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报告（2017）
中经文化产业：近日，《非物质文化遗产蓝皮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报告（2017）》（以下简称《报告》）正式发布。中经小文了解到，《报告》在总结了2016年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同时，着重分析了我国非遗保护呈现出的新趋势和保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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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非遗保护实践在制度建设、宣传展示和人才培养三大方面有了新的拓展
2016我国非遗保护实践在以下三个方面有了新的拓展：
第一，在制度建设方面，2016年新出台或调整了一些政策、法规，具体如下所示。
自2016年开始，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传习补助经费标准由每人每年1万元提高至2万元。文化部办公厅还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大对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习活动支持力度、落实好传习补助经费的通知》，要求各地文化部门协调财政部门，相应提高省级及省级以下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传习补助经费标准。
2017年3月12日国务院通过了文化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部署促进中国传统工艺的传承与发展，为非遗的保护和发展提供了保障。山东、浙江、江苏等地也陆续启动了省级传统工艺振兴计划的研究和起草。在这个政策的指引下，一系列振兴传统工艺的探索实践陆续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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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昌集团、木真了服装公司、清华大学、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上海大学、故宫博物院等企业、高校和机构分别在新疆哈密、湖南湘西、贵州雷山、青海果洛、安徽黄山设立了5个传统工艺工作站，在尊重当地文化传统和民间手工艺人的前提下，帮助当地传统工艺企业和传承人群解决工艺难题、提高产品品质、培育品牌、拓展市场、扩大就业。目前已经初见成效，2016年10月北京恭王府举办的以“为民族传承、为生活创新”为主题的传统工艺创意生活展，就是工作站阶段性成果一次集中展示，为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结合提供了模式与范例。
2016年9月29日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同意设立“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批复》，同意自2017年起将每年6月第二个星期六的“文化遗产日”，调整设立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2016年12月6日，国务院发布了首部《中国的中医药》白皮书，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对振兴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坚定决心和信心。2016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自2017年7月1日起施行。《中国的中医药》白皮书的发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的出台，突显了国家对中医药保护和发展的高度重视，中医药振兴发展从此有了法律保障。
2016年，为确保抢救性记录工程的质量和效果，文化部组织编写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程操作指南》。
在人类和国家级、省级的非遗名录申报、公布方面，2016年我国新增人类非遗代表作项目1项，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882项。
