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大发明让西方文明领先，并最终改变了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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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读史缩编自美国著名史学家斯塔夫理阿诺斯所著《全球通史》，为重读经典了解世界史的第14篇文章，接下来会陆续推出相关简读经典史书文章，欢迎关注。点击查看《柏杨版简读中国史》
就欧洲而言，中世纪后期主要可夸耀的事情，不是大教堂，不是史诗，也不是经院哲学，而是综合文明的建立；这一文明并非建立在辛勤劳作的奴隶或苦力的背脊上，而主要建立在非人力之上的技术创新上，这是史无前例的。
"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些发明的力量、功效和结果，但它们远不如三大发明那么惹人注目。它们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因为这三大发明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状态。"英国哲学家、科学家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年）这一论断的重大意义在于：他富有洞察力地选择的三大发明都起源于中国。然而，这三大发明对中国并没什么作用，相反，却在西方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
中国的文明根深蒂固，中国的帝国组织渗透甚广，决不允许这些发明破坏传统的制度与习俗。于是，印刷术用于传播古老的观念，而不是新思想；火药加固了皇帝的统治，而不是正在出现的诸民族君主的地位；指南针除郑和用于著名的远航外，并不像西方人那样用于世界范围的探险、贸易和帝国的建立。
这一重大差别的根基，在于新的西方文明的独特性，它复杂多样、适应性强，摆脱了束缚欧亚大陆其他所有文明的传统枷锁。结果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
这一转变不仅改变了西方，而且，如培根所预见的那样，当革命的新社会的有力的扩张主义降临时，改变了整个世界。
一、西方社会的多样性
"为了避免即将降临的灾难，人们将自己分成三类：第一类是祈祷上帝的人；第二类是经商、种田的人；第三类是为了防护前两类人使之免受不公和伤害而产生的骑士。"法王腓力六世的大臣的这一分析，简单而又本质地描绘了中世纪西方社会的划分：教士、劳动者和骑士。
尽管这三个阶层在欧亚大陆诸文明中都能找到，但在西方，由于罗马帝国的崩溃和未能重新建立帝国组织，它们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却是独特的。在这些情况下，这三个阶层的作用究竟如何，将根据它们所体现的三种制度予以考虑——这三种制度是：封建制度、采邑制度和教会。
封建制度是一种政体，在这一政体中，那些拥有地产的人也拥有政权，因此，封建主和封臣之间的契约取代了国家权力。封建制出现时的背景是这样的：德意志君主已夺取罗马帝国的权力，但缺乏资金维持官僚机构、法院和军队的给养。当时选择的办法是将地产作为服务的报酬，但接受者，即封臣们倾向于将地产当作私人领地来管理。
查理曼十分强大，足以迫使他的封臣们宣誓效忠，但在其软弱的继承者的统治时期，政权转到了封臣们手中；封臣们的地产即采邑实际上已变得不可剥夺。这些强有力的封建领主再把他们的土地分成更小的封地，分给那些依靠他们而不是依靠国王的追随者。
封建主和封臣之间的封建契约，规定了彼此间的某些义务。其中最重要的是，封建主应既提供封地，又提供保护；而封臣则应根据当地习惯，每年服一次兵役，通常约40天。
