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评论》专访音乐家何占豪：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创作与演绎

Original 何占豪禹洁中国文艺评论 2021-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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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伟大的时代呼唤杰出的文学艺术家。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在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发表五周年之际，第七届上海文学艺术奖隆重颁奖。王文娟(点击查看《中国文艺评论》专访越剧表演艺术家王文娟)、何占豪、陈少云、周慧珺、黄宗英五位获颁终身成就奖。中国文艺评论新媒体特呈送《中国文艺评论》对何占豪先生的专访。

▲王文娟(中)、何占豪(左二)、陈少云(左一)、周慧珺(右二)、黄宗英(其子代领右一)获颁终身成就奖来源：文汇网

第七届上海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

颁奖词·何占豪

他让来自乡野草泽的民间曲调民间戏曲庄严地登上全世界的音乐殿堂。由他和陈钢合作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以优美动人的旋律，再现了中国爱情传说的美丽凄婉。他终身以“外来音乐民族化，民族音乐现代化”为己任，身兼作曲家、指挥家的双重身份，驰骋在古典交响、民族器乐、戏曲音乐、流行歌曲的广袤大地上，创作、演出了许多富于民族特色和时代气息，引领风气的音乐作品，为世界了解中国，了解上海，开启了一扇音乐的大门。

艺术性和大众性的和谐统一

是音乐创作的核心——访音乐家何占豪

采访人：禹洁

何占豪简介：1933年生，浙江诸暨人，著名作曲家、指挥家，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历任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上海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多次受聘任全国金唱片奖评委、金钟奖古筝专业评委会主任。何占豪作品中最著名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合作)曾多次获中外唱片公司颁发的金唱片奖、白金唱片奖。何占豪的主要作品还有弦乐四重奏《烈士日记》、交响南音《陈三五娘》、管弦乐《胡腾舞曲》、越剧清唱剧《莫愁女》、古筝独奏曲《茉莉芬芳》、古筝协奏曲《临安遗恨》《西楚霸王》、筝乐诗《陆游与唐婉》、二胡协奏曲《乱世情》《别亦难》《英雄泪》《重上井冈》、二胡协奏与合唱《鉴湖侠女-秋瑾》、柳琴协奏曲《花》、箜篌协奏曲《孔雀东南飞》《清照情怀》、小提琴协奏曲《盼》等。1995年，其作品《临安遗恨》《茉莉芬芳》获文化部教育司颁发的“优秀创作奖”。多年来，中国的香港、澳门、台湾、上海、杭州等地以及新加坡都曾举办“何占豪作品音乐会”专场，何占豪亲自担任指挥，合作的乐团包括中国交响乐团、上海交响乐团、中央歌舞剧院交响乐团以及浙江、杭州、福建、厦门等省市交响乐团，上海民族乐团、香港中乐团、台北市立国乐团、新加坡华乐团等。鉴于何占豪对中国音乐事业的突出贡献，2013年，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音乐家协会授予何占豪金钟奖“终身成就奖”；2014年，上海市委宣传部授予何占豪“上海文艺家终身荣誉奖”。

《梁祝》的创作与演绎

▲《梁祝》小提琴协奏曲是何占豪与陈钢就读于上海音乐学院时的作品(视频由何占豪提供)

禹洁：何占豪老师，您好！今年适逢《梁山伯与祝英台》(以下简称《梁祝》)问世、首演60周年，可否介绍一下《梁祝》是如何诞生的吗？为什么想到采用小提琴协奏曲的方式创作和演绎？

何占豪：当我还是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的学生时，当时学习小提琴演奏的内容都是外国乐曲，我们去乡下慰问演出时，发现农民难以理解，他们更加热爱自己的民族音乐，特别是戏曲音乐。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领导刘品先生认为小提琴要使人民喜闻乐见必须民族化，号召同学们自己动手创作。1958年秋，在先生的创意下，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以下简称实验小组)。我就用越剧的素材创作了弦乐四重奏《梁祝》(后来称为“小梁祝”)。而后，中央领导来视察时，听到“小梁祝”，认为用外国乐器演奏中国戏曲，这是一条音乐创作的路子，建议探索下去。第二年时值新中国成立10周年，决定在四重奏《梁祝》的基础上创作小提琴协奏曲《梁祝》。