2016年11月28日至12月2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十一届常会上，中国申报的“二十四节气——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正式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截止截至2016年底，我国共有31项非遗项目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7项非遗项目入选“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项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优秀实践名册”。
此外，2016年重庆市、黑龙江省、江苏省、山东省、湖北省、陕西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等省、市、自治区分别公布了一批新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共增加425项；另有吉林省、浙江省、湖南省和广西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公示了新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增加了357项。截至2016年底，已公布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372项（不含自项），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3087项。
第二，在非遗保护的宣传、展示方面，2016年除了利用传统的节日、展会等形式开展形式多样性的非遗宣传、展示、比赛和体验活动外，还充分发挥新媒体技术的作用，促进了非遗的互联网“分享”发展，取得了显著的宣传效果。
2016年，广东连山的瑶族盘王节，西藏拉萨的雪顿节，山东济南的“第四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 ，广东深圳的“第十二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 、浙江东阳的“第十一届中国(东阳)木雕竹编工艺美术博览会”等都是我国非遗宣传、展示活动的代表。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非遗展示、展览，大量运用了新媒体技术，包括AR技术、互联网等。如东阳木雕企业用AR技术开发的“映像木雕城”APP，具有3D样板间、云产品库以及AR试穿家具等核心功能，观众可以利用APP现场体验AR技术，将红木家具“搬入”自家房间，可从任意角度观察红木家具的细部特点，大大增强了展示效果。
再如清华美院的硕/博士生在2016年暑期利用网络直播的形式将他们“探宝之旅”与网友分享，引起社会对非遗项目及其传承人的广泛关注。阿里巴巴文化中国在浙江杭州举办了一场“网络红人向非遗传承人一对一拜师学艺”的同步直播，一天就吸引了百万网友的围观。
国际性的非遗展示、展览与交流活动，也在2016年有了新的发展。代表性的活动有“国际苗族花山节”“中国文化节”“东亚文化之都”“相约北京”“首届中国—中东欧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级论坛”等，这些活动以民族聚会过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流或以学术论坛等方式进行，推动我国与世界在非遗保护上交流、共享，也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创造了条件。
第三，在人才培训方面，2016年文化部针对非遗传承人、管理者和参与者举行了一系列的培训活动，培养了大批非遗保护人才，强化了非遗保护能力建设。
文化部、教育部联合启动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以下简称“研培计划”）。该计划以非遗中覆盖面最广、有助于带动脱贫增收的传统工艺类项目为切入点，以提高传承能力为抓手，委托高校等相关单位开展研修、研习和培训，帮助非遗项目持有者、从业者等传承人群强基础、拓眼界、增学养，提高文化自信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截至2016年底，我国共有57所参与高校举办了研修、研习、培训班160余期，近万名培训学员受益。
2016年9月，全国抢救性记录工程培训班在京举办，对抢救性记录工程中的文献搜集、田野调查、口述史访谈、非遗实践拍摄、资源后期整理编辑等方面开展专题培训。
2016年10月，文化部非遗司、外联局在北京共同主办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培训班”。来自各省区市文化厅局、非遗保护中心、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保护单位的相关负责人，以及参加研培计划的57所高校的相关代表，共计260多位学员参加了培训。受邀的国内外专家围绕《公约》的基本概念及精神内涵、保护非遗的伦理原则、国内外实践经验等进行了深入的解析。对于许多一线的非遗保护工作者而言，此次系统地学习《公约》精神的机会难得，激发了他们思考和规划符合《公约》精神的可持续性健康发展的非遗保护之路。
