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大教授周志文 | 当中国人是我们共同的命运，一味毁弃自己的文化，无异于自杀
12月8日，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活字文化出品书籍《论语讲析》的作者周志文先生赴海南三亚参加《财经》三亚国际论坛——文化艺术分论坛。在“重构传统文化的现代活力”这一主题中，周志文先生用一个浅近易懂的例子，概述了台湾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有一次我坐车到台大去上课，计程车司机问我到哪儿？我说到台湾大学，因为我不能说台大，一说到台大，他就会把我送到台大医院。他问我，你会不会台语？我说会，他说你会台语为什么要跟我讲中国话，我就知道他有非常严重的语言歧视的倾向，计程车司机生活很孤独，就在那个小空间里开车，看着他走遍大街小巷，事实上他的生活还窄的，于是他就听收音机，而台湾的很多地下电台都在散播着一些地方意识，用台语讲。他跟我讲这个话是很不礼貌的，我跟他说台湾话不就是中国话吗，台湾人说一个女人怀孕了怎么说呀？他说“有生”，我说“有生”这个词在汉朝之前，女人怀孕就说“有生”。台湾人吃饭的锅子怎么说？大陆人说是锅子，台湾说“鼎”，鼎在商州时代就是锅子。比如国语的“癞蛤蟆”，这个词是元朝之后把北方的土话加上儿话音传承到整个中国，中国古代叫“蟾蜍”。典雅的话就是蟾蜍，我们台语里保留了中国语言里最优美的、最典雅的部分，它是一个最好的中国话，并不是跟中国话分离的。我们读古典文学的人都能证明，我所说的是正确的。因为坐计程车没多久就到台大了，他居然下车给我鞠了个躬，他说今天受教了。我不见得能改变他很多的文化倾向，文化的思考，但至少在这一点上，他会重新估量台湾跟中国的关系。
在我们的时代
文 | 周志文
早在1971年，周志文就开始受朋友之托为《台湾时报》撰写评论，并在《台湾日报》、《中华日报》担任专栏作家，先后担任《中国时报》、《中时晚报》和《民生报》兼任主笔，见证了台湾报业兴衰的过程。
1974年至1981年，周志文在台湾大学中文系和中文研究所相继完成硕士和博士学业。彼时的台大中文系名师云集：毛子水、台静农、郑骞、屈万里、张敬、王叔岷……对于这些大师中的大多数人，当时台大中文系的规矩是，“称呼老师得用他的字号，尽量不直呼其名。”周志文读博士时，不但不缴学杂费，还享受各种奖学金和助学金，“那真是台湾教育的黄金时代。”
1981年，周志文以《屠隆文学思想研究》的博士论文从台大中文研究所毕业，其后在淡江大学中文系执教十年，周志文才回到母校台大执教15年，于2007年退休。此间，他也曾于1997—1998年担任捷克查理大学汉学讲座教授，于2003年任荷兰莱顿大学访问学人。
从台大中文系退休后，周志文又受聘为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及珠海联合国际学院讲座教授。近年在大陆讲学期间，周志文还做过《台湾文化的发展和困局》及《什么是中国》等公益性讲座。在明清学术史、明清文学和现代文学等主要的学术研究领域之外，痴迷西方古典音乐的周志文在文学创作方面著述颇丰，有短篇小说集《日升之城》，评论集《在我们的时代》、《瞬间》，散文集《三个贝多芬》、《冷热》、《布拉格黄金》、《寻找光源》、《风从树林走过》、《时光倒影》、《同学少年》、《第一次寒流》和《记忆之塔》等。
海明威早年有一本列为小说类的其实是自传性质的书，书名是《我们的时代》( In Our Time)，这本书的主角名叫尼克(Nick Adams)，明眼人都知道就是海明威本人。书的第一篇名叫《印第安营》( Indian Canp)，写的是十岁大的尼克一次跟随他做医师的父亲与叔父到印第安营出诊的故事。一个印第安妇人难产，他父亲赶去急救及接生，妇人在床上辗转反侧大声号呼，痛苦异常，而妇人的丈夫因腿伤躺在上铺。尼克的父亲没带止痛药，带来的手术工具也很简陋，手术时必须尼克协助，因此他得以目睹所有的过程。最后他们总算顺利的帮她产下了一个男婴，当他们向睡在上铺的妇人丈夫道贺时，发现那男人已不堪折磨，竟在床上自杀了。
尼克在十岁的那年就经历了一场真实的出生与死亡，两种都是痛苦万分，都是受尽折磨的。他在回家的独木舟上问他父亲:“人死会很难吗?”他父亲说:“那要看状况而定。”其实尼克的问题还包括了人活下来也会很难吗?如果问了，他父亲可能会说:“那也要看状况而定。”
