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陈柏峰：从“唐慧案”看中国法治生态

陈柏峰，法学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

“唐慧案”实际上由三个案子组成：一是唐慧的女儿乐乐被强迫卖淫、强奸的刑事案件，二是唐慧被劳动教养行政复议案，三是唐慧被劳动教养国家赔偿案。三个案子中，强迫卖淫、强奸的刑事案件处于核心位置，但在不同的阶段，媒体和舆论对三个案子的关注重心有所不同。今年 6月，最高人民法院裁定不核准强迫卖淫、强奸案件的刑事被告人周军辉、秦星死刑，将案件发回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重审，这再次引起社会舆论和媒体对“唐慧案”的关注。该案涉及“乐乐被强迫卖淫”、“唐慧上访”、“唐慧被劳教”等多个互有因果但却彼此相对独立的事态，牵扯到七个犯罪嫌疑人、唐慧、警方、地方法院、地方政府、媒体等多重主要参与者和利益主体。因此，这一个案可能呈现中国法治的复杂生态。

一、“唐慧案”重判被告人的背后

最近几年，因强迫卖淫罪而被判处死刑的判例几乎没有出现过。从媒体公开的案例来看，仅有重庆“打黑”期间的“女黑老大”王紫绮被判处并执行死刑。但王有五项罪名，强迫卖淫罪只是其中一项，更严重的罪名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此外还有组织卖淫罪、非法拘禁罪、行贿罪。而且，王强迫妇女卖淫造成了多名妇女重伤、轻伤的严重后果。“唐慧案”中的几位刑事被告人的罪行显然难与王紫绮相提并论，且在媒体公开的强迫卖淫罪的案例中，判决有期徒刑的居多。正因为这些原因，笔者在最初看到“唐慧案”的刑事判决时，就感觉判刑过重，此案背后“必有蹊跷”。如今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定和新闻媒体对案件其他相关事实的揭示，也都印证了这一点。

唐慧称她年仅十岁的女儿被逼卖淫并因此染上难以治愈的性病，因此坚持所有的涉案人员都应该被判处死刑。而法院判决刑事被告人中两人死刑，其他人中判决最轻的也是有期徒刑 15年。如此判决已经算很重了，但唐慧并不满意，之后一直上访。按照现行法律，与 14岁以下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无论未成年人是否自愿，都构成犯罪。但未成年人是否自愿，可以成为定罪或量刑时的考量因素。按照媒体披露，唐慧的女儿乐乐并非“被逼”，而是“自愿”卖淫。果真如此，刑事被告人构成强奸罪还是嫖宿幼女罪，也是不无疑问的。尽管目前嫖宿幼女罪的存废引发了广泛的争议，最高人民法院也有冻结这一罪名的倾向。无论如何，唐慧的要求大大超出了法律对相关犯罪行为的惩罚程度。之前的刑事判决之所以偏重，很大程度上也是唐慧不断闹访的产物。

唐慧从报案开始，就同时开始了闹和访的过程。据媒体报道，唐慧 6年间进京上访 23次，到省城上访百余次。而由于上访“属地管理”原则，富家桥镇政府不得不对唐慧的上访负责，为了“稳控”唐慧，镇里 6年里耗资 80万元。 2007年唐慧第一次进京上访后，因“稳控”不力，党委书记和副书记被诫勉谈话，负直接领导责任的党委委员、党政办主任则被免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唐慧还曾总结其上访经验：“上访的方式反映问题既能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又可以对正在进行的司法审判起到震慑作用，保证审判公正进行。”因为上访，唐慧两次被当地拘留，一次 5天，一次 8天。后来的劳教案也因此而起。

唐慧在上访中表现出特别强的闹访能力。从媒体的报道的情况来看，至少有 10来次闹访或在法庭取闹。比如，“跪见”永州市公安局局长，在永州市检察院静坐绝食或长跪不起，在永州中院刑一庭庭长张晓龙的办公室吃住 18天，在法院立案大厅滞留 15天，在法庭上追打被告人律师，在湖南省高院下跪并与法警发生冲突，在湖南省公安厅大门口举牌跪地喊冤并在信访接待室内以头撞墙。此外，为了引起领导的重视，唐慧在乐乐失踪时报案撒谎说邻居王某将乐乐拐骗;因警察查明王某并没有拐骗行为，唐慧又转而诬陷警察郭继仪收了王某的钱，导致郭被停职两个多月。此后，因对新的办案警察杨军祥的做法不满，唐慧又控告杨渎职，致使杨受“严重警告”处分。唐慧超强的闹访能力造成的结果便是“谁办她的案谁就有麻烦”。

二、面对不依不饶的上访，政法机关何以节节退守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信访数量先是不断增加，然后维持在一个洪峰的高位而降不下来。中央政府无法直接面对上访所牵涉的具体事项，而上访人留在北京会影响首都的秩序和形象，干扰中央国家机关的工作，因此中央只能敦促基层政府“将问题解决在基层”。中央政府的“敦促”方式首先是从行政上施加压力，这主要体现在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考评上，通过目标责任管理来实现，而这构成了压力型体制的主要运作方式和手段。上级政府将上访治理指标、任务进行层层分解，将其分派给下级政府，在激励—绩效的压力下，下级政府必须根据上级的目标进行上访治理。信访工作属于维护社会稳定的一部分，其考察标准是“一票否决”：只要维稳工作出现纰漏，基层政府就会受到否定评价。这就是所谓“维稳”的压力。

