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评论家对谈：书画艺术创作的自然与刻意
近日，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王进玉在《美术报》发表文章《艺术创作还需自然而然》，嵇绍玉在《中国艺术报》发表文章《无有“刻意”为之，焉得“自然天成”——谈书法艺术中的“刻意”审美观》，分别探讨了艺术创作的"自然"与"刻意"。“中国文艺评论”微信公号特摘选推送对谈，以飨读者。
王进玉：近日，有几位书画家拿来他们的作品让我评点。看后觉得作品都还算不错，技巧挺娴熟，结构、章法等也都挺完整，但面对作品，却实在打不起精神，丝毫没有眼前一亮的触动。事后我认真分析了一下，原因没别的，就是作品太过修饰、设计了，经营制作的痕迹过于明显，以致于丢失了自己真实的东西，譬如个体性格、情感中自然、天趣的部分，所以也便使得作品不鲜活、不生动、不亲切。
嵇绍玉：我注意到了王老师这篇文章，这种观点也是目前文艺评论中的通常观点。但我想，如果深入一点，也有不同的审美含义在焉。其实，“刻意”，在传统典论中，除有特意、故意含义外，还有潜心致志之意。如《庄子》中“刻意尚行，离世异俗，高论怨诽，为亢而已矣”，南朝刘勰《文心雕龙》中“才颖之士，刻意学文”。传统书家们大多排斥“刻意”，多解读为特意为之，而忽略专一心思之构。汉赵壹《非草书》中说“书之好丑，在心与手，可强为哉？”蔡邕《笔论》中说：“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都将不勉为其难、追求自然天成作为理想，矢志追索。
快雪时晴帖 王羲之 东晋
王进玉：现实中就有很多这样的作者，总千方百计地要在作品里大肆表现自己所谓的创作能力、技巧水平，生怕别人注意不到，或低估了自己。但很多时候却往往弄巧成拙，适得其反。其实这本身就是一种炫耀、炫技行为，同时也可看作是不自信的体现。自然才是书画创作与展示的最好方式、最佳状态。做为艺术家，自然而然地书写、绘画，自然而然地演绎、表达，不刻意、不做作，用真情感、真性情去创作，比什么都重要，作品也会更具穿透力，更能打动人。当然，这种自然的创作，是建立在一定功力和学养之上的，并非没有艺术功底，以及没文化、没修养之人的随意涂鸦。
嵇绍玉：对啊，王老师所说的“功力”与“学养”就已进入“刻意”的层面了。我们不妨来深究一下，在源头上加以厘清。其实，不勉为其难、追求自然天成，这一理想源于道家理论精髓——“道法自然”。宇宙万物本源有“道”，“道”按照自身规律无拘无束活动，没有任何目的、功利与意识，也不需要任何外力推动、加工和修为。艺术创作不要以词害义，不要无病呻吟，应自然地抒发自己内心真切情感，这样才能成为高韵雅文。
这种不凿以痕迹而自显本性、不刻意经营而求期然相会，十分吻合书法家们反对矫饰虚伪、主张返璞归真之敏锐心灵，于是排斥“刻意”便被作为书法标杆与品质而被仰视之、追慕之，在言语上大加褒扬，在理论上累加赘述。我们以晋为例，一方面，书法家们开始信奉书法“感物通灵”，卫铄在《笔阵图》中说：“自非通灵感物，不可与谈斯道矣。”杨泉《草书赋》中说“应神灵之变化，象日月之盈亏”。另一方面，夸谈“自然天成”，王僧虔《书赋》中说“手以心麾，毫以手从”，则“仪春等爱，丽景依光，沉若云郁，轻若蝉扬”，认为书法应随手随心，行笔如三春风光云卷云舒，连带似蝉联一般不断绵延。再一方面，有意识地拒绝精雕细琢，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说：“然而此艺不须过精，夫巧者劳而智者忧，常为人所役使，更觉为累”，甚或提出与那种“崎岖碑碣之间、辛苦笔砚之役”的书法家“不相为谋”。
王进玉：不过，也有特别的，比如贾平凹的书法就是一例。实事求是讲，我总觉得他的字很像是由深山老林里那些横七竖八的粗木棍子组合而成的，但这些棍子不是死木疙瘩，都是有生机、有灵性的，所以组合起来丝毫感觉不到死板和暮气。虽然其书法没有多少我们通常所认为的功力、技巧可言，但却别有一番味道。这一点从某种程度上也印证了赵之谦在《章安杂说》中的一段话：“书家有最高境界，古今二人耳。三岁稚子，能见天质；绩学大儒，必具神秀。”虽然贾先生目前可能还不到大儒的境界，但他的学问、修养，再加上其对艺术由衷的喜好和难得的悟性，作品本身才能彰显文气。透过其作品能够看出，他并非刻意地去写去画，而是属于“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的类型，书画对他来讲，真如古代文人们所说的“从于心”“适吾意”“陶写性情之事”。
