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杨庆堃：《社会学与中国现代化》

【作者简介】杨庆堃（C.K.Yang，1911-1999）原籍广东南海，著名华裔社会学家、人类学家。1932年获燕京大学社会学学士学位，1934年获该校硕士学位。1939年获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先后任纽约商报编辑、华盛顿大学助理教授。回国后，1948年起任岭南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兼系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曾在北京担任毛泽东著作的翻译工作。1951年再度赴美国，任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1953年后任匹兹堡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教授。70年代，在香港中文大学创办社会学系。1972年获匹兹堡大学卓越服务教授荣誉称号。1987年他在匹兹堡大学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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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研究些什么问题？在书本里，社会学的定义盈筐满筐，众说纷纭。这篇随想录只能略述作者的观感抛砖引玉。溯自有社会学一词的百数十年来，它所研究的对象可归纳为社会秩序的构成、解体与变迁。此言要义，聚于“社会秩序”一词。日月星辰出没的秩序，代表了天文学的研究对象;分子、原子的结构层次，代表了物理学与化学要推敲的问题。同样的，人们的作息出入，饮食男女，婚姻丧祭，旧时代所说的纲纪伦常，新时代论述的生产关系，都是社会生活中的条理，是个人举止及集体动作的依据，是社会事态的安排及其先后层次的章本。没有这些条理和章本，个人生活会陷于傍徨失措，社会局面会紊乱无章，变幻莫测。这从小到大的条理结构就是社会学要考究的“社会秩序”。“社会秩序”是应付个人和集体生活的一套办法。自然环境和社会形势如改变了，旧的秩序失效，个人与集体都要另觅新途，于是旧秩序解体，个人离经叛道，社会革故立新。于是社会秩序发生变迁。社会学所研究的社会秩序的构成、解体和变迁，其大意如此。

社会秩序的研究

社会秩序的研究领域广泛，包括了社会系统的类型、社会阶层的结构、社会生活多方面的制度，以及这些结构和制度的统一、矛盾、控制、运作、延续品德教养、个人与集体的违规犯例，以至变革过程。

社会类型的研究，包括社会的演进问题。直至二次世界大战为止，欧美社会学界颇注意社会的演进，热烈地辩论了单轨和多轨演进历程。中国近年之讨论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演进轨道，略为反映了西方二十与三十年代的气氛。在西方，自四十年代后，有关演进问题的辩论已旁落。其是非曲直，听由各国社会今后演变的事实去提证。代之而兴的是各种社会类型的比较研究，推求各类型在结构与功能上的异同，及从一类型改变为另一类型所需的条件。例如从农业社会变为工业社会需要什么条件，而不论各阶段先后的必然性。这种比较研究比起演进论.说，较为着实有据和富于现实意义。随此而来的是对各类社会的实地调查研究，作为异同比较及类型改变所需条件的证据，以代替哲学空想和推论。

作为社会秩序根基的社会结构组织，是社会学的另一广泛领域。它不独包括了阶级层次，而且包括了各一类型的人群结合与构成。从家族、朋辈、邻里等小群，到运用科层系统的大型制式组织，从价值的力量到法规的作用，从农村社区到城邑都会，都属此范围。这不独是社会秩序的理论根基，而且具有实用价值。例如我有一个当中学教员的朋友，学了一点社会数理统计(sociometry)的简单方法，调查班上学生的交谈关系，从而测知某人是全班讯息的集中点，因而得知此人就是班内的自发领袖。这点知识大有助于动员班上学生活动。这是应用小群研究法之一例。至于大型组织的结构、职能与领导方法，更是西方社会学及社会心理学的重要课题，从巨型企业、工会至地方与中央政府机构，无不雇用社会学及其他社会科学人员，从事此种研究。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研究公私组织的管理已成重要行业。许多社会学及其他有关学科的专业人员，组织顾问公司，对公私机构提供有关的研究服务。