2016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非遗国际培训中心等单位在上海举办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国师资培训履约班”。该培训的对象定位于参与研培计划的57所高校的讲师、教授和院系负责人，以期培训一批能使用中文讲解《公约》要义的师资力量，将公约精神传授给参加研培计划的广大传承人群，传递给更多的学生和民众。
我国非遗保护发展中存在的七个方面的问题需引起注意
2016年的非遗保护工作有了很多新的进展，但在很多方面仍然存在不足之处。
第一，宣传、展示较多，传承活动相对较少。2016年非遗展会和宣传活动较多，大众与非遗互动更多是浏览式的参与，仅仅了解了非遗的形式和表现，对于非遗传承活动接触较少，“轻保护”现象依然存在。在“后申遗时代”，如何更好地保护和传承非遗，让非遗真正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等，仍是有待解决的课题。
第二，非遗档案和数据库建设有待完善。非遗档案和数据库建设是非遗保护的重要措施，利用数字技术记录和保存非遗项目，对后续研究或重新恢复具有重要意义。文化部正在开展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但各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重视不够，许多地区非遗档案和数据库建设滞后，内容缺乏更新，数据欠缺、形式单一，无法有效地提供社会服务。
第三，对高新技术利用较少、程度低。现阶段社会各界都处于信息化革命的浪潮之中，社会各个领域都在融合信息技术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在非遗保护工作实践中，数字化技术更多是应用于非遗的记录和保存，较少有传承人将高新技术应用于非遗的宣传和推广，数字技术更是鲜见于非遗项目的传承过程中，导致数字技术无法发挥自身的优势。这一方面是由于传承人群对于新技术的接触和掌握程度低，另一方面则是对于技术的认识不到位，认为技术和非遗是两种相互隔离的体系内容，导致两者无法融合。
第四，非遗传承人话语权有待加强。在非遗项目保护中，政府、学者、其他社会力量终究是非遗项目的相关者，是“文化他者”，民众才是非遗项目真正的持有人和承载者，非遗保护的实践工作应该更加注重他们的声音，关注他们的诉求，协调好各方面的需求，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让非遗得到传承与发展，不断延续下去。
第五，非遗保护理念有待提高。非遗传承人群培训计划实施的目的是增强非遗传承人群在审美、造型等方面的见识和认知，同时提高对现代社会需求和运作方式的学习和理解，提高传承人群的自身素质，进而使其自觉对非遗项目进行改造和创新发展，获得更好的生命力，但是在实际操作时，要防范有些培训老师简单利用西方艺术理论和审美范式对传承人群的改造，以免对传承人群原有的审美和思维模式造成过度影响。
第六，理论研究与保护实践脱节现象依然存在。非遗理论研究的很多内容，都滞后于非遗保护实践，理论研究无法对保护实践产生良好的先行指导作用。同时，对于非遗保护的实践性研究内容，缺乏检验的环节，研究成果如何转化为保护的实践仍需要继续进行探讨。
第七，非遗学科化建设仍然十分滞后。非遗的理论研究内容与保护实践相比存在着滞后和脱节的现象，缺少理论指导的实践难免会出现偏差，同时由于非遗学科建设的滞后，现阶段对于非遗的研究者大多从自身的学术背景出发，或从民俗学角度，或从人类学角度对非遗进行研究，由于其学术背景的不同而导致其追求的目标不同，而这些目标是否是非遗学科的目标则有待进一步验证。
我国传统戏剧类非遗保护发展中加大对剧本创作及人才培养的扶持
2016年，国家加大对传统戏剧剧本创作及人才培养的扶持力度。在国家艺术基金2016年度资助项目中，49部传统戏剧获得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创作资助项目，41部传统戏剧获得小型剧（节）目和作品创作资助项目，14位传统戏剧编剧获得青年艺术创作人才资助项目，29部传统戏剧获得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34位传统戏剧人才获得艺术人才培养资助项目。
为加大对国有戏曲企业和民营戏曲演艺团体的戏曲剧本创作的扶持力度，文化部从2015年开始实施“戏曲剧本孵化计划”。2016年度戏曲剧本孵化计划最后确定原创大戏一类和二类作品各8部。此外，文化部还在“十三五”规划期间组织实施“剧本扶持工程”，2016年度剧本扶持工程入选名单包括：京剧剧本3部、昆曲剧本1部、地方戏剧本5部、话剧剧本3部、儿童剧剧本3部，共计15部。
在传统戏剧人才培养方面，2016年7月15日，戏曲人才培养“千人计划”在北京正式启动。根据计划，自2016年至2020年，文化部每年举办一期戏曲编剧、导演、作曲、舞美高级研修班，预计培养1000名戏曲创作人才。2016年首批戏曲艺术人才培养“千人计划”共有135名学员入选。
为加强地方戏人才培养工作，2016年9月26日文化部在北京召开了加强地方戏人才培养工作会议，提出“三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
一是供需结合，根据戏曲事业发展的需求制定戏曲人才培养规划和年度计划，地方院校为地方戏培养人才，中国戏曲学院等院校则担负为全国培养高端人才的任务；
