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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艺术 | 陈履生:如何从“少有个人风格”的主题创作中重塑价值?

dbk 凤凰艺术 2021-09-26


  踱步:七十年的走过  

2019年6月21日,展览“踱步:七十年的走过”于上海龙美术馆(西岸馆)开幕,陈履生担任策展人。本次展览以展现龙美术馆收藏成果并以专题研究为特点,对这一历史时期内的美术创作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进行分类研究,以六大专题板块全面展示新中国主题美术创作的源流与发展,呈现了近200件作品,包括油画、中国画、版画、素描、雕塑、宣传画、年画等,其中绝大多数为延安以来各个时期的代表作。以下是“凤凰艺术”为您带来的现场与采访报道。


约翰·伯格(John Berger)曾在书中写道:“制作图像是为了表现不在眼前的事物,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图像却开始比原来所表现的事物更具有意义,更能经得起岁月的磨炼,它们提供了某物在旧时人们所看到的模样”。


而对于本次“踱步:七十年的走过”展览而言,这些集中于新中国后七十年的作品,既是历史的回顾,又是新中国审美和艺术语言变革与发展的记录。展品中相当一部分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中期的作品,这也体现了龙美术馆收藏的特色——在其中,馆长王薇的个人兴趣与私人收藏的时代机遇是这些艺术作品得以被收藏呈现,从而保存其最大意义的关键之处。 

 

▲ 陈逸飞《踱步》布面油彩 186×356cm 1978


王薇馆长在接受“凤凰艺术”采访时表示,“总有人问我为什么收藏这些革命历史题材的艺术品,我觉得,我们都是从这段历史中走过来的,应该记住它。”事实上,这批收藏最早曾于2009年呈现在上海美术馆的“革命的时代”展览中,也正是这次展览让她产生了创建私人美术馆的想法,而这批作品也成为了龙美术馆(浦东馆)的常设展品。

 

▲ 本次展览策展人、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西安美术学院新中国美术研究所所长陈履生与龙美术馆馆长王薇


▲ 展览现场


在某种程度上,图像是再造或者复制的景观,当人们在当下重新去对这些历史性的作品进行观看时,毫无疑问的是已经脱离了当初出现的时间和空间。这种“脱离”可大可小,但所有的图像,包括照片在内,都体现出图像创作者看待世界与描绘对象的方式。而进一步说,当我们在观看这些历史的图像时,我们对它的理解同样取决于我们的观看方式——这在表面上看是一种方法论的结构,但在其本质上却仍然是一个关乎认知与价值判断。

 

“这些作品反映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艺术发展的变化和与之关联的社会发展变化,通过梳理70年来新中国美术发展的脉络,知道我们走过的历史过程,才能更加珍惜今天艺术创作的环境。”本次展览策展人、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西安美术学院新中国美术研究所所长陈履生在接受“凤凰艺术”专访时如此表示。

 

▲ 策展人陈履生在《踱步》前


由于诸多原因,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作品在多数公立美术馆中已经鲜见。陈履生认为,此次展览和公立美术馆收藏形成互补,在民营美术馆收藏体系建立方面,也提供了经验借鉴。展览呈现了大量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前靳尚谊、吴作人、艾中信、古元、戴泽等名家的艺术创作。这些作品既有反映革命历史过程的曲折艰辛,也有展示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气象,其中不少是关于领袖题材的主题创作,这也是新中国美术创作中的一个重要题材。但在展览整体设置中,陈履生却通过独特的学术梳理,将整个展览并不局限于以主题或时间线索简单分类,而是诸多草蛇灰线在六大板块中彼此交织,共同构成了彼时复杂又具备张力的时代面貌。


▲ 展览现场


当然,这些作品所带来的历史性与艺术性,同样也给当下带来反思。在陈履生看来,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一段时期,美术创作对于主题过度关注,出现了题材单一化、政治化等倾向,削弱了艺术表现的多样性。这些作品缺乏地域特点,少有个人风格,可以明显看到当时在表现主题上的主流风格和主流样式,这些也都在本次展览的作品中有所体现。

 

但也正是因为这样,任何其他事物便都不能如绘画/图像那样,能够把过去记录得如此出色。艺术难以独立于社会之外,犹如艺术社会史学家阿诺德·豪泽尔(Arnold Hauser)所说的:你可以想象没有艺术的社会,但无法想象没有社会的艺术。因而,这便要求艺术家进入与他人的关系,进入一个自己存在其中而非外予的社会关系,而非进去“他者”的世界。