然而，鲁迅先生的作品，却在才情与修养之外，又多了一份功力。前段时间看到一个《田蕴章炮轰鲁迅书法，引发网友众怒》的帖子，田氏认为，鲁迅先生“字写挺好，但不属于书法的范畴，因没有笔法和章法可言，所以称不上是一位书法家”。从此论断便可看出田氏有着狭隘的、片面的书法观。务必清楚，一件书法作品，重要的不只是外显的笔法和章法，更为关键的是要有韵味与内涵，是“近乎于道”的东西。更何况鲁迅先生的书法，也并非田氏所说的没笔法和章法可言，相反，先生有着扎实的书法功底，于颜体和北碑用功最勤，且参得个中三昧，只不过其将笔法、章法等完全涵蕴在了日常自然的书写中，一般人鉴于个人眼界、水平等原因，看不出来罢了。这一点如同先生的白话文章，遣词造句之所以好，与其深厚的古文、诗词造诣密不可分，但倘若对先生这些方面欠缺了解，便无论如何也捉摸不透。
贾平凹书法作品
嵇绍玉：应该说，排斥“刻意”艺术审美的提出，有着深刻社会和人文背景。总体上，一是针对统治阶级礼乐制度欺骗性而言。春秋秦汉社会礼乐隆兴，繁文缛节，为此，道家认为礼乐违道失真，虽有炫目外表却无实质内容，于世非但无益反而有害，倡导顺其自然才是人间大道，只有不事矫饰才是人间至美。《老子》中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正是对这种社会局面的反叛。二是针对奋进有为的消极成分而言。入世担当、有所作为是世人普遍梦寐以求的理想，但魏晋士人却认此为无聊不堪，偏激夸大其弊其害，更深程度上不能不说是出于某种心理安慰和自我解脱之需要。三是针对传统偶像的标榜与崇拜而言。氏族宗法血亲长期延续，使得民族形成强烈“偶像”意识，在汗牛充栋典籍中充满着对圣王先贤赞美之辞，这种意识在书法中亦表现突出，“相见只言秦汉事”，对秦汉书法家极端推崇和向往。而在魏晋，随着自我意识高扬，众多名士产生“看透偶像”心态，掀起否定和推翻传统偶像思潮，因此推崇自然、赞誉天成便成为众口一词。王羲之《自论书》说：“吾书比之钟、张当抗行，或谓过之，张草犹当雁行。张精熟过人，临池学书，池水尽墨，若吾耽之若此，未必谢之。”不崇礼膜拜偶像，以自然为师，一时遂蔚为时尚。如果我们放在这样的背景下，来看“自然”观的形成，就会更加客观公允和公正一些。
也许，“自然天成”仅仅作为书法理想，似一面旗帜高高矗立在书法家奋进的前方，永远可望而不可抵达；而“刻意”确似书法家坚实的屐履，尽管时有鄙夷但却无法拒绝，总是深深镌镂在书法演进的年轮中。从艺术创作过程来看，几乎所有书法家都在艰辛磨砺中留下“刻意”印记，闪烁在书法历史星空中。
鸭头丸帖(局部) 王献之 东晋
如果点画调匀、上下均平、绝虑凝神、心正气和是自然天成的创作境界，那么，书法史上有些书法家并不附和这一套路，他们刻意变革，走上全新的创作之途。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了。唐张怀瓘《书议》记载王献之对王羲之说过一段话：“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顿异真体，合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稿行之间，于往法固殊也，大人宜改体。”“改体”正是书法家刻意为之的重要体现，王献之有别于王羲之，成为刻意改体的范例。他既吸取父亲草书乳养，又刻意独步，加大草书空间变动，重视单字结构之间引带连结，增强章法连绵和空间视觉动感，虽有后人讥讽为“举体沓拖”，但恰恰是他刻意变革最成功奥妙之处。有些书法家刻意将书法作为感情抒发的载体，以非常态情感来创作激越动人作品。唐韩愈不但主张书法要抒情，而且将“抒情”放在首位，疾呼“独抒性灵”来排斥其他书法功能，在《送高闲上人序》中他说“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伎。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极其赞赏张旭将异端情感融化于书法点画线条之中，全然跃出“自然”轨道与“天成”规则。明徐渭亦刻意反秩序、反自然、反天成，其书风大多醉酒巫风、蓬头披发、踉跄跌顿，字字轻重无度、枯润难料、乱象丛生，刻意通过“变态”线条、唐突结体以及狂放怪诞章法，表达躁动不安灵魂和偏颇强烈情绪。有些书法家刻意追求神韵，认为韵味也是可切可磨、可掌可握，宋苏轼在他《书黄子思诗集后》就提出“发纤浓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的书法创作主张，将艺术中朴与华、淡与浓两种对立看成可相互渗透、相反相成关系，刻意追求用墨丰腴、笔画舒展笔法和绰约闲适、妩媚可亲之神韵。
