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优秀的中国学子到国外脱颖而出的非常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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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我最崩溃的时候，我也会写日记，我也会拍拍胸脯鼓励我自己，说别忘了你是施一公，别忘了你要做大事儿。”

说这句话的，是清华大学副校长、著名结构生物学家施一公院士！

对科学领域稍有了解的人，

一定不会对这个名字陌生，

就在9月9日，他刚刚获得了

“2017年未来科学大奖-生命科学奖”，

奖金高达100万美元！

已被大家称为明星科学家的施一公

上小学时政治老师就告诉他：

“施一公，你长大了要为驻马店人争光”。

这句话一直刻在他的脑海中，

“做大事”

成了施一公一生最大的追求。

40岁那年，已是普林斯顿大学终身讲席教授的施一公

拒绝千万美元科研经费回到母校清华大学任教，

他说自己选择回国的最重要原因，

是心里不平衡。

1985年，施一公那一届的清华，

2251名本科生中大约有1600多去了美国，

现在大部分还待在美国，

施一公心里不平衡的是：

我们这么多极其优秀的中国学子到了国外，

有多少能脱颖而出的？

这个比例非常小，非常非常小！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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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足常乐对于高学历学子来讲，并非好事

如果你问我十年之前回国什么目的，其实非常简单，我想影响一批青年人，我想培养最优秀的创新型的青年人才。

尽管1995年就想回国，一直到2007年，十年之前才在清华开始培养第一个博士生，中间隔了十二年，我又花了十二年做准备，我总在想，我在普林斯顿做的事情，能不能将来在清华能replicate，能够再复制？

我也常常心里不平衡，什么不平衡呢？我们总是以我们走出国门，到美国留学的留学生为例，说你看这些人到美国有多好，可是跟大家说实话，做得也不好。

我这一届清华，1985年，有两千两百五十一位本科生，毕业那一年和毕业之后那一年，我估计一千六七百都去了美国，现在大部分还待在美国，我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

我心里不平衡的是，我们这么多极其优秀的中国学子到了国外，可是他们有多少能脱颖而出的？这个比例非常小，非常非常小。

当我在普林斯顿成为助理教授时，越发觉得心里不平衡。

我去大的跨国制药公司参观，发现接待我的、和我交谈的都是白人，而下面打工的，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中国人，他们是北大、清华、复旦、交大，国内一流名校出去的学生，他们的智力，他们的能力，他们的学识，远远高于他们的雇主、他们的老板、他们老板的老板，可是他们很满足，非常遗憾，他们非常满足。

因为我们的文化里面，有一句话叫知足常乐，知足常乐用来对生活，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没错，但我们这些接受了大学文化教育的、得到了一些特殊教育背景的中国人到了美国，到了海外，还是知足常乐，这就有大问题。

所以我其实一直心里非常不平衡，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自己想回清华，想回到清华。

生命只有一回，如果不把生命体验到极致，你不后悔才怪！

我有时候想，清华强则中国强。

我刚回国的时候曾经信誓旦旦，我说我要能改变三分之一的清华学生，让三分之一的清华学生不再为柴米油盐发愁，就会是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就会是一场革命，会让中国变得更加美好。

清华每年三千学生，如果我们没有一批学子，能够最后在满足小我的同时，能够把大我、把这个社会放在心上，有这种浪漫的情怀，care for the society（心怀社会），这就坏了，真的坏了！这就是非常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情。

我不理解，为什么人要学得“哦，就是这么回事”，要看破红尘，要觉得世界不过如此，最后叫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真的不理解。

我很小的时候，隐隐约约觉得我的父母、老师都希望我长大能够成才，能够做事情，做大事。我小学的政治老师告诉我说“施一公，你长大了要为驻马店人争光”的时候，我记忆到现在，即使在我最崩溃的时候，我也会写日记，我也会拍拍胸脯鼓励我自己，说别忘了你是施一公，别忘了你要做大事儿。

其实我根本不知道这个大事是什么事情，但我总是鼓励我要做大事情。在我看来，无论做什么，最后一点就是看能不能作为一个人实现自己的价值，能不能给社会带来价值，当你不能给社会带来价值的时候，我认为你作为一个人的价值的实现是有问题的。

