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是一种遇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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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是种遇见。读书如交友，面要广，而选择的主动权，在于自己。
我以为，读书其实是一种“遇见”。打开书本的刹那，就开启了一扇去往不同时空的大门，碰见各种各样的人，听说形形色色的事，接触不同年代留下来的思想菁华。
如果说，“遇见”是读书与生俱来的产物，那么，选择怎样的“遇见”，读书人理应有属于自己的主动权。
苏东坡说得好：“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尔。”那么，什么才是“所欲求者”？
我想，除了要选择那些契合自己的兴趣爱好和功课长进的书籍外，关键一定要按优中选优、精中选精的原则，去选读那些经受过时间和一代又一代读者淘洗的经典。
须知，读一本经典抵得上读几十本、上百本普通之书。而对于那些平庸的书籍，我们还是少读或者不读为妙。那样的“遇见”，只是重复，只会无端损耗你去选择读一本经典的时间和精力，因此太不值得。
交朋友要交五湖四海的朋友，读书当然也是“遇见”的人和事越多越好，读书面越广越好。
读报看到一个材料：在当年的西南联大，许多教授在读书方面都是学贯中西，打通文理。因此，吴宓、陈岱孙、金岳霖、贺麟等能用中国话语、中国文化娴熟诠释西学；冯至讲《浮士德》时，可以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来诠释《浮士德》“一个越来越高尚越纯洁的努力，直到死亡”的主题。
一些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教授，也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学识。物理学教授王竹溪编写《新部首大字典》，在语言学界颇有影响；化学系教授黄子卿工于书法，热爱旧体诗，时常与文学教授游国恩探讨诗歌；年轻的数学家华罗庚则对散曲充满热爱……
读书的“遇见”，又并非不动脑筋地匆匆而过，而是一种主观能动的行为。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善于从无疑处读出有疑。
据说，梁启超先生对于所读之书是不愿轻易相信的。他作《王荆公》，为搞清楚王安石新政的真相，不仅反复研读王临川全集，还参阅宋人文集笔记凡数十种。
所以，当与《宋史》互相参证时，他始发现其中的一些以讹传讹抑或故意诋毁、污蔑的谬误，然后，他“一一详辩之”，以还原历史真相。这种实事求是的“遇见”方式，不仅是对历史负责，也是对自己的治学态度负责。
从书本中来，到生活中去，则是一种以“遇见”叠加“遇见”而解疑释惑的有效方法。延伸或者跳出书本的平面“遇见”，而到现实的自然与社会中去作立体的“遇见”，其效果或许会更精彩，更生动。
想起杨绛先生说过：“读书好比串门儿——隐身的串门儿。要参见钦佩的老师或拜谒有名的学者，不必事先打招呼求见，也不怕搅扰主人。翻开书面就闯进大门，翻过几页就登堂入室，而且可以经常去，时刻去，如果不得要领，还可以不辞而别或者另请高明，和他对质。”
这无疑是对“读书是一种遇见”最生动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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