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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孝松、张瑜 | 对外直接投资会挤出国内投资吗

王孝松 张 瑜 财贸经济 2024-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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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王孝松  张 瑜

内容提要   本文借助1999—2018年美国63个行业的面板数据,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的影响。在剖析因果关系的同时,本文通过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方法,探讨对外直接投资作用于国内投资的生产路径、金融路径,梳理其内在作用机制。这既是使用最新数据对经典问题的再次探索,也是中美博弈背景下对现实问题的理论解读。本文得到如下结论:第一,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速对国内投资增速存在显著挤入效应;第二,对外直接投资通过生产路径对国内投资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倾向于水平分工的对外直接投资,其增速提高对美国国内投资增速的促进作用小于垂直型对外直接投资;第三,对外直接投资通过金融路径对国内投资产生正向影响,但影响强度和显著性水平均弱于生产路径。

关键词  美国  对外直接投资  国内投资  挤入效应

作者简介 

王孝松,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00872;  

张瑜(通讯作者),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100872。

刊  期  《财贸经济》2023年第5期





长摘要


20世纪70年代,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在《跨国公司与美国霸权》一书中指出,全球化发展使美国跨国公司日益受到东道国的约束并成为其经济发展的工具,企业与母国的利益分歧不断扩大,跨国公司作为母国经济手段的功能也遭到逐步削弱。这一观点认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将对国内投资产生抑制、甚至是挤出作用。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有关这一话题的讨论从美国扩展至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从宏观领域延伸至微观领域,从简单的时间序列分析过渡到面板回归、门槛回归以及匹配估计。

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后推行的一系列保护主义政策,赋予“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投资关系研究”更多的时代意义。立足“外国企业活动的增加是以减少国内活动为代价”的这一认知,从传统制造业到高技术产业,从炼钢、造车到疾病治疗,美国政府在对外投资领域实行了多项有关海外经营标准和税收政策的限制措施,旨在通过对中国的重点打压,让下一代的生产和创新均发生在美国,一定程度上加剧中美经贸关系的紧张局势。但是,结合1974—2019年美国的宏观数据来看,无论采用总量指标还是增长率指标,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与国内固定资本的形成均呈现正相关关系,与美国政府的上述政策逻辑并不相符。

为了增进对美国经济政策制定逻辑的理解和把握,在1999—2018年美国63个行业的面板数据基础上,本文借助文献梳理、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方法,围绕美国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投资的因果联系及其影响机制展开了系统性分析。文章主要包含以下三方面结论。第一,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增速对国内投资增速存在显著挤入效应,更换标准误、重构核心解释变量、剔除极端值、解决内生性问题后,这一核心结论依然成立。第二,以东道国行业研发密集度及其交互项刻画生产路径时,一方面,无论企业以何种动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OFDI增速均对国内投资增速存在显著挤入效应;另一方面,在更倾向于水平型的OFDI中,美国跨国公司海外经营活动对国内投资产生的积极影响将弱于垂直型OFDI。第三,以所有者权益增速及其交互项刻画金融路径时,对外直接投资虽然会通过金融路径对国内投资产生正向影响,但影响强度和显著性水平均小于生产路径。总体而言,生产路径在美国跨国公司OFDI影响国内投资的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文章的边际拓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内生性是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投资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已有文献或采用格兰杰方法测度因果联系,或引入解释变量滞后项缓和双向因果,所用方法均存在一定局限。本文以投资流入地区加权平均的GDP增速和各行业就业人数增长率为工具变量,借助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展开实证分析,增强工具变量选择的合理性、有效性。第二,本文从理论角度剖析了对外直接投资作用于国内投资的生产路径与金融路径,并分别以投资东道国行业研发密集度、跨国公司所有者权益的相关变量予以刻画,实证检验OFDI影响国内投资的作用机制,有助于进一步丰富现有研究成果,深化对美国跨国公司内外经济活动的了解和认知。

围绕美国的经验研究对我国未来经济发展仍有一定的启示意义。首先,扩大对外直接投资不会成为阻碍国内经济增长的“绊脚石”。相反,只有顺应全球化趋势、加强国际间交流与合作,才能为本国发展注入持续动力。在中美经贸关系的历史新阶段内,积极开展对美投资也有助于规避贸易壁垒,降低美国对华逆差,缓和双边关系。其次,由本文研究结论可知,在不同的投资动机下,跨国公司的海外经营活动将对国内投资产生差异化影响。一方面,我们应在深入调查企业、行业经营现状与实际投资需求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类型的主体给予个性化的政策支持;另一方面,在推动OFDI总量扩张的同时,也应激励外向型企业不断提高研发能力和生产率水平,提高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密集度,助力高质量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再者,作为“世界工厂”,中国企业走出国门,面向要素成本较低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开展垂直型对外直接投资相对容易,而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开拓市场则更为困难。基于此,我国应鼓励和引导跨国公司多元化布局海外市场,在充分发挥“一带一路”互联互通作用的同时,加强同发达经济体的经贸合作,充分利用不同市场的比较优势。最后,由于我国金融市场自由化、国际化程度较低,对外直接投资或将挤出我国国内经济活动。因此,加强金融市场建设,充分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逐步推进金融开放、资本开放,满足企业经济活动的资金需求将变得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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