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间最后的小孩，还是小孩最后的林子？
你是否听过这个词——“自然缺失症”？它是理查德·洛夫在《林间最后的小孩》一书中提到的概念，而很多伙伴也以这本书作为指导，开展各式各样的自然体验活动。
然而，只是回到自然中玩耍，学习一些动植物的知识，就会诞生出具备良好环境修养且对生态热情的公民吗？对此，“地球老爷爷”史蒂夫·梵·米特直言不讳地说“（洛夫）在揭露问题的工作上是无价的，但是他的解决之道可以说谬以千里。”
为什么这么说？答案就在今天这篇反复拿出来和大家分享过的文章中。事实上，盖娅自成立起就受到了“地球教育”的深刻影响，不论是目标导向、结构化的课程设计，还是关注人的行为影响和生活方式的改变等等方面，而这篇文章也常常被我们翻出来用以自省和反思。
在上周《春天来了，“自然教育”却要死了？》一文中，我们和大家探讨了面对“大转折”，我们每个人包括自然教育工作者可以做些什么，希望今天这篇文章能够给你带来新的启发和思考！
作者：Steve Van Matre 史蒂夫·梵·米特
翻译：胡卉哲
理查德·洛夫对于我们社会的精彩贡献在于，他重新把自然体验带回了儿童健康发展的讨论中。不幸的是，洛夫记忆中那些关于自然体验的旧账，大部分都是上世纪的自然教育，以及很多我们领域的老人们依然在干的事：
辨认分类、采集记录、生境再造、自然徒步、监测追踪、测水质、种花草、户外教学、喂鸟等等。（以上例子都援引自洛夫广受好评的著作《林间最后的小孩》，不是我的例子。）我们领域中保守的自然学习爱好者一定爱死这本书了，爱到晚上枕着它睡觉，并在吸引人们再次关注这些活动时一遍遍背诵书中的内容。
洛夫把他所谓的“自然缺失症”证明得头头是道，文风又如此温婉，以至于很难看清在表面之下，他到底在倡导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当然，我们对于他所描述出的病症完全同意；但我们真正想听的是如何治愈。《林中最后的小孩》中提到了如下四个人，他们启发了洛夫对于自然教育的思考：
1
David Sobel 大卫·索贝尔
虽然我们同意索贝尔对于基于场所的教育的重要性（我们的“地球巡护员”课程就是按照这样的原则设计的），以及丰富的、第一手的与自然的接触（毕竟我们都是“适应性”的人）；但是我们发现，青少年并不会因为知道我们这个地球所面临的悲观境地而患上对于生态的恐惧症。事实上，我们经常发现，如果在信息中传达出我们这个地球正面临生态困境（根据不同年龄的接受范围），并且需要他们的帮助，往往会激励他们，而不是吓跑他们。
这并不是说我们要给青少年传达很多悲观沮丧的内容。我们自己过去也曾写过关于被环境问题所主导的教育的危害，也反复提过现在的年轻人对于热带雨林知之甚详，但对于身边的森林反而一无所知。但是，索贝尔并没有说清为什么会这样。也许因为雨林是另一个地方——如同在另一个世界——所以谈论它会比较安全。老师们不需要离开房间，也不必冒险去让任何人不高兴，包括那些正破坏着附近森林的人。我原本期望索贝尔能把“自然恐惧症（nature-phobia）”这个词介绍给学生、老师、管理者，以及家长们。这样可能会更有帮助。
我们认为“生态恐惧症(ecophobia)”并不是什么大问题。我们领域最大的问题是真正的、指导性的课程太少，而对于那些只想随便不费力地“玩闹”的人来说，“生态恐惧症”正中他们的下怀。就我个人来说，我和很多伙伴们从小就在自然环境中玩闹长大，但到现在为止，他们当中没有一个算得上是真正的环保主义者。你的童年玩伴中又出现了几个？
2
Robin Moore 罗宾·摩尔
洛夫也引用了摩尔的著作，其中假设自然体验“能帮助孩子们通过基础的体验理解大自然的体系”。摩尔还继续提到了以下体验“……展示出自然原理中的生态网、循环、甚至进化的过程”。真的吗？如果是的话，那些搭堡垒、盖树屋长大的孩子们一定懂得生命的系统。但他们不懂。
体验并不能做到，只有当体验以此为目的的时候才能做到。当我作为一个小男孩在玩玩闹闹的时候，我也许培养了一些当时并没有认识到的对于自然的感觉。但我向你保证，我绝不是在学习生态网或循环这样的自然原理。