 张洪祥,《艰苦岁月》,175×221厘米,1973,龙美术馆

 汤沐黎,《转战南北——抗战中的毛泽东与周恩来》,布面油彩,118×232.2厘米,1977,龙美术馆


同时,陈履生还强调,虽然这一时期的作品具备着诸多局限;但我们仍然需要看到的是,当时的艺术家们积极深入生活,多方面挖掘了时代生活中的丰富内容,从宏观到细节都显现了新中国不同于过去的方方面面,也反映出新中国主题创作的时代特色。画家在创作时十分真诚,尽管题材单一化,但作品的构思、构图、色调上无不看出用心和细致。

 

▲展览现场

 

在德国学者和策展人汉斯-于尔根·哈夫纳看来,绘画联接和不断重塑了关于艺术超越历史分期的实践和话语。于是,当我们看见龙美术馆所呈现的这些存于历史的艺术作品时,我们便有机会置身于历史之中。革命的时代虽然已成为过去,但是历史所遗留的艺术精神与品格,还有一些值得借鉴的方式与方法,特别是前辈艺术家为新中国美术发展所做出的历史性贡献,都镌刻在沉甸甸的20世纪中后期以来的中国美术史上,是我们今天需要正视和尊重的一份文化遗产。


领袖与革命



从延安以来到1949年之后,毛泽东形象和事迹,包括与之关联的故居和纪念地,都是新中国美术创作中的重要题材,其作品数量之多、影响范围之广,都是世界艺术史上的奇观。就图像而言,每个时代也有所不同,反映出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当然也反映出毛泽东社会地位的不断提升与社会氛围的不断变化。与之相关的是,在不同画种之间也有所不同,既关系到运用,又关系到画种之间艺术特点的差异。


从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无数的画家投入到毛泽东题材的美术创作之中,而更多的基层画家则用复制的方法将领袖的图像覆盖到城镇和乡村的公共空间之中,所以,就有了毛泽东题材的美术作品超常的普及。本专题以1949年之前的毛泽东形象和事迹的创作为主,包括表现毛泽东所领导的共产党革命历史的主题创作。从南昌起义、向井冈山进军、红军过夹金山、长征路上,到胜利渡长江等,表现了领袖的伟大与革命的艰辛。它们所具有的像教科书一样的历史意义,反映到美术创作中就成了一个基本的但又是十分重要的题材,事实上,这些作品确实普遍存在于各种教科书或普及性的读物之中。


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画家们从各个方面挖掘这一题材中的诸多关键性的内容,从不同的方面表现革命历史,反映革命过程的曲折和艰辛,从而歌颂了毛泽东建立新中国的丰功伟绩。随着时代的发展,展现这一时段中的毛泽东题材的美术创作也在不断挖掘主题中的独特的内容,并以新的视角和新的发展来呈现各个时期的不同创作的特点。


▲ 黎冰鸿《南昌起义》布面油彩 119×159cm 1977

▲ 招炽挺、赵淑钦、王孝柏,《向井冈山进军》,布面油彩,152×268cm,1975,龙美术馆

▲ 莫朴《战地黄花》布面油彩 108×148cm 1977

▲ 古元《毛主席和农民谈话》纸本水彩 60×94cm 1951


战争与和平



▲ 艾民有《向毛主席汇报》布面油彩 178cm×239cm 1970年代中期

▲ 艾民有《首次海战》布面油彩 178×239cm 1969


在表现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军队在抗击外来侵略和夺取政权这一革命历程的主题创作中,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进而走向胜利的历史过程,每一次战役,每一个阶段,在属于革命历史主题的创作内,包括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等一系列战争题材的主题创作,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就受到了新政权的高度重视,并开始了与博物馆展陈相关的多次大规模的组织创作。


为了现实中的不能忘却,许多画家投入到了这一创作之中,也有一些画家通过这一创作而一举成名,有些作品成为他们一生的代表作而得到了广为流传。在不同时期的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中,既有重要的战役和决定成败的指挥,又有典型的事件和具体的人物,还有相关的一些特别的内容。作品有的反映战争的激烈与残酷,英雄的英勇和献身,群众的拥戴和支持;有的表现面对恶劣环境的开朗乐观,面对死亡与牺牲的从容不迫;更有展现精神层面上的勇敢坚强以及对胜利的无比信心。


这些作品通过不同的构图方式,或展现宏大的场景和内在的人物关系,或以不同的形式语言表现历史题材创作的时代特色。而在人物塑造方面,以突出主题形象为主的特色往往都表现出与主题的的紧密关系。作为一种历史的图像,这些作品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表现了人民军队中官兵的英雄形象,也反映了战争中的人民和军人对和平的渴望。