在查理曼帝国崩溃后形成的各封建王国里，这一封建化过程在迅速地进行。由于大封建主的采邑的正当、合法的权益名义上来自皇权，所以，封建主对待国王的态度还是非常谨慎的，即使他们无意尊重他的统治权。但是，1000年之后，当西欧随着外来侵略的停止而安顿下来时，统治者渐渐能够维护他们的封建权力，并开始建立强大的君主国。在随后几个世纪中，国王与贵族间的斗争是西方政治历史的实质。
正如封建制度随着大规模的政治组织的崩溃而出现，采邑制度随着大规模的经济组织的崩溃而出现。因而，采邑是靠农奴经营的自足自给的村庄；农奴不能随便离开，并以其劳动养活教俗封建主集团。
采邑的大小极不相同，其居民的人数少者二十，多者数百。农奴与奴隶不同，他既有义务，又有公认的权利。他受到保护，拥有一块土地，以维持自己和全家的生活；并享受许多宗教假日和收获节日，以得到辛勤劳动后的暂时休息。作为回报，他必需耕种土地中留给封建主的那些田地，为封建主做家务及其他农田杂活，并将自己任何来源的收入的一部分交给封建主。
由于远距离贸易、中央手工业生产、帝国货币等的实际消失，采邑必须为自身提供几乎所需要的一切。尽管是自给自足的经济，或可能由于这种自给自足的经济，采邑的技术同罗马帝国时期的技术相比，一点也不原始。恰恰因为它们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并不需要帝国组织。它们以稳步增长的效率，在当地村与村的基础上发挥作用。采邑保存并改进了磨坊和铁匠工场，因为铁可以在地方上生产，所以这时使用的铁比以前更多。于是，中世纪西方的农业技术，取得了更大进展。
至于教会，我们同样发现了一个自相矛盾的发展，即恰恰因为罗马的灭亡，教皇变得更为强大。他无需像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德里亚和安蒂奥克的主教们反对拜占廷皇帝的命令那样同皇帝的统治作斗争。
当某个皇帝试图控制西方教会时，教皇基拉西乌斯（492－496年）送给他一封信，在这封著名的信中，他断言，"是主教，而不是俗权，应对教会的行政负责。"更重要的是，教皇进而声称神权优越于俗权："两者之中，神权的责任更为重大，因为他们甚至须对统治人们的君主们传达神意。"
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皇帝查士丁尼对意大利的征服使他及其继承者们一度能够控制罗马教皇的职位，结果，678室752年间的13任教皇中，至少有11位是希腊人或叙利亚人。但随着伦巴第人入侵意大利和伊斯兰教征服埃及、叙利亚和北非，拜占廷皇帝干预西方的能力大大减弱。罗马教皇的职位如今从受困的君士坦丁堡转入法兰克人手中，教皇还同法兰克人缔结了盟约，这最终导致800年时教皇利奥三世为查理曼加冕。
与此同时，教皇的传教团改变了异教的北部地区的宗教信仰，使教皇的至高权力在西方得以进一步加强。由于他们的成功，新的教会相继成立：597年成立了英格兰教会，7世纪创立了伦巴第和弗里西亚教会，8世纪创建了德意志教会；这些教会都接受了教皇的"天主教的"即"全世界的"教规。
简而言之，当时西方新的多样性社会的组成部分有以下这些：
①取代皇帝的命令而起的独立教会；
②代替帝国当局的一群封建君主和封建主；
③取代罗马时期奴隶种植园、各自开垦荒地的自治的采邑；
④以及来自城市的有独特力量而于贵族、高级教士、君主颇为不利的新兴的商人阶层。
二、地理背景
地理因素是中世纪欧洲跑到其他地区前面去的重要因素。其中之一是所处的有利位置。欧洲因地处欧亚大陆西端，1000年后未曾遭受侵略。西欧相隔遥远的意义在13世纪蒙古人肆意侵占俄罗斯、15和16世纪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巴尔干半岛、柏柏尔人屡次进攻北非等方面表现得十分明显。
由于免遭这种蹂躏，西欧同更易遭受侵略的东方地区相比，无疑享有极大的优势。