▲1957年，何占豪考入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

禹洁：原来《梁祝》的诞生，经历了从弦乐四重奏的雏形到小提琴协奏曲的历程。您刚才提到的“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呢？具体在《梁祝》的创作和演绎中，担当什么样的作用呢？

何占豪：这个实验小组是贯彻领导关于小提琴民族化的一个先进集体，他们里面的成员都是当时又红又专(德艺双馨)的成员。第一，《梁祝》的题材是小组讨论，向领导建议的，从“小梁祝”到“大梁祝”(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第二，当时选拔担任小提琴演奏的成员都是小组成员，是这个小组中业务(演奏水准)最好的成员。第三，还有专人负责小提琴民族化的理论探讨，比如小提琴民族风格的演奏，是这个小组进行精心讨论、实践、总结的成果，实事求是地说，《梁祝》中小提琴民族风格的演奏手法是小组总结的成果，是小组集体的贡献。

▲以何占豪为组长的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全体同学：何占豪(左四)、俞丽拿(左二)、沈西蒂(左一)、张欣(右二)、沈榕(右一)首演者之一，《梁祝》唱片首录者

禹洁：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艺术家以《梁祝》为原型进行改编、演绎，出现很多新的版本。您认为哪些二度创作是新颖的或者值得肯定的，能给您留下深刻印象？

何占豪：所谓二度创作，分两方面看待。第一方面从演绎形式上看，每个乐器在表现情感方面，有长处和短处，要根据乐器自身的特点进行改编。作者和演奏家都可以参与改编，改编的核心是要扬长避短。一首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的好作品，演奏家往往想用自己擅长的乐器来演奏。不同的乐器有不同的改编方式，如果乐器本身表现力强，能表现喜怒哀乐各种情感，演奏家可尝试演奏整首乐曲，纵观古筝和二胡长处比较多，因此古筝版《梁祝》、二胡版《梁祝》，这样的改编方式受大众认可、喜欢较多。如果乐器表现力在某些方面有强有弱，演奏家可以选择本乐器容易表现的曲目片段来改编。从声乐和器乐对《梁祝》改编的各种版本来看，演奏家、演唱家都选择自己最适合表现的方式进行创作，我觉得都很好。第二方面是演奏层面。演奏体现了演奏家对原曲的理解，有高低之分。不同的人演奏相同的乐曲，有的感人，有的不太感人。演奏家很在乎作曲家的说法，其实我的标准也不一定对，但以我的经验来说，可从三个方面衡量演奏水平的高低。首先是基本功，即音准、节奏、音色，好的演奏水平对基本功的要求比较高，如果演奏家的音准不好、节奏不准、音色很难听，那就是基本功不到位。其次是情感，《梁祝》里面有人物、有情节，要准确表现曲中人物深刻的情感，需要投入情感，有的演奏家或许技巧并不是很好，但能够深刻地表达情感；有的演奏家技巧很好，演奏得也挺好听，但听着就是不让人感动，就是因为没有把握好作品中的情感。最后是风格，《梁祝》有比较浓厚的民族风格，但有的演奏家是外国人，不懂中国话、不懂中国的民族音乐语言，就很难细腻地刻画出乐曲的民族风格。因此，大家可以从基本功、情感、风格三方面去衡量比较演奏的优劣。

