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培力 x 汪建伟 x 冯梦波近日，《美丽新世界》作为昊美术馆（上海馆）的三年计划“www和中国新媒体艺术三十年（2019-2021）”的首次展览，携张培力、汪建伟和冯梦波三位艺术家的17件作品，于昊美术馆（上海馆）正式开幕。
作为从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最早使用电视、录像、电脑、网络等新技术的当代艺术家，这三位可称是中国第一代的“新媒体艺术家”。三十年过去了，科技进步是否让我们步入了路易斯·阿姆斯特朗（Louis Armstrong）唱的美妙世界(<What a Wonderful World>)？持续创作的三位艺术家对社会、科技、自身以及创作有何切身经验分享？对于注定与科技共生的已经到来的未来，我们是否可以温故而知新，做好万全准备以逸待劳？请看“凤凰艺术”为您带来的现场评论报道。
今年的“双十二”您是怎么过的？是否在零点到来之时手持智能手机与淘宝的软件恶战一番，将那些基于算法推送的合乎心意又看起来的确需要的宝贝扫入囊中？各种让人目不暇接的优惠券与满减条款是否让您得到了心满意足又物美价廉的宝贝？您还记得“双十二”这股购物狂潮是因为“双十一”而来的吗？您还记得“双十一”本来是商家提出为了安抚单身人士而设立的优惠购物节吗？您还记得网上购物本来是为了那些打折价的商品而不是消费的主要渠道吗？用手机看剧刷抖音的您还记得以前，手机就是打电话和发信息的移动设备吗？
如今，手机已经如同人类的外挂器官，人人离不开；你甚至可以出门不带钥匙，却不能缺了满电的手机 —— 而距离第一部手机的诞生，才过去46年而已。
1973年4月3日，全球第一台真正意义上的手机摩托罗拉 Dyda TAC 8000X 现身在纽约街头，使用它的人叫马丁·库帕（Martin Lawrence Cooper），一名摩托罗拉的工程师，也是这部手机的发明者。库帕拿着这个有2块砖头大但是没有绳子的电话，打出了全世界第一通无线电话，打给了摩托罗拉的竞争对手美国电报话务公司的主管，并告诉对方这个喜讯，库帕嘴上漏出了胜利的微笑。 从此，人们远程通话变得如此便捷。
时间和技术改变了一切，又似乎什么都没改变。
如今出生就活在影像时代的小朋友不会想到，在他们看来已经是古董的 VCR 和录像带，曾几何时，也曾是“新媒体”，作为社会发展的副产品，敏感的艺术家们也没有错过用这个媒介来表达自己的思考与提问。中国的新媒体艺术家先驱们，似乎并没有受到西方同类艺术家在影像艺术上领先二十年的影响，反而在创作中带有强烈的自发性、（也许无意识的）实验性与本土化的在地性 —— 这使得具有共同经验认知的国人在观看和理解过程中几乎毫无障碍 —— 并借由其技术本身相对不受展示空间和设备的局限，从八、九十年代开始，逐渐成为一些艺术家创作的主要手段。比如此次昊美术馆《美丽新世界》参展艺术家张培力就坦言，因为（当时）录像技术是个顺手的工具，所以用来替代了他之前绘画的表达方式。
换言之，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拍 Vlog 和抖音短视频的主播，和以前写博客、甚至更早期在本子上写日记的人，并没有本质区别。虽然，日常的大众“随手拍”和艺术家创作的“美术馆录像”，还是有相当的差异。
万维网诞生，人类生活本质没有变化；石化产业的发展，却真正改造了人类社会。
▲ 展览现场《现场报道：物证二号》尺寸可变 （图片由昊美术馆提供）
在三个 w 指代的超文本超链接系统万维网诞生三十周年之际，昊美术馆上海馆启动了“www和中国新媒体艺术三十年（2019-2021）”的三年项目，在包含年度展览、论坛和出版计划的首展，邀请了张培力、汪建伟和冯梦波三位新媒体艺术家进行联展，17件作品涵盖了各位过去近三十年的作品。开幕论坛更是请艺术家剖析了在各自的艺术实践中，对新媒体的认知与赋意，观众从展览现场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中国社会的转型和时代的变迁。“凤凰艺术”的记者也从中体会到了艺术家对于展览标题包含的三个关键字所进行的反复三诘。本篇就让我们蜻蜓点水，点到为止。
