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散忆：我和他们的祖国 | paan talk@定海桥互助社 实录
印尼散忆：我和他们的祖国
与谈人 / 许振华
来自印尼西爪哇勿加泗的一支五人另类民谣（Alternative Folk）乐队 The Trees & The Wild 的音乐作品
图上这位叫布迪曼（Budiman Sudjatmiko），是一个活跃的印尼学生活动分子，在1998年前后组织了很多罢工，因为搞运动，1997年入了狱。他入狱前，在法庭上控诉苏哈托的右翼独裁政权多么不民主，人民应该拥有什么样的活动，弱小者应该被关注，关注弱小者并不等于共产党，这也可以是伊斯兰教义所追求的东西，不应该把一些东西变成共产主义的污名。我对这个人印象很深，他有着一张 bright face（明亮的脸），如果你去看他当年那些视频，会感动于这样一个年轻的生命在镜头的样子，会被一种历史所感染，会去想象那些年轻的印尼学生们怎么样在98年去对抗这样一个政权。这个政权可能会取缔你的马克思读书会，可能会因为你是华人或者因为你读一些左派的书就把你消灭。他们是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黑暗的？
1998年是很混乱的，族群之间的冲突可能因为一些遗留的社会问题而产生。比如说，华人被统一标签为有钱人，但多数华人明明是苏哈托政权的受害者——苏哈托政权取缔掉了华文教育、华人社团和华文报纸。只是因为有那么一小部分的华人，因为经商被苏哈托右翼政权选择为利益输送者，和军队、政府建立关系，在印尼的普通人看来就变成了贪婪的“东方犹太人”。这样情绪在某些城市变成了一个针对华人的暴动，受害者肯定有很多华人，他们被强奸、被屠戮。
但这中间有太多曲折的东西需要慢慢去梳理。比如说，当时一些新加坡的报人会回忆起来说他在报社收到的一些所谓现场照片，其实是东帝汶的印尼军政府政权对当地人压迫的场面，里面的受害者并不是华人。在其他的地方，比如印尼的婆罗州，也会有其他原住民族群之间因为宗教、利益分配之间发生的冲突，但这些都是不会在中文世界“98排华”的框架里被讲述的。
回到“东南亚猴子”这个词。它指涉的范围很广，而东南亚有很多的族群，包括华人。像马来西亚华人已经完成了国家认同，他们认为自己是马来西亚人，毋庸置疑。虽然可能老一辈人还会讲“华侨”这种词，但对于年轻一代人来讲，无论他接受什么语言的教育，马来西亚的认同并不需要纠结，他们可能纠结很多是具体的政治权益，怎么样去促进一个更好的公民社会；在宪法优待土著的前提下，考虑怎么移民？不过即使移民，他们依然是 Malaysian Chinese，乃至于 Malaysian。
这是马来西亚著名华人歌手黄明志（Namewee）为马来西亚国庆写的歌，一个典型的马来西亚“统战”形象，华人、印度人、马来人，老中青三代，虽然都是男的（笑）。Ali 是马来人的穆斯林常见的名字，AhKao 就是闽南话的“阿狗”，华人的昵称，Muthu 是泰米尔人的昵称。这些人，他们也是“东南亚猴子”吗？马来西亚华人是“东南亚猴子”吗？当我们骂出“东南亚猴子”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在控诉什么？
“东南亚猴子”有更深远的脉络。在印尼地位类似鲁迅之于中国的杰出左翼文学家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Pramoedya Ananta Toer），是“坐牢专业户”，在苏哈托政权时期因为左倾坐牢，前朝（苏加诺时期）时也因为批评政权而坐牢。他因为五六十年代热忱的左翼文化交流网络来过中国。其名著“布鲁岛四部曲”讲的是印尼人反抗殖民的历史，他们要反抗的殖民者是荷兰人，后来又有了日本的侵略。他给主角选的名字就是“猴子”—— Monkey（明克）。他在这里有意识地把一个可能来自欧美白人视角下对于东南亚土著的蔑称，扭转为象征着反叛、抗争的主角的名字。