禹洁：《梁祝》有很多乐器版本，最初是小提琴协奏曲，现在民族乐器版本改编后产生的新版本有古筝版、二胡版、柳琴版，您觉得演奏家如何才能更好地演奏《梁祝》呢？

何占豪：首先，每个乐器都有自己的音乐语言，得看哪一种乐器的音乐语言适合表现哪一种情感。比如大管、圆号之类的乐器，一听起来像个老人，表现《梁祝》快板就不合适，而柳琴则像小姑娘，要表现老人的特点也很困难。其次，每种乐器有自己独特的表现力。古筝和柳琴都是颗粒性的乐器，《梁祝》原本是用小提琴这样线条感乐器来表现的，如果纯模仿小提琴的演奏处理，颗粒性乐器的独特表现力就发挥不出。比如《梁祝》的主题部分，如果古筝模仿小提琴的演奏方式用大段的摇指演奏，那也不如用弹拨和滚奏相结合的方式，辅之揉弦技术，这才有民族乐器自己的独特韵味，这是属于古筝、柳琴自己独特的音乐语言；再如，扬琴也是颗粒性乐器，如果用古筝这种的演奏方式也不行，采用两手配合和弦的方式更好听，这也说明不同的颗粒性乐器中表现力的内部差异。演奏家最了解自己乐器的音乐语言，演奏一个乐器擅长的音乐旋律或者演奏某一个民歌、某一个戏曲时，一定要自己积极尝试、探索，用本乐器的音乐语言来演绎，才能比较恰当、准确地表达这个乐器的音乐感染力，更好地表达内心的情感。

▲青年柳琴演奏家禹洁首演柳琴协奏曲《梁祝》(交响乐版) 何占豪指挥、中国交响乐团协奏

我的音乐创作重视社会功能

禹洁：您当年在下乡期间连续写了26首作品，比如写农村妇女在编织出口工艺品草包时的欢乐心情的《织草包》，还有一首《小熟田间好景象》，还以自拉自唱的形式来演绎。听说陈毅同志看了之后对此提出了一些意见，对您之后的创作是否产生了影响？后来您又创作了哪些作品？

何占豪：当年，我们这批年轻人刚开始不愿去上海郊区创作，认为当地民歌不够丰富。音乐学院的领导用“哪里有人民，哪里就有民歌，上海郊区也是很好的”这句话鼓励我们去郊区，当时我们很年轻，也受农村刚度过困难时期开始欣欣向荣的景象所感染，创作热情高涨，72天内写了26首作品，其中两首是专门为女生小提琴齐奏写的自拉自唱乐曲。周恩来总理当时提出音乐要“三化”，即革命化、民族化、大众化，以及“文艺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现在看来，我们坚持大众化这个方向是对的，当时下乡去搞创作就是希望为广大农民服务，特别是创作用当地方言演唱的音乐作品。这些作品在农村很受欢迎，我内心也为在音乐“大众化”道路的成功探索而暗自得意。我们这批年轻人回到城里，在全院下乡作品汇报演出时，女同学们为了保持农村演出时的“原汁原味”，不但自拉自唱，竟全体赤脚上台，很土、很有味道，台上热情表演，台下掌声热烈，外加一片笑声。时任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钟望阳同志肯定了我们的努力，他认为“很有生活气息”，“为农民服务的作品，就要使农民喜闻乐见”。不过上海音乐学院前党委书记孟波看了演出后，对这一创作风向持不同意见，并把这一情况汇报至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同志。陈毅同志常年在上海以音乐会招待外国元首等国际贵宾，而上海音乐学院实验小组的协奏曲《梁祝》、弦乐四重奏《烈士日记》、小提琴齐奏《四季调》《姐妹歌》等节目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了音乐会的保留曲目。陈毅同志对《烈士日记》这个作品很认可，(认为)既能表现革命的内容，又属于高雅的艺术形式。所以他对实验小组的民族化探索颇有好感，还曾赞扬实验小组的音乐民族化探索和《梁祝》协奏曲的创作，并把毛泽东主席关于中、西医要互相学习的论述引用到音乐上，要求大家既要尊重、学习民族音乐传统，又要努力学习西方的音乐艺术成就。

