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周晓虹：《文化反哺:变迁社会中的亲子传承》(2)

【作者简介】周晓虹，博士，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并兼任国务院社会学学科评议组成员（第六届[2009-2013]、第七届[2014-2018]）、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心理学会会长、教育部社会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规划评审组专家。

【续上一期】

主题三：孩子“反哺”父母的能力或他们的“话语权力”从何而来

文化反哺是我们这个物质生产高度繁荣、社会急剧变迁的时代独有的现象，因此，它的产生一方面同亲子两代人各自的身心特点有关，另一方面更是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所造就的。在我们进行的访谈中，4个典型组的被访问者都从各自的角度探讨了造成亲子两代之间的文化传承模式出现“倒置”的基本原因，我们可以将这些探讨归纳为下述4个结论：

结论7.社会变迁的加剧，新事物和新规则的层出不穷，一方面使亲代原有的知识、经验甚至价值判断丧失了解释力和传承价值，另一方面使子代第一次获得了“指点”父母的机会，这是“文化反哺”现象出现的宏观背景。

在各种球类比赛中，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现象，原本十分优秀甚至拥有世界冠军头衔的球员，会因为无法适应新制定的比赛规则名落孙山，而那些名不见经传的新手此时却常常会脱颖而出。今天的世界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赛场，在这个赛场上角逐的真正对手是年长的一代和年轻的一代，而前者的失利和后者的高歌猛进原因常常和球类比赛一样：出现了新的变化和新的规则。在这些新变化和新规则面前，年长的一代茫然不知所措，而年轻的一代却顺应良好、运用自如。

从世界范围内看，这些新的变化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战后科技革命的发展使得整个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以电子计算机为核心的电子技术、生物技术、激光和光导纤维为主的激光通讯技术，海洋工程、空间开发、新材料和新能源的利用，以及现在日渐兴盛的以“克隆”为象征的生物遗传工程，都使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几十年中发生了无以逆转的变化。女权主义、丁克文化、单亲家庭、超级市场、绿色和平组织、关贸协定、“白领”阶级和消费主义……，这一切与科技进步相伴而生的社会生活领域的新事物和新变化，在加深我们对社会的“变动”性质了解的同时，也改变了许多先前被视为天经地义的“游戏”规则。这使得年长的一代有如来到新大陆的“移民”一样，突然置身于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之中，就像M.米德所说成了“时间移民”（米德，1987：73）。

中国社会近20年来的变革举世瞩目。它在以极快的速度将年长的一代从传统带入现代，使他们以往近乎奢望的理想变成现实的同时，也废弃了他们在前半生中获得的许多知识和经验，在孩子面前他们感到自己成了无法留下精神“遗产”的第一代人。在我们的访谈中，许多父母都感到自己的青春被耽误了，自己该学习的时候却什么都没有学到，而孩子们遇到了改革开放的大好时代。因此，他们超过自己是必然的。另外，作为一种特例，中国的农村因为离现代化更远，因此在目前这场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过程中，那里的人民经历的变化、震荡和挫折也最为强烈（周晓虹，1998）。在访谈中我们看到，“浙江村”里的H和I两个家庭的父母的双重“移民”身份（他们既是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时间移民”，也是从乡村走向城市的“空间移民”），使得他们的“精神落伍”比其他家庭的父母更为明显。具体说，在他们的子女已经在北京生活得如鱼得水的同时，他们对现代化的城市生活的适应仍是勉为其难的。用IF的话说：“如果不是为了挣几个钱，我一天都不愿呆在北京。”

结论8.面对同样急剧的变迁，亲代常常受到传统和经验的束缚，子代则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和吸收能力，这是造成两代人在了解和接受新事物方面存在差异的内在原因。

社会变迁的迅急是造成年长的一代原有的知识和经验失去传承价值，并因此无法从容对应时代的重要原因。但紧接其后的一个问题是，面对林林总总的变化在父母们手足无措的同时，子女们为什么能够“感觉良好”？

