有尿毒症，这是透析患者的特殊标识手环。她每隔两天必须去医院透析。他挣扎着想让镜头拍他的背部。衣服掀起来，白白的背上露出一尊手握长戟的关公像文身，凛凛气派。关公像底部的位置高高隆起，那是一颗长在腰部脊椎上的肿瘤，这个东西让他平躺时也不得安生。这是一个非新冠的重症患者家庭迎面撞上疫情后落入的境地。
今年一月，黄冲被检查出癌细胞转移，准备住院治疗，忽然接到通知，不能入院了。那是新冠病毒在武汉最肆无忌惮的关头，举国不惜一切代价抗疫，肿瘤科医生全上了发热科一线。黄冲觉得，自己成了“不惜一切代价中的代价”。快递停了，买不了靶向药。躺在家中床上，他靠止疼药勉强度日。剂量在逐日增加，身上的肿瘤越来越鼓，人越来越脆弱，留恋的东西越来越多。
他最留恋的当然是妻子杜进。他们这对是重组家庭，杜进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认识黄冲以后，阴霾才散去，过上了舒心的日子。她从前是无需操心的，她对他全身心信赖依靠，他为她把大小事安排妥帖。直到黄冲得了癌，角色才颠倒过来。他变得敏感弱小，时时要她的庇护。杜进每两天透析一次，一次透析做四小时，加上路上来回，总共要离家六小时。黄冲受不了，一遍一遍哀求，“你早点回，快点回，一下机就回……”，他像一只惊弓之鸟，他溃不成军。后来，杜进每次只透析三个小时，如时间不够，毒素是不能清除干净的，可她哪里顾得了那么多。
黄冲才四十二岁，怕死得很，他不得不抱着某种虚妄的信念，撑过这段特殊的时期。镜头前的他，脸瘦削如柴。手在比划恐惧，眼泪也沾染着恐惧。任谁也看不出，这个坍缩在轮椅上的男人以前是练跆拳道的，曾经身体轻盈又具爆发力，一脚能把木板踢成两半，是虎虎生威的强壮男人。“我一个人可以对付四个。”他们一直在设法入院。但城市几近停摆，只能依靠社区帮忙。而丹水池社区里和他们同等紧急的家庭有非常多。局面焦灼，束手无策。终于，三月下旬，在社区工作人员的协调下，黄冲被安排上做了CT。做CT对他是相当大的挑战。他平躺很艰难，几分钟的CT期间不能戴氧气面罩，还要维持双手抱头的姿势。当这几分钟终于过去时，杜进快步冲进去，像对待一个孩童般大大地赞扬他——“真是好，太勇敢了！”
他是四月下旬住进医院的。这是个好的开端。麻烦、辛苦，杜进全都不怕。她只想疫情快点过去，所有阻挡黄冲抗癌的麻烦都消失。制作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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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遗忘的春天：武汉人的求生与复苏 | 纪录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