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看得懂土耳其政变吗？你懂得穆斯林国家走向现代文明的冲突与痛苦吗？
美国著名学者O.S.葛尼斯曾经指出，21世纪有三大问题，对这三大问题的回答会决定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其中之一就是伊斯兰世界或穆斯林国家能否和平地现代化。在伊斯兰世界探索迈向现代文明的路上，土耳其走在最前头，可以说已经付出了70多年的努力，也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最新的土耳其军事政变提醒世人，千年如已过的昨日，无论是土耳其还是整个伊斯兰世界，仍在漫漫探索之途上，离追求的终点尚相去遥远。香柏领导力特选编有关文章，供读者参考。
当全球还沉浸在法国恐袭的惊骇中时，伊斯兰大国、也被认为伊斯兰国家中民主化最为成功的土耳其发生军事政变。政变在土耳其不是第一次，事实上土耳其共和国历史上曾发生过1960、1971，1980三次政变，这些政变与土耳其、与整个欧洲、与西方民主以及伊斯兰国家在现代化包围中的“突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让我们一一进行考察。
一土耳其在欧洲的地缘政治决定了土耳其的伊斯兰世俗化与宗教化的撕扯
从地理位置上看，土耳其共和国横跨欧亚，北临黑海，南临地中海，东南与中东的叙利亚、伊拉克接壤，西临爱琴海，与希腊以及保加利亚接壤，东部与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伊朗接壤。土耳其是连接欧亚的十字路口、亚欧的心脏，地理位置和地缘政治战略意义极为重要。 从人种和文化上看，土耳其人是突厥人与属于欧洲人种的地中海原始居民的混血后裔。奥斯曼一世在1299年建立奥斯曼帝国；1453年5月29日，穆罕默德二世攻陷君士坦丁堡，灭拜占庭帝国；至16世纪和17世纪，尤其是苏莱曼一世时期达到鼎盛，统治区域地跨欧、亚、非三大洲，故奥斯曼帝国的君主苏丹视自己为天下之主；19世纪时开始衰落；因继承东罗马帝国文化与伊斯兰文化，东西文明得以在其统合。1923年10月29日，建立土耳其共和国。 土耳其虽为亚洲国家，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均实行欧洲模式，是北约成员国及欧盟候选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创始会员国及二十国集团的成员，拥有雄厚的工业基础，为发展中的新兴经济体，亦是全球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 宪法规定土耳其为民主、政教分离和实行法制的国家。 其外交重心亦在西方，在与美国保持传统战略伙伴关系的同时，重视加强与欧洲国家的关系。
在亚洲，南海问题正在热点化；而在欧洲，恐怖主义问题正漫延。现在又有了仿佛突如其来的土耳其问题，这个世界可谓乱象频生。而地缘政治又与“币缘政治”也就是美元对于全球主要货币特别是欧元和人民币的争霸战紧紧地联在一起，从这个角度，土耳其的问题也就不再是异国他乡、无须中国人关注的遥远问题，而是与中国的南海争端、与人民币甚至中国经济有某种内在联系的问题。
（摘自宋鲁郑《土耳其政变终结民主普世幻想》）