造成亲代落伍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仔细分析起来不外乎这样几个方面：（1）就一般而言，随着年龄的增加，生活态度和行为模式都已经定型了，对新鲜事物的关注度降低了，对很多事情也不会再发生兴趣；（2）对特定的这－代父母而言，1979年前的保守封闭的社会氛围以及不正规的教育，使得他们中的许多人文化基础和外语水平很低，无法吸收不断出现的各种新知识和新文化；（3）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几乎所有的被访者都谈到，传统和经验的束缚常常是使年长一代和新事物、新潮流失之交臂的主要原因。FF说：“我们一般是按照原有的经验处理事物的，只是在原有的知识和经验不够用的时候才会想到学习新的东西。但孩子们没有什么经验，也就没有包袱，他们干什么都学新的、用新的，所以，新知识就比我们多，适应力也比我们强。”

在FF的谈话中，已经涉及子代形成自己的“文化强势”的部分原因，那就是年轻的一代不会受制于旧有知识的制肘。对年长的一代来说，当出现与旧有的经验不一致的新知识时，新知识可能被视为是怪异的；但对脑袋里根本没有旧框框的年轻一代来说，新知识则是天经地义的。除此以外，年轻的一代好奇心强、吸收能力快以及现今的正规教育打下的基础牢（所有的父母都承认，他们当年上学学的那点东西起码比现在的子女落后5个学年），也是他们对新事物能够很快适应的原因之一。DG在典型组访谈时当着自己的父母说：“我觉得我们这一代好奇心强，愿意接触新事物，但爸爸妈妈他们对什么都没有激情，从来不愿做深入思考。”DG的观点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孩子的看法，在他们眼里，父母常常教育子女要好学上进，自己却往往是得过且过的一代。

结论9.与同学或同伴的交往是子代获取各种新知识和新的价值观念的途径之一，因此，同辈群体成了子代影响或“反哺”父母的知识“蓄水池”或“扩展内存”。

许多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都论述过同辈群体或同侪群体（peer group）对青年个体社会化的影响（C.E.Bowerman and others，1959）：较早在纽科姆关于贝宁顿女子学院的那项经典研究中就提出，和同学的交往是使高年级学生的个人生活风格和政治倾向趋于自由的主要原因（T.M.Newcomb，1943）；北京的一项研究表明，13—l5岁的青少年将心里话告诉他人的首选对象是同性的同龄伙伴（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与管理系93级，1994）；而美国学者布郎芬布伦那的研究也证实，美国学龄青年与同辈群体交往的时间是他们与父母交往时间的两倍以上（Bronfenbrenner，1970）。

在我们的访谈中，“浙江村”内的H和I两个家庭的4个子女提到，与年龄相仿的同伴的交往是他们了解社会、观察市场以及学习北京话的主要途径；而南京市内的7个家庭的8个子女则无一例外地提及，与同学的交往是他们获得大量的知识和信息的来源之一。在“浙江村”里，对北京、对市场、对经济形势最有发言权的不是年长者，而是那些捷足先登来到北京的年轻人。他们从开拓北京市场中获得的经验是父母原有知识库存中的缺环，因此，他们是后来者的楷模。南京市内的8个孩子现在年龄最小的上初中二年级，最大的在攻读硕士学位。除了学业知识来自课堂和老师以外，他们的社会知识、科技新闻、时尚动向、人生阅历最主要的来源有两个：一个是后面将要提及的大众媒体，另一个就是同辈群体。BG说，来自同学的信息常常是父母和老师不知道的；FB则说，大学生宿舍里每天晚上睡觉前的“卧谈会”是最密集的信息交流会，内容也是应有尽有：“我有时回家住一个星期，再回学校住，好些事就不知道了”。就这一点而言，父母也都深有体会。G家庭的一对儿女都在大学里，周末一回家就像开信息发布会。GM说：“他们的知识和信息有些来自学校里的教授，但更多的来自同学，来自同学间的交流，而我们这一代人现在就缺乏这种交流。”确实，对这些年青而充满智慧和求知欲望的孩子们来说，相互间的算数级数式的交流使他们的知识和信息获得了一种几何级数式的增长。这样一种状况，使得我们的父母现在实际上不是单和自己的孩子，而是和他们那一群人或那一代人打交道。在一个不起眼的孩子后面可能站着一个个联系密切的同辈群体，它们成了孩子向父母进行“文化反哺”的取之不尽的知识蓄水池。

结论10.电子计算机的普及和大众传播媒体的广泛影响，使得孩子第一次能够从父母、老师以外获取大量的知识和信息，这是他们在与父母的互动中获得“反哺”能力或“话语权力”的最重要途径。

