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知｜累了就爱干坏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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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精神疲倦的状态下，真的会因为缺乏自我控制力，抵挡不住各种诱惑，而做出不道德的事情吗？

 

睡眠不足、用脑过度、浑身无力……疲倦的时候，你会不会因为累得发晕而做一些违背社会公认道德准则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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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启智｜Sam Yam, Kai Chi 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管理与组织系   助理教授美国·华盛顿大学组织行为学 博士研究领域：判断与决策，领导力，组织行为学，商业伦理电邮：[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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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的一些研究认为，人们在精神疲倦的状态下，会因为缺乏自我控制力而抵挡不住各种诱惑，因而会做出不道德的事情。

不过我们的研究却认为，精神疲倦和不道德行为之间的关系不那么简单，并非每个人在劳累不堪的时候都会做坏事。因为当精神疲倦时，人们不仅会缺乏自控力，而且也会缺乏策划做坏事所需要的精力。
那么，决定一个人在精神疲倦时，做不做坏事的关键因素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认为，一个社会对不道德行为的态度十分关键。
当社会上的大部分人对某件“坏事”具有共识（即大家都认为坏）的情况下，要去做那件坏事就需要更明确的动机；而精神疲倦状态的个体常常很难想清楚自己的动机，因此反而不可能做坏事。
相反，如果社会上的大部分人对某件“坏事”没有共识的话（即大家认为没有那么坏），那么，去做那件事就不需要太强的动机，也不需要太多的思考，很容易就可以决定。
在这种情况下，精神越疲倦的人更可能去做这件坏事，以获取短期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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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过三个实验，使用不同方法来控制精神疲倦和社会共识这两个变量，对这个核心假设进行三角互证。

实验一

我们邀请了214名美国在职人员加入，并将其随机分配到以下四个组别：

精神疲倦
+高社会共识
精神疲倦+低社会共识

非精神疲倦
+高社会共识

非精神疲倦+低社会共识

在实验中，我们创造了一个条件，可以让参与者通过欺骗获得更多报酬（钱）的机会。
首先，参与者必须写一个100字的短文，来描述他们昨天的经历。在以精神疲倦为条件的小组中，参与者写的短文中不能出现字母A和N。在以非精神疲倦为条件的小组中，参与者写的短文中不能出现字母X和Y。

同时，我们通过向参与者展示一个新故事，来操纵社会舆论——

“

达特茅斯大学的两名研究生通过一个叫公开投票（open-vote.com）的调查网站来使不同社会问题观点更加公开化。该网站的创建者表示，辨别社会问题相关的公共舆论是一个挑战，其联合创始人Colin Van Ostern指出，目前其网站被调查的人数已超过5000名，被调查者涵盖从大城市到偏远地区的全美各州。”

接下来，我们向参与者提供一系列来自该网站的发现。在以高社会共识为条件的小组中，参与者被告知有89.2%的回答者认为，骗取小奖励是不可接受的，而在以低社会共识为条件的小组中，参与者被告知只有39.2%的回答者认为，骗取小奖励是不可接受的。
这些工作之后，参与者需要完成五道数学题，每道题需要找出一些数字使其相加等于十。每做对一道题，他们可以获得0.1美元。
但实际上，所有问题都是无解的，因此，实验参与者们所提交的正确答案数量，就是其欺骗的数量。
最终的实验结果中，一共有31.9%的参与者为了得到额外奖励而作弊。
进一步分析表明，在低社会共识下，精神疲倦的参与者比非精神疲倦的参与者，更容易做出不道德行为；但是在高社会共识下，精神疲倦的参与者比非精神疲倦的参与者明显更少作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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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二

第二个实验中，我们招募了61名注册会计师参与研究。在通常情况下，税务会计师普遍被认为在征税期经常睡眠不足，而睡眠不足会阻碍身心恢复，从而造成精神疲倦。
在研究过程中，注册会计师们被要求在纳税日期的前一周完成一份在线调查，报告自己的睡眠时间、睡眠质量，以及在过去的一周里是否向美国国税局（IRS）提供了虚假信息或隐瞒财物的信息。
通过对税务专家的访谈，我们发现大家一致认为伪造信息（犯罪）比隐瞒信息（遗漏）更不道德，情节更严重。
其中，有7名会计师表示，他们曾提供了虚假的纳税信息，有12位会计师报告说，他们曾隐瞒了重要的税务信息。
参加调研的会计师报告说，他们在税收日前一周的平均每晚睡眠时间为6.5小时，比正常睡眠时间（8.03小时）要少一个半小时。

有意思的是，我们发现那些睡眠小时低于平均值的人，更可能会遗漏信息；而那些睡眠时间多于平均值的人，反而更可能会伪造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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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三

第三个实验里，我们招收了140名大学生参与。与第一个实验相似，他们被随机分配到一个设定好的实验条件中。
这个实验中，我们通过颜色命名任务，让参与者变得精神疲倦。
具体来说，就是向参与者提供一个彩色字体的颜色列表，并让他们通过按键提供字体颜色的名称(“D” = 黄色，“F” = 蓝色，“J” =绿色，“K” =红色)。
在设定为精神疲倦的实验条件下，参与者需要完成20个不一致的颜色/字体测验，如用红色字体表示“BLUE”；而在设定为非精神疲倦的条件下，参与者需要完成20个一致的颜色/字体测验，如“BLUE”用蓝色字体表示。
完成该任务之后，参与者要报告他们的精神疲倦程度，然后接受我们提供的社会共识数据。在这之后，我们要求参与者解答数学问题，并报告他们答对题目的数量，据此决定其可获得的报酬。
最终，我们发现总共有1/4的参与者，谎报了做对题目的数量。并且，相比非精神疲倦的参与者，在低社会共识下精神疲倦的参与者谎报更多；但在高社会共识的情况下精神疲倦的参与者谎报更少。
此外，我们还发现，精神疲倦感是“他们在过度疲劳时，不做坏事”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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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的研究结果基于美国样本，但这一结论在中国的社会情境下，仍然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
通过这一研究我们发现，社会对“坏事”的共识是一个关键变量。
换句话说，我们应该一致谴责不道德行为，还是耸耸肩认为无所谓；我们应该制定严厉的处罚措施，还是寻求其它解决方式。
在今天的中国，现实的状态是社会对“坏事”的共识不高，而多数人为了生计疲于奔命，生活工作压力巨大。
比如，在中国，如果一个CEO很有能力，那么即使他被发现伪造简历，也可以继续任职。然而在美国，如果一个CEO犯同样的错误，那么他必须立刻引咎辞职。
在工作压力方面，超过1/3的中国公司员工报告他们每天工作超过10个小时。
宽松的道德标准加上高工作压力，这两者的结合或许就是不道德行为在中国广泛存在的重要原因。
当加班加点超时工作成为员工工作常态的时候，他们的精神疲倦程度会处于相当高的状态，而此时也是他们意志最薄弱最容易做“坏事”的时候。
因此，我们建议一定要建立一种强有力的企业文化，在这种文化中，大家对不道德行为都应该有鲜明的共识。

本文联署作者陈晓萍为华盛顿大学商学院教授

文章首发于自微信公众号“管理听见”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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