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三十年2：一个偶然 促成了经济制度大变革

各位书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激荡三十年，时间来到了1979年，当时由于跟世界的沟通频繁了，中国的神秘面纱被揭开了。但得到的并不是赞誉而是一波又一波的嘲讽。甚至有人得出结论，中国现代化的最大障碍是人口素质差，45岁以下几乎找不到受到过良好教育的人。在中国到处充满了，散漫的劳动人口和无知的官员。

这一年香港商人霍英东，在广州投资了一家五星级宾馆，白天鹅宾馆，这也是第一家五星级酒店，但当时的霍英东却为这个投资寝食难安，就怕政策再发生变化。霍英东甚至开玩笑的说，他每次去首都机场，都要看一眼，上面有一个少数民族的壁画，其中一个少女是裸体的，如果这个裸体少女还在，说明政策就还没有变化。

与此同时，中国为了招商引资，成立了外汇管理总局，全面管理人民币和外汇交易业务，而在中国的民间，全聚德烤鸭店，恢复了金字招牌。老字号复活传递了一个民间可以办企业的重要信号。当年经济学人杂志预计，中国应该会成为一个进口大国，这将刺激发达国家的工业生产，但从长远看，中国最后必将成为出口大国。反过来赚走全世界的外汇。他的根据就是，中国有广阔而低廉的劳动力市场，有足够的土地，还有能源。一旦资本进去把这些劳动力盘活，那么将彻底形成一个庞大的世界工厂。以轻工为代表的纺织，鞋类，珠宝，玩具，电子等产品，将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加工制造体系。

但当时这种远见卓识，说出来估计连中国人自己都不信。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发展。于是邓小平在这一年准备访美，而当时的美国人，根本就没拿我们当根葱，他们更加紧张的是日本的崛起。相比于傲慢的美国人，日本当时对于中国似乎更加重要，应邓小平邀请，松下幸之助来到中国，这打开了日本企业投资中国的大门。一时间日本商品蜂拥而至，第一轮引资开放中，日本企业捷足先登。合资公司纷纷建立。

那一年经济要提速，而作为发展经济的核心原材料的钢铁，可谓是率先动起来了。首钢的周冠五成为了企业明星，他积极推动企业改革，加强管理。首钢产能年年上涨，改革头3年，首钢利润净额年均增长45%，上缴国家的利润年增长34%，从那开始后的几十年，首钢成为了首都经济的名片，老齐家的一个远方亲戚就是首钢的，不但分了房子，而且效益也是越来越好，那会时常有很多大米拿出来接济亲戚。当时在首钢工作，是一种无限的荣耀。

周冠五的改革还在继续，他提出了承包制，包死基数，确保上缴，超包全留，欠收自负16个字，这就相当于把土地分给农民，收租子变地主一样。首钢的这种地主式改革，如果放在过去，被打死都是有可能的，但现如今却成了企业标杆。真正突破了体制的限制。周冠五成功后，底气也越来越足，开始跟国家讨价还价，1986年，北京财政局让他补交1亿利润，周冠五拒不执行，财政局通过银行直接从首钢账户上扣走了2500万资金。根本就不用跟首钢打招呼。而周冠五也更绝，他撕破脸，直接给邓小平写信。他说的我的钱都是有计划的，是要投入再生产，争取更大产出的，北京的做法让我很被动。所以必须退回来，否则我们工人的工资就发不起了，这就是赤裸裸的威胁了。而邓小平的批示很明确，首钢的承包办法一切不变。这一次，面对创新，伟大的邓小平再一次给出了宽容的态度。

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是什么？这个问题我们今天还在讨论，而大家普遍用的一句话，就是诺奖经济学得主科斯先生的那句话，清楚界定的产权是市场交易的前提，1979年也是按着这句话在找方向。但产权这个东西似乎是高压线，完全不能碰。所以大家只能用各种变种，来走中国特色。比如用什么收益权，管理权等等来替代产权问题。