▲ 《正面拍摄的公寓》2013，张培力，单频录像，彩色，24分钟
不同于六十年代白南准（Nam June Paik）和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对于静态图像延伸的理念，张培力的创作一如他对“美术馆录像”的定义：艺术家的独立作品，反叙事，反审美，反商业，甚至反录像本身 —— 简而言之是反娱乐的。《正面拍摄的公寓》呈现的就是一段有固定机位连续拍摄且未经剪辑的录像，记录了一栋公寓楼的正中景观。
▲ 《正面拍摄的公寓》2013，张培力，单频录像，彩色，24分钟
观众能清晰地目击不同住户家里细微而琐碎的事件发生，仿佛被艺术家置身于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的电影《后窗》中，与艺术家一起进行了一场未经授权、未经编排的窥探。
▲ 电影《后窗》剧照
等大隔间的公寓窗口与建筑本身的线条带来某种秩序感 —— 一种集体主义的美感，而偶尔被观察到活动的住户，又仿佛舞台上突然闪现的演员，这一静一动间的荒诞幽默，简直让人忘记了如今的监控系统几乎已经无缝入侵私人领域的现状。
▲ 《旗杆的阵列》2019，张培力，装置，尺寸可变
说到秩序感，进入展厅所见的第一组作品《旗杆的阵列》是本次展览特别委任艺术家创作的。56根未挂旗帜的旗杆整齐地排列成方阵，其间夹杂着堆叠的二手废置电器，天气预报的背景音《渔舟唱晚》的优美曲段与字正腔圆念白各地气象数据的人声同时反复播放。抽离了功能的旗杆与脱离了环境的语音，在美术馆的展厅里形成了奇妙的情境。即使不提废旧电视所代表的旧时代的结束，即使不提旗帜所蕴含的关于权力、国家与政治的含义，这件高耸得必须仰视才得以见全貌的作品似乎就在诘问展览的标题：美吗？新吗？何为世界？
▲ 《相对的空间》1995，张培力，装置，尺寸可变▲ 《相对的空间》1995，张培力，装置，尺寸可变▲ 《相对的空间》1995，张培力，装置，尺寸可变在这个观众基本在盯着屏幕看的展览上，《相对的空间》可以说从其他作品中脱颖而出。不仅因为它是艺术家对压迫的环境中的个体性不安所进行的早期试验，是原作的复现版本，是该作品第一次在国内展出，更因为它需要观众身体力行地参与到作品当中。
作品由被墙体隔断的两个相连的白盒空间组成，形成一个相互“看”与“被看”的全封闭环境。两个空间大小陈设一模一样，豆友监控摄像头、视频显示器和感应聚光灯。观众从空间两边分别进入后，聚光灯随即亮起，房门则自动上锁，若无外人开启，需等待2分钟。观众自此成为作品所设置的观看者，同时也是被观看者。
如果不提参与观众可能被诱发的幽闭恐惧，只来具体地想一想，您在房间中的一举一动都被人悉知，这还不够令人毛骨悚然吗？带着这个思路，再来看当下各种直播平台上的“节目”，不知读者是否有了新的看法：随着技术的发展，影像特别录像创作愈发接近大众的审美和日常生活，不过，它们是不是美，标准是什么，又是由谁设定，在镜头之前的人物和表现 —— 如果不是表演 —— 是否有足够的“被观看”的自觉，而观看者，又是什么样的心态？
那么也不提各种怪象，我们常说“真善美”，似乎真的、好的，就是美的。但问题在于，这些定义是否由立场决定，而立场的转换，难道不会带来认知和概念的变化吗？
▲ 《膨胀》2019，汪建伟，装置，252cm x 125cm x 135cm
就在记者预期本次展览都是与屏幕相关的时候，移步到另一展厅就回看到一件汪建伟用不锈钢和木材制作的“传统”装置。这也是本次展览特别委任艺术家创作的最新作品。