土耳其曾是长期驰骋欧洲的伊斯兰大国，并在一战后生死存亡之际，在民族英雄凯末尔的领导下进行了彻底的世俗化，以西方为榜样建立起民主制度，土耳其也一跃崛起成为整个伊斯兰世界最具现代化的国家，也常常被视为非西方文明特别是伊斯兰文明成功民主化的榜样。 2012年时，英国金融时报刊登《土耳其文化革命何以成功》，还以中国为对照，分析、肯定了土耳其的经验和模式。 但是，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不同，它没有进行过宗教改革，没有政教分离的现代理念；伊斯兰教也与人文性、包容性以及开放性的中国的儒道文化不同，它事实上是一套严格、细致的律法，或者干脆就是一种严格的生活方式，你无法把一些内容和整体内容剥离，难以变通，更难以改革。当人们谴责穆斯林恐怖主义，并辩称多数穆斯林是温和的时候，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恐怖主义者其实才是虔诚的穆斯林，而温和的穆斯林事实上只是因为他们不够虔诚而已。如此我们就非常容易理解，世俗化的凯尔末主义注定命运多桀、困难重重。 1
要在伊斯兰文化中推行西方现代文明唯有以威权开路。凯末尔除了以自己的权威强行推动激进改革的同时，还赋予军方捍卫世俗化的职责。于是后凯末尔时代，出现了这样的循环：文官政权执政后因取悦选民，很快转向伊斯兰化，迫使军方政变，让国家重新回到世俗化道路；军方还政于民，伊斯兰化再度上演，军事政变也就再起。这就是土耳其共和国历史上著名的1960、1971，1980三次政变的共同背影原因。 今天土耳其再次发生军事政变当然也不令人意外。如果看一下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从政经历，世人不但不会惊讶政变的发生，相反会惊讶何以政变现在才发生。 2
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提出国家统治有三种形态，即“传统型统治” 、“奇里斯马（超凡魅力）型统治” 以及“法理型统治”。“传统型统治”的权力来源于传统惯例或世袭得来；“奇里斯马型（魅力型）统治”来源于别人的崇拜与追随；只有“法理型统治” 理性——法律规定的权力。韦伯认为，前两者是较为落后的统治形式，后者则是现代社会的统治形式。但通常的情况是：一个国家好不容易摆脱了“传统型统治”后，不是立即转向“法理型统治”，而往往是一头扎进“奇里斯马型”人物的权力怀抱； 思想观念仍在传统之中的人们对于领袖个人的超凡神圣性、英雄气质或非凡人格的信任甚至超过了对于法治、权力制衡以及制度体系的信任。
埃尔多安就是土耳其的一位“奇里斯马型”的领袖。他出身草根，小学时在街上当过小贩，青年时读的是伊斯兰经堂学院，又曾是半职业的足球员。他的言语举止很受中下层百姓的拥护；他一般表现得坚毅、自信，有时对外国人说活很强硬，符合大部分土耳其人对领袖的期望。此外，他长于笼络盟友，也善于打击对手，是天生的政治人物。 埃尔多安大学毕业后，加入主张政教合一的福利党；1994年3月的地方选举，他当选伊斯坦堡市长，任至1998年。1998年1月16日，土耳其宪法法院取缔了福利党，埃尔多安与其他福利党成员一同转入新成立的美德党，任伊斯坦堡党部主席。1998年11月辞职。1999年4月他因在1997年12月公开朗诵一首带有宗教涵义的诗歌而入狱，土耳其国家安全法院以“发表煽动宗教仇恨言论”为由判处埃尔多安10个月监禁（实际上他只被监禁四个月），剥夺其政治权利五年。2001年8月，美德党被宪法法院取缔，埃尔多安率领相对温和的前美德党新生派，创建正义与发展党并出任主席。正义与发展党走中间偏右路线：表面上亲西方、实质上反西方。 2001年上半年，土耳其经济出现崩溃，国家的命运面临危机，政府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得了巨额贷款。2002年正义与发展党以压到性票数赢得大选，按照规定埃尔多安本应成为新总理，但由于他被剥夺从政资格（五年内禁止参政），因此由副主席阿卜杜拉·居尔出任总理。其后国会对相应宪法条款进行修改，从而恢复了埃尔多安的从政资格。 3“温和伊斯兰”这个名词是丑陋和讨厌的。没有“温和伊斯兰”和“不温和的伊斯兰”。伊斯兰就是伊斯兰。