同样重要的是，欧洲拥有非常有利的自然资源。北欧大部分地区是一个大平原，它始于比利牛斯山脉西端，向东、北方向延伸出去，且越往前延伸越宽，最终形成了从黑海到波罗的海连绵不断的大平原。由大西洋吹来的风径直吹过这些横跨整个欧洲的平原，进入俄罗斯。因此，地中海盆地北部地区气候较温和，长年多雨，加之土地肥沃，为农业生产提供了理想的条件。河流终年无冰，水量充足，为交通运输提供了便利的手段。锯齿形的海岸线进一步加大了这一优势，为内陆地区到达沿海口岸提供了较方便的通道。某些高原和山脉虽中断了连绵不断的大平原，但它们不是很高很大，没有严重影响交通运输。相反，这些山脉矿物资源丰富，是巨大的物质财富，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当然，千万年来，这些自然资源一直是人们可得到的，但是，只有在技术能力达到一定水平时，才能得到有效的利用——例如，美国从明尼苏达州北部的巨大的梅萨比岭铁矿区获得巨额利润，但印第安人在这个地区渔猎了几千年，却没有利用这些矿石，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如今在中东、阿拉斯加州北部和各海底开发的贮量丰富的油田，情况同样如此。
中世纪的西欧也是这样，在那里，先进技术首次使当地资源得到有效的利用。结果，生产率的提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欧洲的经济和政治中心从传统的地中海盆地向北转移。
三、技术的进步
中世纪西欧取得的技术进步，比整个古典希腊和罗马历史时期所取得的进步还要多。一个原因是，西欧没有奴隶制，而奴隶制往往阻止技术革新。另一原因是，边远地区的环境普遍地促进了节省劳力的发明。
中世纪西方的采邑制度也有助于技术的发展。在这一制度下，社会阶层的范围并非从"神圣的"皇帝到非人的奴隶，而是从具有一定权力和义务的农奴到庄园主；庄园主为了对生产过程有一些真实的了解，与农奴保持充分的接触。因此，体力劳动获得了一席地位，并受到尊重，这是古老的奴隶制文明所没有的。
最后，基督教的人道主义伦理，也促进了西方技术的发展；人道主义伦理本身是在反对古老的帝国社会的无人性中发展起来的。修道院里的修士们坚持认为，体力劳动是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或者，如他们所说的："劳动就是祈祷。"这些修士作为最早的指甲下有污物的知识分子，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他们最早将智能和汗水连在一起，在这一点上，他们十分有助于技术的进步。一个叫罗杰·培根的修士在13世纪就已预见到未来的许多技术成就，这并不是偶然的：
人们可制造机器，使用这种机器，最大的船只需一个人驾驶，而且比那些乘满划手的船跑得还要快；人们能制造运货车，它们无需牲畜牵引，而且速度惊人；人们能制造飞行器，一个人乘在飞行器上，可以用机械翅膀拍击空气，就像鸟一样……；人们还能制造使人能潜入河底的机器……
培根的见识不仅反映了他自身的天赋，也反映了西方社会的独特性。正如在当时欧亚大陆的其他地区找不到与此相似的陈述一样，这一陈述恐怕也是古典希腊和罗马所难以理解的。它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发源于中国的许多发明和希腊-罗马人所知道的许多发明，只是在西欧人手中才得到全面发展和充分利用。
西方特有的技术成就包括原始农业方面的基本发明。其一是"三田"轮作制。"三田"轮作制从8世纪起逐渐被人们采用，并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率，因为使用这一耕作制时，任何时候只有三分之一的田休闲，而使用过去的"双田"制时，则有一半田地闲着。其二是重型轮式犁的发展。这种犁装有锋利的铁头，翻土深度可达六至八英寸，甚至更深。犁头的后面是犁壁，这样装置可以翻起被耕的草地。这种犁使耕种杂草丛生、难以耕作的肥沃的洼地成为可能。无疑，这是一种与原始的扒犁完全不同的农具；扒犁通常用于耕翻地中海盆地的贫瘠的砂土。