书谱(局部) 孙过庭 唐
王进玉：说到日常自然的创作，历史上像颜真卿、徐渭、八大山人等，不管是《祭侄文稿》，还是《墨葡萄》《墨荷图》，都是这方面的典范，也都达到了浑然天成、大师无技巧的高度。但我们讲大师无技巧，并非真的无技巧，而是真正的大师在创作中早已过了技巧关，早已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阶段，也早已将技法技巧完全融入在了个人性情、情感的自然表达中。当然，一个总是徘徊在山脚下的人，大多时候真的很难理解和体会站在山巅时的那份心胸和眼界，以及所欣赏到的那片靓丽景致。
《墨荷图》八大山人
嵇绍玉：听了王老师的解读，我在想，“刻意”在书法审美上还是“举足左右，便有轻重”，虽没有像“天成”被书法家追捧，但也从未被书法家奚落打入“冷宫”，更多则是作为辅翼以与“天成”相得益彰、相映成趣。刘勰《文心雕龙》既强调自然天成，但也强调“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认为刻意匠心同样是艺术创作的前提。魏晋之后书法家更多地看到，书法虽然千姿百态但毕竟有范本模式，虽然意趣横生但依然有内在规约，虽然极为自由但不能为所欲为，苦心临写、反复推敲、刻意贯注是通向“自然天成”不可逾越之坷坎。晋庾子嵩理性地看到这种前后因果关系，《世说新语》记载：“庾子嵩作《意赋》成，从子文康见，问曰：‘若有意邪，非赋之所尽；若无意邪，复何所赋？’答曰：‘正在有意无意间。’”有唐名僧皎然，对艺术重要贡献就是提出“取境”说，所谓“取境”就是“苦思而冥想”，他认为应该“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取境之时，须至难至险，始见奇句”。在他看来，“天成”并非神助，也不是守株待兔而能济事，是刻意“积思”和“精思”之必然结果。对这种审美关系，现代美学家宗白华在《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中有过总结，那就是作者“要透过秩序的网幕，使鸿蒙之理闪闪发光。这秩序的网幕是由各个艺术家的意匠组织线、点、光、色、形体、声音或文字成为有机谐和的艺术形式，以表出意境。”说的正是无有“刻意”，“自然”将无从谈起，有了“刻意”，“天成”将计日可期。
*本文节选自：
《艺术创作还需自然而然》
作者：王进玉，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无有“刻意”为之焉得“自然天成”——谈书法艺术中的“刻意”审美观》
作者：嵇绍玉，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王进玉、嵇绍玉两位评论家的文章观点各有侧重，各有所指，也都强调和照顾到了自然与刻意、功力之间的相互关系。但具体到实际创作，还需每位艺术家自己去领悟、体会与把握，从而力求创作出既体现功力又自然而然的精品佳作。“中国文艺评论”微信公号的粉丝们，您觉得呢？欢迎文末留言微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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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艺评论新媒体总编辑：袁正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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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编：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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