请记住，50年代在自然中玩玩闹闹的小孩子，和在80年代大肆破坏地球的是同一批人。带来变化的并不是在自然中玩闹，而是你如何看待你玩闹的对象。
3
Gerald Lieberman 杰拉德·利伯曼
利伯曼说，“我们一直在说知识引导行为，但我们相信其实是行为引导行为。”但问题在于，行为并不经常会引导出很多对整体性的生态性的理解，所以这种转移是非常有限的。
学生们了解到关于某个问题的内容，但没有对于包含所有问题的整体生命系统的学习。环境问题正是我们缺乏系统认识的症状。学生们在这些方面获得的知识，往往由于过于狭隘而不能被采信。结果，在大的图景中，行为本身经常是短期的虚伪的动作。这个方法也许对有些人起作用，但对大部分人没有。
当然，你可能有一些证据，举例说明热情的教师是如何让他们的学生应对一个问题并推动行为的改变，但你最好还是说明如何让大部分的教师都能这样做，而不是用这一小部分来证明一个不被大多数人接受的方法。利伯曼或者环境教育运动中的任何人都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他们只仰赖于很少的成果，来自一些恰好能推动一些环境承诺的教师。
每个学校里都有一两个热情坚定的老师，会这样投入地为环境教育而工作。但这并不应该是环境教育方法建立的基础。理论上，环境教育的内容可以让每个教师渗透在每个科目和课堂上。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说环境教育不需要专门的课程。所以也不奇怪，当所有的研究都在证明这样的方法不起作用，他们依然不为所动。
当你依赖于政府的支持，就像吃奶的孩子挪不开嘴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政府会越来越大，而环境运动逐渐成为被委派的工作。人们挪不开嘴呀。
4
Paul Dayton 保罗·代顿
代顿说，“我们必须在所有的学术机构恢复自然科学课程，以确保学生们获得第一手的自然体验，并被教授最基本的自然科学原理。”为什么自然科学课能确保学生获得第一手的自然体验呢？我那个时代明显不是这样的。
实际上，我在大学的生物课根本就没有野外学习（似乎更愿意让我们在实验室解剖青蛙，或者坐在学校人工照明的大教室里），并最终因为缺乏对于我们地球上最重要的生态系统和生物群落的强调而导致所学变得无用。那么代顿认为我们应该学的那些“最基本”的是什么呢？我本期望他能列出个清单，并重新设置自然科学课程以帮助我们学习，而不是纠缠在每个“科学”要呈现的细枝末节。
“想象一小会儿
一个注满阳光的
深邃、繁茂的森林”
——刻在加拿大Dalhousie大学大教室后排课桌上的一句话
实际上，他在书中反复支持着无体系的自然中的体验活动，然后又因为没人能够从最体系化的方法上学习而悲伤：那就是命名（naming things）。这真让人忍不住惊叹，洛夫如此擅于研读，能够提炼众多著作以阐明他对于自然缺失症的思考。但一提到命名，他竟然又掉回了“认识新朋友”这样的老梗上。他甚至引用了一个生物老师的说法，“我的一个学生告诉我，每次她学到一个植物的名字，她就觉得好像交了一个新朋友。给一个东西命名，是我们了解它的一种方法。”
我不这么认为。这只是了解名字的一种方法，如同我们知道很多人的名字但其实不知道这些人一样。洛夫是不是真的认为，如果我不知道他圣地亚哥干谷中植物的名字，我就不会为它们的生存而战呢？那又何谈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濒危植物呢？
仅仅因为我们当中的有些人是在搭堡垒长大的过程中建立了和自然的联结（现实中，往往是破坏性的、懵然不觉的体验），并不意味着现在的年轻人就无法用更加积极的方式建立同样的联结。然而，不仅没有寻求替代方案，而是绕圈般又回到了自然教育中的“屠宰场”心态：使用刀子、制作简单猎具、抓捕动物等等。这样真的能提升一种少冲击（low-impact）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是只会强化一种过时的功利主义观念？