更有效地利用马力也有助于农业的发展。在古代，由于使用的挽具是套在牲畜的肚子和脖子上，牲畜拖拉重物时往往会被勒死，所以，马很少用于农业。然而，到10世纪时，人们发展了一种挽具，这种挽具套在马的肩上，马拖重物时不会被勒死，从而将马的拖力提高了四到五倍。因此，马同过去使用的牛相比，速度更快、效率更高，成为农业生产必不可少的力源。马蹄铁的发明也很重要，它使马施重物以及耕地变得更为容易。
最后谈谈十分重要的水车和风车。水车和风车在希腊-罗马时期就已为人们所知道，但由于当时拥有充足的奴隶劳动力，缺乏终年不涸的河流，因此很少有人使用。欧洲北部地区因不存在着这两大障碍，磨坊和磨坊主很快就几乎遍及每个采邑。
在地中海盆地，水车原是专用于碾米的工具，中世纪时发展成一般性的原动机。于是，水力开始用于银锤和锻炉风箱，用于大型锯机和车床，用于织布的浆洗机、造纸的纸浆机和碎矿的捣矿机。的确，英格兰1086年编纂的《土地调查清册》例举了5000家磨坊。这就是说，每50户人家有一家磨坊，其数量之多，足以大大地影响人们的生活水平。
西方这一独特的进步，也反映在同近邻传统的拜占廷文明的正在变化的关系之中。1203年，当西方的十字军开始围攻君士坦丁堡时，他们对这座古都的富有和豪华充满敬畏之感：
那些未曾见到过君士坦丁堡的人，难以相信世界上竟有如此富丽的城市。当他们看到高大的城墙和城楼，看到豪华的宫殿和高耸的教堂，看到城市的长度和宽度时，无不为之悚然惊骇；城墙和城楼用于围城；宫殿和教堂如此之多，若不是亲眼目睹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城市的长度之长，宽度之宽是其他所有城市无法比拟的。毫不奇怪，他们都吓呆了；料想不到，自世界创造以来，人类竟从事过如此巨大的事业。
对比之下，两个半世纪后，希腊学者、红衣主教贝萨里翁在一封信中表达了完全不同的看法。这位红衣主教因在罗马住过多年，所以对意大利手工业的先进水平印象极深。1444年，他写信给伯罗奔尼撒（摩里亚）半岛的拜占廷自治省的统治者君士坦丁·帕莱奥洛古斯，建议他派"四个或几个年青人"到意大利去，偷偷学习意大利的手工技艺，并学习意大利语，"以使精通信上所说的东西"。
贝萨里翁对消除手工劳动的水力锯机的印象尤为深刻。他谈到"木头被自动锯锯断，水车轮转得又快又匀称"。写信时他还想到了水力风箱："熔炼和提炼金属时使用皮风箱；这种风箱无需用手推拉，能将金属从无用的、泥土似的现存物质中分离出来。"
贝萨里翁还谈到，在意大利，"人们很容易获得有关炼铁的知识，而这一知识对人类是非常有用、必不可少的"。这一陈述的意义是很明显的。中世纪西欧取得的技术进步如此巨大，以致历史上第一次有东方人建议，派学生到西方去学习"实用工艺。"
四、发展中的经济
与技术进步相一致的是相应的经济发展。900至1300年，经济稳步发展。然后出现了14世纪的经济大萧条。它由多种因素共同引起。这些因素是连年的粮食歉收和饥荒、黑死病、英法"百年战争"以及德国和意大利的其他斗争。
粮食歉收和饥荒在1315和1316年期间尤为严重。黑死病首次流行于1349年，夺去了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城市居民的生命；以后又多次周期性地发生。不过，1400年后不久，经济开始复苏；从那时起，经济发展的趋势是普遍地上升。
经济的全面发展自然同技术进步有关；技术进步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率的提高。这几个世纪未曾遭受任何外来侵略也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另外，10至14世纪，人口大约增长了50%。这一增长率在全球性人口爆炸的今天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但在当时却是世界上任何一个面积大体相当的地区无法与其相比的。
人口激增促进了维持人口增长的农业的改进；而食物供应的增加反过来又使人口的进一步增长成为可能。