这是去年印尼改编自四部曲第一部《人世间》的电影里的一句台词：“他希望变成一个自由的人，不要被奴役，也不要去奴役他人”。他的名字叫 monkey，他是“猴子”。
“猴子”同时也是新兴的民族国家里（主流族群）歧视（其他）族群的词。这是印尼东部的西巴布亚，一个直到60年代才加入印尼的地方。血缘上更亲近太平洋的南岛族群，和爪哇、苏门答的马来文化圈不太一样，人种看上去也不一样，更像《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里描述的太平洋岛民。巴布亚是在印尼建国以后才被武力征服的地方，一直都有很强的民族认同，也经历了一个无法被安放在印尼民族认同框架下的困难。这样落后的、被排斥的地方，它有着最富裕的矿产，而矿产由西方的跨国企业和印尼爪本土政治精英共同经营，这些利益分配和原住民毫无关系。
巴布亚人的抗争非常在意种族歧视，爪哇岛上这些所谓印尼核心圈子的人，对他们的用语也是“猴子”。即使印尼是一个有三百多个民族，号称以通商语言、非主流族群的语言马来语去塑造民族认同，通过强调“多元一统”去解决多民族认同纠葛，是“想象的共同体”的样本国家，依然也会有一个族群被歧视。他们被叫做“东南亚猴子”。所以当我们谈论“东南亚猴子”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当我们在控诉排华、控诉东南亚国家发生的种族暴动和屠杀时，到底在控诉什么？
我的爷爷奶奶与红色中国
我听到这些东西（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情绪波动与强烈的感情冲动，想要去思考和反应，是因为我爷爷奶奶的故事。
他们出生在一个叫棉兰（Medan）的城市。棉兰处在印尼面积第二大、人口第二多的苏门答腊岛上，在马来半岛下面一点。棉兰是海岸城市，但直到1915年主要还是一些村落，马来语叫 kampung（甘榜）的地方。1918年，棉兰只有4万多的人口，这些人口里包含了欧洲殖民者、印尼本土原住民和主要来自中国东南沿海的福建、广东两省的华南移民，慢慢发展成为一个商业港口城市。现在的棉兰是印尼第四富裕的城市，有为数众多的华人人口。这些华人主要是闽南人，他们自称福建人。东南亚的闽南人都会叫自己福建人，说自己讲的方言是福建话。
我爷爷1927年出生于棉兰，奶奶是1933年。他们都跟我说他们是“纯粹的汉族”，当然可能很多人看我的长相觉得不像。据我爷爷说，他的爸爸是从福建过来的，所以他们算是当地的“新客华人”，在他们之前有“土生华人”的脉络。在晚明和清朝年间，虽然官方禁止出海，但民间的出海行为一直没有被禁绝，有很多的华人跑到了东南亚各地落地生根。当时大家是王朝的子民，是种地的农民，是试图寻找种地以外生计方式的普通人。他们没有“中国人”的概念，他们说的是自己的方言，到了某个地方就去开垦，这跟西方的殖民也不太一样。他们叫“垦殖民”（Felda），他们去开垦别人的土地，他们在别的地方跟当地建立起关系之后，试图做中国跟海外通商的中介，也跟殖民宗主合作，变成殖民宗主和当地原住民之间的中间人，或者说买办。
这些土生华人已经有很长的历史脉络，他们可能很富裕，处在比较好的社会阶层。但像我爷爷奶奶那一辈人，他们被称为“新客”。这样的人在马来亚也有，新加坡也有，可能泰缅也有，这些人就是出去打工的，他们出生在当地也只是小混混，或者说是社会底层。
我爷爷在棉兰的父亲被当地土著所杀，他很恨这件事情，所以他选择在1945年之后的印尼独立战争时加入了荷兰宗主国的军队。他有参军的经历，但他打的却是印尼土著。他在抗日期间痛恨日本人，反感日本的殖民压迫，所以他肯定也接受到了像艾鹏所分享的在海外的共党或者说国民党的抗日宣传、反帝宣传，他对日本有痛恨，他对共产党有好感，这些东西都在他的生命里留下很深的烙印。我的奶奶也是这样。
这是我爷爷奶奶的结婚照片，他们“挨”到了金婚。奶奶前几年过世了。这是我从相册翻拍的，他们应该是在棉兰的某个华人学校门口办的结婚典礼。
