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种业全球第二，为什么却受制于外国种子？

导语：中国种业处于历史拐点，风险与机遇同在，若不能通过改革浴火重生，必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被边缘化。

全球种业：巨头垄断

中美市场约占全球七成

种子行业位于整个农业产业链的起点，是最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之一。根据PhillipsMcDougall数据，2017年全球主要国家商品种子市场规模约383亿美元，同比增加3.9%，行业5年CAGR（复合年均增长率）为1.4%，10年CAGR（复合年均增长率）为6.1%。

2015年，美国国内市场规模约158亿美元，位列全球第一，占全球42.3%，中国国内市场规模仅次于美国，约105亿美元，占全球28.2%。

大浪淘沙，强者恒强

行业特性决定了种业集中化趋势。种业存在两大成本，一是高昂的研发投入，二是巨大的法律成本，据PhillipsMcDougall调查，引入一个新的转基因性状的平均研发和法律成本合计为1.36亿美元，其中为了满足监管而需付出的法律成本占比26%。

一方面，在昂贵的进入壁垒前面，小企业难以为继，另一方面，原始投入资金大、研发周期长的产业特点意味着厂商长期平均成本曲线最低点对应的经营规模大于一般行业。

寻求研发和法律成本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成为收回投资成本的最优解，规模化和多元化是全球种业巨头的核心发展逻辑。

世界种业发展史是一部并购史。与内生性增长相比，兼并收购往往成为企业在短时间内获取技术和营销渠道，扩大市场份额，降低生产成本，获得超额利润的有效手段。

强势企业通过外延式并购实现跳跃式增长，逐渐形成“收入—>研发支出—>利润—>收入”的正反馈效应，不断加深企业护城河。

历经一系列整合浪潮之后，全球种业由以多数小规模家族企业构成的竞争型市场结构，转变为以少数跨国制药/化工公司为主导的寡头市场结构。

2014年起农化行业步入寒冬，导致孟山都、杜邦和先正达等国际种业巨头业绩承压逐年下滑，为减少竞争，国际种业市场正式进入资源整合的“强强联合”时代。

中国化工收购先正达、陶氏和杜邦合并，拜耳正式收购孟山都，全球种业进入三强鼎立时代。

根据PhillipsMcDougall估计的市场规模和主要企业最新年度种子收入规模，经估算，2017年孟山都(Monsanto)、陶氏杜邦(DowDupont)和先正达(Syngenta)的市占率分别为28.5%、21.5%和7.4%，CR3（业务规模前三名的公司所占的市场份额）合计约57.4%。

2017年中国企业隆平高科首次进入全球10强，实现营收31.9亿元，全球市场份额不足1%。

中国种业：大而不强

“两杂”为商业竞争主战场

我国种业发展历程可划分为4个阶段，以2000年《种子法》实施为标志，我国种业进入市场化阶段，计划经济色彩逐渐淡化，看不见的市场之手逐步发挥主要作用。僵化机制被打破，必然释放出洪水猛兽般的竞争力量，过去17年，我们见证了中国种业的蓬勃发展。

种子市场规模=(播种面积×亩均用种量)×商品化率×种子价格，若以种子平均零售价为计价依据，据全国农技推广中心统计，2016年我国种子市值为1230亿元，较1999年增加272.7%，平均复合增长率约8.1%，高于全球水平。

由于种植面积大，商品率较高，三大主粮种子占据我国商品种子市场的半壁江山，其中玉米种子市值规模最大，达279亿元，水稻种子194亿元(其中杂交稻139亿元、常规稻55亿元)，小麦种子161亿元，分别占比22.7%、15.8%和13.11%。

杂交作物种子的商品化率一般为100%，因为生产上利用的一代杂交种，具有双亲的综合优势，而从第二代开始便产生性状分离现象，生长不一致，产量降低，因此生产上杂交种子只能用一年，不能继续留种。

由于杂交优势突出，现在农民种玉米用种基本为杂交种子，而杂交小麦和大豆育种研究未取得实质性突破，杂交种商业推广缓慢，农民种植依赖大量常规种，因此我们看到玉米种子和杂交稻种子商品率高达100%，而小麦和大豆因为受农民自留种的种植习惯制约，种子商品化率较低。