欧洲经济的发展在各个领域中都很显著。新的采矿法提高了中欧和北欧地区的盐、银、铅、锌、铜、锡和铁矿石的产量。同样，不列颠、斯堪的纳维亚和波罗的海沿岸的丰富的木材和松脂的开采范围这时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北部地区的渔业的产量，尤其是爱尔兰和挪威的鳕鱼、波罗的海的鲱鱼的捕捞量也大大增加。
当然，最重要的是，大多数人所从事的农业的生产率也大大提高了。这是一个惊人担却千真万确的事实：12世纪，法国只有约二分之一、德国只有三分之一、英格兰只有五分之一的土地被耕种，其余的都是森林、沼泽地和荒地。在小块耕地的周围是大片有待殖民者去开垦的荒地。欧洲农民络绎不绝地涌进这些无人居住的空地，砍伐森林，烧毁灌木丛，抽干沼泽地，准备开垦和耕种。到1300年时，法国的耕地面积比今天还要大。
农民不仅在自己所在的地区开荒种地，而且随人口的增长移居广阔无垠、人烟稀少的边远地区。正如美国发起过向太平洋沿岸的西迁运动一样，欧洲这时开始了向俄罗斯边境的东迁运动。例如，到1350年，西里西亚地区有新殖民地1500个，由15万到20万移民经营。不仅日耳曼移民渡过易北河，排挤东欧的斯拉夫和波罗的海诸民族，而且其他移民也随着征服进入西班牙，盎格鲁撒克逊人挺进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
人口的增长，以及农业、采矿业、渔业和林业产量的提高，都相应地促进了商业和城市的发展。虽然在人口和贸易量方面，中世纪西欧的城市同中国、印度或中东的城市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由于拥有日益增长的自治权和政治力量，它们显得十分独特。恰恰因为它们处于政治上支离破碎的欧洲而不是坚如磐石的帝国的结构中，所以自治市的自由民从一开始就表现出自信和独立，这种自信和独立是欧亚大陆其他任何地区所没有的。
由于自治市的自由民拥有权力和财政资源，他们通常从国王那里获得皇家特许状。特许状准许他们组成单独的小自治市，享有自治体的权利，可以用自治市的印章签定协议，拥有自己的市政厅、法院以及市外属地。皇家特许状还准许商人和工匠组织行会，或自愿同盟会，用以自卫和互助，其中包括对产品标准、价格和工作时间的规定。
因而，城市逐渐被公认为新的社会成分，市民不再受封建法律的制约。这一点在下面这个惯例中得到反映：如果一个农奴逃到城市，在那里住了一年零一天而未被捕捉到，他便成为自由人。正如当时的俗话所说的那样："城市的空气能使人自由。"
在某些地区，一批批城市联合起来组成联盟，这些联盟成为强有力的政治及经济统一体。当霍亨斯陶芬王朝的皇帝企图强迫意大利北部的米兰、布雷西亚、帕尔马、维罗纳等富庶城市纳税，并接受帝国管辖时，这些城市便结成伦巴第联盟。联盟在教皇的支持下，成功地进行了反对皇帝的战争。同样，1350年，不来梅、吕贝克、斯德丁、但泽等波罗的海沿岸的90个城市组成了汉萨同盟，反对海盗，迫使外国承认它们的商业特权，实际上垄断了北欧的贸易。
这一发展给欧洲商人带来了地位及权力，这在欧亚大陆是独一无二的。例如，在中国和印度，商人被视为下等人和不受欢迎的人；在西北欧，商人则拥有社会地位，其财富和政治权力也随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长。
在中国，各时代的商人在衣着打扮、携带武器、骑马乘车和拥有土地方面受到种种限制，他们将商品从一处运到另一处、被认为是非生产性和寄生性的活动，他们被置于社会底层。同样，在印度，由于印度教强调放弃财产，商人毫无声誉。在印度，最理想的人物不是赚钱造宅第的、忙忙碌碌的商人，而是坐垫子、吃大蕉叶、无物质财产牵累的神秘主义者。
因此，在东方诸帝国中，商人毫无机会上升到当权者的地位。中国是学者主管行政，日本是军人治理国事，马来西亚地区和印度拉杰普特诸国是地方贵族管理国家，但没有一个地方是由商人当权的。
是的，没有一个地方，除了欧洲。在欧洲，商人的政治权力及经济力量正稳步增长，他们成为伦敦的市长、德意志帝国自由市的参议员、荷兰的州长。这样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关系意味着国家更加重视、更加始终如一地支持商人利益以及后来的对外冒险事业。