▲ 苏高礼、杜键、高亚光,《太行山上》,布面油彩,250×360cm,1981-1984,龙美术馆

▲ 陈宜明《追思》,布油面彩,134cm×117cm,1991

▲ 万今声《中朝会师》布面油彩 113.5×220cm 1959


敬仰与歌颂



▲ 靳尚谊《毛主席视察上钢三厂》布面油彩 132×251.5cm 1969

▲ 靳尚谊《毛泽东像》纸本素描 39×29cm 1967


以毛泽东画像、塑像以及关于毛泽东的主题创作的作品,在60年代以后有了很大的发展,不仅是数量的大幅度增加和表现范围的不断扩大,而且在表现方式上也与过去有着很大的不同,显现了60年代中期之后10中的创作特点。


关于毛泽东题材的主题创作,从1949年开始就是新中国美术创作中的一个重要题材,这之中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并举,既有表现毛泽东在革命胜利前的艰苦岁月,又有表现毛泽东在革命胜利后为建设强大国家而努力的日日夜夜。因此,图像中表现出的以1949年分界的差异,实际上是夺取政权与巩固政权的不同,但核心都是歌颂和热爱,也有关怀和拥戴。


这一部分以表现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在1966年至1976年这一时期前后的形象和事迹的作品为主,所反映的除了美术创作上的特点之外,还折射出这一时期诸多的社会问题,以鲜明的时代特色显现了艺术成为政治工具所产生的问题,而艺术的异化则使艺术创作和这段历史一样成为时代中的不幸。在这10年中,毛泽东题材的创作以及图像的广为利用,形成了这一时期的社会特点,也造就这一时期的艺术特色。因为社会的需要,促进了这一时期创作的广泛开展,通过各种创作学习班以及全国性的美术展览,使毛泽东题材的创作有了一家独尊的地位,并有着强烈的时代印记,同时,其形式风格还影响到其他题材的创作之中。


▲ 陈衍宁,《毛主席视察广东农村》,布面油彩,172.5×294.5cm,1972,龙美术馆


▲ 程允贤《战友》铜雕 160×80×150cm 1976


新兴与转型



▲ 陈烟桥《城市背后》木刻版画 17.5×16cm 1933

 古元《减租会》木刻版画 13.4×19.6cm 1943


这是以版画为主的专题。从20世纪30年代为开端,表现了鲁迅所倡导的“新兴木刻运动”在中国的发生与发展,特别是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前后,延安等革命根据地的版画创作在时代中的作为。


1929年,鲁迅与柔石等以“朝花社”的名义出版了《艺苑朝华》丛刊。后来,鲁迅在《新俄画选》小引中说:“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到1931年夏,上海有了中国最初的木刻讲习会。从此,木刻在中国方兴未艾,尤其是在抗战中得到了充分的应用。20世纪的版画发展,经历了鲁迅倡导期和延安发展期,以木刻为代表的版画在中国的社会舞台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讲话》的指引和延安等革命根据地的实验,为中国新美术的发展指明了时代的方向,而版画作为其中的重要内容,像实验室一样开其端,并走向了大众化的历程。1949年之后,版画面对新中国的实际而开始了历史性的转型,从刀枪匕首变为时代的歌手,从横眉冷对到俯首甘为,社会功能的变化也带来了审美上的不同。而版画技法也向精致化和多样化的方向发展,从宏大叙事到情趣小调,新时代的新生活在版画的表现中呈现了新的风采。这一时期中的很多版画家出于对鲁迅的敬仰,还创作了大量的表现鲁迅形象和事迹的作品。而在其它题材的创作方面也是百花齐放,呈现了版画在新中国的新发展。


▲ 李少言,《八路军120师在华北》(31幅),10×13.6cm、12×8cm,1940,龙美术馆


生产与建设



▲ 黄鹂《飞雪迎春》纸本水粉 73×76cm 1978


建设新中国是新中国美术创作中的重要的主题。通过建设主题来改变传统艺术的面貌,并使之能为新中国服务,进而改造从旧社会进入到新中国的画家。因此,在经历了战争的创伤之后,新政权在工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和国民经济各方面的恢复重建,从战争遭遇的巨大破坏和损失中,各行各业都掀起了生产与建设的高潮。这类主题的创作表现了人民对建设强大国家的努力,对改造山河的决心,对从一穷二白走向国富民强的美好愿望。