二是团校结合，打通院校跟艺术院团之间的通道，建立团校联动机制，解决艺术院校师资实践不足的问题，盘活艺术院团人才资源；
第三是学用结合，把真正想演戏的好学生招上来，院校把学生到院团登台表演情况作为重要考核指标。
在国家的鼓励和指导下，各地的在传统戏剧保护工作方面也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加强地方剧种的剧本创作和人才培养工作。北京市率先探索政府与学院的合作新路径，2016年1月21日北京市文化局与中国戏曲学院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在京剧流派传承创新、戏曲艺术创新实践、戏曲艺术人才培养和戏曲文化传播推广四大领域展开合作。
传统美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新政策下传统美术社区传承有五个异化倾向
基于传统美术的特质，反观近年来新政策下的传统美术社区传承，会发现，虽然传统美术在活化利用中重获生机，但却潜藏着消解固有特质的“异化”倾向。重民生、重产业、重普及、重创意、重多元应用的进程中，一些地区的传统美术正走向同质化、低端化、机械化、伪劣化、文化内涵和实用性缺失等窘境。
第一，培训速成化、技艺简化与手工复杂性的消解。在许多地区，出于精准扶贫等需要，传统美术技能速成班成为一种潮流。
如2016年陕西省宁强县的“巾帼脱贫行动” 中共招收300余人的六期羌族刺绣技能培训班，每期仅有10天的培训 ；云南省蒙自市为脱贫致富而举办的刺绣集中培训仅为期5天 ；湖南城步苗族自治县共计70名农村妇女参加“巧手脱贫”苗绣培训班仅为期7天……
这类针对社区民众的、以致富脱贫而非培养兴趣为目的的技艺培训，仅仅是为期数天的大规模速成班，背离了传统美术的手工复杂性，其成效有待商榷——初学者往往只学到皮毛就从事生产，使传统美术的社区传承停留在低层次的水平。更有甚者，过度简化技艺以图扩大传承面，如2016年首度开设的蜀绣简化课，尝试以两种针法代替蜀绣的130余种针法。这类做法从短期看，的确有利于技艺入门，但长此以往将有损手作智慧和地域独特性。
第二，劳动重复化、机械化与情感个性的消解。与培训速成化相衍生的，是传统美术由承载社区民众情感的生活艺术，变成了非情感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充满创造力的手工艺人变成了重复劳动的产业工人。
如有的泥泥狗专业合作社，社员们在制作车间集约化生产，捏制、涂底漆、点画等工序都分别由专人完成；而传统的泥泥狗制作则是艺人依祖先传下的“老样子”凭直观感觉进行创造捏制而成的，而且它作为从女蜗“抟土造人”时流传下的吉祥物，在流水作业中也消解了本应有的神圣意味。
而更多的情况是，一些手工含量大的传统美术项目，走上了机器换工的路子。如福建省惠安县截至2016年已有约35%的石雕企业采用智能设备进行自动化生产，以往需10名工人用1周才能完成的石狮，一台石雕机器人用1天时间即可完工；新疆阿合奇县在将民族刺绣当做县域特色经济时，力主引进电脑绣花生产线，提高服装刺绣机械化水平……一些学者直指“产业开发状态下，传统工艺开发存在功利化、异化问题”，许多地区的传统美术资源正变为劳动重复化甚至机械化的工业产物，失去其作为情感载体的独特价值，引人担忧。
第三，高度电商化、外来订单依赖化与乡土性的消解。在精准扶贫、“互联网+”等政策影响下，传统美术走上了较以往的社区“内销”而言更便捷的电商销售和订单销售路线，它突破了区位条件限制，使许多乡土产品走向了全国乃至全球，无疑令人欣喜。然而，高度的电商化和对订单的高度依赖，使消费市场产生明显的导向作用，进而影响到供给侧——传统美术中蕴含的乡土性逐步瓦解。
如近年来一些柳编公司在海外市场的激励下，尝试设计研发全球化，聘请国外设计师注入欧洲流行元素设计柳编产品；以往建造出人民大会堂石柱、毛主席纪念堂等整体工程的惠安石雕，在发展电商的大环境下，亦开始制作适用于网上零售的家用卫浴产品、茶盘等；历来作为日用品而与苏绣、蜀绣等工艺品相区别的苗绣，也随着大量外来订单而改变应用范围，秀山“金珠苗绣”超过1/3的订单来自企业LOGO的定制……
如此这般，因外来市场需求而改变世代相承的乡土作品体系，虽是对当代社会的适应性转型，但很可能走向“千艺一律”的同质化。如何在网络化、全球化的语境下仍然保留乡土特色，成为传统美术社区传承面临的一大难题。
第四，现代设计和强势技艺入侵化与文化基因性的消解。近年来，在鼓励创新、鼓励传统与现代对话的大环境下，也出现了一些在对传统美术蕴含的根性文化缺乏理解而随意应用的情况，损害了其文化基因。
如一些包装设计师设计包装时，强行使用与产品本身的功能和定位完全不符的民间美术图案，不仅未起到传统图案的应有作用，还对受众产生误导；还有一些设计师，对传统社区的进入“常常是带有侵略性的，他们去贵州的时候，让村民织他们想要的布，长此以往，10年后那些村民将不再会织自己的花样”。不仅现代设计“入侵”，不同流派的传统美术也面临着互相“入侵”的趋势，以“刺绣苏绣化”为例，2016年江西婺源成立“苏绣研究中心婺源基地”，吸纳和培训婺源本地绣娘；辽宁鞍山开设多期社区苏绣班 ；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派12位绣娘前往苏州学习苏绣……其实婺绣、辽宁民间刺绣、新疆民族刺绣各有深厚的文化基因，根据文化相对论并无优劣之分，应慎防因过度学习和渗透，使技艺交流变成技艺替代。
