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1020·人类学】彭兆荣：挚友缘叙——《徐杰舜学术年谱》序

2016-10-27 彭兆荣 人类学乾坤

【作者简介】彭兆荣，人类学博士，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旅游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探索研究”首席专家；人类学高级论坛学术委员会副主席；旅游高峰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

1990年，我刚从法国回来就踏上了前往广西富川、贺县（即贺州）的道路，开始了我在国内的瑶族调研。徐杰舜教授几乎也在同时到贺县调研。我们都在追随费先生瑶族研究的足迹。费先生早年所做的花蓝瑶调查就发生在广西的同一个地区，都属于历史上的“大瑶山”。此前，徐教授在广西民族大学，在张有隽教授的带领下，已经进入到了瑶学领域。我与徐教授对瑶族研究，没有约定，只是邂逅；这一缘分从此便再未拆开，一直封存包裹着。那时与徐教授一起做瑶族研究，他是兼做，我是专做。

1993年，在由国际瑶族研究会和泰国清迈大学山地人类学研究所（Tribal Institute）等联合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徐杰舜教授、宫哲兵教授、徐新建教授和我受我的法国老师、人类学家雅克·勒穆瓦纳(Jacque Lemoine)教授的邀请相见在湄南河畔，从此成为挚友。当然，瑶族、人类学家、泰北的山地民族、国际研讨会共同将我们的研究串在一起。从泰国回国取道昆明，由云南教育出版社的朋友安排，在昆明书林街的一个小酒店里，我们四人筹划未来，信誓旦旦，只差说“苟富贵，无相忘。”

如果说，人生在世讲个缘分，许多人类学家的人类学研究也很“缘分”。遇见一个人，撞到一桩事，读到一本书，听到一个故事，时事一段感悟，造化一个学者。歪打正着，很适合于对人类学家“缘分”的表述。人类学家擅长讲故事。因为人类学家自己的许多知识就是由故事装填起来的。

以我对徐杰舜教授的了解，他大抵是大陆学者中少有的“多产”学者。年谱足以证明。自从1963年在《江汉学报》第5期上发表了处女作《试论从部落到民族发展的历史过程》开始，徐教授一路勤奋，高歌猛进，成果难以计数。尤其在汉民族研究方面，成就卓著。自1979年冬开始撰写《汉民族发展史》以来，从民族学、人类学路径对汉族的研究长达30多年。值得记忆的是，徐教授的《汉民族发展史》出版之后，他请我为之写书评。我踌躇无从下笔，因为我对这个领域不熟悉。不过任何与徐教授相识的人都会同意我的一个观点，即他如果要让一个人做什么，这个人是很难回绝。这也是他的本事，他一生为人类学在大陆的发展做了那么多的事情，与他的这一本领关系密切。所以，当他叫我为之大作写书评时，我是硬着头皮答应的。书评后来发表在《读书》1996年第9期。此文发表，还有一些读者要我帮助他们买徐教授的这本书，我为此“折腾”了好一阵。那个时候，既无“叮叮”，又无“噹噹”，人们都写信让你帮着买。

当然，真正的影响力来自于作品本身，与书评者无涉。当徐先生将50万字的书稿寄给四川民族出版社时，他自己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世界上最大一个民族的专史由我这个小人物写就深感欣慰!”为此，孟宪范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文章说：“《汉民族历史和文化新探》的发表，标志着这一课题研究在中国的真正开始。”

“民族”与“族群”一直伴随着中国民族学这一学科，特别在改革开放之后，人类学在大陆的恢复、复兴，这两个概念更加紧密地缠绕着民族学、人类学。徐教授在《民族研究》2002年第1期发表论文《论族群与民族》，对此起到重要引导作用。此文认为，族群概念的引入和使用为中国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天地。族群概念的界定是多义的，有的强调族群的内涵，有的强调族群的边界，有的是两者兼而有之，但简明准确的界定可以概括为“族群是对某些社会文化要素认同，而自觉为我的一种社会实体”。族群与民族的区别是:(1)从性质上看，族群强调的是文化性，而民族强调的是政治性；(2)从社会效果上看，族群显现的是学术性，而民族显现的是法律性；(3)从使用范围上看，族群概念的使用十分宽泛，而民族概念的使用则比较狭小。族群与民族的联系是:族群可能是一个民族，也可能不是一个民族；而民族不仅可以称为族群，还可以包括若干不同的族群。数据显示，此文在学术界影响较大，引用率高居中国民族学类第一。

如果说徐教授只是一个学者，那就错了。他曾经把一个刊物变成民族学、人类学的名刊，可谓功不可没。自1994年8月任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编辑部主任十余年以来，他主编十几年的《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原《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把刊物一步步办成了在国际学术界有一定影响，国内一流的学术期刊。2003年获中国国家期刊最高奖——国家期刊奖百种社科期刊，2005年入选教育部名栏工程，2007年入选教育部名刊工程。

徐教授从1999年开始，在《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开辟了一个“人类学学者访谈录”的专栏。真实的历史如谱系所述：

自1999年我在《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上发表了对黄泽教授的访谈录起，5年来先后访谈了包括台湾和香港学者在内的30多位中国人类学者。他们之中有享有国际声誉的人类学家如李亦园院士，有中国第一个民族学博士如庄孔韶教授，有科班出的人类学“洋博士”如台北的黄应贵研究员、美国的范可博士，有从其他学科进入人类学的女学学者如靳薇教授，有少数民族的人类学家如藏族的第一个人类学博士格勒研究员、蒙古族的纳日碧力戈博士、侗族的潘年英教授，有位居大学高层领导的学者如高发元教授，有身居大学底层的教师如钟年教授、何国强博士，有正在英国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的青年学者如吴国富副教授，有从哈佛大学访学归来的人类学者如王建民教授，有中国恢复人类学系最早的系主任如周大鸣教授，有跨学科漫游的学者如彭兆荣教授，有华裔人类学家如陈志明教授，有初出茅庐的人类学硕士如孙九霞女土……大体上包括了当代中国人类学界方方面面的人物，从中可以窥见当代中国人类学发之展的态势和走向，正如李亦园先生在为本书所写的序中所言：这是“中国人类学的口述史”。