也不知道是不是刻板印象，闽南、潮汕人特别能生育，爷爷奶奶都各自有七八个兄弟姐妹，他们也是各自家庭的长子和长姐。他们很小就要负担起照顾双亲与弟弟妹妹的责任，很早就进入了社会。爷爷就会讲很多不知是真是假的故事，比如说他怎么样去英国。他自己童年时一边做工一边学英语，他现在还喜欢讲 “one, two, three, four” 这些很基本的英语词，“how are you, I am fine, I almost forgot”，这些东西他到现在还会讲，他会说当年就是这样子混到英国的船上当水手，去伦敦见识过世面。我觉得也可能是真的，因为他确实蛮会讲英语的，为人开朗，一看特别老滑头，能混得开的人。我奶奶是更朴素的家庭妇女，会各种针线活、会烹饪、会各种家务。
因为印尼1945年闹独立，华人社会有了一些微弱的变化。原来的华人要关怀的是一个遥远的在大洋彼岸的中国，中国大陆在抗日，后来有国共内战，可能华人会选边站，到底是要参加亲国民党的社团，还是共产党的社团。在日本人走了之后，在新兴的印尼民族独立运动真正的落地生根、变成印尼共和国之后，华人到底有没有双重国籍的可能？到底要认同哪个国家？就变成了一个不得不解决的问题。
当时印尼有很多的政治活动华人是深度参与的。（苏加诺）毕竟是一个左倾的民族主义者，他为了去跟苏联、跟中国打交道，这些华人可能就会给他做外交翻译。还有些华人要跟那些所谓的土著去协商，到底是要推动更同化、更印尼化的华人面貌，还是说要保留双重认同——一方面认同印尼共和国、参加印尼共和国独立运动——另一方面又允许华人学校、华文教育和华人认同，把华人打造成“多元共和的印尼民族”的一部分。这些社团、活动都在进行着，直到1965年之前。
1965年发生了一场我们现在也说不清楚的政变。它导致约一百万共产党人被屠杀，被怀疑是共产党人也没有办法幸免。整个关于左的、关于中文的、关于中苏的、任何社会批判的东西都被灭绝掉了，苏哈托借此建立起来新自由主义的制度，直接引进了美国援助的毕业于伯克利大学的一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去做自由化的金融经济建设。
但在被中文世界记忆成“排华”的1965年政变之前，有一场在亲中、亲苏的总统（指苏加诺）下的排华，那是1959年。1959年的排华也是印尼内部政治的一部分。印尼军队总体亲美，这些人可能对于主要经商的华人有敌意，他们觉得这些华人对印尼共和国不太安全。为了安抚这些人，苏加诺通过了“禁止各地的外侨从事商业零售”的法令，虽然名义上是外侨，但对阿拉伯裔、印度裔打击不大，真正打击的是华人。这些华侨华人的商业活动就被禁止了。像我爷爷奶奶就会跟我说，他们当时就很害怕，害怕自己的子女不能够得到中文教育，不能够说中文了，他们觉得这个非常可怕。
爷爷奶奶于是想，好，既然我们读了很多新中国统战社团的华文报纸，看到一个新兴的共和国如此蒸蒸日上，红色中国如此伟大，周恩来和毛泽东又号召海外华侨回到祖国、参加祖国的建设，他们就毅然决然地选择“回”到那一片他们从来没有去过的土地。虽然他们在家里讲福建话，在华人小学里面也学了一些普通话（他们叫“华语”），但他们从来没有去过中国，他们和在福建的亲戚也没有来往。他们回中国时仅带了各自的一个妹妹，和在印尼生的三个儿子。
对此，中国选择接纳这些人，就有了一场浩浩荡荡的接纳归侨的运动，也就是当时的“撤侨”。
这是一份中国侨联的历史回顾。华侨农场是中国为了迎接这些归国华侨所建的社会主义农村集体，主要分布在广东、海南、云南、福建和广西。其实吉林也有华侨农场，但吉林华侨农场好像是朝鲜回来的，脉络跟南方不太一样。这些华侨农场是社会主义集体实践的一部分，他们要赚工分、听党的领导、吃公家的饭，但他们（华侨）又跟本地人很不一样，他们没有办法参与本地人的社群。国家有意识分割开了两者，他们能获得比较好的优待，能跟海外亲戚通信，能获得侨汇、侨批，侨批很多时候不止送信，还要送钱。这些华侨就变成了一个特别的社群——华侨农场的居民或者说“场友”——其实就是“难民”。