无论孩子们相互之间传递的知识和信息如何丰富，按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的“两级传播理论”的说法，这些知识和信息都不过是大众传播的人际延续（P.F.Lazarsfeld andothers，1948）。换句话说，除了得自操作性经验的知识外，孩子本身并不是各种知识或信息的制造者。他们相互交换的学业以外的知识和信息，其主要来源是包括报纸、杂志、广播尤其是电视在内的各种大众媒体。另外，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家用电子计算机走进中国城市的普通家庭，同电脑有着“天生的”亲缘关系的孩子从四通八达的互联网（Internet）上获得了更多的信息。中国大众媒体的发展和电子计算机的日渐普及是近20年来的改革开放的成就之一。20年以前，中国的老百姓对电视机、录音机、电脑十分陌生，很少有家庭会订报纸，有一台熊猫或红灯牌收音机的不说显赫起码也是中上水平的人家。在那个时代，知识和文化的传递基本上是以耳闻目睹的方式完成的，因此其渠道也十分狭窄：不是从父母到子女，就是从老师到学生。但是，1979年以后上述情况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从80年代中期黑白电视机进入市民家庭以后，不过10余年，中国的电视机总数已经超过美国达2.2亿台，其中有8000万台彩色电视机，而90年代开始的“家用电脑热“同样来势汹猛。据统计，到1997年底，北京、上海、广州和重庆四城市家庭的彩电普及率已达到96.63％，其中有1／4的家庭已有两台以上彩电。另外，拥有家用电脑的家庭上海占9.8％，广州和北京更是分别达到15.7％和15.8％（IMI市场信息研究所等，1997：891，1083）。这使得孩子完全可能从父母、教师、课堂里读的书本以外去获取各种知识和信息，而这些知识和信息对父母、老师及其他成年人来说也常常是闻所未闻的。尽管从理论上说父母也一样可以看电视，但在实际生活中他们往往因为工作和家务事的干扰，兴趣单一，以及在某些方面的理解与吸收能力差，从电视上获得的知识与信息的数量和质量大大不如自己的子女。在我们的访谈中，许多父母都说，平时工作和家务累一天下来，看电视自然就选些轻松的看：或是球赛（父亲），或是言情剧、肥皂剧（母亲）。但对他们那些求知欲强烈的子女来说，无论是波黑冲突、海湾战争、女权运动、印尼骚乱，还是绿色食品、微软公司、公牛队和NBA以及克林顿丑闻，都会引起他们的浓厚兴趣。如果说低龄儿童如前述郭于华的研究所说，常能从电视中获得有关食品、玩具等方面的知识的话，那么我们所研究的这些从13－23岁不等的青少年从电视中获得的知识就要多得多。进一步，如果说电视对父母的影响还只是大与小的问题的话，那么电脑对他们的影响则常常是有与无的问题。显然，操作电脑和“上网”不像看电视那么轻松，它需要专业知识和良好的英文基础（Internet上的资料和信息大多都以英文呈现的），这使得大多数父母往往力不从心。因此，无可争议的是，由于孩子具有电脑操作和语言使用上的优势，他们基本上垄断了对互联网及其信息的“话语权力”。

主题四：亲子双方对“文化反哺”现象的看法与评价

“文化反哺”现象的出现及其涉及领域的不断扩展，在使年轻一代获得前所未有的想象和创造能力的同时，也使在年龄和家庭事物管理方面位于优势地位的父母常常处在尴尬的境地：教育和培养孩子是自己的责任，但现在承担这一责任却变得如此困难。那么，我们如何来评价或看待在亲子间的文化传承过程中出现的这种“本末倒置”呢？最后两个结论涉及到亲子两代对“文化反哺”所持的基本态度，以及这一现象对亲子关系和双亲的社会生活的积极影响。

