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辉 | 回忆王元化，清华学风伴随他一生
文 | 李辉
王元化先生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生于湖北武昌，祖籍为江陵。王元化是一位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著名学者、思想家、文艺理论家，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当代文艺理论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近现代思想学术史研究上开辟新路，他做出开创性的贡献，是中国学术界的标志性领军人物。
一九五五年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上海学术界也进行相应的批判活动。在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中，上海的王元化、贾植芳和彭柏山等人受到株连。一九八一年平反昭雪后，王元化先生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后来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杭州大学名誉教授，中国作家协会顾问等。
那些日子，我会去王元化先生家中看他。后来，王元化先生住到衡山宾馆，我也会去看看他，请他谈《“五四”再认识——关于历史反思的思维模式与方法》的过程。
在王元化先生笔下，他会谈基督教家庭与清华学风的蔓延故事。他这样谈到：
问：我想找不同方面的人士，就我所感兴趣的、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比较重要的历史、文化、思想诸方面的一些专题做一系列对话。我希望您能结合自身的思想学术发展道路，谈一谈对于“五四”的看法。在谈这个问题之前，我想是否可以先围绕您个人的经历谈一谈。
答：可以。
问：我首先感兴趣的是前不久才知道您的家庭背景是一个基督教家庭。您父母都是受基督教文化熏陶的。
答：我祖父那一代就是基督教徒，我小时候也受过洗。
问：但您后来成为了共产党员，与基督教还有什么联系吗？
答：自然不再信教了。但基督教精神可能还会发生潜在的影响。
问：我在与陈思和谈中国教育问题时，我们谈到对近、现代史上的教会和教会学校的研究还不够，所以我觉得中国关于教会学校的研究应该加强，过去仅仅把这说成是帝国主义文化对中国的侵略，未免太简单化了。
答：这样说是不太妥当。我的外祖父桂美鹏是沙市的一名传教士，他是基督教圣公会第一位由中国人担任的会长，负责长江一带的传教会务。当时的圣公会和长沙的长老会是支持辛亥革命的，沙市的圣公会曾帮助成立日知会，这是一个带有维新色彩的团体，创办了书报展览室和分班授课的学校，这所学校就以美鹏命名。
由于日知会支持孙中山，还发生过一位教士被清廷逮捕杀害的事情。黄兴参加基督教就是在沙市，这些情况我没有听父母说过，还是最近读陆淡林的《革命史谭》才知道的。
王元化笔下的基督教与“五四”再认识手稿
问：二十世纪教会学校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文学史上不少著名作家出自教会学校，有的甚至受过洗礼。像冰心、老舍、林语堂等。您的学术功底与教会学校也有关系吧？两个姐姐都是燕京大学的，还有一个妹妹是圣约翰大学的。
答：我中学读的是教会学堂，读大学时已经抗战了，我参加了救亡运动，读的大学不是教会学堂，而且我也没有读完大学。
问：您认为您是否受到基督教的影响，具体在哪些方面？这容易回答吗？
答：如果说基督教对我有什么影响，那恐怕就是《新约》中的基督教精神吧。西方十九世纪的作品，无论是俄国的、法国的、英国的、德国的……大抵都浸染了这种精神。这些作品是我喜爱的。
这一点，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回忆日伪统治时期说到过：“上海成了一个恐怖世界，我的许多藏书都自行销毁了，自然更谈不到发表文章。但幽居生活却使我可以沉静地思考。我对教条主义感到了厌倦。浸透着人文精神的西方十九世纪文学，几乎成了我当时的惟一读物，引发了我的浓厚兴趣。也许这是由于小时在家庭受到基督教义的影响，使我对这些文学作品产生一种认同感吧。”
