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资讯】潘年英教授新著：《黔东南秘境》出版

潘年英：《黔东南秘境》，贵州人民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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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潘年英，作家，湖南科技大学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文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199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95年至今，任中国侗族文学学会副会长，2005年任中国文学人类学学会副会长。1994年获中国作协庄重文文学奖。部分作品被译成法文和英文。主要结集出版的著作有：《我的雪天》（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民族·民俗·民间》（贵州民族出版社1994）；《百年高坡——黔中苗族的真实生活》（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扶贫手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寂寞银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8）；《边地行迹》（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故乡信札》（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木楼人家》（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伤心篱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文化与图像》（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黔东南山寨的原始图像》（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雷公山下的苗家》（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保卫传统》（贵州民族出版社2005）；《在田野中自觉》（民族出版社2005）；《顿悟成篇》（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昨日遗书》（台湾尔雅出版社2007）；《塑料》（风雅书社200６）；《走进音乐天堂》（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长裙苗短裙苗》（上海文化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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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三十年前的那个夏天，我提着一包简单的行李到省城贵阳一家社会科学研究单位报到上班，那时我刚大学毕业，21岁，一脸的青涩，对现实社会几近于无知，同时踌躇满志，对未来充满无限的向往。我先是被安排在社会学研究所里作资料员的工作。这工作很无聊，但却满足了我喜爱读书的愿望。我也借机阅读了当时资料室里几乎所有的关于人类学和民族学的书籍，从此走上一条不归路——因为后来我写作的文章和出版的书籍，多少带有人类学田野考察的色彩，我被人类学学术界视为同行。其实他们心里明白我自己也很清楚，我跟他们走的根本不是同一个路子。简单地说吧，我不太看重某种学说和理论，我在我的著述中很少引用到国内外同行的研究资料，我所写的，基本上都是我的亲历和见闻。不久前我被一所高校邀请去做学术讲座，整个演讲我没引用过任何一位名人的经典名句，我讲的全是我所亲历的故事，讲座结束，主持人总结说，我演讲的内容和方式似乎跟别的同行很不一样，我给大家展示的，差不多全是眼见为实的东西，是一种很“接地气”的学术。我不知道这是一种赞美呢？还是一种批评？但我知道这是一种事实。这个事实就是：我全部的学术和学问，差不多全部都建立在我的田野作业基础之上。

“田野作业”这个词多少还是有些学术化和专业化了，其实民间的说法就是“社会调查”，更通俗的说法则是“下乡”。回头来看，我也不得不承认，我对“社会调查”是情有独钟的，最初当然是为了写作论文的缘故，但后来完全是一种生活了。当初我所谋职的科研单位，几乎没什么福利，但却十分重视“社会调查”，也很鼓励大家下去做社会调查，就是说，只要大家愿意下去，所里通常都会给予报销路费的，我把这个好处看作是单位里最大的福利。八十年代的中国学坛，跟今天的情况可是大不一样，那时虽然处处还显露出“左”的倾向和痕迹，但改革已经是大潮泛起，各行各业里都能看到年轻的一代在创新和突围的活力；同时所有领域都百废待兴，稍作耕耘，即有所斩获。我就是在那样的背景下拿起笔来写作一些文字的。后来这些文字被分为两类，一类是纯文学的，就是所谓的小说和散文；还有一类当然就是所谓的“人类学”田野报告或笔记。不过后来有些读者看到我的小说和散文一样是关于故乡的叙事，一样带有明显的人类学田野报告的写作风格，于是干脆把我所有的文字全部统称为“人类学笔记”。我当然也认可——我怎么可能不认可？事实上我很清楚我所写下的每一字都是有所依据和凭借的，我跟那些有超强想象力和虚构能力的作家不同，我的写作通常都是有“原型”的。我还得承认，我对这种来自“田野”的写作是有一种特别的兴趣和偏好的，一来我觉得这种写作有源自大地的真实性和亲切感，二来我感觉这种写作既省力又讨好，何乐不为……于是，倾向培育习惯，习惯养成自然，我对“田野”既钟爱又依赖，最终远走越远……回头来看这样的一种“经历”和“过程”，我们就不得不相信世上果真有一种叫做“业缘”的东西存在。那就是说，一个人在事业的选择上，本来是有着多种可能性的，但最终决定你走上什么样道路的，却是一种机缘而已。我的“业缘”或许就是从做图书资料员开始的，由此促成了我走上人类学的学术道路，而人类学的专业要求，最终又成就了我的摄影兴趣和爱好……如今我在高校里人模狗样地混着，教授人类学和摄影，然后差不多在所有的课余时间里，都驾驶着一辆破车，背着一部破相机，成天在黔东南的深山峡谷里转来转去，过着一种在他人看来是如此自由自在的生活……但是，怎么说好呢？对于所谓的“爱好”，我的感受却是，与其说是天生的“情有独钟”，又不如说是一种命运使然。因为一切的“业缘”看起来都更像是一种巧合，这也跟我们的姻缘一样，在你还没结婚之前，有很多人都可能会成为你的伴侣，但一当对象出现，并与你遭遇了，你就发现，你后来的所谓爱情，其实就是命运——一切的因果也许在更早的前世里就已经结下了，或者诚如人们常说的，上帝其实早已安排好了这一切。