“公地悲剧”，长期过剩

世界发达国家的种子行业已发展成及科研、生产、加工、销售、技术服务于一体，相当完善的可持续发展产业体系，少数几家大型种子集团垄断了世界种子行业的大部分市场。

相较于发达国家，我国种业仍处于初级阶段，企业数量和规模虽明显改善，但是市场力量仍以中小企业为主，据《中国种业报告》数据显示，截止2016年年末，我国持有经营许可证的企业数量为4316家，较2010年减少4384家；全国种子企业资产总额达到1867.6亿元，资产总额达到1亿元以上的仅373家，占比8.6%。

据全国农技推广中心的数据，2017年种业CR10（业务规模前十名的公司所占的市场份额）市占率18%，按作物分，水稻集中度较高，其中杂交稻37.46%，常规稻33.92%，但是和美国等发达国家70%-90%左右的市占率水平相比仍有待提高。

按照现代产业组织理论的观点，一定程度的产业集中能够有效淘汰落后产能，使得行业产能合理化。

目前我国种业的组织结构不尽合理，产业集中度不高，企业小而分散，社会化、专业化水平较低，缺乏能引领行业健康发展的大企业，从而容易引发重复建设、产能过剩、恶性竞争等突出问题。

如果把市场容量视作公共资源，“公地悲剧”式的经济学现象在种业市场并不罕见：小企业在生产经营上缺乏全局规划，“私人利益最大化”的经营理念常常导致市场偏离最优状态，库存高企已是种业常态。

以玉米、杂交稻为例，种子行业具有较明显的库存周期，按照历史情况看，行业高库存现象一般需要2-3年时间才能改善。

如06、07两年种业行业供求严重失衡，这一情况在2009年得到了缓解，而随着种业行业景气周期的到来，大量资本进入行业，制种面积大幅增加，无序竞争加剧，行业再次陷入了供需失调的泥潭，库存消费比再次上浮。

监管不力，“劣币”横行

品种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一是取决于产品的差异性，二是取决于产品的性价比，而最终取决于企业的研发力和创新力。一个品种问世需要经过育种、审定、推广多道程序。

以玉米为例，根据登海种业公告，玉米育种周期可分为自交系选育、杂交种组配和试验3个阶段，其中，自交系选育在不同技术水平下存在差异，长则3-4年，短则1-2年，生物技术的应用可以大大缩短时间。

杂交种组配与试验阶段需要6-7年，3个阶段共计长达8-10年左右，研发环节作为种子产业链的核心部分，科研难度大、资金投入大、利润回收期长一直是种子企业所面临的难题。

另外我国品种入市权掌握在政府手中，完成试验的品种尚且需要经过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

即使通过审定的品种，依旧面临着市场推广的不确定性。乐观情况下，我们统计了1993年至今玉米大品种推广面积变化情况，发现品种导入期一般需要2-3年时间；成熟期差异明显，郑单958和先玉335长达7-8年，而其他品种一般仅维持在4-5年左右。

规模不足掣肘抗风险能力、注重营销，忽略研发则成为风险规避下的“最优解”。根据农业部数据，我国种子企业研发支出远落后于国际同行，2016年种子企业科研总投入为39.6亿元，占种子销售收入的5.3%，经统计，上市企业中，隆平高科研发支出水平最高，为10.1%，与国际同行相当，但是因规模限制，绝对水平上差距明显。

种子行业存在众所周知的潜规则——育种不如买种，买种不如偷种，偷种不如套牌。

据中国农科院估计(《2018年玉米种子市场形势》)，目前市场上至少有1/3的种子是套牌种子或违法转基因种子。套牌种子是我国种业市场的顽疾，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套牌种子并不“伪劣”，种子在纯度、净度和发芽率等方面不一定不达标，且因其成本低、盈利多，具有“价格”竞争优势。

经济负外部性无法通过市场自身解决，而常年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则给这一恶性行为创造了生存空间，肆无忌惮地违规私繁对产能过剩、阻碍资本积累和围困正规企业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知假卖假者生意兴隆，守法经营者难以生存，“劣币驱除良币”的现象频出：热门品种成为假冒仿劣重灾区，生命周期被迫缩短；新品种刚刚通过审定其亲本就可能被窃取，套牌种子随后登场；同质化产品充斥市场，低效竞争无助于品种升级。

变革力量在累积

审定“放管服”，开启百花争鸣时代

品种从选育成功到生产上应用推广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是品种审定，即由政府相关主管部门通过法定程序给予品种进入市场的资格，品种入市权掌握在政府手中；二是品种登记制度，即由品种选育企业根据市场需求，自主决定品种是否进入市场，品种入市权掌握在企业手中。