2003年他成为总理，一年之后就开始显露本色：埃尔多安政府在2004年提出把通奸刑事化的法案，遭到欧盟强烈反对，最终土耳其政府撤回通奸刑事化的提案。
由于埃尔多安治理有方，民意支持率高涨，自认为权利巩固的他开始对军方下手：2010年土耳其修宪公投通过了新的宪法，限制了军队的权力，清洗了大量高级军官，由文人掌管军队。 随着埃尔多安地位的稳固，他开始逐渐推行社会的伊斯兰化：限酒令、禁止公开场合接吻、他认为穆斯林家庭不应该节育。2014年批评在土耳其推行节育是叛国行为。他曾经呼吁妇女应该至少生育三个孩子，如果生育四至五个更好。他于2016年的一次演讲中表示“土耳其将要生育更多后代，这是先知（穆罕默德）指引的道路”。 埃尔多安还发表过许多令人乍舌甚至甘心恐怖的言论，例如：1）“温和伊斯兰”这个名词是丑陋和讨厌的。没有“温和伊斯兰”和“不温和的伊斯兰”。伊斯兰就是伊斯兰。2）清真寺就是我们的军营，寺塔就是我们的刺刀，信徒就是我们的士兵。3）民主好像列车，你一旦到达目的地就可以下车了。 4民主好像列车，你一旦到达目的地就可以下车了。
2013年蔓延全国的土耳其抗议运动，其根源就是宗教力量与世俗力量的对决，而埃尔多安倾向于对民众火上浇油。事件中，埃尔多安向数千名支持者们表示“除了真主外，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土耳其的崛起”。支持者们回应“我们可以为你去死,埃尔多安。”“让我们把他们全粉碎”。其激烈、狂热程度令人震撼。
所以不管是埃尔多安个人原因还是宗教与世俗化的张力，都决定了政变不可避免。
最新的消息是，政变已经失败，更有猜测，说是埃尔多安亲自导演了这场类似于“国会纵火案”一样的政变。综合各方消息，截止目前，埃尔多安借口肃清政变分子已经拿下两万人，有媒体称这是事先策划好的、按预定名单行事的大抓捕。清单如下：军队逮捕7500人，约占土耳其军队总数（60万）的1/80，其中士兵6000多名，将校等军官近1500名；逮捕法官（包括最高法院法官）和检察官755名，革职法官和检察官总数近三千；逮捕平民650名；逮捕警察100名；内务部停职8777人；财政部拿掉1500人。合计总数约两万人出头。
土耳其政变也将令西方尴尬万分。一方是打着民主旗号的伊斯兰主义者，一方是以非法手段捍卫世俗化和民主的军方。而深陷困境的西方或许已经做不了什么了，尽管他们也明白这次政变对他们已经饱受冲击的制度的打击。
土耳其建立共和党70多年仍然无法做到长治久安，民主合法性的权威依然是海市蜃楼，其教训和代价都十分惨重。土耳其的政变和昙花一现的“阿拉伯之春”，对于正在探索适合自身现代化的各个文明来说，也带来许多思考。一方面，人性有共通性，市场经济+民主法治业已成为每一个国家走向现代文明的标配。但另一方面，每一个国家又只有立足于自己国情，积极探索适合自己的道路而不是惰性般简单移植他人，才有出路。在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提出的文明的挑战-应战模式中，象土耳其这样的国家既要回应现代文明的挑战，渴望着拥抱现代文明、享受现代文明的成果，又无法变革传统文化、割舍历史光荣与梦想的包袱，那就注定只能在痛苦和撕裂中挣扎、徘徊。
（摘编自：张信刚《新奥斯曼主义的浮现》）
未到过土耳其，就很难了解“世俗的国家”的含义。土耳其自称为“世俗的国家”。用“世俗的”一词来界定国家，在这里是指一种新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在立法、司法和行政等方面，国家都竭力去除宗教因素。这样，美国、法国、土耳其，均可称为“世俗的国家”，但又有所不同。在法国和土耳其，学校禁止学生佩戴明显的宗教饰品，包括不能戴宗教性的头巾或面纱。美国则没有这种规定。美国的世俗性可以称做温和的世俗主义，源自13个殖民地组成联邦时的妥协性契约。美利坚联邦宪法确定了不立国教但也不禁止任何宗教的原则，在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则对于宗教信仰予以肯定甚至鼓励，认为宗教道德是民主制度所必不可少的社会基础。法国和土耳其曾有过政教合一的历史，传统的宗教成为抵抗现代化的保守势力，结果，现代国家形成后便用立法来驱除宗教对于国家的影响，采纳了攻击性的世俗主义。