这一年最重要的一件大事，就是一个叫袁庚的人，提出建立深圳蛇口工业开发区的构想。这样能利用国内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利用国际资金，引进先进技术和原材料。这里紧邻香港，能把香港的资金优势和我们的自身优势相结合。对这个想法，领导轻轻的拿笔圈了一个圈，这些土地都给你。这就是最早的蛇口工业区。在形成工业区之前，这个地方就是原来民间偷渡香港的渡口。可见地理位置之优越。

但是领导虽然画了一个圈，慷慨的给了他几十平方公里的土地，但却没有列入国家计划，更没有财政拨款。只给了他两个权利，一是自主审批500万美元以下的工业项目，二是允许向外资银行借钱。这两个权利可不得了，他让蛇口很快就成为中国最开放的工业区，企业和人才纷纷涌入，两年时间，这里企业已经超过了上百家。这个几十公里的地方，在中国铁桶般的计划经济中间，干净利落的扯开了一条大口子。

1979年2月开始，760万上山下乡的知青大军，如潮水般的返回城市。大量没有就业的青年聚集在一起，骚乱一波又一波接连不断。这些人的就业该怎么解决，如何引导这些劳动力成为建设的力量，而不是捣乱的种子，成为燃眉之急。于是为了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我们很快就出台文件，宣布解禁农村工商业。家庭副业和农村集贸市场得到认可。一下子大家就有生意可以做了。这一年时间，全国批准开业的个体户就达到10多万户。

而在这些人中间，一个卖瓜子的傻子，给大家出了一道难题，这就是傻子瓜子创始人年广久，年轻的时候他卖水果被抓，以投机倒把罪判了一年，这大哥知错不改，出来接着炒瓜子。而且还炒的很好吃。但人长得像傻子，脑子也不灵光，于是傻子瓜子不胫而走。他索性把品牌就定成了傻子瓜子。傻就傻吧，不影响生意兴隆。慢慢的他忙不过来了，就情人帮忙，请着请着不知不觉就到了12个人，这下坏了。因为个体经济的标准就是雇佣8个人以内，这还是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说的，超过8个人的就叫做资本主义剥削。年广久，一个炒瓜子的傻子，变成了丑恶嘴脸剥削人民财富的资本家。虽然老百姓都当笑话听，但那些天天研究马克思理论的吃饱了没事干的人却终于找到了话题，就指着这个活着了。围绕年广久是不是资本家的话题，一场大讨论又开始了。而当时年广久可不是孤立，很多人事实上都已经超标了。甚至雇佣几十个，上百个人的都有。

这帮人还真能聊，一讨论就讨论了3年之久，到1982年，年广久的瓜子已经雇佣了105个人。赚的钱超过了100万，这时候邓小平实在看不过去了，给了明确的指示，先不要动他，看一看，那意思就是再包容一点。看不清楚，就多看一阵。到了1987年大家终于看明白趋势了，所以最后私营企业雇佣人数彻底被放开。

在东南沿海，我们做的生意是三来一补，也就是样式原材料设备全都是进口而来，然后我们通过补贴贸易赚加工费，这就是来料加工的最早形式，而第一批做这种加工生意的，大部分都是当年的逃港者，这些人经过香港的开眼看世界，深知国内的土地和原材料优势，所以纷纷回来开工办厂。

神奇的1979年，我们借助改革的力量，让中国的生产力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大幅提升，中国人终于开始拥抱物质化社会，带着对于美好生活的期望，开启了80年代的新篇章。而80年开年第一大事就是为刘少奇平反，这一冤案的平反昭雪，意味着中央传递重要信号，现在的主要注意力就是经济体制改革。

也许是受到了蛇口工业区的启发，邓小平提出要在南方搞一个特区，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习仲勋马上加快了蛇口的开放速度，很快大概半年时间，在深圳珠海汕头办特区的报告就被提出了。特区内允许华侨港澳商人直接投资办厂，也允许外国厂商投资设厂。但三个特区给了去别对待，先要把深圳办好。这次国家拿出来3000万贷款，相比于深圳的规模，这笔钱很小。所以，现在来看，深圳当时也是一个明显的实验性质。成与不成，试试再说。

这点钱肯定是什么都干不了的，那么深圳的早期开发者，如何解决资金的问题呢？咱们明天接着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