结论11.子代对亲代的“反哺”一般不会影响亲子间的情感，但它确实改变了原有的亲子关系模式，尤其是提高了子代在家庭中的地位和对家庭事务的发言权。

关于父母是否能够心平气和地接受子女的“反哺”，以及子女在“指点”父母时是否会感到有压力，是我们访谈的中心话题之一。在我们的访谈中，9户人家的父母，包括“浙江村”里的两户来自温州农村的父母（I家庭母亲缺席），都大度地表示，孩子胜过自己是社会进步的表现，谈不上丢面子，也就没有必要不开心。不过，这种情况有两点限制：（1）子女的态度必须好一些，否则即使儿女说的对，情感上也难以接受。在部队担任基层领导的BF说：“对这种现象倒不是道理上想不通，而是情感上难以接受。你想想，在部队都是下级服从上级，回来有时倒要听女儿的，这个弯确实不好转。”（2）如在长途汽车站工作的DM所说，“如果‘指点’来自自己的儿女接受起来要痛快的多，但如果来自其他晚辈则不会太舒服。”好在子女们的看法都令父母们对他们的地位大可不必担心：其一，孩子们都表示，告诉父母他们不知道的东西“是为了和他们共同进步”（CG），而不表示看不起他们。一个女孩子（DG）甚至说了这样一句令人深思的话：“我不认为我们对父母的尊重与爱戴是建立在他们什么都知道的基础上的。”其二，几乎所有的孩子都认为，告诉或“指点”父母应该注意方式方法，尽管有些孩子承认这样做起来可能会有困难（这里也有一个情与理的问题）。亲子双方的上述态度使得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尽管有可能出现一些偶发的冲突，但一般说来“文化反哺”如大学二年级学生GB所说：“会改善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比如，我就觉得爸爸现在不仅脾气而且水平都比刚转业到地方时好多了。不像以前总爱用命令的方式，而是用商量的口气。其实，这也使他在单位里能够很好地与同事相处。单位里的年轻人现在都说他是一个称职的工会主席。”

当然，必须承认的是，尽管父母们说来自子女的“指点”并未使他们失去原有的地位和尊严，但从访谈的结果来看，“文化反哺”还是在很大程度上悄悄改变了亲子之间的相对地位，或者说，它不可避免地提高了未成年子女在家庭生活中的发言权和决策权。现在许多家庭在决定日常生活用品的购买或集体行动时，不仅会征求子女们的意见，甚至常常干脆由他们去做主。做主的范围小到买何种饮料、早点、服装，大到电视机的品牌、尺寸、型号（G家庭现在准备买一台29或34英寸的电视机，任务已经交给了19岁的儿子GB），或房屋的装修式样（前述F家庭新居的设计任务已交给21岁的FB），再或孩子们自己的专业和前途。当然，最突出的是在“浙江村”的H和I两个移民家庭中，不到20岁的子女已经全面接掌了处理家庭事物的大权。对这种变化在大学里攻读外国文学硕士学位的GG十分敏感，她说：“这种‘指点’父母的现象当然会影响到我们在家里的地位。比如，现在在家里的一些重大问题上，我和弟弟（GB）说话的分量增加了。最能够表现这一点的是，父母现在下的直接命令越来越少，而商量的余地越来越大。”

结论12.来自子代的“文化反哺”不仅使亲代了解到了许多原先陌生的知识、开阔了他们的眼界，而且实实在在地提高了他们的社会适应能力。

如果说“文化反哺”现象的出现仅仅提高了孩子们在家庭中的地位和发言权的话，那么，对那些含辛茹苦的父母来说多少有些不公正。但事实上，这种新型的文化传承模式在赋予孩子们以自信、知识和力量的同时，也开阔了父母们的眼界，提高了他们对这个变得越来越陌生了的世界的应对能力。

从我们的访谈结果来看，父母们从来自子女的“指点”中获得的知识、信息确实是广泛的、全方位的。如果没有孩子，许多父母都说，他们不但可能不会有进肯德基、麦当劳的经历，不会像年轻人一样通宵守着电视机看世界杯赛，不会谈股票、玩保龄球、穿牛仔裤，不会知道皮尔·卡丹、阿兰·德龙和梅艳芳，……而且也可能不会知道克隆羊“多利”、秦山核电站和“长二捆”火箭，不会关心水土流失、生态平衡和大气污染，不会重温在中学里学过却没学好的中国历史、唐宋诗词，不会去接触Windows’95、Internet或Yahoo，不会理解市场经济、工商法规和“个调税法”……。确实，今天的父母们从孩子那里学到的决不仅仅是新的消费方式或消费习惯，也学到了在这个变化迅即的社会中安身立命、从容应对所需要的胆量、知识和能力。我们真的可以说，没有孩子，今天这个新中国和新世界的窗口在他们的眼前不会开得这样大。