没错，我的写作其实还有另外的一种类型，那就是摄影。从一开始，我就一直把相机看做是我的另一只笔。我用文字记录我对社会历史的所见所闻，我同时用相机记录我所亲历亲见的社会文化的变迁，二者其实合而为一，相辅相成。那么，我是什么时候开始有意识地拿起相机来记录社会文化的呢？认真追溯起来，我最早接触相机是在我读小学的时候，大约是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中期，我的一个表哥，从一位贵阳知青那里继承了一部120的海鸥相机，他经常拿这部相机走村串寨为当地老百姓照相，我被他拍摄，也同时接触了摄影。不过那时胶卷昂贵珍稀，我按下的快门通常都是没装胶卷的“空门”。而后到了我在大学学习期间，我的一位学农学的同学，因为父母是干部，家底殷实，他手中就有一部135的凤凰相机，常被我借来为一起春游的同学拍摄纪念照，我由此得以比较正式地接触相机。接下来到了工作的单位，我经常使用的是单位上的一台120海鸥相机，我用这台相机记录了不少80年代贵州的民族影像。随后我在单位里被安排编辑报纸，做记者工作，得到了作为福利分给个人的一台傻瓜的135相机，什么牌子记不得了，总之是很差很便宜的一种，价格大概在200元左右。我用这台相机也记录了不少东西，但还不是自觉的记录。差不多到了上个世纪的90年代中期，我才自己购买了一台海鸥DF60型的135单反相机，算是比较像样的一台相机了，但没有自动测光和对焦，全手动，还是傻瓜，我用这台相机拍摄了大量的有价值的民俗图片，这些图片后来以《文化与图像》为名结集出版，我也由此走上了比较自觉的摄影之路。2000年以后，我购买了尼康FM10，配备尼康35—70MM和70—200MM两支镜头，继续拓展着我的民俗影像记录事业。2006年，我又把设备更新为尼康D200，尼康D90，开始了数码摄影的新里程。2013年，我再次把设备升级到佳能5DⅡ，使用佳能35-70MM专业镜头……说是自觉的摄影，但回顾起来真感觉汗颜和羞愧，毕竟，我对器材的投入是非常不够的，我对摄影的钻研也只是蜻蜓点水浅尝辄止，但是，谢天谢地，扪心自问，如今我到底还是深爱着摄影的。我的好友曾庆仁兄甚至非常感慨地说，也许摄影最终会毁了我，因为跟摄影相比，他更看重我的文字能力。但我自己并不这样看。有一次，我甚至非常坦率地对他说，如果没有摄影，也许我早死掉了。他赶紧说，那千万别……你还是继续玩你的摄影吧那就。我这样的一种说话，其实并非矫情，也许只有我自己才真正明白，我说这话的真实含义。外人固然难与之道，但请相信我这话既完全发自内心，同时也有着足够的依据，非常的真诚，没有丝毫的夸张。直到今天，虽然我在摄影上没什么成就，我也从来不参与任何摄影比赛，更不加入任何摄影协会组织，但我对摄影的那份热情，一点也不亚于我的文字写作。我甚至曾多次对朋友说过，摄影给我带来的快乐，可能还远远大于我的阅读和创作。这当中的滋味，就只有我自己知道了。