不只生死，其他的事，也得看状况而定，人的一生，好像并有太十拿九稳的事。我在高中之前，从来没想到自己会离开宜兰那个小地方，会到台北来“鬼混”了大半子，我后来在台大读了学位，最后还在那里任教，这些事完全出平我当时的“预料”。一次初中的同学在台北聚会，一个同学说以前谁也想不到谁后来会是什么样子，我们班上一个家世好、成绩好的孩子，当时大家都以为他会最有成就的，想不到他后来继承了一间杂货店，门面越来越小，后来弄到关门了，自己也落魄得不得了。他又举我的例子说我初中留级的时候，没有人想到我以后会当教授的，另一个同学开玩笑说，就是因为他留级多读了一年书，后来才有机会做教授呀，这话引起一阵笑。他们说的，笑话层面的居多，但其中也包含了部分的真实。
生命中的许多意义，是要在很久之后才发现的。就以我初中留级的事来说，我后来能够从事学问，并不是我比别人多读了一年的书，那一年，我不但没有多读什么书，反而自怨自艾得厉害，其中还包含了一段自毁的经历，四周没有援手，幸好我平安度过。然而那次“沉沦”，使我第一次感受到人生某些极为幽微但属于底蕴性的真实。如什么是假象什么是事实，哪些是背叛哪些是友谊，何者为屈辱何者为光荣……那些表面上对比强烈而事实是纠葛不清的事物，都因这一阵混乱而重新形成了秩序。那秩序并不是黑白分明的，更不是像红灯止步绿灯通行那么的当然，而是黑白红绿之间，多了许多中间色，有时中同色相混，又成了另一个更中间的中间色。真理不见得越辩越明，而是越辩越多层。以前再简单不过的后来变得复杂了;以前再明白不过的，后来变得暗了。
我与我的亲人、朋友、老师与同学，人挤人的住在同一个世界，但每个人都活在不同的层面里，彼此各行其是，关系并不密切。人必须短暂跳脱，才看得出你与別人以及你与世界的关系，这层关系也许不像般人所说的那么是非判然、黑白分明。当我眼前不再是红绿的灯号的时候，那状况让我欲行又止、欲止又行，我觉得进退失据的困顿与荒谬，但齐克果说荒谬是真实的另一种称呼。
我在“受伤”之后，得到了这个思想上的宝筏秘籍，它告诉我要暂时跳开，我记得爱因斯坦说过:“一条鱼对他终生游于其中的水会知道什么呢?”暂时跳开帮助我看出事情的真相，而真相不见得只有一个。不只如此，我在以后的人生中，屡屡遭逢不同的挫折，每次挫折之后，都有另一种力量在心中兴起，这使我对挫折有了新的看法。挫折让我更为坚强，它让我在心灵上更博大的接受多元，在情操上则更同情处身在幽微角落的弱者。
心灵上更博大的接受多元是防止自己过早建立主见的一个方式，主见多数排他，在学问上又叫做“门户之见”，做学问最忌先入为主，章实斋说:“学问须有宗旨，但不可有门户。”就是指此而言。平心接纳多元，然后以逻辑辨其是非对错，有些是非“躲藏”在很幽暗的角落，不仔细看是看不出来的，这是学者要做的事，这叫“发潜德之幽光”，观察是做学问的起码本事，我因受挫而提早拥有，这是我的幸运。至于在情操上更同情弱者，那是一个道德上的同题，也是一个审美上的问题。
我觉得幽微角落的弱者值得同情在于没有人同情他们，大家老是把注意的焦点放在几个媒体炒作的人物之上，人在施展同情的时候也是图便利、图省事的。由于幽微角落的弱者永远置身在权力或利欲漩涡的边缘，他们知道任他们怎么努力，也无法争到更好的位置，因而决定放弃。一般的放弃是消极又悲观的，但他们的放弃却充满了自信，他们似乎找到了另一个生命的方向，这使得他们不论行止作息，都表现出自由与从容不迫，整体而言，他们的生命姿态因“自如”而呈现一种特殊的美态，与矫揉造作的人比起来，高下立判。
所以在众人之间，引发我注意的常常不是大家公认的重要人士，“部长”、校长与诺贝尔奖得主我不太会注意他，反而是忙着帮他们拍照，挤进去以图照片中有自己的可怜人常引发我的某些想发笑的联想，而一些不愿意卷进闪光灯的漩涡、独立一旁后来默默走开的人才令我艳羡。杜诗中有“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的句子，那是杜诗里最美最动人的句子，寒气透骨而独立有神，那句子仿佛就是为他们而写的。
在我们的时代，信任与背离，荣耀与嘲讽同时存在。我不知道我是否真的该感谢我后来在东吴所受的“教育”。对绝大多数的东吴同学而言，那种教育阻碍了他们的智慧，戕害了他们的心灵，是该严厉谴责的，我不讳言，当我在躲避毒箭的时候，我也曾试图报复，幸亏我不久就放下了，我没有被仇恨影响我的心志，否则我也随着堕落，就真的划不来了。对我而言，那场负面的教育，其结果不见得全是负面，它使我思考教育的本质，以及探索一些荒谬事务发生的原因，我后来从事教育一辈子，这种思考在我身上十分重要。
