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1213·人类学】杨圣敏：努力实践汉民族研究理论体系的构建——《徐杰舜学术年谱》序

何月华，韦小鹏：《徐杰舜学术年谱》，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

努力实践汉民族研究理论体系的构建

——《徐杰舜学术年谱》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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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圣敏，辽宁绥中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西北及中亚民族研究。

【摘要】徐杰舜先生在后现代思潮和话语流行的氛围中，在众说纷纭的人类学界，坚持实证，坚持用自己的学术生命去照亮一片片“小方砖”从《汉民族发展史》到《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再到《汉族风俗史》然后到平话人的族群人类学研究、汉民族族群的分子人类学研究他用一本本著作、一项项成果实践着对于汉民族研究的理论体系的构建。

【关键词】徐杰舜；汉民族研究理论体系

【来源】青海民族研究,2013,04:18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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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是从社会与文化的角度对不同人群进行对比研究的学科。它的最高目标是探索人类的本性。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是在同一个时代产生的，马克思从经济学和哲学角度论证了科学社会主义之必然产生的道理以后，仍感不足，于是他也下功夫钻研当时新生的人类学，希望从这个角度充实他的理论。可惜他去世太早，未及完成他的计划。马、恩去世以后的一百多年，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发展缓慢，至今也没有完成马克思当年的理想。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曾经在20世纪初预言人类学应成为整个社会科学的基础，这也是人类学创建一个半世纪以来学者们孜孜以求的理想。到了二战以后，人类学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学者们认为自己正在这条科学研究的道路上前进，他们总结出了各种理论，并踌躇满志地认为这些理论对人类社会的解释具有普世的意义。但上世纪60年代以后，后现代思潮对人类学的反思和批判，使我们看到了人类学的研究距离反映世界的真相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后现代思潮的批判不仅使很多人对人类学研究的普世性提出质疑，更有人因此坠人虚无主义，认为人类学永远不可能反映和认识客观事物的真相，不可能成为科学，于是在当代国际学界声称应将人类学定位为人文学科的呼声甚高。

在这一片呼声中，还是有人不希望人类学仅仅是一个供文人高谈阔论的Party，一个脱离社会制造玄学的俱乐部，坚持要把人类学建设成一门科学，坚持要人类学对社会有一些实际的贡献。

人类学有这样一个基本的认识：人类，不管是什么种族、民族，什么性别，生活于何地域或时代，其本性是一样的。人类不同群体所以有千差万别的面貌，是因为他们生活于不同的环境中，他们的文化和社会制度与规范，都是适应各自不同的自然或社会环境的产物。人类学界就是要通过对这千千万万不同群体的研究，通过归纳人类在不同环境中的表现来总结探讨人类的本性。如何做到这一点呢？面对宏大无际的各色人群，如此五花八门的各种文化与社会，这些坚持理想的人类学者们该以何种方式实现他们的学术抱负，履行他们的社会使命呢？

据说，著名昆虫学家法布尔在他六十五岁时有一次顿悟。当时，他每三年完成一册《昆虫记》。出到第六册时，他心情优虑，担心自己所剩时日无多，学术生命也将被迫中断。

一天晚上，他提灯到户外散步，在灯下看着地下天然马赛克铺层中的一块块小方砖。但无论他怎样移动自己的位里，所能看清的就只是几块小砖，而无法看清整个方砖地的整体画面。这时他突然悟到，这就是他在整个科学事业中的位置：如果整个自然界就是这大片的方砖地，他不就是这方砖地中的提灯人吗？看清整个方砖画面的规律并不是他一个人能办到的事，一个提灯人只能看清庞大未知体系中的一个点或若干个点，并将其发现指给他人。于是在《昆虫记》中有这样一段话：“就让我们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地移动我们自己的提灯吧。随粉一小片一小片的面目被认识清楚，人们最终也许能将整体画面的某个局部拼制出来。”

徐杰舜先生无疑就是这样的提灯夜行者，在后现代思潮和话语流行的氛围中，在众说纷纭的人类学界，他坚持实证，坚持用自己的学术生命去照亮一片片“小方砖”，从《汉民族发展史》到《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再到《汉族风俗史》然后到平话人的族群人类学研究、汉民族族群的分子人类学研究，他用一本本著作、一项项成果实现着自己对于汉民族研究的理论体系的构建。

2008年4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举行“汉民族研究与反思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由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办，邀请来自中国(包括台湾、香港)、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比利时等国，以及美国哈佛、麻省理工、耶奋、华盛顿、匹兹堡、威尔斯利、纽约州立、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等汉民族研究的重要专家、学者参加，徐杰舜先生作为中国大陆人类学界汉民族研究的重要学者应邀参加了大会并在大会上作了主题讲演《汉民族研究的雪球理论》。在讲演中，他用环环相扣的逻辑推理和深人浅出的案例介绍、富有激情的话语把“雪球理论”从广西民大的“相思湖”滚到美国“斯坦福”，受到与会学者的充分肯定和广泛好评。