作为具有典型意义的个案，我们所访谈的两个有大学生子女的家庭为我们这里的观点提供了佐证。在我们一再提及的6家庭里，那位原先被人公认为“刻板僵化”的工会主席说，其实，即使从子女那里获得的有关休闲、娱乐的知识也对他的工作极有帮助。比如，孩子们爱看VCD，知道哪些电影有艺术品位或热闹、好看，他受到启发就在公司工会里集资办起了“影碟交换中心”，并请孩子帮着推荐影碟，深受员工好评。和孩子一起玩过保龄球后，就由工会组织了员工的保龄球比赛，丰富员工生活。而F家庭的父亲既当教授，还兼任着学校研究生院的领导，儿子交给他的电脑知识派上了大用场，写点什么自己就能完成，打印出来就和印刷的一样。不过，从“依赖”儿子的亲身体验中，善于观察社会的FF也从中感悟到了忧虑，一种和社会上的通常观点相反的忧虑：他以为，现在要担心的倒不是子女的独立性问题（多少人像“九斤老太”一样，为我们的下一代“不如”自己忧心忡忡），而是对子女的依赖所导致的父母生活能力的下降问题。“试想想，如果有一天子女因工作、出差或出国离开了我们，我们也许不知道怎样听音响，怎样选电视节目，怎样开微波炉，怎样使用空调的定时装置，怎样办理人生保险，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病应该去看哪个科室，更不用说发电子邮件、上Intemet、开车去会老朋友……。”是啊，这个变化万千的时代不但使父母和子女的角色换了一个个，也赋予我们这些尚不算老、仍有学习潜力的父母以新的历史使命：向子女学习，迎接新世纪的挑战！

四、简短的结语

从发生在亲子之间的社会互动来研究沿袭了千百年的文化传承模式的变化，能够使我们清楚地了解发生在当代的这场急速的社会文化变迁运动所具备的同先前社会迥然不同的特点。具体说，今天的这场涉及人类价值观、知识体系、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模式的大变革，已经不是先前社会持续不断的社会文化变迁过程的简单的延续，其间确实已经出现了革命性的飞跃或转折。单就亲子间的文化传承来看，从我们的访谈资料及其讨论中能够发现：（1）亲子之间的“反向社会化”或曰“文化反哺”现象不仅已经出现，而且成了与传统的文化传承（社会化）模式相对应的新型文化传承模式，这种现象在城市家庭以及居住在城市中的“移民”家庭中尤为明显；（2）在亲子之间发生的这种“文化反哺”现象所涉及的内容和范围十分广泛，从价值观的选择、生活态度的认定、社会行为模式的养成，直至对各种新器物的了解和使用，而在文化的表层（行为或器物层面）这种现象更为明显；（3）子代向双亲进行“文化反哺”的能力主要得自于他们对新事物具有较高的敏锐性和接受能力，他们受旧有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的束缚较少，以及他们凭借语言和器物（如电视、报刊和互联网）接触的优势而获得的从媒体、市场及生活本身获取社会信息的便利性，对生活意义进行解释的权威性；（4）最后，“文化反哺”现象的出现一方面动摇了传统社会“长者为尊”的地位，使得双亲常常会遇到来自子女的各种反叛和挑战，另一方面也提高了他们对变迁社会的顺应能力。

必须指出的是，我们这里对“文化反哺”或家庭内部反向社会化的论述，并没有否定一般社会化或传统的文化传承模式在今天依旧具有的作用和意义。我们只是希望这里所作的论述，能够使人们对尚未得到社会重视的一种新型的文化传承模式给予应有的关注。“文化反哺”是变迁社会的产儿，它表明传统社会单向的文化传承模式正在向现代社会双向的乃至多向的文化传承模式转变。事实上，这一文化传承模式的出现，不仅为年长一代顺应社会生活、继续追赶历史潮流提供了可能，同时也加重了年轻一代的历史责任感。一般社会化和反向社会化或“文化反哺”的共生互补说明，社会的发展所赖以借助的文化延续，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明显地存在于年长一代和年轻一代的沉浮与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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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2期，第5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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