台大也没有想象中的好，台大的朋友都很优秀，但整体而言，却涣散得没什么精神，这也是台大一向的“传统”。我记得我读博土班的时候，被“分配”给裴普贤老师，做她麾下的一名“导生”。裴老师是台大中文系最早的教师之一，她说当她来台大做助教的时候，中文系第一届毕业生后来成为中文系名教授的叶庆炳先生还是学生。有一次她参加全球校友在台大体育馆举行的年会，会场高悬着“发扬台大精神”的标语，一位校友问:“什么是台大精神呢?”老师与校友都陷入沉默，一位校友突发奇想的说:“台大精神就是:台大没有精神!”引起一阵叫好和大笑。后来裴老师说:“我想了好几天，终于发现那位校友说得很对，台大的特色，就是没有任何精神。”
没有精神表示彻底的自由，所以没有精神也是精神。但暗地里其实不然，台大标榜的自由缺乏高贵的道德视野，所以不能算是自由，顶多只是各行其是的散漫罢了。有高贵道德视野的自由是把自由的境界放在别人甚至全体人类之上，所以不是自私的，真正的自由论者，并不放纵自己的自由，反而从外表看起来似乎还更加的拘谨与自制。我在做学生的时候就听说我们学校台面下的争夺，一刻也没停止过，而争夺全是因为自私自利，权力核心固然，权力边缘亦复如此，只是台大的“纵深”够深，不注意看或是处身在边缘的话看不太出来而已。
不只如此，整个台湾，基至整个中国，台面上是一个样子，台面下又是一个样子，一层层的，像洋葱一样。整体而言，我们置身的是个虚假与真相并存的世界，一个道德崩溃又有新的道德在试图重建的时代，反正乱成一团。失望的事很多，但也无须彻底绝望，总有一些事让你不经意发现，在那里也藏着不少的可能，包括希望。
我们不妨先从希望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我们处身的时代是一个科技进步、医学发达的时代，这两项史无前例的进展，使得全世界绝大多数的人受惠。不要说在远古洪荒的时代，就以一百多年到两百年之前的世界与今天比较，还是《孟子》上说的“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的时代，试想一个中等人口的家庭，其中“主中馈”的妇人一天忙在三餐及洗衣上的时间要多少?オ知道在我们的时代妇人幸福的程度，农人、工人亦复如此。从医学发达的角度而言，近五十年的进步尤其神速，我记得我在读小学的时候，周围有人得盲肠炎就算得了绝症，送到医院没几个人出得来，现在切除盲肠早已是很小的手术了，另外有关呼吸、消化及血液的疾病都有很好的治疗进展，今天一百个成功进行了手术的心脏病患，送进三十年前的病房，九十个以上将无法痊愈，其他病症也一样。现代医学的进展，使人类达到有史以来最高的幸福。
从第二次世纪大战后，接连发生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规模比较大的国际性战争，之后人类的政治观念逐渐变得比较成熟了，知道许多终极的问题不是战争所能解决的。人很多时候穷兵默武并不在勇气，而在于恐惧，较富的一方恐惧对方对他的妒忌，较贫一方恐惧对方对他的贪婪，当双方都受惠于现代科技而智慧大开、幸福大增之后，深藏在心的恐惧都减轻了。有自信的人对别人常会比较宽容，即使对敌人也是一样，这有利于降低战争的威胁。
最重要在提高人类的智慧，这是人类真正幸福的凭借。所谓智慧，是大多数的人会想到人类比较终极的问题，而不被眼前的纠葛事务所困。在提高智慧之前，人要增进知识，医学与科技是知识，能够运作的民主政治也是知识，科学的知识告诉我们处理生活所需与面对疾病的方法，民主政治的知识告诉我们人有很多相同的部分，因此可以谋求“共识”。当共识形成后，许多既有的政治“局势”是可以改变的，根本无须喊出“革命”的口号，动不动搬出杀人的武器。
所以在我们的时代，我们的世界正处于比以前空前“合理”的状态，这合理的状态也许空前但不可能绝后，世界还有许多不幸，也有许多委屈不平未获得伸张，但与长久的历史比较，人类目前所处也是最幸福的时代。对一些不承认人类进步的人，你只要跟他们举例说，就在大约一百年之前，许多欧洲的贵族还深信奴隶或有色人种是下等人，他们受苦是理所当然，而在民权观念领先的美国，还有很多人相信非洲裔、亚裔、拉丁裔及妇女根本不配享有投票权。人们才知道近百年来进步的不只在科技，在灵魂上的开发也大有进展，这一点证明我们生活在现代的人类何其有幸。
有些知识的力量可以促成幸福，有些知识的力量会产生苦难，就像教育有正面负面之分。也许目前尚无法判断哪一种力量此后将更占优势，但两者我们都需了解，并试图去掌握它。这种工作不仅是知识上的，也是智慧上的。