如果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我比较自觉地开始学习摄影算起，如今我的影龄已经超过了20年。那么这20多年下来，我拍摄的东西真是不少，胶片就不用说了，光是装胶片的箱子就有好几个，相册也有好几大箱子。但由于我没精力去对这些胶片进行重新扫描和整理，如今我在找寻照片的时候，通常仅仅使用2006年以后拍摄的数码照片。2012年，我从中找出了一本影集《远在天边的寨子》。影集出版后给我带来很大的鼓舞。社会各界均有好评。于是，我顺着这思路，于2013年开始谋划和实施《黔东南秘境》的拍摄行动。为了完成这一项目，一年里，我五次进入黔东南山地丛林拍摄。刚开始的时候，我以国家住建部先后两次公布的传统村落保护名单为线索，一个县一个乡一个村的去走访，拍摄。应该说，这个线索是很值得参考的，从我所走过的那些村寨来看，其之所以被公布为受国家保护的传统村落名录，还是有充分的理由和根据的。但后来我发现，这当中也有些村寨实际上在最近几年里业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难看到“传统”的面貌了，而一些不在名单上的村寨，却保存着相当传统而原生态的文化面貌。于是，后来我仅仅以那个名单作为参照，而不断扩大自己对未知村落的探寻和拍摄。如此一来，一年之内，我在黔东南走访和拍摄了近百个神秘的村落。我不得不说，黔东南的村寨，的确是一个广博、多样而神秘的存在，而且也是一个很难得在短期内全部拍摄得了的巨大存在。许多地方真的是秘境，走进去就不想出来。在这些众多的村寨当中，有些是我过去走过了的，更多的则是首次进入。而无论是过去已经走过的，还是这一年里新发现的，这些村寨对我来说，都有着极大的吸引力。过去走过的，再次走进，肯定又有很多新的发现；过去没走过的，这次进入，则令人大为振奋，期望还能再来。在我看来，黔东南的每一个民族村寨，几乎都是有着充分的文化自足体系的独立王国，如从江的岜沙、占里、小黄、黄冈、山岗、高吊、高仟、增盈，黎平的平架、三团、九江、归双、竹坪、额洞、述洞、蚕洞、芒岭、邓蒙，榕江的加去、摆王、摆贝、高排、高岜，雷山的掌雷、桥兑、桥王、雀鸟、乔歪、格头、加鸟，剑河的巫泥、摆尾、党开、巫交……几乎每一个寨子都保存着一种独特的文化代表作，这一代表作既与其他民族的同类型文化相区别，也与本民族的同类型文化有不同，甚至是完全的绝唱，如占里的“换花草”，归双的“嫁男人”，黄冈的“抬官人”，额洞的“踩歌堂”……每一种文化代表作都是如此的古老原始，又是如此的暗含着现代性的品质，实在使人着迷。

我本来的计划，是想花上几年的时间，走完黔东南全部的秘境，然后再打算选择其中的一些精彩内容稍加整理后推荐给读者，但是，我后来发现，走完实际上是一件不大可能的事情，一来我的时间有限，财力有限，精力也有限，二来黔东南山地丛林之广大，实在远远超出我的想象，我估计穷其一生也很难实际走完，三来就我业已走过的这些村寨开看，无论是图片还是故事，都已经非常丰富了，也需要我停下来加以整理了……于是乎就有了这样一本书——《黔东南秘境》。这本书可以看作是《远在天边的寨子》的姊妹篇。我希望本书在整体风格上也跟《远在天边的寨子》基本一致，或者保持着某种内在的连续性。需要再次加以重申的是，我这里介绍的，的确只是黔东南秘境中的一部分，而绝不是全部。我只想通过这样的介绍，唤起更多的人们来关注这片神秘而美丽的土地。关注她，爱戴她，呵护她，就有可能给我们的未来留下一块原生态文化的净土。

【来源】潘年英教授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25fb860102wpqv.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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