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三十年1：跌到底的经济 黎明前的黑暗

各位书友大家好，欢迎做客老齐的读书圈，很多人都给老齐留言，让老齐帮忙讲讲激荡三十年，确实对于中国搞经济的人来说，激荡三十年这本书太重要了。这本书写了我们这三十年来的发展历程，可以说是一部中国企业的成长史，也是新中国走上正确道路后的成长史。属于搞商业，搞经济的必读书目之一。今天我们就将时钟拨回到19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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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的年底，34岁的中科院计算机所的技术员按时上班，熟练地打开水，跟传达室的大爷逗贫几句，然后取走了当天的报纸。沏好茶，翘起二郎腿，准备通过一张人民日报来打发上午无聊的时光。在人民日报上他被一篇养牛的消息吸引，并不是说他喜欢养牛，而是发现人民日报的风格变了，以前全是斗争，全是阶级，现在竟然有养牛教你致富的内容了，看来真是气候要变了。尽管当时不会有人相信，中国怎么会去搞资本主义的企业那一套？

这个中年男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联想柳传志，他已经感受到了经济的气氛，这一年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摧毁了两个凡是的原则，邓小平成为第二代中央领导的核心，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已经逐渐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但这一切的一切，柳传志感受到了，但他是孤独的，因为谁也不会相信，中国经济正在掀开新的篇章。在这一年，全国科学大会上，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论断。这场6000人参加的科技大会，仅有150人在35岁一下，其中就包括一个33岁的年轻人。他是解放军代表，日后他脱离了军队系统，成立了一家中国最牛的科技企业，叫做华为。这个人就是任正非。

另外，1977年已经部分恢复高考，但全面恢复也是在1978年，当年610万人参加高考，录取40万大学生，那个年月大学生的含金量十足。这其中包括铁路局工人马蔚华，21年后他成为了招商银行的掌门人。还有青年老师段永基，后来成为了四通公司的老板，中关村风云人物，还有刘永行三兄弟，也参加了高考，但因为出身不好。没有被录取，三兄弟一生气回家办了个养猪场，如今他们已经坐拥新希望集团。当年广州华南工学院的无线电班里也来了三个好基友，陈伟荣，黄宏生，还有李东生，这三个同班同学日后撑起了中国彩电的半壁江山，分别创立了康佳、创维和TCL。

那个年代蒙牛的牛根生还在喂牛，正泰的南存辉正在大街上给人修鞋。如今泡妞登山做红烧肉的王石，当年正在建筑工地里驱赶着蚊蝇。支撑他理想的却是文学和古典音乐这种高雅的艺术。当年老外还对中国的经济做了报道，他们对于这种可以世袭的工作岗位感到很费解，对于国营工厂里松松垮垮的工作状态发出了嘲笑的声音。日本记者说一家炼钢厂的设备都是50年代，甚至140多年前英国制造的蒸汽设备还在使用。简直亮瞎了全世界的双眼。中国的一切让全世界感觉到完全不可思议。简直落后的一塌糊涂。而且最要命的是，这些厂子的经营者，完全没有感觉到落后。他们从不为生产出来的东西卖不掉而发愁。

也同样在这一年，香港商人李嘉诚第一次来到大陆，到天安门广场观礼，而内地的36岁的，号称民族资本家之首荣智健，从北京来到香港，百年的荣家终于再度聚首。第二年在荣毅仁的提议下，中信公司成立，在日后很长时间，他都扮演了中国引进国际资本的中介角色。1978年邓小平出访日本和新加坡，看到了先进的机械化工厂，当然也看到了生产力之间的巨大差距。详细的询问了工业化的做法，并且考察了使用外资的情况。1978年底，邓小平当选美国时代周刊评出的年度人物。这家最具影响力的杂志，给出的介绍就是，邓小平和打开大门的中国，开篇标题为新中国的梦想家。