直到今天，西方十九世纪文学仍是我最喜爱的读物。解放后，我没有在文章中谈过苏联的作家和作品，因为引不起我的兴趣。我谈到过的是莎士比亚、费尔丁、狄更司、白朗底姐妹、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巴尔扎克、罗曼·罗兰等，自然还有许多我喜欢而没有在文章中涉及的作家，也大多是十九世纪浸染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品。
问：您自小和父母生活在清华大学，我看材料说在巴黎的美术家熊秉明小时候跟您在一起，他是比您大吧？
答：是的，我曾谈起过这件事。后来一位友人告诉我，有人见到他问起，他说他那时太小记不得了。我那时虽然比他大两岁，但也只有七八岁。我们都住在清华园的西院，他父亲是熊庆来。
不过，我在清华园经常在一起玩的童年友伴倒不是他，而是住在南园时的一些小朋友，他们是李广诚先生家的增德、华妹，马约翰先生家的启伟、佩伦，赵元任先生家的如兰、新那，梅贻琦先生家的祖彬、祖彤，虞振镛先生家的佩曹、佩兰，杨光弼先生家的大田、二田等。那时王国维的儿子也在南园，但他们比较大，没有在一起玩过。
问：您把书斋起名为“清园”，与清华大学有关吧？那里的环境对您是不是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答：我的童年是在清华园度过的，自然那里常会引起我的怀念。清华留给我的印象是整洁有序，是潜心攻读的好地方。后来，进了城，脱离了大学校园的环境。
问：您与北大有什么接触吗？北大与清华一般认为在风格和传统上是有区别的，您怎样看呢？
答：我和北大没有什么接触，只记得我在城里读小学三年级时到北大去过一次。我不记得是为了什么节日，老师准备带我们去那里表演节目，北京大学在我们心中是神圣的。很早我们就在学校认真地排练，那一天终于来到了。
可是到了北大，还没有表演，就听到里面传出一片乱糟糟的声音，两帮学生正在里面争吵，越吵越厉害，我们吓得不得了。节目演不成了，老师只得掩护我们回去。这是我第一次所得到的北大印象。不过后来我对它有了另一种看法。
我觉得那里可以不受什么约束，上课很随便，不是北大的学生也可以去旁听，没有人管，自由自在。但是真正值得赞扬的却是北大的办学方针。我认为蔡元培的兼收并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可惜这种尊重不同学术见解的兼收并蓄精神后来并没有得到认真贯彻。有些人在这个问题上往往从蔡元培移到陈独秀那种“不容许讨论”的立场上去了。
我十分向往过去北大的自由空气，但是在治学方面，我还是倾向于清华的那种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
问：清华大学是美国用庚子赔款修建的，在办学方针和风格上是不是具有明显的美国式特点？
答：早期的清华在办学上受到美国大学教育模式的影响，包括校园的风习，如新生入校的“拖尸”；又如每逢10月31日夜间，大礼堂熄灭了灯火，学生用挖空心的南瓜罩在头上过万圣节(鬼节)；还有在大礼堂前草坪上的一棵大树顶端悬一面旗帜，由参赛学生去夺旗，以分胜负……诸如此类都是美国化的，这我并不欣赏。
但是清华从美国引进政治与学术分开来的教育原则和治学态度，我认为直到今天仍具有重大意义。
我们太重功利，不承认学术的独立地位，必须使它依附学术以外的其他目的。后来更是强调政治统帅一切，把立场态度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用立场态度来判定真理和是非。有人曾引王安石的话，称这种偏向是“其道未足以为己，而其志已在于为人”的急性病。其实政治是不能缺少学术思想的基础的。
近代以来政治素质的低落和学术思想的衰微是有关联的。前几年我提出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也正是为了说明同一道理。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我觉得清华在治学态度上所显示的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是非常可贵的。
这里我想顺便说一件事，王瑶生前对我说过，他后来从清华分配到北大教书，但他不认为自己是北大人，而是清华人。这话也含有对治学态度的看法。
问：是不是可以这么说，您从小接受的基督教影响和清华学风的影响，对您这些年的历史反思起到一定作用。您的反思与宗教的忏悔、反省有无关系？在形态上是一回事吗？
答：没有你说的什么宗教的忏悔心情。一个人反思自己的思想有错误加以纠正，就像走路跌倒爬起来再想想怎么走一样，这是出于思想认识上的偏差，或由于经验不足所引起的，试问它和宗教的忏悔有什么关系呢？“反思”这个词本是黑格尔哲学用语(nachdenken),它原来的意思是“反思以思想本身为内容，力求思想自觉为思想”。