因此,以展示社会主义建设新气象为主的各个方面都出现在这一时期的美术创作之中:从合作化到人民公社,从兴修水利到大型水库和水电站,从简单的农具制造到大炼钢铁,从山区修梯田到山中通公路,从铺路到天山脚下到一桥飞架南北,如此等等,都有着与之相关的如火如荼的建设工地,以及劳动的号子和汗水。


这是新中国的主旋律,为了改变一穷二白;这是火红的年代,为了新中国而付出青春和热血。他们伴随着新中国的美好愿景而度过了一生,而在他们记忆图画中,丰产丰收与烟囱林立,麦浪滚滚与高炉栉比,劳动英雄与生产模范,构成了时代中的美好图景。如此众多的作品讴歌了人民群众在生产与建设的劳动中的积极作为,以及不畏艰险的力量和智慧,还有史无前例的壮举。这些作品既是现实的反映,又是一个时期之内国家建设成就的讴歌,还是全体中国人民勤劳、智慧的写照。


 靳尚谊、傅植桂,《把第一根无缝钢管献给毛主席》,布面油彩,60×50cm,1954,龙美术馆

▲ 孙国歧、张洪瓒《引来银河水》布面油彩 88×324cm 1974

▲ 佚名《丰收季节学唱样板戏》布面油彩 160×388cm 1973


时代与步伐



▲ 汤沐黎《针刺麻醉》布面油彩 97×127cm 1989

▲ 常书鸿、李承仙《攀登珠穆朗玛峰》布面油彩 279×133cm 1986


1949年以来,随着社会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美术创作在表现现实生活方面出现了很多新的题材,其中有许多是前所未有。这之中有着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的转化,农村中农民对于机械化生产的期盼,以及拖拉机代替老黄牛的憧憬,都反映了社会现实中的新的内容,而与生活相关的托儿所、敬老院,妇女能顶半边天,干部下乡,知识青年,工业支援农业,如此等等,也让人们看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气象。


而与工业相关的各类生产,规模扩大,从无到有,还有城市建设等,也以一种新风新貌而表现出新中国的巨大变化。这些作品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新中国的时代特色,尤其是在时代新风的表现方面。这一时期的美术家积极深入生活,多方面挖掘了时代生活中的许多丰富的内容,从宏观到细节,从重大事件到生活和家庭,党政军民学,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都显现了新中国不同于过去的方方面面。而从城市到山区、从工矿到农村的不同题材中,也都反映了新中国主题创作的时代特色。


另一方面,因为50年代以来各种政治运动的此起彼伏,主题创作中也有许多表现相关政治运动的内容,不仅表现出了主题创作服务于时代的特色,而且也是这一时期社会发展的历史写照。改革开放之后,主题美术创作既有在传承中的发展,又有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所带来的多元化和多样性的表现,展现了新时期主题创作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时代风采。


▲ 孙滋溪,《天安门前》,布面油彩,155×285cm,1968-1974,龙美术馆


在展览开幕的前一天,“凤凰艺术”来到龙美术馆,与策展人陈履生详细对话,探寻如何从“少有个人风格”的主题创作中重塑价值。


对话“凤凰艺术”


陈履生X 凤凰艺术


(以下为了方便阅读,“凤凰艺术”= Q)



▲ “凤凰艺术”专访策展人陈履生


Q: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些作品在艺术性与历史性上的平衡?

陈履生:毫无疑问,你说的反映了50年代以来创作方法的问题,确确实实因为对于题材过度的关注,或者对于题材表现单一化的倾向,削弱了艺术表现的多样性,这也是一个时代的特点。在这个时代中,中国产生了很多的画家,他们围绕这个时代也创造了与之有关联的很多作品。他的问题是显然的,比如说单一化,过于政治化,在表现主题上有一种实际存在的主流风格和主流样式,这对整个规划创作是有很大的影响,这是其负面的一部分。

 

而其积极的一面在于,画家在创作的时候都非常真诚,那个时候没有稿费,没有名没有利,确实是真心实意地歌颂领袖,对领袖有崇敬的心情。深入到农村、厂房生活,跟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第二,在创作的时候他非常认真对待构思、构图、色彩、色调等等很多方面。那个时候的画家画画,可能会有很多张,不断地去修改创作。


因此,画家对于创作的认真态度,以及对于整个绘画表现上的严谨,都能反映出这个时代美术创作中一些值得我们今天去思考的问题。


▲ 展览现场


Q:在展览结构的设置上,也不是完全按照时间线索,其实是故意去打散一些东西?