土耳其的精英希望走向一个世俗现代国家，但为了促进民族国家认同，土耳其共和国又在很多方面扶持和推行逊尼派伊斯兰教。为了控制伊斯兰教，使之为世俗的国家服务，阿訇（伊斯兰教教职人员）由国家统一管理和支付薪金，清真寺的设立由宗教事务局统一布局，讲道内容全国统一安排，近年来才开始给予地方上一定程度的自主性。
这种“世俗的国家”并非对于所有宗教一律平等。不仅伊斯兰教什叶派遭到排挤，而且基督教、犹太教等其他宗教虽然允许存在，但是却受到压制。而且，穆斯林改信其他宗教会受到种种限制甚至迫害。伊斯坦布尔曾经是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也是世界基督教中心。在天主教和东正教分裂之后，梵蒂冈成为西方天主教的中心，君士坦丁堡则成为东正教最高牧首的驻地。如今，东正教牧首仍然住在伊斯坦布尔，但东正教信徒人数却不足土耳其人口的1%。
位于伊斯坦布尔的圣索菲亚基督教大教堂在公元537年建成，成为基督教最辉煌的教堂之一。奥斯曼帝国征服君士坦丁堡之后把教堂改造为清真寺。土耳其共和国1923年成立后，又把清真寺改为博物馆，但一直没有归还给东正教。漫步在索非亚大教堂高大穹顶之下的石板上，仰观穹顶上叠加在一起的基督教圣像、伊斯兰教涂饰和阿拉伯经文，遥想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千百年来的宿怨恩仇，思及当今世界的焦点冲突，突然想到，假如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和平相处有任何可能性，那条解决之途径的起点必定始于伊斯坦布尔，这或许就是“世俗的国家”的潜在意义所在吧？目前在穆斯林占多数的众多国家中，土耳其是最现代、最平和的社会。
4月20日下午，携友人同登加拉达塔，更进一步强化了这个想法。此塔位于伊斯坦布尔老城的一个至高点上，始建于公元528年，本是木制灯塔，后来改建为石塔，称做基督塔。塔高61米，直径9米，乘电梯上到第8层，可以在外面石质护栏内环行眺望，整个伊斯坦布尔尽收眼底。近观塔下的民居似乎仍保留着传统的红白色调，远处现代化高楼拔地而起，大大小小的清真寺点缀着整座城市。仔细辨认，偶尔也能看到带有十字架的基督教堂和大卫星的犹太教会堂。马尔马拉海上船只往来如织，表明经济和商业的繁荣发展。博斯普鲁斯海峡大桥把欧亚大陆连接在一起，车辆往来不断。正在基督塔上远眺神游之际，忽然传来颂经声，声音来自清真寺颂经塔上的高音喇叭。每个清真寺都有4个高耸的颂经塔，每个塔上都有高音喇叭，这里每个清真寺好像都有人出来颂经，个个都如歌如吟，荡气回肠，洪亮慑人，此起彼伏。颂经声伴着春日的和风充满了这个现代化都市的上空。低头观看塔下街道上的行人，却发现人们并未停下来跪地祈祷，而是依然故我，悠然地行走。
呃，这就是世俗的土耳其！再往前走一步，当国家与宗教组织真正分离之日，则是避免宗教战争与暴力冲突之始，民族和谐才会实现。土耳其，让人看到平和与和谐的民主社会的希望，同时也看到传统与现代、世俗与宗教之间的撕裂与冲突！土耳其，仍在路上；伊斯兰也仍在路上；而世界，似乎也正走在数百年来前所未有的迷茫、动荡、冲突的路上……
（转自《中国民族报·宗教周刊》“此岸彼岸”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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