这和我们今天通用的反思概念有些不同，我们已经把检讨自己思想的意思注入到里面去了。这几年我为什么要进行反思呢？二十世纪就要走完了，现在回顾一下，可以知道哪些做对了，哪些需要纠正。
我这样做并不是第一次。将近二十年前，我在《对文学的真实思考》一文中就提到四十年代初我对自己的文学观点作过反省(见《文学沉思录》)。那次反思使我后来终于摆脱了教条主义。这一经验也是促成我现在反思的一个原因。
丁聪先生曾经为王元化画过这幅肖像。王元化自述写道：“我在荆棘丛生的理论道路上，历经劫难，虽一再蹉跎，有过犹豫，有过彷徨，也走过弯路，但没有作过违心之论，我始终信守为学不坐媚时语的原则。”这的确是王先生的一生经历的坎坷与蔓延。
丁聪画王元化肖像
胡晓明也曾这样写道：“先生的面相其实很一般，但最有个性的正是那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像煤炭一样亮，甚至一样灼人。他就是这样久久地注视着所有的人。惟其是这样一种人，所以他敢怒敢言，绝不只说半句话。”这就是胡晓明内心的话。
后来，王元化先生曾寄来几封信与我。
1
辉兄：
大作收到后已拜读，前尘往事，令人不胜感慨系之。
五月三日文汇读书周报发表我回忆录之一，不知见到否？
祝好！
王元化
王元化来信
2
辉兄：
我们这次合作持续颇久，大家都有点筋疲力尽，现在总算圆满收场，可以大舒一口气了。
你要的书稿，幸好未丢，现奉上。倘兄能从中抽出一张摄影给我，则甚感。（因文艺部出画传要用，我的书稿都丢了。）倘太费事，则算了，我也是顺便一提的。
照片寄上我和胡晓明去年在台同游花莲所摄。但我希望只用我一个人的，电脑可处理。处理后请将原件赐还。不知你认为这张尚可用否？我喜欢背后在群山中一片茫茫的境界。
祝好！
王元化
3/12
王元化3月12日信
3
李辉同志：
奉上剪报一张供参考。《世纪之问》望寄两本给我，谢谢。
祝好！
王元化
五月廿八日
王元化5月28日信
4
李辉先生：
特快专递寄来的大札并民国文库附件敬悉。
十分感谢您对我的信任，邀我为文库作序。最近我有两个译本将重印，一需修订，一需写长序。同时我又早已答应了别人为他们编印的近代学术丛书写序，性质和重编差不多，倘再给您写，想不出有什么新义，变成敷衍塞责，这将是很对不起您的雅意的。所以想来想去，我认为熟人中间，朱维铮先生可担负此任。如您认为可以，请即复，我可从旁向朱说项，但未得您答复前，不便先向朱讲。盼酌，不一一。
祝好！
王元化
95.11.14午后
王元化95年11月14日午后信
5
李辉兄：
十一月十八日手书奉悉，所附访谈稿亦收到。此事经我再三考虑，还是暂不发表。一、上次所谈甚仓促，谈胡风处多，谈周扬极少，徜发就需补充，这是我目前做不到的。二、稿中多处或记时不够准确，我发言过简，语焉不详，都需一一加以补充，甚至改写，这也是我目前做不到的。三、余性拘谨，做一事，力求尽最大努力，而最不喜敷衍以塞责。这一点兄必能谅解，不加怪责，而成全我之愚直作风也。
但我答应兄，明年再约一时间细谈我所知道的冯、周、胡事。此文用和兄对谈形式发表（但我所谈者要经我改定），作为我的回忆录的一章。决不将此事用其他方式或交别人处理，如何？
不一一。
祝好！
王元化
十一月二十三日
王元化11月23日信
6
辉兄：
此是你要的原稿，留作纪念吧。
王元化
一九九七年，王元化先生参加杭州大学百年校庆，他被介绍为“原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而非“思想史的学者”，他由此感叹“与过去相比，今日大学已成官场，大学不再以学者为荣，举行校庆时，竞以官阶相炫”。
此时，他拿来与过去相比的参照是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梅主政时自比唱王帽的老生，在戏台上名为皇帝，实为配角。他称赞梅虽自然科学出身，却中西文理兼通，治校自然有大学之谓、大师之相。
二〇〇一年，法国的大师级哲学家德里达来中国讲学时，王元化作为大师级学者，受邀与德里达进行无比精彩的哲学对话。二〇〇四年十二月十四日，上海美术馆展出王元化先生的五十一幅书法作品。
王元化夫人张可女士，一九一九年出生于苏州一世家，其伯祖父是民国初年曾任大总统府秘书长的张一麐，祖父张一鹏曾任蔡锷秘书。父亲张伟如留美学化学归国，与蔡元培之子蔡无忌共事于上海商检局。张可女士就读于暨南大学时，受教于李健吾、孙大雨等，十八岁时即翻译出版了奥尼尔的剧本《早点前》，并接下来演出其中的主角。