我的记忆故事是：刚开始时，徐教授曾经邀请过一些学者，但大多被婉言；原因是在一般人的观念中，只有那些德高望众的泰斗级学者才有资格“被访问”。他邀请我，我先也婉拒，但他的坚持；出于我们的友情，我最终还是接受邀请。当时我自己感觉大有“壮士一去不复返”的豪情。不过，我还是做了些“伪装”，用“我是我与我非我”、“学术浪子”这样的词汇作为标题。我当时是想给自己找一个“托词”，万一受到批判、攻击时，我可以告诉大家，我就一“流浪汉”，不经打。但是，我后来发现，这样的“伪装”、“托词”后患无穷，一直到去年，年轻学者与交流时还问起“彭老师，‘学术浪子’是什么意思？”我也在一两次访谈中解释这一语境性用语。说起来，都是徐兄害的！甚至这样的遗害也被徐教授本人传承下来，在“年谱”中他把我定位于“跨学科漫游的学者”。我要拨乱反正：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我就一直在做人类学研究，我在民族地区做田野调查长达25年。我在法国、美国等都是学习、进修、研究人类学，我现在是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我是人类学者！

只要立志为学者，必定各有所长。徐教授学术之长属于他个人。但他对中国人类学的贡献，却大大超出了一个个体学者的范畴和范围。其是一个重要的贡献是创建中国人类学高级论坛。人类学高级论坛作为中国人类学的一个学术平台，已经得到了学界公认，影响波及海外、域外。2013年在台湾举行了人类学高级论坛特别会议，即“全球化、文化多样性与地方社会海峡两岸人类学论坛会议”。从2003年到2013年，先后由中央民族大学、宁夏大学、中南民族大学、吉首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和贵州民族学院、内蒙古大学、赣南师范学院、塔里木大学、重庆文理学院等分别在北京、银川、武汉、吉首和凤凰、成都、贵阳、呼和浩特、赣州、塔里木、重庆等地举办了12届论坛。今年（2014）将在山西大学举行第13届。论坛运用民间的力量，年年举办，每一届主题不同，形成了人类学高级论坛开放的挌局、边缘的战略、民间的路线的特点。论坛形式除了主题论坛外，还有圆桌论坛、青年论坛、高峰论坛、观察家评论等。而且常常邀请不同学科的学者加入讨论、开展跨学科对话。从2002年起，徐教授担任人类学高级论坛任秘书长以来，迄今工作不懈。人类学高级论坛除了每年召开一届年会，还按时在次年出版了论坛论文集。

徐教授是社会活动家。他敢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而且敢为敢当，效率极高。与我合作关系最密切的事情是创立“中国旅游人类学高峰论坛”，成立“桂林金钟山旅游研究院”。成立大会于2010年11月l日在桂林金钟山旅游度假区举行。徐教授任院长。我被他任命为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一级教授郑杭生，伯克利加州大学(UC Berkeley)终身教授、国际旅游研究院创始人、院士纳尔逊·格拉本等为顾问，一大批学者参加。论坛隔年一次，迄今已举行了三次。今年5月在四川乐山举行，2014年5月，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旅游人类学家尼尔森•格拉本教授、哈佛大学人类学家迈克尔•赫兹菲尔德教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遗产和博物馆研究中心的劳拉简•史密斯教授等世界级学者应邀前来。提升了论坛的规格。

为年谱作序，依照我的理解，多少有些荒谬。“年谱”就是历时性地根据对象所做的事，所取得的成果按顺序进行编列，也就是所谓的“用事实说话”。这其实已是最高的表彰和奖赏。“事实”总比人说得客观。所以，当徐教授请我写序时，我曾经婉拒两次；但都徒劳无功地被徐教授“驳回”。而且此次我再也找不到诸如“学术浪子”之类的搪塞话语了，而且我也再不使用这样的话语了，后患无穷。于是，我就写下、引下了这些文字。当然，徐教授年谱中所记录的一些事，也是我亲历的，加盟的，援助的，协同的，合作的，共谋的，同事的，启示的。这或许是实在的理由；而徐教授是我的挚友，这才是我最后可以坚信、坚守、坚定和坚持的理由！

是为序。

彭兆荣

2014年9月17日于厦门大学海滨寓所

这是一个中国人类学界最悲情、悲壮和悲摧的故事。1935年暑期，费先生在清华大学考取了由庚子赔款的退款提供奖学金的出国留学名额。当时，费孝通的导师史国禄建议他出国前先在国内做一次异文化的田野考察。费孝通接受了老师的建议，应当时广西政府的邀请到大瑶山去做田野考察。1935年8月，费先生与新婚妻子王同惠一起离开北京，辗转上海、香港、广州、南京，最后到了大瑶山。10月18日在当地人陪同下，开始了大瑶山实地调查。但这次田野考察却发生了意外，1935年12月16日，费孝通与王同惠离开大瑶山合古陈村，奔赴罗运村时，费孝通在山路中误入山民为猎兽而设的陷阱，而王同惠在找人前来援救时又跌入山涧身亡。这一天是费孝通和王同惠结婚108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