▲《烈士日记》首演后，前辈艺术家亲自到后台鼓励学生成功创作与演奏，(从右到左)丁善德、贺绿汀、孟波、何占豪、丁芷诺、沈西蒂、俞丽拿、林应荣

我记得有一天，院办公室突然通知我，要我和实验小组等女同学一起，向陈毅同志汇报下乡新创作的小提琴齐奏作品。我觉得有点奇怪，两首小作品怎么会闹到中央领导那儿去呢？内心十分紧张。我们抵达锦江饭店附近，看到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上海音乐学院前党委书记孟波先生，心想，或许老领导担心实验小组的探索偏离轨道，有意让我们直接听取陈毅同志的意见吧。当时，我们先演奏了纯器乐作品《四季调》，再演自拉自唱的乐曲《织草包》，同学们知道自己“嗓子不灵”，有点不好意思在领导面前放声演唱。演毕，大家围坐在陈毅同志身边听他的意见。丁芷诺同学拿出了一个小本本，一手握笔，摆出要作一字不漏记录的架势，被陈毅同志发现了，他用四川口音风趣地对丁芷诺说：“你可不要记哦，你记了我也不认账！”紧张的气氛瞬间一扫而光。陈毅同志表示，两首作品比较而言，他更喜欢听《四季调》。我是《织草包》的作者，也是《梁祝》的作者之一，所以紧挨着陈毅同志坐，他对我说：“你为什么要写自拉自唱的作品？”我回答：“为了让农民喜欢。”他告诉我们：“你们到农村去，写一些农民喜欢的、能够接受的作品是应该的，但不能所有作品以农民喜欢不喜欢作为艺术创作的标准。音乐与别的艺术不同，是一门有高度技巧的艺术，国家花很多钱培养你们，你们也是经过多年刻苦学习才掌握了这些知识、技巧，应该发挥你们的特长，不能丢了你们的专长。”我认真地聆听他的教诲，感到惭愧不安。后来，孟波老师送大家到电梯口，并特意叮嘱我：“好好领会陈毅同志的讲话，你以后还是应该多写像《梁祝》《烈士日记》这类的作品。”我也明白了领导害怕我为了普及群众而放弃高雅艺术创作的忧虑。后来，孟波老师代陈毅同志又特别嘱咐我，要保持原来这种高雅的风格，继续创作。这些话对我以后的创作有很大影响，后来我创作了一系列大型协奏曲，如《陆游与唐婉》，兼顾大众性和艺术性；古筝版《梁祝》难度较大，为了让更多少年儿童感知中国民族音乐的魅力，我又改写了古筝少儿版《梁祝》。

▲1958年开始创作《梁祝》，1959年《梁祝》完成后，何占豪遵领导嘱，转入作曲系就读

禹洁：听闻您现在仍然笔耕不辍，还在坚持每天创作，您能告诉我们您的创作宗旨或主线是什么吗？

何占豪：作为作曲家，每一个作品必须考虑到作品的社会功能，创作是为人民、为社会，这点很重要。文艺有娱乐的功能，更有身心修养的功能，通过文艺来陶冶情操、感悟人生、净化心灵、鼓舞斗志，我现阶段的创作仍很注重音乐作品对社会、对人民的积极影响。至于创作的主线，我认为作曲家在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感受，创作就是将自己当时的感受用艺术的方式表达出来，艺术作品是文艺创作者的精神产品，作者通过创作来鞭挞假恶丑、歌颂真善美，每个作品都要明确颂扬什么，反对什么。拿《重上井冈》来说，尽管这部作品是中央民族乐团委约我创作，但主题是我思考的。当年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三位党和军队的领导人被敌人发现了，为了掩护他们，朱德同志的妻子伍若兰被捕，她宁死不屈、坚决拒绝反动派的无理要求，选择毅然赴死，保全革命成果，为革命献出自己的生命。上世纪60年代，朱德同志重回井冈山，离开的时候将井冈山的一盆兰花带走，家中也一直摆着兰花。伍若兰为革命英勇就义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我，于是我有感而发，创作了《重上井冈》。如今是和平时代，百姓们过着美好生活，然而，我们要思考美好生活是如何来的，是历史上的这些英雄人物用生命换来的，他们为国家社稷和黎民百姓的美好生活，甘愿奉献生命。作为艺术家的我，就要用文艺来歌颂他们，充分体现艺术的社会价值。