从组织上说，解放后三十年来所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使中国从此摆脱了“一盘散沙”的状态，变成了有组织的国家社会，使中国从小群组织占优势的社会类型，变为大型制式组织操持控制的类型，并使小群与大群组织密切挂钩结合，使“中国社会”这四个字具有切实的组织上的意义。对这种新组织形态的研究是社会学的有关课题。

以人群组织构成的都市和乡村，是社会学的“社区研究”的范围，它包含了丰富的理论和实用的内容。美国市政府规划部门是社会学者的工作要地。例如生产、居住和消费活动，在简单社会里是合一于家族和村邻之中。但社会规模扩张，结构复杂起来，生产、居住与消费发生了组织上及空间区域上的分化，三者各处一地，其间的联系就成了问题。其中一个因素是交通运输所需的时间与费用，所谓时-费-距离(time-cost-distance)。三者之间的时-费-距离，是都市内部结构布局的基础，是社会学者规划市政的运算对象之一。美国四五十年来，都市中心残破落后，市民外迁郊区，引起了市中心残破而郊区繁荣进步的现象。于是有三十年来大举拆建市中心区之举，以扭转市中心破落而郊区进步的矛盾，缓和市民外迁及部分地吸引郊民内迁，借此减少生产、居住和消费之间的时-费-距离，提高整个都市结构的运作效率。中国大城市如广州等，中心区的建筑残破失修，而同时又在中心区外兴建高楼大厦，假若这些新楼不接近多数住客的生产与消费中心，则增加了生产、居住和消费三者的空间分化，加重了交通工具的负荷，增长了居民时-费-距离的负担，有违都市结构效率的原则，故莫如参考美国经验，先行拆建中区残破建筑，或参考欧洲经验，大力维修中区楼宇，如不敷用，再建新楼，使全市生产、居住和消费三者有较紧凑的结合。这个例子只是内容丰富的都市社会学的一小角落。

在农村研究方面，社会学供给了组织结构和制度系统等概念工具。中国几种出色的农村社会研究，如驰誉国际的费孝通的《乡土社会论》，颇受这些概念的启发。在美国，二三十年来，农村社会学式微衰退，因为农村社会已融和于都市化之下，成了城镇系统的最末一环，消失了许多原来的乡村特性。

社会制度是社会学的重要园地。制度是经大众接受而成了沿习的各方面社会生活的常规，是社会动作条理的轨辙。一种制度若要生效，需要一套内部的结构，使大众遵行不逾。结构部件包括了制度的目标、价值观念、领导和群众成员、组织系统、活动程序和器材设备。活动程序包括仪式礼节和使制度深入人心的教化训练。中国革命中，种种制度的建立或重建，都需要制度原则的研究。例如目下要建立法治，就要考虑建立一种制度的各方面的内容一一除了建立法规、执法机构、司法人员之外，还需要一套训练法治教育的程序，使法治观念深入人心，相沿成习，在领导和群众心目中，取代历来的人治旧习，叫人们遇上问题，不再本能地诉诸人对人的压力，或奔走人事关系，而转向法规求解决;使法规不是纸上具文，而是民众心目中赖以生存的庄严勿犯的工具。如只有法规、法院、法官、律师，则法治可能只是上层领导的口号，没有群众的实践。中共一向的群众路线，与社会学中的制度结构理论，二者颇合符节。

社会调查

要使上面各项对中国有用，还得介绍一下关于社会调查研究的解说。调查研究是社会学知识的源泉，是社会学脱离纯粹哲学想象而进入科学领域的孔道。西方社会学几十年来在调查研究上有了重大的发展。