华侨农场里面有很多不同的人，比如说印尼背景的人，泰国背景的人，缅甸背景的人。后来79年南越被北越解放、越南统一之后，又有了越南的归侨。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他们不止国家背景很复杂，他们的方言族群背景也很复杂。我的爷爷号称会“八国语言”的人，但这个“国”不是国家。比如我爷爷会印尼语、英语、荷兰语、日语一点点，普通话、闽南话、潮汕话、客家话、湛江话、海南话，基础的abc，问候的、日常交流的话，他都会。这种语言能力像马来西亚华人也会有，他们自嘲是半桶水，讲得很混杂、很实用。但你又不可否认他们真的是什么都会一点，都是生存逼出来的。
这是一些《参考消息》上的照片。1960年撤侨时发生了一些暴力事件。但当时对这些事件的描述颇有历史唯物主义或辩证唯物主义的味道，不会说“印尼猴子杀了华人”，会说“印尼有的势力破坏了印度尼西亚人民和中国人民存在的兄弟友谊”（笑），辩证地、分集团地去思考这些问题。
这是我查到的一些归国华侨的证明，他们要登船，我爷爷奶奶回忆说他们登上的船是英国人造的，从棉兰直接到现在的深圳。他们后来也移民到了深圳，我就在深圳出生。
现在还有华侨农场这个编制，但大部分华侨农场已经失去了华侨的意义。像深圳的华侨城集团，这些东西最开始都跟华侨有关系。很多大城市有一些叫华侨新村的楼盘，也跟华侨有关系，但那些华侨大部分都走了。华侨一直都是新中国一个很特殊的族群，很多华侨在文革时被标签为“第五纵队”，因为他们跟海外有不该有的联系。他们有的被批判，有的被迫害，这些都给华侨华人带来很大的创伤。他们从原来的一个能直接接触英、美、荷等殖民遗产的社会，来到一穷二白的封闭的中国，可能会觉得生活特别困苦。在改革开放之后，他们想要更好的环境。80年代，有很多华侨被像“放走”一样，很方便地移民去了美国，有的可能回到东南亚，有的可能是移民去香港或澳门，我爷爷的妹妹就去了香港，奶奶的妹妹现在在澳大利亚。
爷爷奶奶有很多的亲友。不只是直系亲属，有一些是同样背景的，比如从印尼、缅甸等地回来的，在华侨农场的“场友”。他们分散各地，去了深圳，去了美国之后还是通过网络在联系，互相之间会经常打电话，送礼物，聚会。这样频繁的、跨国的往来，让我一度以为自己的“家人”有几百号人。
华侨农场集体慢慢解散之后，里面的居民开始各谋生路。早一点去做房地产投资的，发达之后，企业已经上市了，有一些还要苦苦挣扎于解决贫困。有些人就试图利用华侨的元素，比如说印尼、泰国这些美食和民族服装。于是，印尼华人要在中国本土表演印尼人的舞蹈，去吸引中国的游客来观光，看起来很荒腔走板。这对他们来讲是生计方式，可能也是回顾他们人生、发挥夕阳红的东西。这是中国侨联领导视察清远华侨农场时，华侨表演的合照。
刚才讲的故事里有很重的宏大叙事痕迹。比如他们是“爱国华侨”，他们很崇敬周恩来、毛泽东，他们也很感谢国家给他们这个机会，让他们能够避免排华的暴行，让他们能够获得中文的教育，让子女继续保留中国人（华人）的认同和身份。国家分配的农场也给了他们比较好的环境，爷爷奶奶总是开玩笑说幸好是去了广东，去北方的话要被冻死。印尼是热带，去了华南的华侨农场后，他们依然可以保留喝冰水、喝冰茶的习惯。他们很感谢国家给他们的一切，虽然国家可能在某些时候对他们并不好。
我的爷爷是个老党员。他在晚年不断去声讨，为什么他作为“干部”，退休之后却因为可能某个资格证或干部年限的问题，拿到只是工人资格的退休工资。他申诉中写的语言依然是一种文革意义上的反腐的、“人民路线”、“群众路线”的语言，是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控诉的语言。
这些对童年的我来说都很“宏大”，但又很亲切。我从小就在这种环境下耳濡目染。包括我的名字。1997年，我于香港回归后两天出生，爷爷欣喜于香港回归，期待台湾解放，我成了“振华”。按理来说，你不应该在90后看到一个如此老派的名字。我很自然地接收到这个东西，包括小学就会背周恩来等人的生日，共产党的政治对我讲（一度）非常重要，但后来我慢慢发现这个东西有点太高、太大。
Batik 与娘惹糕
对我来讲，真正的“印尼”可能是下面这些东西。这张家庭合影里面，我爸爸穿的就是Batik，我今天也在穿。batik 是印尼的传统蜡染的衬衫，穿起来很清爽，但可能会被人以为是东南亚土豪或者流氓（笑）。爷爷有一箱这些衣服，我爸爸也有一柜子，他们还把一些衣服传给了我，我的柜子里还是这些衣服。