1978年对于中国来说，无疑就是黎明之前，但仍然是无比黑暗。这年11月的一个晚上，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一间破草屋里，18个农民饿的实在没办法，面对一张契约，他们终于下定决心，冒着坐牢杀头的风险，按下了血手印。新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枪，并不是政策推动的，而是农民冒着巨大的风险自发形成的。这张纸写的很简单，重要的内容就四个字，包产到户。但就是这四个字打掉了大锅饭主义，让小岗村农民彻底扭转了吃不上饭的局面。第二年就迎来了大丰收。不但向国家交了公粮还还清了贷款。当时在安徽省委书记万里的主持下，这种资本主义错误，竟然在安徽遍地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国闻名。从此之后，中国农村再也没有出现过大的饥荒。很多人事后都在讨论，为什么1978年之前连年饥荒，78年之后再无饥荒，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老人们常念叨的饥荒威胁，到底还是否存在？粮食产能问题，是否已经从根本解决？也许事实胜于雄辩，在未来的30几年里，不但没有了饥荒，粮食的价格也在不断降低。无论遇到干旱还是洪水，什么样的年景，中国人不但都吃饱了，而且还吃的越来越好了。

在小岗村百十来公里外的江苏省华西村，也发生着一场农村变革。当时的华西村由吴仁宝带领，这个人胆子大，偷偷办起了五金厂，这在当时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尾巴，是见不得人的勾当。此时全村人上下一心，掩盖着真相，欺骗各种检查组。1978年华西村的可谓富甲一方，光银行存款就100万元。当时像吴仁宝和华西村这种违法违规办工厂的还很多，有个地方在天津静海县，因为一句民谣而得名，宁吃三年糠，有女不嫁大邱庄，原来的大邱庄是出了名的贫困村，但十年后在一个叫禹作敏的村支书带领下，竟成了天下第一村。而他就干了一批小工业作坊。这些小工业作坊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可谓是冒死野蛮生长。而在浙江，鲁冠球创办的农机厂，悄无声息的度过了10周年纪念日。1978年，鲁冠球的工厂已经有400多人，年产值300万元，但他当时仍然是一个偷着摸着，根本不合法，属于那种随时可能被干掉的资本主义毒瘤。中国的民营企业，就是在这种犯罪中，开始了萌芽。所以老齐经常感慨，创新总是带着原罪的，对任何的创新一定要有包容，要知道法律法规，只能是对之前经验的总结，而不可能预测未来，如果完全合法合规，估计也就没有创新了。就像现在的无人车上路，肯定不合法更不合规，但还要不要发展无人车，我觉得这个无需争论。如果什么都按照法律法规来，恐怕中国人还在饿肚子。那么违法的违规的就不管了吗？当然不是，做错了当然要罚，但对错这种事谁说了也不算，只能交给时间。比如偷着办资本主义工厂这个事，在原来就是罪无可恕，在今天就叫做万众创新。历史证明不是办工厂错了，而是法律错了。我们应该调整的是法律和制度，那么像无人车，像共享经济，人工智能。我相信法律法规一定会为他们而做出新的改变。

1978年底，中美建交，第二年1月1日，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中粮跟美国企业合作，中国开始进口灌装可口可乐了，这代表着中国开始接受西方文化。而此时的邓小平，在鼓励各层干部，胆子大一点，步子也可以大一点，看准了就干。而邓小平自己，承担了招商引资一把手的工作，他试图借用资本主义的钱，来建造中国大厦。但当时一穷二白的中国，还提不起西方世界各大厂商的兴趣。比如汽车引资就频频遭到拒绝。当时最有可能第一个跟中国合作的是通用汽车，但美国人提出合资经营后，却突然反悔。这让他们错失了巨大的机会，把中国汽车市场早期的超额利润拱手让给了德国大众。

还是德国人比较实在，说干就干，但德国大众的工程师面对中国的旧工厂很是头疼，他们甚至都说不上来，我们生产汽车的生产线，是哪年的产品？说有的比他爷爷岁数都要大。本来说改造生产线，而实际上改造可能比重新弄一条生产线更加费力。当时生产一辆桑塔纳轿车，中国的制造能力，只能负责制造收音机和喇叭这种小零件。

有人甚至调侃，如果1978年，我们要是知道与世界的真实差距是什么？不知道是否还有追赶的勇气，总之那个年代，中国几乎从零做起，从头再来，一切都是新的开始。但这却是一个真的开始。而面对新的趋势，哪些先知先觉的人，会率先行动呢？咱们明天继续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