五、民族君主国的崛起
到10世纪时，西欧已变成封建小国的聚集之地。这些封建小国一点一点地获取已灭亡的查理曼帝国的土地和权力。以后几个世纪中，几种传统和势力彼此不合。封建君主们不断地与有较大封地、行使较多权力的封臣们相冲突。诸城市有时结成像伦巴第联盟和汉萨同盟那样强大的组织。它们都以自己为中心。
然而其时，还存在着一股与它们相对抗、正在为实现一个以罗马教皇或者以查理曼及其前任的继承人"罗马"皇帝为首的统一的天主教世界而不懈奋斗的势力。这些互相冲突的势力错综交织在一起，使政治生活中产生了各种水平的同盟和联盟，它们无限多样、不断变化。
广义地说，查理曼死后，西欧政治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9至11世纪，教皇和皇帝一般说来是合作的。教皇帮助皇帝反对德意志世俗贵族；作为回报，皇帝支持教皇反对与之相对立的拜占廷（东罗马）势力。
1073年，教皇格列高利七世任职，罗马教皇的权力开始达到顶峰。为争夺日耳曼主教的叙任权，教皇和皇帝发生冲突，结果格列高利获胜，从而削弱了帝国的行政和皇帝的权力。
到13世纪，教皇英诺森三世实际卷入了欧洲各国的事务之中，国王和皇帝由他任命或废黜。他宣称："世界上的一切都逃脱不了教皇的关注和控制。"两个多世纪以来，尤其由于虔诚的法王和英王相继即位，罗马教皇通常被认为是天主教世界的最高统治者。
罗马教皇的最高权力，到教皇卜尼法斯八世手中突然戏剧性地结束了。卜尼法斯八世曾颁布《教皇训令》（1202年），坚定地阐明教皇权力至上的学说。但是，前几个世纪中所能接受的东西，这时却不再合人心意。诸君主及其议员们把国家繁荣看得比教皇的愿望更重。卜尼法斯遭到法王使者的威胁和虐待，受辱后不久便死去。1305年，法国大主教当选为教皇，称为克雷芒五世。他未去罗马，而是以法国东南部的阿维尼翁为教皇驻地。此后70年间，阿维尼翁教皇受制于法王，失去了前辈在天主教世界中的统治地位。
欧洲君主新权力的获得，极大程度上取决于同新兴的商人阶层的非正式联盟。自治市的自由民向君主提供财政援助和管理才干，成为国王的内侍、监工、帐目保管人和皇家造币厂经理等。最初，这些人组成国王的王室，主管国王私人事务。如今，随着王室成员被派去管理整个王国，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发展起来。更明确地说，它与某些代议制议会一起，为官僚机构、法院和税收制度打下了基础。
作为回报，君主向自由民提供保护，以反对封建领主和主教的频繁战争和苛捐杂税。他们还为商人利益服务，废除了五花八门的地方自治政权；这些地方自治政权各有其自己的关税、法律、衡量制和货币。14世纪末期，易北河上有35个征税站，莱茵河上有60多个，塞纳河上也有许多，如果船载谷物沿塞纳河行驶200英里，其费用将达这些粮食售价的一半。随着这些障碍的消除，随着统一法律和命令的实施，到15世纪，出现了民族君主国，初步形成了今天的英国、法国、葡萄牙以及斐迪南和伊莎贝拉联姻后的西班牙的版图。
这些大而新的政治统一体，在调动从事海外冒险事业所必需的人力物力资源方面是必不可少的。早期探险者虽然绝大多数是意大利航海冒险家，但他们的资助者都是新兴的民族君主国，而不是他们的家乡、微不足道的城邦，这一点决非偶然。西班牙和葡萄牙朝廷给哥伦布和达·伽马以大力支持；英国和法国朝廷也紧随其后，热情支持卡伯特、韦拉扎诺及其他许多人。
六、信仰的时代
西方中世纪文化和知识的发展，同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一样意义重大，富有革新精神。从罗马陷落到约1000年，前后的几个世纪在完全缺乏文化创造力的意义上说，构成了西方历史上的"黑暗时代"。极度贫穷、危机四伏、与世隔绝，不可能产生文学、艺术和学术杰作。的确，修道院的修士设法保存了部分古典文化，但他们自然致力于保存与其宗教信仰相一致的部分，而忽视了那些更为世俗的东西。结果形成了"基督教的"即"教会的"文化，这种文化对教会是一个补充，并依附于教会。