调查研究首要是树立客观立场，以发现事物真相为本，这与中国领导所提倡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是一致的。一项调查研究，在确定研究对象之后，就要回答“调查些什么项目”这个问题。这是分析问题的工作，需要很多理论知识，尤其是内容复杂或规模宏大的研究。调查对象可能是范围较小，如个人的品格，社会生活中某种动作，某种人对人的关系和各种小人群单位，但也可以范围很大，如宏大的组织与机构，阶级层次，城乡社区，人口类群，以至整个社会。研究对象也可以是各种制度，各种历程如社会分化，人群合作，冲突矛盾，讯息传播如民意的形成与改变，社会教化，价值观念和它的推行，社会控制和法纪，越轨行为，社会变迁。调查个人或集体单位时，分析项目可以包括中国报刊常提到的社会及制度背景，如阶级出身，家庭状况，教育程度，组织隶属，社区来源，价值观念，职业门类。这些根据社会系统和制度而来的项目，道出了各个人或集体异同之所在，每一项目代表一个变数(variable)。变数的选择、衡量与组织，是规划一项调查研究的中心工作。如调查结果发现论据集中的某一变数，这就表示了这些个人或集体的客观特性，是解决问题的线索。社会学专刊就是提供各项问题研究的变数及其衡量与组织。

变数选择和组织好后，就需要考虑适当的调查方法，如问卷普查，问卷抽查，分层或随意抽查，或不用问卷而用概括问话，或深入谈话，与个案调查。在这些方法当中，抽样调查对中国尤其有用，耗费有限而结果准确。它在西方已成专业科目。解放后，中国亦常做抽样调查。下面是美国的一个例子:

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军队的遣散复员，遇到许多困难。如果遣散太快，交通工具不敷应用，工商界又一时吸收不了大量退伍军人，以致失业众多。遣散如果太慢，则军人要求退伍回家心切，诸多不满。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利用这经验去处理一千多万军人的退伍遣散问题，1942年间由国会草拟法案，给军人退伍时以公费入学校受教育的机会，借此减少军队遣散时的交通负荷及失业现象。为了调查有多少军人想在战后入学读书，以便编造预算，美国国会聘请达德(StuartDodd)等社会学家设计了一项抽样调查，根据军人的性别、年龄、家庭、教育、职业等变数，询问各人战后求学的愿望程度深浅。算出来的预测数字是8%的军人想退伍时再入学校读书。战后多年，此事结束了。最后结算是8. 1%的军人遣散后入了学校。几乎完全符合当初的预测。预测数字的高度准确性，是因抽查设计得好，变数选择、衡量和组织适当和计算技术精确。

在此处要说明的，是抽样和统计技术只是工具。指挥运用这技术工具的还是研究人员的价值观念。他们的价值观念如受主观立场的操纵，抹煞客观事实的要求，则变数的选择和处理就不符实际，计算调查结果时，如不绝对尊重数理规律，而另谋主观作用，虚报假造，削足适履，则抽查结果不会准确。

上文所说的社会学和调查研究，具有实用价值。其实，调查研究之重要，早在毛泽东思想中，占了重要地位。中国今后的责任是利用科学立场与技术，将其发扬光大。本文毋庸喋喋。如果说的话，多属常识之谈，则我的解释是，科学不过是精确的常识。只在搁笔前，我不禁想起几十年来社会学在中国的厄运。在二十和三十年代，社会学往往被军阀们误认为与社会主义有关，会传播危险思想，因而受到多方压制。社会学者冯锐且被韩复榘逮捕枪杀。

在另一方面，忆当初列宁和俄国社会学家索罗金 (P.A.Sorokin)笔战，指索氏抹煞马克思主义的精华，以至认为社会学是服务资本主义和攻击共产主义的工具，乃决定社会学没有存在余地，社会学在苏联从此被禁。索氏的几篇笔战文章就被认作社会学的全部内容。中国解放之初，诸事效法苏联，社会学于是亦被取消。三十年来，社会学被视作唯心之学，无人敢谈。中国今幸得开明领导，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打破禁区为本，毅然号召重建社会学，为知识现代化之一途。深望社会学在中国从此结束了几十年的灾难，在中国从头入土生根，为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来源】科技导报,1980,01:78-7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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