补充一下，我爸（最小的儿子）是在清远华侨农场出生的，所以我不是归侨子弟，我是侨眷，我不能享受任何的高考加分。
图里有一些蛋糕，虽然图不清楚，但这个蛋糕是奶奶自己用手打鸡蛋做出来，like a real cake，纯蛋糕。她会有意识地往里面加色素，要做出来是我们看到那种娘惹糕的形象。她很讲究，逢年过节，这些东西是一定要讲究的。比如端午节，她要做娘惹粽。这种粽子，我是很后来才意识到和大部分中国人吃的粽子都不一样，她用的是五花肉，然后要用石器研磨香料、胡椒，再去卤肉，再把肉放在里面包成粽子，很好吃！
我的这些归侨的身份记忆是跟我爷爷奶奶和他们的亲戚朋友联系在一起的，是跟我在家庭讲的闽南语关联的，是跟他们讲述的这些爱国归侨故事有关系的，是跟衣食住行的归侨文化有关系的。但这些东西对我来讲，还是有让人怀疑的地方。比如一个小学生这么高度地关注、认可伟人的故事，很难说他真的看得懂。
我所经历的那些家庭矛盾会让我觉得，为什么一个高度依托崇高价值的家庭，有这么多让人觉得不舒服的东西？宏大的爱国家庭的故事，要怎么样跟一个小朋友承受的这些非人的礼教联系起来？我会对我的原生家庭有一些“恨”感，到现在仍会觉得它给我留下的创伤是永久的。我很怀疑某些可能虚伪的东西。
其实，我也能从他们的故事里面听到一些不那么吻合他们奉献的、自豪的叙事的东西。比如，我奶奶会嫌弃清远农场的本地人，觉得他们觊觎她从印尼拿回来的名牌缝纫机和质量好棉被，她会觉得，这些土包子怎么可以想要抢她的东西。比如说我可能因为没有先洗澡再吃饭，就被奶奶骂是“Batak”。Batak 是印尼一个原住民族群，人口众多，她会把这个词当作“不文明”的意思。类似的词是 Sakai，Sakai 是马来西亚婆罗洲的另外一个原住民族群，我也不知道这些词是怎么来到我家的闽南语里面。
然后还有一个词是“番仔”（huan’na），他们会用这个词去指代土著印尼人。我们会发现，这些归国华侨在控诉印尼排华，好像在反对种族歧视，但家庭的语言内部又带着浓重的种族歧视的色彩。
我的爷爷对外人很崇高，但在处理家庭关系上又很霸道，把事情都丢给女人去做，自己在那里看《参考消息》。老干部嘛，看书，看报，理解国家大事，但是最苦最累的活都是女人来做，我觉得这东西很虚伪，很让人难受。
长大后，我继续思考这些事情，去慢慢地理解我身上的这些东西。
截图上的奶奶是纪录片《不即不离》里面的一个采访对象。现在应该住在广州的她是前马共成员。这个是马来亚脉络的故事。1945年后，英国殖民宗主在日占时期结束之后重返马来亚。马共游击队等曾经参加过抗日的活跃的政治活动者，都被标签为共产分子——当然他们确实也信共产主义——他们被当成中国人而驱逐出境。所以他们和我爷爷奶奶类似，在马来亚本土出生、在马来亚长大、从来没有去过中国，被驱逐回来之后，只能在中国待着、在中国落地生根。
这部纪录片的导演叫廖克发，他是马共的后代，他的公公是马共游击队的成员，一直在马来亚山里面打游击，最后死在了山上，被英国命名为“反恐”的镇压行动给搞死了。他一直不理解这些被家庭所掩盖的事情，所以他选择到中国来挖掘，采访一些马共前成员。这个奶奶说，她虽然回到了中国，但她一直怀念着马来亚。她想象着那些热带穿着短袖衣的自己的悠闲的场景，想要跟穿着 sarong（沙龙衣，一种南洋布料）的马来土著谈谈笑笑，她在家里做椰浆，喜欢吃娘惹糕，做咖喱。她一家4个姊妹，只有她回来了中国，她整天梦见的就是跟亲人在一起。
我的奶奶晚年陷入了一种身体创伤。可能因为过度劳累，她脚上长了一个疮。这本是一个小病，但奶奶特别要强，不愿意太麻烦别人。她就把这个病搁置了，不认真去治，还想要操持家务。陷入身体疼痛的她不停地在我面前哭，问自己为什么要回到中国？她说，她在印尼明明有那么多的兄弟姐妹，本可以跟他们一起生活，可以活得比现在更开心，到底为什么要回中国、回来中国图什么呢？在农场干农活那么辛苦，她不仅要去操持所谓社会主义农村集体下的赚工分的农活，回到家还要做家务。她带着4个儿子，还要拉扯很小的妹妹，很痛苦、很难受，她想到这里也觉得不明白、不接受、很困惑，到底为什么要回来中国？她间或性地讲这些事情，但可能她身体好起来的时候，又会开始说回国是多么骄傲多么自豪，毛或者周是多么伟大。