11世纪，主教们为了教育其管辖区内的教士，创办了教会学校。一个世纪以后，以教会学校为基础的早期大学逐渐形成。这些大学是具有合法身份的自治团体，这是它们与众不同的特征。此外，它们不像教会学校那样只有一个文科，另外还有教会法规、民事法律、医学和神学系。文科的全部课程包括三个低级学科（拉丁文法、逻辑和修辞）和四个高级学科（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
12世纪，在博洛尼亚、巴黎和牛津出现了第一批大学。随后一个世纪中，在帕多瓦、那不勒斯和萨拉曼卡创办了一些大学；14世纪，在中欧的布拉格、克拉科夫和维也纳也建立了一些大学。
这些大学最初都是培养教士的机构。这一培养重点是自然的、适合时宜的，因为当时教士垄断了文化职业和行政职位。但是，12世纪，当有人将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的著作和其他古典名著从阿拉伯语翻译成拉丁语，后来直接从希腊语翻译成拉丁语时，这一限制受到了挑战。这些著作的翻译使西方学者首次面临体系完整的、唯理论的自然哲学，引起了欧洲思想界的大动荡。
七、西欧的扩张主义
4至10世纪，欧洲曾遭到日耳曼人、匈奴人、马扎尔人、维京人和穆斯林的侵略。但从10世纪到14世纪，这种局面却戏剧性地颠倒过来，欧洲开始全线进攻。各路十字军在西班牙、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和荷兰击退了穆斯林，甚至占领了基督教拜占廷帝国。
与此同时，在欧洲东北部，德意志边境地区的封建主正侵占易北河东岸地区。随之，德意志的扩张继续向奥得河东岸伸展，反对异教徒普鲁士人，形成了由条顿骑士指挥的十字军东侵。他们建立了许多要塞，并在要塞周围安置德意志移民，这些移民为进一步扩张提供了人力和物力。德意志商人随即占领沿海岸和河道的各战略要地，建立城市。因而，到15世纪末，过去曾由斯拉夫和波罗的海诸民族占据的广大地区，这时都变成了德意志各阶层——封建主、主教、市民和农民——的领土。
毫无疑问，如果不是先有技术进步、商业复兴、人口增长和人们普遍的精神充沛，十字军南侵是完全不可想象的。这些推动力继续发展，并在14世纪大萧条后加快了速度，结果，使扩张主义的征战运动扩大到海外领土。
基督教及其传统的普救说、改变异教徒信仰的热情和十字军的好战精神，是向海外扩张的一个重要因素。早期的探险者及其支持者，其所作所为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宗教方面的考虑。13世纪，马可·波罗的旅行使欧洲人知道了印度和中国的存在，并渴望到达这两个伟大的国家。他们还知道这些国家的人们并不是穆斯林，因此，希望他们与基督教徒通力合作。
另外，中世纪长期流传着有关祭司约翰的传说。约翰被传说为东方某一基督教国家的强有力的国王。几个世纪来，基督教首领梦想与他建立联系，从东、西两方大举进攻穆斯林世界。欧洲人虽未找到祭司约翰，却在非洲和美洲偶尔发现了新的、陌生的民族。这些民族还未开化，不信教，因此，是适于征服、拯救、使之归依的臣民。
在促使欧洲人开始海外冒险事业的许多动机中，为上帝服务和寻求黄金可能是最强烈的动机。
所谓的"文艺复兴运动"，强调了个人主义和现世主义，显然比中世纪观点更有助于对外扩张。关于人类本身逐渐形成了一种新观念，一种对其高贵和创造力的新的信任。人们无需再一心想着神对来世会作何判决，而只需发展自己生来俱有的潜力，首先发展他的思考能力。德西迪里·伊拉斯谟在其名声达到顶峰时，表达了他的信任和欢乐。他大声叫道："永恒的上帝啊！我看见一个多么美好的世界正在出现！我为什么不能再变得年轻呢？"
西方思想的活跃和丰富，是欧亚大陆其他地区所没有的。比如，在中国，儒家思想继续统治着社会。它尊老鄙少，厚古薄今，忽略革新发明，成为在各方面维持现状的非常有效的工具。同样，在穆斯林国家，学校忽略天文学、数学和医学，着重强调神学、法学和修辞学。这些学校毕业的学生，同儒家学者一样，对西方的事情既一无所知，又不感兴趣。
因此，基督教异教徒以其新学问，最终不仅成为他们所发现的美洲大陆的主人，而且成为古老的伊斯兰教帝国和儒家帝国的主人。