实际上，对于大部分孩子来说，这些选项的任何一个能比得上重新把“树林”带回来吗？未必。的确，洛夫谈到需要更多的自然教育的保护区，但是这样的保护区里会需要什么样的教育呢？
基于他提到的其他内容，以及他所引用的事例，我们可以看出他说的是老派的自然教育。他举出的好例子中，没有教会人们如何认识生命群落中的能量流动，或者是什么造就了橡子与它离开的树枝间如此的不同。他关注的是人们能不能辨别一只鱼鹰，或者一株紫菀。在其令人讶异的一个断言中，洛夫问到，“如果森林中的一棵树倒下但没有人知道它的生物学名称，那它还存在吗？”这可不是个正经问题，对吧？悲哀的是，对于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些人来说，具备指导性的严密设计和评估，才是真正落在林中无人问的。
实际上，我第一次读到《林间最后的小孩》的时候，我感到这本书能对所有地方的自然爱好者的工作提供重要帮助。然而，我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觉得这本书好像哪里不对。表面上，他说了很多我们在过去几十年间一直在说的事情：人类与自然系统和群落的关系变得疏离和异化，这对于宇宙中这个星球的生物繁盛并非吉兆。但当我读到第二遍和第三遍的时候，我开始发现问题了。洛夫看到了症状，但看不到治愈。
你一定觉得奇怪，为什么他没有提到任何创新性的工作，比如地球教育。我们的课程现在已经用十几种语言推进，我们的活动，或活动的不同版本，在各地的自然中心中开展。但很显然，洛夫的传统自然学习的眼镜片的度数让他看不到我们。还是因为他被粘在了自己回望童年的后视镜上？
简言之，听上去洛夫的主意是，我们只要把参与者重新带回自然，不管用随便任何方式，然后教给他们一些名字。这就是为什么他的书在我们的领域里如此受欢迎。这根本不需要我们多做什么。但是有意义的自然沉浸根本没这么简单。这样的沉浸需要带来改变，也联系着你之后的行为。
很明显，洛夫自己在这方面做到了一定程度。但他没提到其他成千上万的孩子，也曾有过和他同样的沉浸，但早已在他们追求社会成功的道路上，把这些都抛之脑后。现在洛夫要求我们花费巨大的时间和资源，去复制他的童年体验，即使这些体验仅仅影响到了他同辈人中很少的一部分？这真的是我们在21世纪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想想吧。
在自然中心里建设一个自然游戏场所，恰恰说明了这些地方已经被剥夺了原有的初衷，就是提供一个让孩子与自然进行有意义的联结的场所。这让人难过。我们的一个同事曾被问到对于这样的场所的观点，她这样描述，“这些都是很有意思，也可能很不错的儿童保育场所，但是没有任何有趣、自然的东西。可他们永远也不会用真实的自然场所和真实的自然接触来代替。自然中心竟然想要建造这样的东西来取代让孩子出去接触真实环境，我感到非常沮丧。”
请记住，即使是洛夫提到的很多正面案例里，孩子们也没有在自然游戏场所，而是在一个成熟的自然群落中，经由过滤的、全副武装过的自然里获得隔离过的接触。这事有这么难吗？
作者介绍：史蒂夫·梵·米特（Steve Van Matre ），是美国地球教育研究所创办人。他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即因其先驱性的工作成为环境教育界的领军人物。他所著的《适应性》（Acclimatization）一书带来了其后十几本开创性的著作，包括《太阳船地球》（Sunship Earth），《地球说话》（The Earth Speaks），《地球守护者》（Earthkeepers），《地球教育，一个新起点》（EarthEducation...A New Beginning）等。在过去40年里，他曾在6大洲的不同地区，为自然教育者、导赏员、老师等进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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