我试着去理解。奶奶已经这么惨、这么累、这么苦，我一天天长大，她一天天衰老，她不再是我的梦魇，不再是我躲在房间里抱头痛哭去躲避的大的恐惧。我会去理解她，想象她到底在哭诉什么，特别是当看到奶奶一边摸着伤口一边哭，爷爷在旁边看着《参考消息》沉默不语的画面。她在印尼本土出生，教育仅到小学三年级，因为要帮持家用、要照顾自己的弟弟妹妹们，很快就辍学了。尽管她的老师说她天资不错，她值得更好的教育，她也没有办法，她很小就肩负起了养家的责任，肩负起带大兄弟姐妹还有自己儿子的责任。这些可能算是很“福佬”的，或者说是华人社会中男权的家庭结构所带来的。女人就是要负责这些事情。
男人能在外面充当政治活动家的角色，回到家里面再把那套政治宣传“吐”给女人，让女人接受男人的政治洗礼。奶奶可能就这样接纳了爷爷爱国华侨的叙事，接受了红色中国的叙事，她也开始相信这些东西，并且最后决定跟我爷爷一起“回”到她没有去过的新中国。历史的过程把她带到了新的“国家”，来到新中国。她必须参加社会主义集体，集体要赚工分，要参加集体生活。她在印尼是没有种过地的，所有东西都要从零学起，崭新的生活。对这样一个没有多少文化去支撑和讲述自己痛苦经历的女人，就这样在历史、国家和家庭的三重碾压之下，承受了一切。她可能真的很爱身边的亲朋好友，她会对每个人都问这问那，你结婚了没有，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可能每一个我认识的叔叔、阿姨听了都会觉得很不耐烦，但她是真诚的，她关心这些朋友、这些小孩子。她也很关心我、我的堂兄弟姐妹们，但是她没有语言去诉说她的爱，她也没有语言去诉说她的恨，她只能够抱怨，只能够用一种掌控别人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爱，这是我对她的理解。
这也算是开启了我对于女性主义分析的认可和我对于新中国历史的兴趣。所以我在高中的时候读了一些党史、新中国史，逐渐认识到，尽管有种种政治运动，但新中国在很多的海外华人心里充当的“彼岸”、“祖国”的角色。它号召这些分散在香港、台湾、马来亚、印尼、新加坡等非中国大陆的中国人，让这些人有了语言去控诉殖民统治、控诉日本的侵略，有了动力去拿起枪、拿起笔杆子、拿起传单，去反抗殖民、侵略的活动。他们可能会在香港加入工联会，参加地下工会与“反英抗暴”（六七暴动），可能会在台湾成为地下党，再后来有几千台共党人在白色恐怖中被蒋介石政权屠戮。在印尼，这些认同纠葛很难讲清楚的海外华人，有那么一些人最后选择来到一个没有来过的地方，去参加当地的集体生产，去建设一个他们没有来过、却无比崇敬的地方。他们还可能会失望，80年代选择了离开。我的爷爷奶奶也曾有过机会，90年代的时候，大伯带他们去澳大利亚定居过一个月，但他们最终选择了放弃。奶奶说：“哎，鬼佬的生活有什么意思，半个人影都见不到，鸟屎大的地方，这么空虚我不习惯。”我不知道他们有多少真诚的部分，有多少他们不能理解、或者他们再也不能够去接纳的部分，但无论如何他们都选择了在新中国落地生根，在新中国培育后代，也就传到我这里。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归侨记忆，这就是我的家庭背景。
注定散落的印尼拼图与“向前看”
几年前，我去台湾交换，和当地人讲起所谓的“台语”（闽南语），我发现我的一些表达他们根本听不懂。我这才知道我的闽南语很“奇葩”，查了资料之后，我发现家里讲的福建话是一个“克里奥化”（creolization）的语言，它有很多的马来语借词，是福建本土闽南语没有的，比如说 sayang，这个词在马来语意思是疼惜。比如说一个东西变质了，过期了，sayang，就是说这个东西太可惜了，变质过期了。可能它会变成一个疼爱的代言词，就是说“我 sayang 你”（wa sayang lu），就是“我疼爱你”。我作为孙子是一个值得被 sayang 的对象。类似的词还有很多，比如说 geli 就是“痒”，baru 是“刚刚”，jedi 就是“所以”的意思。所以我讲闽南语，不讲当初，讲的是baru，我也不会讲所以，我会讲 jedi。像我也不会讲“假如”这个词，会讲 kalau，这也是马来语。