西方技术的不断发展，也直接有助于对外扩张。这方面尤其重要的是在造船、仪器、航海技术和海军装备上所取得的进步。
与此同时，欧洲人在海军装备方面正占据着决定性的、明显重要的领先地位。过去，海战是指占领敌船和甲板上的肉搏战。16世纪的前20年，佛兰德和德意志治金学家发展了铸炮技术；这种大炮能射出弹丸，摧毁300码内的船只。
海战发生了变化，由占领敌船的肉搏战变成了舷炮齐射的炮战。从此，欧洲人占领并控制了世界各大洋达四个世纪之久，直到1905年日本人在对马海峡全歼俄罗斯人，取得了划时代的胜利。
伴随造船业、航海业和海军装备的发展而来的是商业经营方面的重要的新技术。意大利复式簿记的发明使随时确定商业上的财务情况成为可能。另外，货币的日益广泛的使用和普遍为人接受的标准硬币的铸造，便利了商业经营。银行的发展，商业证券的出现，中世纪基督教逐渐放弃对贷款利息的谴责和排斥，也有利于商业经营。
最后，合股公司的兴起极大地加强和促进了商业经营。这些合股公司以其有限责任，为投资提供了媒介，使欧洲大批资本用于海外冒险事业。东方商人因自身及其合股人的资力有限，没有一个能与几个东印度公司和东地中海公司、莫斯科公司以及哈得逊湾公司相竞争而最终获得成功。
上述诸因素使欧洲富有激励人的、独特的活力。这一活力究竟如何独特，在欧亚大陆对15世纪穆斯林世界的扩张的各种反应中显而易见。在这之前，伊斯兰教以扇形从中东向四面八方扩展。突厥人在攻陷君士坦丁堡后，占领了巴尔干半岛；随后渡过多瑙河，进军匈牙利，兵临维也纳城下。同样，在东方，富有魅力的巴布尔率领突厥人，正从阿富汗问南推进，开始建立伟大的莫卧儿帝国，统治印度，直到19世纪英国人接管为止。另外，在非洲，伊斯兰教正从东部和北部沿岸的基地向内地稳步传播。最后，穆斯林商人控制了欧亚大陆的海上航线，即从红海和波斯湾穿过印度洋、绕过东南亚、到达中国海的航线。
由于伊斯兰教的军人、商人、传教士所取得的这些进步，伊斯兰教世界变成了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区。它占领了这片大陆的战略中心，而且，它愈扩张，欧亚大陆东端的中国人和西端的欧洲人就愈孤立。
中国人和欧洲人对这一包围的截然不同的反应，从当时到现在，都对世界历史的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就中国而言，郑和的远征确切地表明，中国人拥有控制海洋的技术和财力，但是，遗憾的是，他们却自愿地撤退了。蒙古统治结束后，明朝的中国人将自己与外世隔绝。中国商人阶层缺乏西方商人所拥有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无力向禁止海外冒险事业的皇帝的敕令挑战。因而，中国人将其令人生畏的才能和精力转向内部，从而自愿放弃了在欧亚大陆，最终在世界事务中的领先地位。
欧洲人的反应恰恰相反。蒙古统治下的和平无止境地扩大了他们的地理视界和商业野心，因此，蒙古帝国的突然崩溃给他们以沉重打击，留下了深深怀念。同样，十字军失去地中海东部前哨基地，伊儿汗国在波斯实行伊斯兰教统治，突厥人征服巴尔干诸国，所有这些都使欧洲人无法到达黑海、波斯湾和印度洋。因此，他们实际上被困在欧亚大陆的西端。
他们迫切希望找到某种方法，到达东方，分享财富。只要给他们专门技术、经济实力和允许他们政治上自主发展，他们的寻找必定成功。欧洲没有一个国王颁布禁令，禁止海外冒险事业；相反，各民族君主国展开了狂热的竞争。另外，欧洲确实需要并强烈要求外国产品，商人们完全有能力满足这种需求。
因此，即使哥伦布没有发现美洲大陆，达·伽马没有绕好望角航行，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其他人也会这么做。
总之，西方社会已达到起飞点，即将起飞。而它一旦起飞，必将扫清海路，不可阻挡地向全球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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