在中国的人类学界，徐杰舜先生是公认的精力过人者。他一直致力于人类学、民族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探索，并为此做学问、带学生、办刊物、出丛书、开会议，对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付出了超乎常人的时间和精力。虽然徐杰舜先生并非人类学科班出身，但他是比较早倡导并运用人类学方法研究汉民族的学者之一。虽然50多岁才开始接触学习人类学，但是他凭着勤学、敢为和热忱，在人类学民族学界闯出了一番天地。正如徐先生自己所说，对汉民族进行人类学的研究，既是人类学本土研究的需要，又是发展人类学的需要，也是汉民族认识自我的需要。他研究汉民族发展轨迹，从史学人门，逐步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到强调运用人类学的方法，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转型和跨越。徐杰舜先生坚持实证研究，既主张对历史文献的人类学解读，又注重对处于转型期的当代中国社会进行实地调查。在四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艰难困苦磨练出他硬朗的个性、求真务实的态度和朴实清新的文风。因此他的论著给人以厚实、凝重之感，少了一些玄虚和高谈阔论，体现出人类学者对现实的关注和反思。

徐杰舜先生主张人类学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在办刊办会的思路上就很好的体现了这一点。他在主持《广西民族学院学报》期间，通过建设学报这个学术园地，“在实际的行动上企图凝聚不同范围人类学者的向心力”(李亦园先生语)。他靠自己的敏锐眼光和开阔的视野，占领学术前沿，成就了学报的学术品性，一手把学报办成了在国际学界有一定影响，国内一流的学术期刊。

在徐杰舜先生积极倡议和具体操办下设立起的“人类学高级论坛”，是一个体现着民间性、平等性、开放性的学术平台。它以探讨社会前沿问题为议题，推动了人类学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关注；它以促进人类学与各学科之间的互动为己任，增进了人类学学科认同。正如关凯教授所言，在实际国情之下，中国的学术机构与学术团体都是一些“单位”，等级森严，边界清晰。而徐杰舜教授却于沟壑之间，另辟蹊径，以其近乎企业家般的“执行力”，为人类学界的交流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从徐杰舜先生身上我们不仅看到了学者严谨、自强和孜孜不倦的一面，也有作为师长、友人，在生活中体现出的热情、谦逊、温厚、达观的一面。

徐杰舜先生与夫人伉俪情笃，他们在学术会议上往往成双出现，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两位生活上相濡以沫，学术上相互帮助，始终相敬如宾，受到众人的称赞与羡慕。

徐杰舜先生对学生主张“亦师亦友，教学相长”，为学生创造条件参加各种高端的学术会议，鼓励学生不断深造，愿意把人类学的“青年才俊”扶上马送一程，他为毕业的学生求职奔走，还为学生解决“个人问题”把脉牵线，关心备至。因此，徐门弟子“满天下”。

徐杰舜先生著作宏富又谦虚好学。他自称是人类学的求学者和“马前卒”，以一种积极而平静的心态向人类学的先辈们学习，也向平辈的人类学者们学习。

我与徐杰舜先生是二十年交往的老朋友，虽然在两个城市，却常有问候。徐先生学术道路坎坷，但始终矢志不移，笔耕不辍，为学术界所称道。他虽比我年长，但他的激情与冲劲，始终令我望尘莫及。今年徐先生已年近古稀，仍然对学术孜孜以求。“文革”耽误了他学术人生最宝贵的整整十多年的时间，但他并没有怨天尤人，而是怀着一份对时代的感恩之心备加珍惜生命，“老牛自知黄昏晚，不用扬鞭自奋蹄”。他要在有生之年抓紧时间多做些有利于人类学民族学发展和有利于社会的事情。

根深方叶茂，正是在几代学人的努力下，人类学的优良传统得以薪烬火传。本书所展示的，不仅是对徐杰舜先生学术生涯的回顾与总结，其实也从一个学者的角度揭示了近四五十年间人类学、民族学这个学科知识生产的独特过程，更是对人类学学者本身进行的一种人类学式的“深描”与反思，而我们，也无疑是“他者”的一部分。回顾和总结徐杰舜先生这四十多年的学术历程与思想，兴许能够为中国人类学的发展提供一些新的思想资源。

如若所言，甚感欣慰，谨此为序。

杨圣敏

2013年6月9日于北京。

【来源】青海民族研究,2013,04:18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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