在维稳压力下，基层政府可能采取各种方法。这些方法有两个极端方面：一是无原则的满足当事人的诉求，典型的如“花钱买平安”；二是强力打击当事人，迫使其放弃诉求，典型的如动用黑社会威胁、殴打上访人。处于两个极端的还有很多灰色地带的方法，比如，通过“讲感情”以促使上访人息访，对上访人采用集中学习、信访劳教等方法。这些方法中，不少都曾被地方政府使用在唐慧身上，当地乡镇政府在她身上所花费的维稳支出达到了80多万元。唐慧也曾被劳教，唐慧被劳教还曾遭到媒体的猛烈批评。无论是给好处，还是劳教，都没有改变唐慧上访的决心，她一直都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姿态。而在维稳的压力下，在唐慧的固执坚持下，地方政府似乎如何做都难以让唐慧停止上访，而且似乎无论如何做都不对。面对一个固执的、不依不饶的上访人，国家机关能如何应对?

更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各级政法机关一次次牺牲法律和程序，来部分满足唐慧的诉求，以使她停止上访的脚步。几乎是唐慧每大闹一次，政法机关就后退一步，尤其是法院最终对刑事被告人进行了死刑重判。政法机关之所以如此，当然有维稳压力的缘故，但恐怕不只是维稳的压力。例如一审前，唐慧在永州市检察院立案大厅跪了18个小时，其结果是检察院更换了公诉人，制作了新的起诉书，特别是将“强迫卖淫罪”写入其中。该罪名成立最重可判处死刑。重审时唐慧要求休庭，后来就去法院住了18天，结果是重审比第一次又加重了刑罚。尽管有维稳的压力，但维稳的压力并不是完全的。一个人的上访在维稳的考评体系中并不是决定性的，维稳有一个立体的考评体系，一个人的上访会影响考评得分，而很难完全否定维稳工作。对于政法机关尤其如此，毕竟对上访实行的属地管理原则，而非部门管理原则。

因此，笔者猜想，从相关政法机关对上访行为的反应来看，很可能是上级政法机关或党政机关的领导作了意见较为明确的批示，下级政法机关不得不按其意思加重对刑事被告人的处罚力度。如果上级给出一个“请查明情况，依法办理”的批示，坚持依法办事的下级政法机关还能尊重事实，在法律范围内办案，不至于对刑事被告人作出明显过重的判决。但如果上级给出一个方向明确、不容置疑的批示“此事性质恶劣，应予坚决严惩”，下级政法机关就没有太多依法办案的空间了。倘若真如此，下级政法机关在唐慧上访和上级批示的双重压力下，罔顾事实加重惩罚就很有可能。上级的“批示”只是笔者的一个猜想，新闻媒体没有披露更多的事实依据，笔者也几乎不可能通过调查来获得事实依据。在笔者的经验基础上，不做“批示”的猜想，似乎很难完全理解和解释政法机关在此过程中的行为。

三、媒体与舆论由“倾力相助”转向“倒戈”

“唐慧案”发酵的过程中，媒体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得知唐慧因“扰乱社会秩序”被警方拘留后，《南方周末》记者邓飞连发了数条微博呼吁，一个多月后，唐慧获释。邓飞认识唐慧，缘于另一起案件。2010年6月，永州的朱军枪杀三名法官，各地记者纷纷赴永州采访。此时正是唐慧女儿被强奸一案重审期间，唐慧为了吸引记者的注意，谎称朱军是乐乐的干爹，他是为乐乐的事情枪杀法官。唐慧的说法先后吸引了不少媒体记者注意，但记者都很快发现她在撒谎。邓飞在微博上这样他介绍与唐慧的相识：“我在永州(采访枪击案)，唐慧说她熟知朱军，被我揭穿，问她为什么要骗我们，她眼泪汪汪地说‘不这样，我能找到记者喊冤吗?’令我酸楚无语。”唐慧获释后，在邓飞的帮助下，联系上搜狐网微博，由后者联系十几家媒体对乐乐案进行报道，邓飞还为唐慧介绍了北京的法律援助律师。此后，有关幼女被迫卖淫、公安渎职的信息立即获得全社会关注，唐慧以维护幼女的弱小母亲形象进入公共视野。