这“不新”的媒介运用，仿佛是艺术家再次提醒我们，“新”与“旧”的相对性（冯梦波），如同“每件古典大师作都曾是当代作品”，作品的当代性与媒介和技术的“新”，都是相对而言的。艺术家汪建伟则直言，技术和媒介本身的新旧不算，对于使用者（这里指艺术家本人）来说，“未知”的就是新的。这就好像西班牙语里的形容词使用，表示性质的放在被修饰词后面，表示主观判断的放在被修饰词前面；对于艺术家而言，没有用过的，就是新材料、新素材（汪建伟）。同时，即使没有专业的技术背景，只要能带来满足表达的主力，那么“摸索中前进”般使用这些媒体所带来的新鲜感和莽撞力，也许反而是作品对于观众的感染力来源之一（张培力）。
▲ 《Q3D》2004，冯梦波，装置，尺寸可变 （图片由昊美术馆提供）
艺术家冯梦波在2004年就预见了智能手机与人类生活的密切相关，作为中国最早关注和运用数字技术的艺术家之一，这件作品最初使用的英伟达立体显示技术已经没有了硬件支持，展览现场展出的，可称为“2.5D版本”。
即使是已经运用退出历史舞台的“老技术”创作的“玩意儿”，仍然吸引观众驻足欣赏得如痴如醉。他们对《冰山上的来客》这部半世纪前的老电影也许并不熟悉，但《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首配乐，在此随着那些血肉绽放成美丽花瓣的动画美人鱼，消逝在承载着真实热带鱼、水草和制氧设备的鱼缸里，循环往复，一定加深了观者的记忆印刻吧。对于许多年轻的观众来说，恐怕这“2.5D版本”的不知是前进还是退行的技术，也是新的吧。如果能够表达完全或满足需要，那么一味追求所谓技术的革新和进步，是否真的有必要，即使不考虑为此要付出的种种社会代价？
“新媒体”对于冯梦波的吸引力，最早来自于电子游戏：“可以随时玩、随时停，不过瘾还可以玩它三百遍。” 这种超越现实之上，且拥有主观把控力的叛逆之心，大概是艺术家凡是创作，但求一个“好玩”的初衷。
▲ 《真人快打》2011，2019，冯梦波，互动装置，尺寸可变
《真人快打》就是艺术家受原版游戏的启发，邀请14位亲友拍摄了32组规定动作，加上自己和程序员卢悦共16个角色，共观众捉对格斗。
▲ 《真人快打》2011，2019，冯梦波，互动装置，尺寸可变 （图片由昊美术馆提供）
在昊美术馆（上海馆）呈现的这一版作品，远景是超现实的外滩，前景是在拆迁进程中的上海。
这部大型街机显然获得了在场观众的青睐，跃跃欲试的玩家们甚至排起了队，只是不知道他们在游戏中是否注意到了背景的“二手现实、三手现实”（冯梦波）。
对比现在的手游一族、任天堂和PS的死忠，恐怕我们不能武断地给“玩游戏”贴上虚度光阴的标签，相反，如果悉心研究各大公司制作的产品，一种新的思维培养模式、一种新的认知养成方式，甚至新的交友过滤机制，都在其间有所展现。甚至可以说，电子游戏也是一部分人认识世界的途径之一。
▲ 《同时播出》2000，张培力，22频录像装置，10-30分钟 （图片由昊美术馆提供）
《同时播出》是这样一组作品：22台旧式显像管电视围绕而成的环形录像装置。每台电视都在播放公开征集获取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电视新闻。在千禧年、新世纪的初始，艺术家用录像作品将线性影像带入多频空间。
仿佛召开圆桌会议一般的各位主播，用不用的语言讲述着当日当地发生的新闻事件。讲述转瞬即逝，耳朵应接不暇；面画昙花一现，事件目不暇接，张培力用“新材料”的现成品制作了一件如同牛虻的录像艺术作品。观众可以在装置间穿梭，体会“边界”的虚无：看似闭合的一个圆 —— 体现“极权主义的弊病”（汪建伟），可当观者抽身而退，就会发现边界并不存在 —— 人与世界的关系，此刻仿佛一个伪命题。
▲ 《用赝品等待》2011，汪建伟，8频录像装置，尺寸可变 （图片由昊美术馆提供）
游戏之外，影像也许是另外的更可靠媒介，供我们认知这个世界。汪建伟再一次搬出了四面八屏的影像剧场，分别投射了不同情境的视觉体验，排演得如同电影或话剧的情节，在像广场又像通道一般的展厅里播放，立体音效层层叠加、绵绵不绝，投屏似高墙、又似屏风，就那么悬在1.9米的暧昧高度上，让每个人穿越时，不自觉地低头回避。视线挪开了，但耳畔仍有与画面情节相匹配的声音，细想各位回避的，又岂止是不确定是否会撞到头的屏幕呢。
▲ 《你就是我的明星》2019，冯梦波，互动装置，尺寸可变▲ 《你就是我的明星》2019，冯梦波，互动装置，尺寸可变