再举个我创作《西施》的例子。因我的老家在浙江诸暨，很多人想让我写西施，我一直思考着从什么角度来创作西施这个题材。仅仅描绘她沉鱼落雁的美貌？还是写她为了祖国去敌国做卧底？我对西施的理解是这样的：西施当年只是农家浣纱女，主动去吴国做卧底、传递敌情的可能性很小，但是她离开了自己深爱的家乡，尽管吴王对她万般宠爱，住在金碧辉煌的宫殿，我猜测她内心是有“宫怨”的，她盼望早日回家，与自己的爱人范蠡重聚，“宫怨”表达了西施对战争、对侵略行为的愤恨，这就是爱国之心。在《西施》的创作中，第一部分慢板写西施对爱情的渴望和未来的憧憬，并遇到了伴侣范蠡；第二部分快板写她在浣溪戏水；第三部分写吴越两国战乱，本要逃难的西施被越王献给吴王而伤心欲绝，她在吴国享受到的一切恩宠都不能引起她的快意，只盼望着回家；第四部分写越国战胜吴国后，西施与范蠡携手，消逝在太湖中，她痛恨战争摧毁自己的青春，去追求自己的幸福。我希望通过《西施》这部作品表明战争是残酷的和人们对战争的厌恶，传达以西施为代表的人民群众希望生活和平美好、远离战争，却要承受战争带来的苦难，因此我们要反对战争，揭露那些妄图发动战争的丑恶行径。历史上所发生的故事必须用现代正确的世界观去分析、去阐述，这是创作的要点，我希望通过创作，体现艺术作品的社会作用和社会功能，给大家以启迪。艺术作品不是靠讲道理，而是把这场真实的历史故事用音乐表达出来，让人们感受到战争的罪恶和残酷。我每天看时事新闻，如今仍有很多发达国家凭借先进的武器侵略他国，造成多少人民的苦难，我们要记住历史教训，一定要追求和平，坚决反对战争。

禹洁：何老师，您有众多描写女性题材的作品，如《梁祝》《孔雀东南飞》《清照情怀》等，因此有人认为您擅长创作女性角色题材的作品，对此您怎么看？

何占豪：其实我写男性题材也很多，如岳飞、项羽，不过，写女性题材的作品确实比较多。原因之一是我年轻时参加越剧团，越剧经典作品中揭露封建社会对女性迫害的题材比较多，如梁山伯与祝英台、莫愁女、白蛇传、孔雀东南飞、唐婉等，令我印象很深。其实我非常同情女性的历史遭遇，对这种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现象很不满，接触这类题材多了，使我特别为女性抱不平。现在，我看到一些电视剧宫廷戏中描绘很多女性为皇帝争风吃醋，便觉得反感，那些创作是把女性描绘成为男人的工具，令人叹息。

禹洁：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强烈抱不平的心理的？

何占豪：我年幼时就有这样的心理。长大之后，我逐渐知道，女性在社会上起的作用比男性大，受的压力也比男性要多。比如女性要承受生育之苦，更要承担更多的养育之难。所以，我想用音乐作品来告诉世界，如果没有女性，世界还会那么美丽吗？人性如此，应该以正常的眼光去正视。“女为悦己者容”，女性也喜欢被人关注，我们要摒弃封建社会留下的那些摧残、压迫女性追求自我的遗毒。此外，对于那些有才能的女性，我更愿意用音乐作品去歌颂，比如女革命者秋瑾、刘胡兰等，她们为革命献出了生命，我就要通过音乐创作去歌颂她们。

*采访人：禹洁单位：北京大学

*节选自《中国文艺评论》月刊2019年第5期(点击查看目录与封面艺术作品)文章《艺术性和大众性的和谐统一是音乐创作的核心——访音乐家何占豪》第一、二部分

☞公号近期还将推送专访文章第三、四部分：“外来形式民族化、民族音乐现代化是我创作的座右铭”“我希望年轻人认真学习传承民族的音乐语言”

▲第七届上海文学艺术奖何占豪：占取春风歌亦豪新民晚报“上海时刻”出品

♥文艺惊喜♥

何占豪先生11月演出之际将对数本2019年第5期《中国文艺评论》进行亲笔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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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艺评论》主编：庞井君

责任编辑：陈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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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艺评论新媒体总编辑：袁正领审核：胡一峰美编：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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