我这才感慨，天呐，我的母语里原来有这么多词来自“异国他乡”。所以我叫香蕉不会叫“根蕉”，我叫它 pisang，这是马来语。土豆是 kentang，听说潮汕本土也引入了这个词，它依然是马来语词。这些碎片是通过我所说的福建话（Hokkien）听寻出来的，我也就依托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还没有被灭绝的华人社会里成建制的文化产业，去寻找熟悉的口音。他们和我的乡音也确实接近，槟城和新加坡华人讲的福建话和我是可以沟通的。我去新马福建人社群时应该完全无障碍，但可能去泉州、漳州、台湾就不可以。
马来亚的故事对我来说很有参考价值。马来西亚/马来亚同样有着华人认同和共产主义幽灵的问题，同样有被殖民宗主与冷战介入和操纵的族群关系，有着土著和华人纠葛的故事。在马来西亚，华人人口很多，建国前占比甚至多于40%，一度可以和马来人分庭抗礼。这么大的人口就意味着马来西亚的建国框架必须要考虑到华人的政治存在，所以马来西亚形成了“族群共治”的局面。自成一体的华人建立了一套不被官方承认，但是又独立生长着、成长着、且传承着的华文教育系统。我去读他们的文献，去做他们的研究，对马来亚紧急状态和华人新村的研究很有兴趣。我在台湾见到一些马来西亚朋友，他们会问我为何对大马那么了解？这些都跟我对印尼的追寻有关。虽然我知道，他们终究不是印尼人，我跟他们不是一类人。
我只能在这些人里去拼凑这些碎片。这些拼凑的过程还包括去台湾、香港的印尼外佣社群里面去找那些 ethnic food，去吃 gado-gado 与 sate，去找那些印尼小糕点，去“寻味”奶奶留给我的记忆。我跟那些印尼人其实也无法沟通，因为我不太会讲印尼语。可能他们也不会觉得印尼归侨的故事有什么了不起。我每次见到印尼人都会觉得很宝贵，但是对他们来讲，我只是 who are you？
再来一个小彩蛋吧。有句玩笑话，“你每吃一包营多捞面，你就会为苏哈托政权续一次命。”图里的营多捞面（Indomie）堪称印尼的国民美食，大家可能也在网上买过。营多集团老板叫林绍良（Liem Sioe Liong），他是苏哈托政权的座上宾，是苏哈托最重要的一个经济利益输送者。我们可能一方面在吃印尼国民美食，体验跨国商业里传递过来的异国风味，但不要忘记另一方面那背后是华人被抹灭的血与泪（笑），请大家痛并快乐着。
这是一张空白的幻灯片。因为我知道，更多的碎片是拼不完的。奶奶已经去世了，她作为女性的叙事已经堵死了。爷爷的故事已经讲不出什么新的东西了，即使有很多欲言又止的部分。在回忆的时候，爷爷永远会讲对他来讲最值得讲述的部分，最珍贵的、最拿得出手的记忆，但如果问他，你为什么给荷兰人当兵，当兵之后印尼人跟你有没有什么矛盾，他是不会回应的，他说没有什么问题。问他在文革期间有没有因为华侨的身份遭遇过创伤或者挫折，他会说他是逍遥派。但也有可能，他参加了批斗，只是他不会跟我讲这些可能肮脏的、不能摆上台面的东西。他90多岁了，年事已高，再问肯定问不出什么东西来。
所以拼图是拼不完的，碎片是注定要散落的。贾樟柯的电影《山河故人》结尾，那个澳大利亚 abc、移民第二代少年，一度想要回中国去找他的山河故人，但最后他选择了停下，因为这没有意义。对我来说，追寻印尼不是没有意义，而是说可能要换一种方式去思考这些东西，这也就是我说的“更加积极的印尼观”。
首先，排华不是能一概而谈的事情。国内很多人为“排华”记仇，但他们不是从印尼本土出发的，也不是从印尼华人社群出发的，更像是一种想象的联系，可能连带着他们对穆斯林世界、对伊斯兰教的排斥和恐惧。这种有时是仇穆的论述，会把问题归结为穆斯林文化的“暴力倾向”，也可能把它理解为一个未发达、欠发达、不可能发达的落后民族的冥顽不灵的暴力的问题。印尼的1998年是两面的，一方面是民主运动，另一方面就是社会动荡与族群动乱。更早的1965年，那场政变与屠杀的针对对象是印尼共，他们大多是所谓的土著，这不是针对华人的屠杀。