所以我希望我们每一位在座的都想一想，有自己独立的判断。生命只有一回，如果不把生命体验到极致，你不后悔才怪！

我一直在思考创新如何鼓励。

中国大学的毕业生均值很高，但是方差很小，我们不喜欢大家标新立异，我们喜欢大家都循规蹈矩，走路、坐姿，无论是服装、发型，都尽量是要统一，这种情况下培养的学生，思维方式等等也受禁锢，说实在的，阻碍创新。

我在中国长大，又在美国待了十几年，我总在比较其中的优劣。我在想，美国教育的公平，是由公立大学保障的，但这个社会的卓越，科技的卓越，基本是由私立大学保障的，从西海岸的加州理工、斯坦福，到东海岸的普林斯顿、哈佛、耶鲁，超一流的这些学校都是私立的。

一个国家的实力体现，国家的安全保障，是靠卓越，而这个卓越一定要用特殊的方式来保障，怎么做到呢？我们希望在杭州创办中国第一所现代化的、世界级的、研究型的民办大学，这所大学名字就叫Westlake University，西湖大学。

我相信到时候民办大学和我们的公立大学一样交相辉映，是对公立大学的重要补充，它们也同样为国家为社会培养高精尖的人才。

将来过三十年、五十年，我们的后代能够对世界说，我们中国人做出了跟我们的民族的人口，和我们的历史传统相配的贡献，推动世界文明的发展，而这一点要达到是需要创新的，这种创新需要全社会一起努力。

这样一位男神级科学家，

没想到还非常有趣！

年轻时是个运动健将，

在实验室里爱唱歌

最绝的还有这个——

只要有我在的地方就有正义！

年轻时候的施一公，

认为公交车上老人一定要有座位，

年轻人都得让座，

如果年轻人不肯让，

他会一下揪住衣领把人家提溜起来。

2002年，35岁的施一公成为

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

当时最年轻的终身教授。

40岁，他拒绝千万美元科研经费回国，

任教母校清华大学。

他说：

这个社会如此之大，

宇宙如此之浩渺，

你梦想还没开启的时候先想去挣钱、去工作？

Come on（得了吧）！！！

看看施一公教授怎样“攻击”钱颖一教授“误人子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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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数学竞赛第一名，

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

保送至清华，

施一公的成长一切看起来顺理成章。

但大学三年级发生的一件事情，

让一切瞬间崩塌——

父亲下班路上被出租车撞倒，

因为要凑齐五百块钱押金，

耽误了施救时间，不幸离世。

这对于当时年轻的施一公来说，

好像天塌了一般。

但是从政这个想法在两年后，

并没有继续往前走。

提前一年毕业，

施一公迫不及待想走上社会，

他的第一份工作竟然是去香港经商，

合同都已经签了，但是还没有开始履行，

就又失效了，用施一公的话说，

还没开始就业就失业了。

施一公想了一晚上，决定出国留学。

刚去美国的时候，

他曾经想转计算机、转经管，

觉得一定要挣钱好好抚养母亲。

在拿到博士学位之后，他甚至有一个

去做保险公司中国首席代表的机会，

六位数字的收入在向他招手，

但是这依然不是他想要的，

因为他觉得这不够浪漫。

所以后来他又去读了博士后，

做科研让他的内心重获宁静和满足。

这是完整的演讲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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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跟着自己的兴趣，真正凭自己的兴趣走一条路的时候，要坚定地走下去，不要被周围的人、事物轻易打动。

• 对于我而言，从事科学研究是一条正路，我从来不会为周围的东西所打动、所打断。

• 我也希望我们在座的朋友、同学、学生，大家能够好好地走自己的路，不要轻易地被周围的价值观所牵引，尤其是不要轻易地被以金钱论英雄的价值观所牵引。

• 我有时候会在自己空闲的时候，给我的爸爸写几句话，告诉他我在学术上取得了什么成就，我的这些成就将来有可能有什么样的应用，会对社会产生什么样的价值，我会给我的父亲解释一下。做学术让我内心重新得到宁静，让我内心得到很多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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