多数发展中国家采用品种审定制度，例如我国《种子法》规定“国家对主要农作物(稻、小麦、玉米、棉花、大豆)和主要林木实行品种审定制度”；品种登记制度主要是在市场经济比较成熟的发达国家实行，如美国。

申请审定的品种需要经过品种试验，而品种试验过去主要由国家和省两级种子管理机构组织实施，但是近年来由于育种主体逐渐增加，企业育种能力迅速上升，申请审定参加品种试验的农作物品种数量呈爆发式增长，国家和省两级品种试验渠道已难以满足品种试验需求。

据农业部种子管理局估计，能参加试验的品种数量只占申请总量的1/5到1/3，自2014年起，农业部深化“放管服”改革，拓宽试验渠道，缓解参试矛盾，除保留了原有的国审和省(区)审外，额外增设绿色通道(2014)、良种攻关(2014)、联合试验体(2016)、特殊品种试验(2017)，扩大试验容量，缩短试验周期。

2016年新《种子法》施行，绿色通道、联合试验体及引种备案制的实施，品种审定制度实现了一次重大跨越，新品种爆发式增长，中国种业进入黄金发展期。

根据2018年农业部第65号公告，2018年，国审玉米516个，国审水稻268个，分别同比增加201.8%和50.6%。

“大品种”时代或将谢幕，品种百花争鸣时代来临。研发能力强，品种资源丰富的企业有望脱颖而出，而品种同质化、结构单一的企业将随着经营风险的加大和利润空间变薄逐步被淘汰出局。品种集中走向公司集中是这场品种管理方式改革背后隐藏的长期逻辑。

据中国种业信息网统计，2016年玉米品种推广面积CR5市占率24.1%，较2013年减少5个百分点；杂交稻CR5市占率8.4%，较2013年下降2.4个百分点。据农业部数据，我国种业市场集中度逐渐改善，截止2017年，CR10市占率由11年的15%提升到18%，CR50市占率提升至35%。

他山之石，创新带来溢价与成长

因耕作模式和天然禀赋差异，叠加产业科技实力和竞争环境因素，中美种植业成本结构存在差异。

一方面，我国种子费占农作物种植总成本比重低。根据农业部的数据，人工和土地是我国农作物种植的主要成本项目，种子费用仅占5%左右，其中，玉米5.3%，水稻4.8%；根据USDA的数据，美国玉米种子费占比14.4%，是我国的2.7倍，水稻种子费占比10.3%，是我国的2.1倍。

另一方面，我国种业从农作物种植成本上行过程中分享的收益，种子费增速落后于农作物种植总成本。

根据农业部的数据，中国人工和土地是驱动总成本常年增长的主要动力，与此相反，根据USDA的数据，美国种子费增速高于总成本，价格的稳定增长有效推动种子市场规模扩张。

在市场自发需求和政策力量推动下，自下而上的农业供给侧改革将催化种业变革，以往占据市场主导地位的适于劳动密集型生产、高水肥药管理、大众化的品种逐渐衰落，而节水节肥节药、适宜机械化轻简化栽培及品质优良的新品种将成为市场主流，研发水平高、品种优良、产品结构合理的种子企业将受益于这长期趋势。

需求结构演变带来的是行业价值重估。长期看，鉴于资源禀赋限制，播种面积存在天花板，种业发展需要动能转换，研发带动品种持续升级从而带动行业价格增长才是市场规模扩张的长远之计。

整合持续，竞争格局静待质变

2012年，国务院颁布《全国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规划(2012-2020)》，提出“重点支持具有育种能力、市场占有率较高、经营规模较大的“育繁推一体化”种子企业，鼓励企业兼并重组；到2020年前50强市场占有率将提高至60%”。

根据农业部数据，目前CR50市占率提升仅35%，行业整合空间巨大，且和国际巨头相比而言，国内龙头企业规模尚小。

我们长期看好国内种业发展，并期待诞生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种业巨头。相对前三次整合浪潮，我们在第四次全球并购浪潮(2015年至今)中发现了中国企业的影子：中国化工430亿美元收购先正达；隆平高科收购陶氏益农拥有的巴西业务；中粮集团收购尼德拉农业等。

通过规模效应带来研发等各业务环节的跳跃式增长，从而在发展过程中强化竞争壁垒，形成正面反馈，预计未来国内企业将进一步通过外延并购持续整合研发资源、扩大市场，提升竞争地位。

报告来源：广发证券（张斌梅、王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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