台湾是世界的一部分，世界的阴晴也自然左右了台湾的气候，台湾当然“承袭”了世界的整体幸福，臂如科技与民主，但也无可避免的受到“坏”世风的影响，包括强烈的通俗化与唯利是图。
有些坏处是我们没有拣择，不知道是没有能力还是没有心，外面的事一股脑的全接受过来;有些坏处则是我们的本性，在易燃的空气之下，我们便让它一发不可收拾的燃烧，甚至延烧下去，最后烧到自己也无法可想。
譬如自由与民主，其实包含了很高的道德意义，但我们台湾在实施了自由与民主之后，许多人用它作为施展自私的理由，把所有的责任推给别人担，把所有的好处揽给自己受，而且言语粗鄙无礼，完全不会反躬自省，遂为世人所笑。除了伤及别人，别人对我们的堕落是无动于衷的。要救这种危机首先要自觉有这项危机，然后善谋对策，但要几千万人同时去做这种心理建设，本身就是困难重重，我想起孟子说过:“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解决这个问题似乎还是要仰赖知识分子，等知识分子自觉后，再自觉觉他才是办法。所以根本还是教育与文化的问题，不过我们社会长期不重视这两项东西，否则我们社会也不会变成这模样了。
我是中文系出身的学生，后来也滥竽在大学中文系任数，我特别感受到我们这一代以至我学生一代所受的文化冲击。我们这一代，感受尤深，下一代是冲击下的更大受害者，但他们都浑然不觉受伤。我们的痛苦，在于我们体会出真正的价值所在，但是世界似乎硬是不朝我们认可的方向发展。
在我们的文化认识中，中华文化占有相当重要的成分，我们必须重估我们的传统，因为这个传统自“五四”之后就被我们自己人轻得一文不值。问题是我们不能抛弃我们身上的所有、以便把自已变成外国人，当中国人是我们共同的命运，这是无法逃避的，必须共同面对，一味的毁弃自己的文化，跟自杀没有什么两样。我们当学生的时候，政府因大陆在闹“文化大革命”，便在台湾推行文化复兴运动，也研究起传统文化来，好像也出了很多的书，但那些都是假象。有人说有假象总比没有假象要好，大陆正把所有有关中华文化的东西破坏殆尽，台湾能保存一点就保存一点吧，这叫做“不绝如缕”呀!
我想起亚里土多德哲学中有所谓材料(matter)与形式(fom)的讨论。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原则，一种价值的方向，从哲学的观点，文化必须贯穿在生活中，当它是生活的形式(方式)时，它才能称作文化。这有点像讨论道德时，主张道德不能只在“空言”上立论，必须躬行实践才能算是道德一样，这是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的真精神之所在。王阳明说一个人被称为孝子，必定是因为他有许多今人称道的孝行，而不是他只懂得许多孝顺的道理。所以文化不仅是一种做学间的、在讨论会上讨论的材料，不幸的是我们的文化复兴在文化的形式上着眼很少，绝大多数做的其实是材料的工作。此后大陆“文革”结束，“四人帮”垮台，对传统文化不再那么破坏了，但大陆对中华文化的态度，仍然是强烈的材料性质，所以整体上言，不论大陆与台湾，在文化价值上，华人仍处在一个虚无的世界之中。
我们所处的时代，幸福与不幸都有，对知识分子而言，不幸的成分似乎更多一些。牟宗三先生有次说:“假定知识分子的生命能够很顺适调畅，在正常的发展中完成他自己，这必定是一个健全的时代，所谓太平盛世也。否则，知识分子的生命发展不调畅，自我分裂，横撑竖架，七支八解，这个时代一定是个乱世，不健康的时代。”我们文化人所处的时代，如牟先生说的，也确实是个乱世、一个不健康的时代。
什么是一个真正的文化人?尤其在我们的时代。他必须认真的选择自己的价值，选定后就朝着这个方向走，所谓“虽千万人，吾往矣”。少说话，最好是默默无言。这是我为什么艳羡那些善于独处的人，他们在另一个世界找到了生命的中心，自信又从容的走自己的路。在我们的时代，世界有好的一面，也有很坏的一面，不能一概而论，很多事真如尼克父亲说的:“要看状况而定。”天气时阴时晴，乍暖还凉，路是有的，但很崎岖，目标也很遥远，还是值得走下去。“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让我们三复斯言。
end
活字新书
活字文化
成就有生命力的思想
点击阅读原文可购买台大教授周志文所著《论语讲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