后来，她还排演过外国剧《锁着的箱子》、曹禺的《家》、于玲的《女子公寓》、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等。一九三七年，当上海租界沦为“孤岛”时，张可与共产党员、学者王元化结识，并一起参与共产党在上海文艺界的组织工作。
一九三八年，锦衣玉食家境里长大的张可女士加入共产党，从此将自己的命运，和她的爱人、理想，义无反顾地编织在了一起。张可女士出身于苏州书香世家，毕业于暨南大学外文系。
一九四八年王元化、张可夫妇的婚礼，就在上海基督教的教堂仪式中举行。
之后，张可夫人怀着儿子到处东躲西藏，躲避国民党的大搜捕，受尽惊吓，却冒着生命危险帮助丈夫。一九四九年，儿子王承义与新中国一起，来到张可的生活之中。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开始。
于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后，张可就成为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的名教授。张可夫人也是著名的翻译家、戏剧理论家，与王元化一共翻译莎士比亚研究论著，出版作品有《莎士比亚研究》《莎剧解读》等专书。
王元化与张可夫妇的相伴，成为跨越时代的爱情传奇。
罗银胜笔下的《王元化和他的朋友们》，写到王元化与黄宗英的故事。王元化先生说，“我们都叫他大哥”：
黄宗英老人与去世不久的王元化先生，是相知相交六十多年的老朋友。提起元化先生，她说话有些哽咽。宗英老人介绍说：“那是早在一九四一年，只有十六岁的我，应长兄黄宗江信召到了上海，在黄佐临主持的上海职业剧团学着演戏。不久我就在《浮生六记》中出演芸娘，张可是当年我们剧团里最美、最有才学的女演员，她扮演‘我’的婆婆，大家有商有量，合作很愉快。那时，就遇见了王元化先生，他俊朗潇洒，经常到剧团来看张可，我们都叫他大哥，他与张可真是天生的一对……”
我问：“元化先生与张可是在谈恋爱吗？”
“是的。”宗英老人答。
王元化经常去剧团“探班”,说明他已经爱上了张可。只不过他把深深的情愫藏在心头，后来在真正的确定以后，张可说过：“王元化是一个很真诚的人，我喜欢王元化。”
宗英老人还说：“解放以后，我和赵丹也经常到元化大哥家去玩，聊天什么的，十分友善，他和张可都非常爱看赵丹和我演的电影……”
“孰料风云突变，‘文革’开始，我们都受罪!我和王元化、吴强、孔罗荪、王西彦、杜宣、姚奔都在一个蔬菜劳改队，巴金是后来到干校的，起初是在市里个别隔离的。每天都由我给他们派活儿……”
“这些‘反动权威’本性难移，认真读‘洋、名、古’,认真写‘大毒草’,认真种菜。我给他们示意可以马虎点儿，慢着点儿，都‘不接领子(‘领子’是上海话，意谓领会)。我再也想象不出从来文质彬彬的王元化和杜宣这些先生们居然能赤膊抡镐，挑粪桶。元化大哥晒得又黑又壮，像个奥赛罗，只不知他可怜的好妻子，莎士比亚研究专家张可病得怎样了。这对夫妇历尽煎熬。张可是满涛的妹妹。从反胡风起就受株连了；受惯株连的元化大哥，在抓‘五一六’分子时突然精神失常，非说自己是‘五一六’分子，我那时候被指定为卫生员，在轮流值班看住他时，我对他轻轻说：元化(省去大哥二字)那是革命小将的事，轮不上咱们，你也从来没可能给他们摇鹅毛扇，你醒醒，想张可，没事儿……’精神创伤是难以痊愈的，如今想起来，真像做梦样……”
赵丹出生于一九一五年六月，二〇〇五年是赵丹先生诞辰九十周年。京、沪两地举行了纪念活动，在上海召开的赵丹诞辰九十周年追思会上，王元化发表讲话，他说：
赵丹的一生是追求光明进步的一生，是追求艺术的一生，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时时关注党的文艺事业。
赵丹是真正懂艺术，真正热爱艺术的人，他是一个把艺术当作自已生命的优秀艺术家。
赵丹最后的遗笔使我想到龚自珍曾经说过的话：庖丁之解牛，羿之射箭，僚之弄丸，伯牙之操琴，皆古之神技也。如果对庖丁说，不许多割一刀，也不许少割一刀；对伯牙说：只许志在高山，不许志在流水；对羿和僚说：只许东顾，不许西逐，否则我就要鞭打你。这样一来，四个人的神技也就没有了(原文今译)。赵丹遗笔也是同样要阐明艺术存在和艺术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前提。
（《王元化和他的朋友们》）
罗银胜所著《王元化和他的朋友们》
张可二〇〇六年八月六日逝世，享年八十七岁，王元化先生走进上海衡山路的礼拜堂为夫人送别。二〇〇八年五月九日，王元化先生在瑞金医院去世，享年八十八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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