陈履生:

对,有一定的时间线索,但是展览实际上存在着几个脉络。有时间脉络的,比如第一部分和下面的部分间就以1949年为界限。但是有时候也会把这个打乱掉,譬如在版画的单元里,因为我们要突出新兴版画运动在20世纪的中国的发生与发展,以及对后来的影响,因此这中间的跨度就有几十年。


所以就展览而言,有时间的脉络,也有主题的脉络,更有画种的脉络。我们希望能够让大家在不同的板块中感受到学术上面的一些特别的思考。因为我们既然做的是特别展,就需要有特别的考虑和特别的安排。


 力群,《帮助群众修理纺车》,木刻版画,14×19厘米,1945,龙美术馆


Q:这次展览中的艺术家,在您看来有没有呈现的一个在地域或群体上比较集中的共同点?

陈履生:

在我们所框定的这个时间段,或者在这个题材表现范围之内,艺术作品的地域特点并不是很明确,这也是新中国的创作的一个特点——即没有地域特点,少有个人风格。所以我们讲它出现了单一化的问题。


▲ 展览现场


Q:展览呈现的作品主要集中在六七十年代,这是因为八十年代以后公立美术馆的收藏渐渐系统化了么?

陈履生:

到了八十年代以后,整个展览体系和公立美术馆是结合起来的。比如全国美展的得奖作品都会被中国美术馆收藏,或者到了省级美术馆收藏中,迅速进入公立美术馆的系统里面,它就不可能再留到社会上来,私人也就没有可能去收藏这部分作品。


 沈尧伊,《长征之路》,布面油彩,185×300厘米,1980,龙美术馆


Q:如果不局限在本次展览,在您看来,从中国美术史的发展来讲,这70年中哪一年或者哪一事件/作品对于中国艺术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陈履生:

1959年,建国十周年的时候,出现了一大批经典的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段。另外就是70年代,虽然70年代作品现在来看它的艺术价值不是很高,但是它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历史价值是什么呢?因为文革期间千人一面,大家都画毛泽东像,刻版画,整个美术受到了很大的破坏。但是恰恰就因为1972年到1974年的全国美展,让大家重新看到了艺术的希望。大家拼命去做创作,所以出现了比如沈嘉蔚的《站岗》这些优秀作品。


另外就是80年代,通过对前面十年的一个反叛,艺术出现了多样化。多种艺术风格开始形成,讲究艺术语言艺术形式,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展览墙上所列的年表,现在看它不是很重要,但是历史你不能忘记它,它是一个环节。


Q:那么在当下去看这些历史,它所带来的启示或是意义在于何处?

陈履生: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历史的这些图像中反映社会的发展,因为这件作品它不仅仅是艺术形态的一张画或者一件雕塑,而是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历史。我们今天梳理它也是对于历史的梳理,通过这些图像,知道我们曾经走过的历史过程。当然,从艺术上来讲,我想通过这个梳理之后,我们更应该珍惜今天的艺术创作的环境,因为我们今天你在画室怎样画都没有人去管你,而且那个时候他没有市场化的影响,现在我们有市场化的影响。


通过这个梳理之后,我们也能看出老一辈艺术家的辛苦;同时,更应该看到当下的经济社会中的艺术创作该如何杜绝商业化的影响,我想这些东西都是些经验之谈。


▲ 展览现场


Q:这些时代作品中被普遍认为社会性很强,其实如今的当代艺术也是非常侧重社会性,在您看来这两者在社会性上的最大不同在哪里?

陈履生:

现在当代艺术的社会性的倾向问题是基于既往的社会性,如果没有既往的大批判,那么王广义的大批判就不能成立。艺术家对于自己以往的历史的反思,才有了现在这样一种政治性的题材,这个里面有一种因果关系和内在的逻辑关系存在。



关于策展人


陈履生

策展人


陈履生,1985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获硕士学位。历任人民美术出版社古典美术编辑室主任,中国画研究院研究部主任,中国美术馆学术一部主任,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2011-2016)。中国美术家协会第七届、第八届理事,北京美术家协会第五、第六届副主席,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第一届副主席。


现任中国汉画学会会长,西安美术学院新中国美术研究所所长,齐白石艺术国际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美术理论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第三届常务理事。兼任南京艺术学院、上海美术学院、广州美术学院、吉林艺术学院、湖北大学、澳门城市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客座教授。建有“陈履生美术馆”(常州)和“油灯博物馆”(扬中、常州)。


展览信息




踱步:七十年的走过


策展人:陈履生

展览日期:2019.6.21—2019.9.8

展览地点:龙美术馆(西岸馆)第三、第六展厅



部分图文来源于龙美术馆、陈履生个人公众号、网络

(凤凰艺术 上海报道 采访 撰文/dbk 责编/db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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