除了引人注目的《你就是我的明星》，本次展览特别委任艺术家创作的作品外，冯梦波的经典作品《阿Q》也在这次展览中亮相。不过在现场用跳舞毯代替了鼠标与键盘，迫使观众用笨拙的跳跃代替灵活的手指，投入到一场注定无望的枪战中去。游戏满足了艺术家的电影情结 —— 主角是他，敌人是他，所有的角色都以艺术家本人的形象出现，所有的血腥和暴力也都指向其自身，冯梦波就这么残忍而直白地引导观众体验人类在“世界”中的画地为牢。▲ 展览现场《现场报道：物证二号》尺寸可变 （图片由昊美术馆提供）
还记得本文开篇的那张陈列在低矮圆形站台上的各式电子产品残骸吗？这是艺术家张培力接受本次展览特别委任而创作的最新作品《现场报道：物证二号》。它并不是一组简单的被烧毁的老旧电子产品的组合装置，而是隐藏了近四十个针孔摄像头的多频录像装置 —— 虽然一向拒绝“影像艺术家”的头衔，但在创作的时候，张培力怎么会舍弃最得心应手的媒介呢？
▲ 展览现场《现场报道：物证二号》2019，多频录像装置，尺寸可变 （图片由昊美术馆提供）
观众们可能注意到、且恐怕适应了作品展位附近墙头的摄像机，作为一般美术馆里的安保设施，作品附近有监控设备简直无可厚非；但被烧毁的电子产品仍然忠于职守 —— 不妨说是超越了自我本来的功能（针孔摄像头是后期人工安装的）—— 被毁坏的、在现场的，同时作为过去和现在的见证者，这就非常惊人了。
当然，熟悉张培力作品的观众，恐怕会想起十年前的单频录像投影装置《现场报道：物证一号》：被烧毁的微型面包车身四周安装了约60个针孔摄像头，每个针孔摄像头捕捉到“现场”各个角度的影像，通过一个视频切换器，按照程序编排，被实时投影在汽车残骸背后的墙面上，进行着“现场报道”。观众在观看汽车残骸的同时，也能在大屏幕上看到车子周遭的场景，甚至能看到自己。▲ 展览现场《现场报道：物证二号》2019，多频录像装置，尺寸可变 （图片由昊美术馆提供）
这一回，实时放映并没有缺席：移步展台后方展墙的另一面，就会发现四十面液晶显示屏上正在进行延时（两分钟）播放。虽然都是实时放映，多频放映从体量上形成的现场感染力可比单频强劲太多，现场有些起初不明所以的观众在看见自己的时候，倒吸了一口凉气。
▲ 展览现场《现场报道：物证二号》2019，多频录像装置，尺寸可变
很快，这组作品近前，就没有观众了 —— 这是面对美术馆里的一件作品，观众已知被拍被播放，简而言之被“监控”的情况下的自然反应。那么对于那些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的部分呢，他们是怎么应对的？看过这个作品之后，他们想到了吗？以后再看到摄像头，他们的反应和以前有没有变化？显然，作品的意义不在现场。
相比之下，汪建伟的偶然作品《一个》倒显得更有积极的意义：这个拍摄作品时意外形成的独立作品，没有剪辑，一镜到底，跟踪了一个系着红领巾戴着小黄帽的小学生在北京平安大街改造工程现场漫无目的游走的片段。
艺术家说，当时没有预设，虽然期望他会做点什么，但小朋友什么都没做就离开了。失望自然是有的，却因此激发了未来创作理念的梳理。痴迷于“对象引导哲学”的汪建伟就此侃侃而谈，一直说到了自己创作的主题“排演”，以及排演的核心之于他，就是不断地重启，使之有新的、重生的可能。
隐去的虚无感仍然犹抱琵琶半遮面，展览现场的精彩也不一而足。笔者认为，对于令人神经紧绷的展览标题《美丽新世界》并无需过多辩白或解释，倒不妨这样理解：在无法定义美丽、新旧相对而言的现实生活里，也许大多数事情都毫无意义；而人生，就是赋予其意义的过程。如同幸福在于幸福感（蒙田），“美丽新世界”也许并不只是反乌托邦的存在。如果，如果，那么，也许。诸多不确定，疑问仍然存在，答案的线索，也许在现场。
（凤凰艺术 上海报道 撰文/任藝時 责编/y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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