第五，衍生品泛化、民艺旅游浅表化与实用性的消解。近年来受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建设美丽乡村等政策影响，传统美术日益活化利用，其中最显著的是文创衍生品开发和民艺旅游推广。不过，在某些情况下，由于衍生品泛化（即扩大为传统美术存在的主要形态）和民艺旅游浅表化，也瓦解了社区生活中原本占据主导的实用性。
如凤翔泥塑本有丰富的民俗功用，如在孩子岁时纪念日时长辈赠泥塑虎以祈其成长，而随着旅游业兴起，艺人们以销定产，使得许多传统产品近于灭绝；蔚县剪纸在文化产业发展中也呈现了出传统剪纸文化符号弱化、失去原有韵味等情况。此外，一大批传统美术特色园区和村镇的上马，如浙江省青田县的石文化4A级旅游线路 、浙江省东阳市的木雕产品购物游 、河南省镇平县的4A级旅游景区玉雕湾国际玉城等，都主打吃住行游购娱一条龙，虽然取得了较佳的经济效益，但“综观其实践不难看出，很多小镇的建设难以脱离‘资本搭台、文化唱戏’的规律……难逃‘千镇一面、一哄而上和盲目造镇’等结局”，未能充分发掘传统美术实用性的民艺旅游，前景堪忧。
传统医药类非遗发展自身存在四个方面的缺陷
第一，思想学说未能推广。思想学说是对技艺手法、临床验方的指导理论，对流派的发展深度和广度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推广思想学说，有助于弘扬自身价值观、树立文化形象、增强学术影响力，主要通过结合社会活动的方式实现。例如编写著述、发表论文、参与科研项目，以及举办思想研讨会、成立学术研究中心等。
而很多医药流派，因为传承人不擅文字或祖传秘籍不外传的原因，主要以口传亲授的方式传承，留给世人的著述屈指可数，甚至没有。如此会加剧传承的不稳定性和不完整性，非遗是否存活完全取决于传承人，一旦记忆失传，非遗即面临濒危乃至灭亡的命运。
以畲族医药为例。畲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而畲族医药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专业性太强，并且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巫医不分的情况。对于科学与封建相结合的部分，人们难以去伪存真地判别，因此对畲族医药的研究文献少之又少。这种情况下，畲族医药只能依靠语言进行技艺传授，导致它的丢失情况严重，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
第二，传承基地数量有限。大力培养传承型人才，是传统医药类非遗现阶段的重点任务。随着市场对中医人才标准化要求的提升，越来越多的传承人会进入医科院校接受专业而全面的医学基础教育，但同质化的教材削弱了地方医学特色，显然不利于真正传承、弘扬地方中医流派的学说思想。所以，建立专门的传承基地，或是与高校联合进行人才培养，有助于保证传承人知识基础的全面性，地方流派的特色绝学也不至流失。
但由于资金缺乏、被传承人数量少等原因，医药类非遗的传承尚处于各自单枪匹马、孤军奋战的状态，大多非遗都没有专属的传承基地，也未与高等院校进行长期而深入的合作，传承力和影响力十分有限。
第三，对文化品牌建设的重视度不够。文化品牌反映了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思想内涵，是医学流派开展保护、管理、传播等系列措施的无形载体，对其发展和延续有持久的影响力。树立文化招牌、塑造文化形象，是促进传承的必要手段。
然而，许多医学流派对自身文化形象的塑造显得单薄和平淡，传播力也很有限。例如位处广州荔湾区的西关正骨流派曾建立专属的宣传网站，以图文形式对正骨文化做了基本介绍，更新一些相关新闻、中医保健知识，并采取了互动模式，对留言里的疑难问题予以专业解答。虽然初衷值得肯定，并收到了一定成效，但也存在形式单调、内容稀少、更新频率低的问题，对网站的管理尚需进一步完善。而细观其历史，西关正骨并不缺乏有价值的文化素材，例如何竹林“穿肠破肚能活命”的传说，黄飞鸿与西关正骨的深厚渊源，武术之乡的种种风俗传统，少林伤科和西关正骨的内在联系等等。这些都牵涉到广奥深厚的医学和武术文化，在传说故事、影视作品、文学评论等领域都有较大的发挥空间，却未得到充分利用。归根到底，缺乏重视度、资金不足、文宣人才稀少是主要的原因。
第四，社会影响力不足。扩大社会影响力，对传承活动无疑会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社会影响力取决于流派自身实力、自我营销能力和社会地位高低，可以通过多种对外渠道不断升级。但由于类型和活动区域所限，传统医药类非遗可参与的社会活动通常在小范围以内，例如义诊服务、健康咨询，以及少量的文化交流，对外参与度不高，因而社会影响力非常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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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成琪
来源：皮书说
编辑：邵希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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