在这次警方妥协之后，唐慧就得寸进尺了，之后无论是闹法庭，还是住法院，显然都有携媒体之威的感觉了。当地没有采取强硬措施，应该也是慑于媒体的威力。在这一过程中，媒体的报道是有严重倾向性的，刻意将唐慧塑造成维护幼女的弱小母亲形象，而对其在之前过程中对女儿教育的不负责任只字不提，对案件过程中不利于唐慧形象的情节着墨很少，也没有报道、分析唐慧诉求的无理成分;而且，媒体长篇累牍的报道中，很少涉及几位刑事被告人及其亲属的想法和看法，也没有对政法机关的采访。新闻报道几乎都是对唐慧视角的复制和对唐慧的支持，具有极大的倾向性，似乎没有进行基本和完整的事实调查。当然，也许是地方政法机关怕招惹麻烦而拒绝了记者的采访请求。然而，即便如此，采访一下唐慧周围邻居的看法，采访一下刑事被告人亲属的看法，不算太难吧？是记者没有采访，还是媒体故意不让他们发出声音?而在社会评论环节，媒体都将重心放到了对劳教制度的批判上。也许是媒体为了增强批判的力度，就越发需要塑造唐慧的道德形象吧。

媒体和记者之前也许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如果法院完全按照唐慧的想法，从重判决，所有的刑事被告人都被处以死刑。他们的家属势必不服，如果他们也都到省城甚至到北京上访，找律师和法学界人士开研讨会，制造舆论压力，又会怎么样呢?此时媒体的主流声音是不是会认为法院草菅人民，要求废除死刑呢?而为了论证废除死刑的合理性力度，是不是又会渲染那几个刑事被告人的勤劳、努力和意外犯错呢?就像媒体在一些摊贩杀死城管案件中所做的那些新闻和评论。事实上，两个被判处死刑的被告家属在终审判决后就表示要去上访。毫无疑问，媒体已经深度嵌入了这些有公共影响的案件中，对政法机关施加了影响和压力。而如果政法机关尤其是法院跟着舆论走，最终无论怎么做可能都是错的。终审判决后媒体的表现就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终审判决后，《南方周末》的一篇报道，毫不犹豫地给了“羸弱无骨”的湖南省高院乃至湖南省政法系统一个深刻的教训。政法系统屈从于媒体、舆论和唐慧闹访所带来的社会压力，给出了对刑事被告人从重处罚的判决。然而，当政法系统放弃法治标准和原则，迎合媒体和民粹时，媒体和舆论却“果断”转身，再次向司法射出了致命一箭。媒体和舆论此时颠覆了唐慧的道德形象，不再谈论劳教制度的合法性，反而指出侦查、起诉和判决过程的种种不合理，并将问题指向信访制度。媒体得出的是一个似是而非的结论，信访制度当然有问题，也是造成唐慧案的一个原因，但是它只是众多原因环节中的一环。致命之处还是媒体如何表述这一案件，舆论、社会、上级领导、政法机关如何服膺于或屈服于媒体给定的逻辑，从而最终作出错误的决定和判决。

四、裹挟舆论公意的媒体尚待归正其本分

《南方周末》的报道是一篇罕见的后发制人的颠覆性报道，它使整个舆论完全转向，之前所批判的问题似乎瞬间从人们思维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媒体为社会设置的新的议题。合理的推测是，媒体人从一开始就掌握了案件几乎所有相关方面的信息，包括唐慧个人不符合高大道德形象的一些污点，也包括几名刑事被告人的具体处境和冤屈，还包括政府和司法机关在其中的难处与无奈。如果不做这样的推测，很难想象记者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拿出与之前迥异的新闻报道来。换一个角度来说，那么多媒体和记者在永州对唐慧案做了那么多的调查和报道，连基本事实都没弄清楚，直到《南方周末》记者在终审判决后才挖掘出了真正的事实。如果真实情况是这样的，是不是可以说，中国的绝大部分新闻记者的基本职业能力都是有问题的呢?

事实还可能是，当记者获取的信息不符合媒体所要设置的议程——渲染唐慧的道德形象，批判劳教制度时，媒体和记者们集体噤声;而当这些信息有助于媒体设置新的议程——渲染唐慧的缠访闹访形象，批判信访制度及其对司法的干预，媒体和记者们便不约而同的发表了新的信息。媒体当然有设置新闻议程的权力，可是，当这一切都指向毁损司法权威时，该作何理解呢?是媒体为了自己的新闻议程而贬损了司法权威，还是媒体为了贬损司法权威而设置了自己的议程呢?我们可以这样提问吗?唐慧案中，毫无疑问媒体是赢家，因为媒体树立了一贯正确、正义的形象，吸引了眼球，赚取了公众注意力;唐慧个人不过是想利用媒体反过来又被媒体利用了而已：她从媒体获取的所谓正义多么脆弱，一夜之间又戛然失去;这一过程中的输家和终极的输家都是政法系统，媒体、公知和民粹的合流，一直都在冲击司法权威。

学界多年来讨论舆论监督，希望通过媒体的发育，培育所谓的第四种权力，对公权力的运行构成监督和制约，从而建构法治社会的均衡权力框架。然而，从“唐慧案”的实践来看，媒体自身所受的职业能力和职业伦理制约严重缺乏，这本身对法治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在一个媒体已经深深嵌入社会的法治生态中，缺乏良好职业伦理和职业能力的媒体，会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公权力的胡作非为，还可以有各种制度加以约束;媒体权力的自利和胡作非为，在目前中国的法治框架中不但难以约束，甚至连表述出来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本文首发在《中国法律评论》第3期，欢迎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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