这些历史事件是不一样的，是需要一件一件事情把它捋清楚的。在讲“东南亚猴子”时，就无法理解这些归国东南亚华侨华人对青年时代那些场面、记忆的珍视——他可能觉得那是他最宝贵的年华，那是奠定他一生习惯的生活环境。这种认同和联系是无法在“以牙还牙”报仇的论述里安放的。而“祖国”在某些场景里，有我们这种作为“纯中国人”所无法理解的更具政治动员和社会支持意义的内涵，这些都是需要回到历史去理解的，而不能够仅仅像央视等媒体那样局限于“华侨华人、海外同胞一起支持着伟大复兴”的视角。我们需需要还原到本土的、回归历史的故事。
第二，是“分断”的概念。这来自南韩，讲的是朝鲜和韩国之间因为冷战、内战的双重结构所塑造下来的分裂状态，以及这种分裂导致的各个社会里对于自己民族和社会认知的不完整。陷入分断的民族因为与比如美国、日本等国的历史关系，不能够完整地回到历史去理解自身。中国也有“分断”，比如台湾和大陆的问题，香港在内两岸三地的问题。在海外华人里，也有过亲共和亲国民党社团的区别，这些历史都需要慢慢还原，可能做出很多有意思的东西来。
印尼或马来西亚这些东南亚新兴民族国家也部分适用“分断”。比如马来亚共产党抗日有功，与英国殖民者一度合作打击日本侵略者，参与者还有马来人、印度人，但马共却在后来被记忆成恐怖分子与华人的暴动。马来亚独立英雄纪念碑非常奇怪，是几个马来人士兵和英国士兵脚踩着华人马共的尸体的画面。独立英雄本来应该讲述马来亚三大民族合作抗日的故事，这是真正促成独立的历史。但历史记忆却变成了族群之间的、族群化了的暴恐分子的论述。这种对于英国殖民当局、马来民族主义者 VS. 马共、马来左翼与人民社团间内战状态的认知的不彻底，在我看来也是一种分断。在印尼可能也会有类似的东西，印尼的“分断”可能是被抹去的印尼共产党和原来的印尼社会之间的关系，经过1965年，有半个印尼社会都消失掉了。
认识“分断”的过程可以帮助我们试图去想象去殖民（decolonize）、去冷战，以此看到历史是怎么被影响的，并讨论如果没有被这些东西所影响，历史会如何。
第三，是“向前看”。这些都是某种积极的印尼。但归根结底，我们还是要向前看。可能很多左派与历史研究者都很沉迷历史素材。确实，历史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抢救、去挖掘、去回味的东西，能寻找另一种可能。但就我来讲，我不可能找到所有的碎片，我拼不完这个拼图。我要去理解的可能是一个更加鲜活、更加热烈的当代印尼，我想去知道它现在是什么样的社会，可能就不再是言必谈排华、言必谈华人，有更多值得讲述的故事，让我们去学习和挖掘，这就是“更加积极的印尼观”。
沙湾的守灵夜
诗作者 / 许振华
侨党、共产主义与泰国华人社会 | paan talk@定海桥互助社 实录
paan上海首发：更!更加积极的亚洲观
定海谈 | How True is Truly Asia？百代照相馆沿途故事集
定海桥互助社成立于2015年夏天。它是一个聚集的场所，地处新老工人混居的历史性社区定海桥；也是一个共治的社团，社员及邻里友人在业余以社区/社群互助的原则共同工作，在针对历史和现实议题的在地行动中自我教育、互助解放；也是一个延展的艺术小组，通过集体实践将劳动赋予创造性、来探求新的艺术/知识的社会想象力持续生成的工作方法和行动路径。
互助社以工作组的方式促进个人创造性生活和工作的可能，不定期地自主发起圆桌、漫游、出版、地方特色的晚餐、游击剧场、艺术/知识驻地、书影研习、自由舞会、城际交流、展览等各种不断被重新定义的实践形态。
致歉：昨日推送的《印尼散忆：我和他们的祖国》因编辑错误，存在部分文段重复和缺失问题，致使文章推送后需删除重发。今日订正后重新推送。特此致歉。
微信编辑 / wongyi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